美國“印太戰略”背景下的中國與東盟數字經濟合作及其挑戰

蔡翠紅, 于大皓

(復旦大學 美國研究中心, 上海 200433)

一、 導 言

技術革新是“富裕的杠桿”,是推動人類經濟社會發展最重要的單一力量。(1)Moses Abramovitz, “Resource and Output Trends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1870”,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56, 46(2), pp.5-23.1909年至1949年美國勞動生產率的增長有87%被歸因于技術進步。歐盟委員會則在2019年指出,過去的幾十年中歐洲大約2/3的經濟增長是由科技創新驅動。通用技術及其經濟模式對國家發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2)騰訊研究院:《通用目的技術:內涵、作用和生產率》,https://www.tisi.org/22730, 2021年11月19日。

在人類工業文明史上,有四種最典型、最重要的通用技術,即蒸汽技術、電力技術、內燃機技術和數字技術。蒸汽機驅動了第一次工業革命,電力和內燃機驅動了第二次工業革命。目前,數字技術持續發展壯大,是最新、最重要的通用技術。曾經的計算機和互聯網與第三次工業革命相生相伴,現在的物聯網、區塊鏈、云計算、大數據、機器學習、人工智能等新型數字技術已經成為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核心推動力。(3)David Rotman, “We’re Not Prepared for the End of Moore’s Law”, https://www.technologyreview.com/2020/02/24/905789/were-not-prepared-for-the-end-of-moores-law/, 2020-02-24.目前數字技術已經從過去的單一技術推動進入多技術協同推動和群體演化的爆發期,呈現出擴散加速、迭代周期縮短的特點,正在突破和改變人類社會傳統的生產方式及治理模式。(4)Klaus Schwab,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What It Means, How to Respond”,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16/01/the-fourth-industrial-revolution-what-it-means-and-how-to-respond/, 2016-01-14.

通用數字技術的經濟模式即為數字經濟,具體是指“以數據資源作為關鍵生產要素、以現代信息網絡作為重要載體、以信息通信技術的有效使用作為效率提升和經濟結構優化的重要推動力的一系列經濟活動”(5)國家統計局:《數字經濟及其核心產業統計分類(2021)》,http://www.stats.gov.cn/tjgz/tzgb/202106/t20210603_1818129.html, 2021年6月3日。。一言以蔽之,數字經濟作為一種新型經濟形態,其生產要素為數據,其載體為網絡,其驅動力為數字技術。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將數字經濟界定為四大領域,即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數字化治理和數據價值化。數字產業化即信息通信相關產業,包括電子信息制造業、電信業、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互聯網行業等;產業數字化即傳統產業應用數字技術所帶來的產出增加和效率提升部分,包括工業互聯網、智能制造、車聯網、各種平臺經濟等融合型新產業、新模式、新業態;數字化治理包括但不限于多元治理、以“數字經濟+治理”為典型特征的技管結合以及數字化公共服務等;數字價值化則包括數據采集、數據標準、數據確權、數據標注、數據定價、數據交易、數據流轉、數據保護等。(6)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白皮書》,http://www.caict.ac.cn/kxyj/qwfb/bps/202104/P020210424737615413306.pdf, 2021年4月28日。當前全球經濟形態正由傳統工業經濟向數字經濟轉變,數字經濟成為人類社會發展的重要引擎。2021年全球數字經濟總規模達38.1萬億美元,其中,中國數字經濟總規模為45.5萬億元,占全國GDP比重達39.8%。(7)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國數字經濟發展報告(2022年)》,http://www.caict.ac.cn/kxyj/qwfb/bps/202207/t20220708_405627.htm, 2022年10月24日。2021年美國數字經濟僅增加值就達2.41萬億美元,占其GDP增長比重達10.3%。(8)U.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New and Revised Statistics of the U.S. Digital Economy (2005—2021)”, https://www.bea.gov/system/files/2022-11/new-and-revised-statistics-of-the-us-digital-economy-2005-2021.pdf, 2022-11-22.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數字經濟發展速度之快、輻射范圍之廣、影響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在成為重組全球要素資源、重塑全球經濟結構、改變全球競爭格局的關鍵力量”(9)習近平:《不斷做強做優做大我國數字經濟》, 《人民日報》, 2022年1月16日第1版。?？梢灶A見,在未來較長時間里,不論是中國還是全球,數字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仍將持續上升。

技術二元論(Techno-dualism)認為,技術同時存在著公共屬性和國家屬性(10)R. Reich, “The Rise of Techno-nationalism”, The Atlantic Monthly, 1987(5), pp.63-69.,因此其既是一種公共產品,又是一大權力要素。在全球化正向推進的時代,國與國之間即便有著鮮明的“技術鴻溝”,卻也共享技術革新推動的全球生產力提升與經濟繁榮。然而,隨著逆全球化趨勢凸顯以及數字技術的不斷進步與國別分化,技術的國家屬性上升,導致技術民族主義思潮泛濫。(11)Pak Nung Wong,Techno-Geopolitics—U.S.-China Tech War and the Practice of Digital Statecraft, Routledge, 2022, p.19.今天的數字技術越來越“政治化”,成為國家實力至關重要的一個方面,基于數字技術的數字經濟優勢亦成為“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大國戰略競爭的焦點之一。在各國相關思維方式、行為模式和決策過程中,數字經濟不僅僅是實現目標的手段,而且成為不斷提升的目標本身。(12)蔡翠紅:《科技本位主義的潮流與動因》, 《人民論壇》, 2019年第35期,第40-43頁。2022年1月,中國發布《“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明確提出到2025年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要達到10%的目標。(13)國務院:《國務院關于印發“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的通知》,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2-01/12/content_5667817.htm, 2022年1月12日。

近年來,以中美博弈為代表的地緣政治交鋒日益激烈,國際體系與秩序面臨重塑,現實主義思潮及其行為模式開始回歸。自美國推行“印太戰略”以來,其覆蓋范圍和領域不斷擴展。在全球數字經濟的發展中,中美目前處于主導地位,是主要的引領者和競爭者。2021年美國數字經濟規模達15.3萬億美元,居世界第一,中國則以7.1萬億美元的規模位居第二。(14)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全球數字經濟白皮書(2022年)》, http://www.caict.ac.cn, 2022年10月24日。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TAD)2021年發布的《數字經濟報告》,中美兩國目前占有全球75%的區塊鏈技術相關專利、70%的人工智能研究人員、50%的全球物聯網支出和75%的云計算市場;而在全球70家最大的數字平臺公司中,中美7個“超級平臺”占總市值的2/3,以規模排序依次是微軟、蘋果、亞馬遜、谷歌、臉書、騰訊和阿里巴巴。(15)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2021年數字經濟報告》,https://unctad.org/system/files/official-document/der2021_overview_ch.pdf,2021年8月。

當前中美數字競爭正在從雙邊向第三方延伸,相較于非洲和拉美,東盟在地緣政治權重和數字經濟潛力兩方面對中美來說更具有戰略意義。從地緣政治權重方面看,東盟地區作為聯結印、太兩大洋的樞紐,是美國“印太戰略”下中美博弈的角力場,拜登政府同時在聯盟和成員國兩個層面對該區域進行拉攏,涉及政治、經濟、文化與軍事各個方面。從數字經濟潛力方面看,作為當前中美競爭的一大關鍵,掌握數字時代全球治理主導權是美國“印太戰略”的重要目標,也是拜登政府聯合盟友遏制中國的重點領域。東盟地區是數字經濟領域的后起者,也是潛力最大的地區之一,是中國開展“數字絲綢之路”的重要伙伴。雙方在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數字技術轉移、數字治理協同等多個方面具備廣泛的合作基礎,多年來已取得一定的合作成果。中國與東盟的數字經濟合作對數字時代的東南亞乃至整個印太地區的秩序都有一定影響。因而,二者疊加使得東盟成為美國在“印太戰略”背景下與中國展開數字競爭的核心區域。(16)王曉文、馬夢娟:《美國對華數字競爭戰略:驅動因素、實現路徑與影響限度》,《國際論壇》,2022年第1期,第80-99頁。

2022年2月,美國在其發布的《“印太戰略”報告》(Indo-Pacific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中明確提出,應重塑中國周邊戰略環境,重構對華競爭領域,并將東盟定位為“關鍵盟友”和“重要伙伴”。該報告同時還提出,美國需依據“開放原則”管理區域數字經濟和跨境數據流動,在印太地區形成新的數字經濟框架。(17)White House, “Indo-Pacific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02/U.S.-Indo-Pacific-Strategy.pdf, 2022-02-11.在這一綱領指導下,美國一方面加強與盟友的聯合,將原本專注于傳統安全領域的“四方安全對話”(QUAD)進行“擴容”,目前已經形成QUAD+合作機制,在議題上加入數字治理、技術保護、“三鏈”安全等內容,同時發力與日本、韓國及中國臺灣地區組建“芯片四方聯盟”(CHIP4),持續試圖將經濟與發展問題安全化;在地緣上則積極將韓國、越南等作為新合作伙伴,逐漸將安全合作觸角從東北亞伸向東南亞地區。另一方面,為配合“印太戰略”的精細化實施,美國謀劃建構起涵蓋東盟的“印太經濟框架”(IPEF)作為其“印太戰略”的經濟發展支撐,以求按照美國規則重新整合區域經濟秩序,對沖中國影響力,其中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加強數字經濟合作與相關貿易規則設定(18)White House, “Statement on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for Prosperity”,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5/23/statement-on-indo-pacific-economic-framework-for-prosperity/, 2022-05-23.,首輪部長級會議已于2022年9月結束。

在“印太戰略”下,為了壓制中國在東南亞的數字影響力,美國以QUAD+和IPEF為抓手,在強化自身在該區域的數字經濟優勢外,還聯合其盟友著力打壓中國相關企業,營造負面輿論,推進規則嵌入。美國對東盟的重視、拉攏與滲透在事實上形成了分化中國與東盟關系的巨大壓力,給中國與東盟數字經濟合作帶來一系列挑戰。

中國與東盟數字經濟合作已取得良好成果且依然大有可為,但如何評估和應對美國“印太戰略”帶來的挑戰,在既有合作的基礎上對沖風險,成為亟待解決的關鍵問題。

二、 東盟數字經濟發展與對華合作現狀

數據是數字經濟發展的核心要素,具有無限性、共享性、開放性的特征(19)郎平:《網絡空間安全治理的全球性困境與中國對策》,《國家治理》,2022年第22期,第31-35頁。,這就使得數字經濟的邊際成本幾乎為零(20)李紀珍:《擴大內需背景下的數字經濟》,《中國經濟評論》,2021年第3期,第88-91頁。,只要市場規模大,用戶基礎和市場份額亦會大。因此,盡管東盟在基礎設施、通信技術、技術人才等方面落后于一些先進國家,但其存在自身的獨特優勢,即人口規模和政策支持。得益于其6.75億(截至2022年)的龐大人口規模和政策支持力度,東盟數字經濟近年來快速發展,目前主要以電子支付、數字金融、數字化物流、互聯網接入、消費者信任和數字人才培養為驅動力,而分屬產業數字化和數字產業化的配送服務與網絡媒體則有望成為開啟下一波增長的兩大引擎。

整體來看,根據淡馬錫、谷歌和貝恩聯合發布的2020—2022年《東南亞數字經濟報告》,東南亞已邁入“數字十年”。(21)Google, Temasek and Bain &Company, “E-conomy SEA 2020”,https://www.bain.com/insights/e-conomy-sea-2020/, 2020-11-10.該地區6個主要國家(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越南、泰國)的數字經濟指標——數字經濟規模和數字市場規模都實現了超大幅度增長。

在數字經濟規模上,2022年東南亞數字經濟規模有望接近2000億美元,復合年均增長率為20%,預計將在2025年突破3300億美元,到2030年可能高達1萬億美元?；赝?015年,數字經濟僅占該地區生產總值的1.3%,2019年這一比例達到3.7%,到2025年預計占比將達8.5%,發展可謂迅猛。(22)Google, Temasek and Bain &Company, “E-conomy SEA 2022”,https://www.bain.com/insights/e-conomy-sea-2022/, 2022-10-27.

在數字市場規模上,2019到2022年這三年期間,東南亞網民數量增加了1億人,整體增速可觀。(23)Google, Temasek and Bain &Company, “E-conomy SEA 2022”,https://www.bain.com/insights/e-conomy-sea-2022/, 2022-10-27.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泰國、越南六國網絡用戶僅2021年一年就新增4000萬,總數達4.4億,互聯網滲透率達75%,同比增長10%。且在新冠疫情期間,東南亞消費者快速轉向數字消費模式,截至2021年底,疫情為東南亞帶來6000萬新數字消費者。(24)Google, Temasek and Bain &Company, “E-conomy SEA 2021”,https://www.bain.com/insights/e-conomy-sea-2021/, 2021-11-10.

分國別來看,東盟十國在數字經濟上存在分化,上述六國數字經濟發展勢頭良好,而緬甸、文萊、柬埔寨、老撾四國雖相對落后,但也積極推動數字經濟發展。

以2021年為例,印尼在數字經濟各個領域都實現了快速增長,電子商務是其最主要的增長產業,同比增長52%,配送服務和網絡媒體同比分別增長36%和48%;菲律賓電子商務同比增長132%;馬來西亞電子商務的年增長率高達68%,配送服務同比增長35%,總交易額增加了70億美元;新加坡電子商務同比增長45%,推動經濟重回正軌;越南雖然在當年受疫情打擊旅游業同比下降45%,但電子商務以及配送服務分別增長了53%和35%,有效對沖了危機。由此可以看出,經濟下行壓力下數字經濟具有重要意義。(25)Google, Temasek and Bain &Company, “E-conomy SEA 2021”,https://www.bain.com/insights/e-conomy-sea-2021/, 2021-11-10.

除人口規模優勢帶來的數字經濟規模和市場規模優勢外,無論是東盟還是東盟成員國,都充分認識到了發展數字經濟的重要性,非常重視政策支持和機制建構,為數字經濟發展鋪路。

在東盟層面,為了抓住產業革命與技術變革的先機,東盟視數字經濟為促進未來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動力,致力于“將東盟建設成一個由安全和變革性的數字服務、技術和生態系統所驅動的領先數字社區和經濟體”(26)ASEAN, “ASEAN Digital Masterplan 2025”,https://asean.org/wp-content/uploads/2021/09/ASEAN-Digital-Masterplan-EDITED.pdf, 2021-09.,多年前便開始連續出臺各項數字經濟發展頂層設計(見表1)。

在成員國層面,東盟成員國也各自制定了相應的數字經濟發展政策(見表2),這些文件都明確了各國自身的數字經濟發展戰略,為國家的數字轉型提供了戰略愿景。(27)梁昊光、焦思盈:《RCEP框架下數字經濟合作與區域經濟治理研究》,《國際經濟合作》,2022年第4期,第4-13頁。

表2 成員國數字經濟發展頂層設計

可以看出,東盟具備發展數字經濟的良好土壤,其龐大的人口規模和政策支持力度給東盟帶來了各大產業數字化轉型的可能性,整體前景樂觀。但是,東盟數字經濟發展仍面臨技術落后、監管不足、基礎設施不完善、發展不平衡等問題,因此需要不斷加強對外合作,與他國形成優勢互補,推動本地區經濟發展。

基于技術的公共屬性,共享數字技術、促進知識交流對于數字經濟發展至關重要,數字經濟合作是優化數字經濟的必要條件。中國是數字經濟的先行者,擁有較完備的技術、資金與經驗,有能力和意愿為東盟乃至全球數字經濟助力。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中國愿同各國一道,加強宏觀政策協調,加快數字領域國際合作,加大知識產權保護,積極促進數字經濟、共享經濟等蓬勃發展,推動世界經濟不斷煥發生機活力”(28)商務部:《習近平在2020年中國國際服務貿易交易會全球服務貿易峰會上的致辭》,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l/m/202009/20200902999955.shtml,2020年9月4日。。同時,東盟面對發展挑戰,在加強內部協調的同時也必須尋求外部合作,在其數字經濟外部合作中,中國占據重要位置。近年來,在雙方的共同努力下,中國與東盟在數字基礎設施、電子商務、數字技術研發等重點項目上的合作取得了豐厚成果,目前主要集中在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兩大領域。

在數字產業化領域,中國與東盟的通力合作表現為一大批數字互聯互通項目的啟動和落地生根(見表3)。其一,在電信合作方面,中國數家通信企業已經在不同程度上開始對接東盟國家的電信市場。其二,在基礎設施合作方面,中國政府與企業均重視在東南亞進行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其三,在科研合作方面,雙方的科創企業與研究機構正在合力推動數字技術的發展。(29)許利平、吳汪世琦:《中國與東盟數字經濟合作的動力與前景》,《現代國際關系》,2020年第9期,第16-24頁。

表3 數字產業化領域合作成果

在產業數字化領域,中國與東盟電子商務合作政策日益完善(見表4),各大數字平臺亦大規模進入東盟國家市場(見表5)。在電子商務政策方面,自2017年起,中國與東盟及其成員國簽署了一系列包含電子商務合作的相關文件,為合作奠定了政策基礎,極大釋放了電子商務活力。在數字平臺出海方面,阿里巴巴、騰訊、京東、美團等企業的數字平臺均于東南亞取得不俗成績,已然融入當地人民生活,并與當地企業形成共生關系。(30)許利平、吳汪世琦:《中國與東盟數字經濟合作的動力與前景》,《現代國際關系》,2020年第9期,第16-24頁。

表4 產業數字化領域合作成果(電子商務政策)

表5 產業數字化領域合作成果(數字平臺出海)

總體來看,中國與東盟的整體經濟聯系日益緊密,以2020年上半年為例,即便當時遭遇新冠疫情,中國對東盟進出口總值依然逆勢增長5.6%,占中國外貿總值的14.7%,當年東盟首次超過歐盟,成為中國第一大貿易伙伴。(31)馮曉玲、王玉榮、趙鵬鵬:《東盟貿易位次提升:原因分析與前景展望》,《國際貿易》,2020年第9期,第76-82頁。在中國與東盟的經濟聯系中,數字經濟極為重要且發展迅速,統計顯示,僅2022年上半年,中國對東盟的跨境電商出口就增長了98.5%。(32)博鰲亞洲論壇:《從中國-東盟合作經驗看“一帶一路”跨境電商發展》,https://www.boaoforum.org/newsdetial.html?itemId=0&navID=1&itemChildId=undefined&detialId=16982&pdfPid=524,2022年7月19日。

具體來看,中國與東盟數字經濟合作目前主要集中在產業數字化和數字產業化領域,但也在向數字化治理與數據價值化領域深入。例如:2020年9月,中國《全球數據安全倡議》一經發布便得到東盟的積極響應,菲律賓外長洛欽(Teodoro Lochen)代表東盟表示愿同中國加強全球數字治理合作;2022年6月,中國領導人在全球發展高層論壇對話會上提出開展“發展中國家信息通信技術能力建設計劃”(33)習近平:《全球發展高層對話會主席聲明》,http://www.gov.cn/xinwen/2022-06/25/content_5697703.htm,2022年6月25日。;2022年9月在印度尼西亞巴厘島舉辦的二十國集團數字經濟部長會議上,中國再次強調“促進發展中國家信息通信技術能力建設,推動構建廣泛參與的數字技術創新生態,努力打造有利、包容、開放、公平、非歧視的數字經濟”(34)工業和信息化部:《許科敏出席二十國集團數字經濟部長會議》,https://www.miit.gov.cn/jgsj/gjs/gzdt/art/2022/art_6a21ac54d2db4e4aa9c9cf2e20c9fad9.html,2022年9月2日。。這說明中國已經認識到了國際數字經濟合作進一步深入的重要性,再加上“印太戰略”背景下,美國及其盟友愈發重視在東南亞嵌入自身數字規則和治理模式,也在倒逼中國在數字治理模式和數字規則建構方面加強與東盟的合作。

三、 中國與東盟數字經濟合作的動力

中國與東盟數字經濟合作之所以成果顯著且前景廣闊,其必要性根植于技術公共屬性的客觀存在,可能性則主要來源于四大動力。

首先是體系更新動力。體系由結構和互動的單位構成,具有自我更新的能力,當前世界貿易體系正呈現兩種相反的發展趨勢:其一,區域貿易集團紛紛興起;其二,全球多邊貿易體制面 臨改革危機。(35)黃河:《多邊貿易體制變革下的區域公共產品供給與中國角色》,《當代世界》,2022年第12期,第28-32頁。區域貿易體制愈發取代全球貿易體制,在世界貿易體系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已經成為近年來世界貿易體系變革的典型表現。這一表現可以理解為全球公共產品供給不足引發區域公共產品進行針對性補充的過程,給全球經濟治理與跨國經濟活動帶來了巨大影響。一方面,中美博弈影響當前世界貿易體系的穩定,造成了全球經貿公共產品的缺位。根據霸權穩定論的解釋,中國復興導致了美國實力的相對下降,收益-成本關系的轉化降低了美國供給全球公共產品的意愿,霸權領導力缺位帶來全球體系的不穩定。在國際經貿領域,隨著經濟議題日益安全化,中美兩國在世界貿易組織(WTO)體系中的共存矛盾愈發突出。2015年后,作為當前體系核心貿易機制的WTO陷入困境,談判進程受阻,運行舉步維艱,加上2017年后的“特朗普沖擊”(Trump impact)(36)達巍:《美國對華戰略邏輯的演進與“特朗普沖擊”》,《世界經濟與政治》,2017年第5期,第21-37頁。,貿易保護主義開始抬頭,全球貿易體制運轉逐漸失靈。然而國際經濟活動離不開經貿公共產品,于是作為替代品,各種多邊區域貿易協定和雙邊貿易協定紛紛涌現。隨著“印太戰略”沖擊、科技博弈深化、意識形態對立,再加上新冠疫情余波尚存,體系仍在持續變動,全球貿易體制依舊不振,影響區域的穩定和繁榮。作為一種壓力反應的中國與東盟及其成員國的區域多邊、雙邊經濟合作,對于對沖大環境不確定和不穩定帶來的風險就愈發重要,其中數字經濟合作是非常關鍵的組成部分。另一方面,體系中原有公共產品的機制和規則較為陳舊,并沒有顧及當前數字經濟的特征和運行方式,不能妥善服務國際數字經濟合作,需要加入新的內容。世界貿易組織誕生于1995年,其多哈回合談判本應在2005年初結束,卻一直持續至今沒有結果,其議題和規則早已無法反映當前國際經濟運行的現實。區域化和全球化是一個事物的兩個側面,區域性力量不是對全球性力量的否定,而是對全球性力量缺失的補充。(37)黃河:《多邊貿易體制變革下的區域公共產品供給與中國角色》,《當代世界》,2022年第12期,第28-32頁。為更好發展數字經濟,中國與東盟及其成員國加強數字經濟合作,可以有效彌補舊有體系中公共產品關于數字經濟相關內容的漏洞和缺失,有利于區域貿易的正常運轉,未來甚至可以進一步用區域性力量促進全球貿易體制優化。

其次是機制慣性動力。中國與東盟已經建構起良好的合作機制,機制的完善降低了合作成本,并為合作帶來慣性。1991年中國成為東盟對話伙伴,三十余年來中國與東盟合作機制不斷發展完善。作為對話伙伴,中國第一個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第一個明確支持東盟在區域合作中的中心地位,第一個與東盟建立戰略伙伴關系,第一個同東盟開啟自貿區談判。2010年,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正式啟動,這一機制直接使占比93%的大部分商品享受零關稅。2019年10月全面生效的中國-東盟自貿區升級《議定書》(全稱《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東南亞國家聯盟關于修訂〈中國-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及項下部分協議的議定書》),使自貿區紅利進一步得到釋放,市場活力也進一步提升。在“10+1”合作的框架下,中國與東盟合作建立了多層次、寬領域的合作機制,在此基礎上,雙方還設立了不少重點涵蓋數字經濟合作的框架和倡議。如:2018年的《中國-東盟戰略伙伴關系2030年愿景》提出“抓住數字經濟新機遇,應對潛在新技術挑戰”;2019年第16屆中國-東盟博覽會以“共建‘一帶一路’,共興數字經濟”為展會主題,并確定2020年為“中國-東盟數字經濟合作年”;2020年中國與東盟共同發表了《中國-東盟關于建立數字經濟合作伙伴關系的倡議》,提出“抓住數字機遇,打造互信互利、包容、創新、共贏的數字經濟合作伙伴關系”(38)外交部:《中國-東盟合作事實與數據:1991—2021》,https://www.mfa.gov.cn/web/wjbxw_new/202201/t20220113_10492205.shtml,2021年12月31日。;2021年雙方聯合發布《中國-東盟建設面向未來更加緊密的科技創新伙伴關系行動計劃 (2021—2025)》;而在2022年出臺的《中國-東盟全面戰略伙伴關系行動計劃 (2022—2025)》中,雙方明確要將《東盟數字總體規劃2025》與《中國-東盟關于建立數字經濟伙伴關系的倡議》及其行動計劃對接(39)外交部:《中國-東盟全面戰略伙伴關系行動計劃(2022—2025)》, https://www.mfa.gov.cn/web/ziliao_674904/1179_674909/202211/t20221111_10972996.shtml,2022年11月11日。。此外,中國-東盟電信部長會議、中國-東盟電子商務峰會、中國-東盟數字經濟產業論壇等活動也相繼舉辦。中國與東盟的合作機制涉及層次多、領域廣,直接推動了雙方數字經濟合作的空間拓展和質量提升。(40)姜志達、王睿:《中國-東盟數字“一帶一路”合作的進展及挑戰》,《太平洋學報》,2020年第9期,第80-91頁。

再次是主體需求動力。中國與東盟對數字經濟合作存在共同需求,合作在根本上符合雙方利益。對于東盟來說,需要中國的數字公共產品助推產業升級與區域發展。當前東盟正處在產業轉型的關鍵階段,急需轉型方案,而以數字經濟發展為重心的“工業4.0”計劃則是實現“再工業化”的重要路徑。(41)吳崇伯、姚云貴:《東盟的“再工業化”:政策、優勢及挑戰》,《東南亞研究》,2019年第4期,第50-71頁。東盟多國已經先后邁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但要跨入高收入國家行列仍然困難重重,大部分國家仍停留在“工業2.0”階段,在全球工業價值鏈中仍處于中下游的位置,缺乏產業競爭力。東盟經濟的數字化轉型,不僅可以優化其內部產業結構,擺脫“中等收入陷阱”,實現經濟跨越式增長,同時還將重塑其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提升國際競爭力。但目前東盟國家的數字化轉型道路并非一帆風順,需要更多高新技術外溢的支持。中國在數字經濟領域擁有領先的技術與經驗,可以提供技術公共產品,是東盟極佳的合作伙伴,雙方發展數字經濟具有很強的互補性。對于中國來說,與東盟加強數字經濟合作,既符合政治利益,也符合經濟利益。一方面,東盟在地緣政治上對于塑造有利于中國和平穩定的周邊環境具有十分重要的戰略價值,一直是中國周邊外交的優先方向。且當今中美博弈日益激烈,數字技術、數字經濟與國家權力聯結日益緊密,技術國家屬性上升,數字優勢會帶來相應的地緣政治優勢,東盟數字市場對中國具有非凡的政治意義。另一方面,與東盟開展數字經濟合作也具有重要的經濟意義。近年來,中國的數字經濟蓬勃發展,已然成為國民經濟持續增長的重要支撐,同時也是中國應對經濟下行壓力的重要抓手。習近平總書記在《二十大報告》中指出,未來中國要“加快發展數字經濟,促進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數字產業集群”(42)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22/content_5722378.htm,2022年10月16日。。面對國際經濟環境復雜嚴峻、國內發展任務艱巨繁重的情況,為了繼續保證經濟的高質量發展,中國政府和企業拓寬海外市場勢在必行,而東盟由于人口規模大、發展勢頭好,正是極佳的目標市場,也是共建 “一帶一路”的先行區和試驗區。

最后是客體內生動力。數字經濟具有跨國界、跨部門的特征,因此具備趨向合作的天然內生屬性。一方面,數字經濟天然是跨國界的。要素流通是一切經濟發展的必然需求,數字經濟尤為如此。數字技術作為一項超越國家范疇和地理范圍的應用,受到國際合作廣度和深度的影響(43)杜慶昊:《關于建設數字經濟強國的思考》,《行政管理改革》,2018年第5期,第51-56頁。,數字經濟發展也具有較強的跨國溢出效應。再加上數據是數字經濟發展的核心要素,具有無限性、共享性、開放性的特征,因而經濟環境的共享性和開放性越高,數字經濟的價值就越高,只要市場規模大,用戶基礎和市場份額亦會大。借助超越國家范疇的數字技術,數字經濟要素的流動性遠高于傳統經濟形態,要發揮出數字經濟的最大效力,就必須加強國際合作,推動各類數字服務市場的開放,掃清經濟要素互聯互通的障礙,東盟數字市場要素與中國數字資本、技術要素的開放式結合有利于區域數字經濟的整體發展。另一方面,數字經濟天然是跨部門的。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數字化治理與數據價值化均存在數字要素與傳統經濟部門的結合,中國與東盟在傳統經濟部門的既有合作成果已然為數字經濟合作奠定了基礎,數字要素只需在傳統經濟部門合作的成型框架上“蔓延”開來,就可以用極低成本達成較高效益。例如,在中國-東盟自貿區的既有成型框架下,跨境電商的商品可以直接依照相關條款自由快速流通。

由于數字技術公共屬性的客觀存在和四大動力的持續運轉,中國與東盟數字經濟合作態勢良好。然而,隨著地緣政治博弈的“激烈化”、數字經濟發展的“政治化”以及技術民族主義思潮的“泛濫化”,中國與東盟數字經濟合作不可避免地受到域外勢力的影響,面臨著美國“印太戰略”帶來的種種挑戰。

四、 美國“印太戰略”對合作的挑戰

美國自特朗普政府開始,就以“大國競爭”為導向大幅調整對華戰略(44)趙明昊:《大國競爭背景下美國對“一帶一路”的制衡》,《世界經濟與政治》,2018年第12期,第17-25頁。,顯著加大對中國倡導的“一帶一路”等國際合作的制衡,其推動實施的“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覆蓋范圍和領域不斷擴展,并在拜登政府的運作下越來越具體化、精細化。及至2022年,美國在其發布的新版《國家安全戰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中直接將中國定位為“最大的地緣政治挑戰”(45)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10/Biden-Harris-Administration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10.2022.pdf, 2022-10-12.。

在安全領域,“四方安全對話”(QUAD)已成為“印太戰略”下美國聯合盟友遏制中國的重要成型機制。該機制的安全議題邊界不斷擴展,當前已形成議題多樣化、成員擴大化的QUAD+模式,涵蓋數字治理、技術保護、“三鏈”安全等非傳統安全內容,并積極納入韓國、越南等新合作伙伴,還試圖以此為基礎組建針對特定議題的“芯片四方聯盟”(CHIP4),不斷制造“泛安全化”陷阱,將經濟與發展議題刻意曲解為安全議題,極大干擾了包括中國與東盟數字經濟合作在內的區域內多方受益經濟活動的正常開展。

在發展領域,早在2021年10月,拜登在出席第16屆東亞峰會時便提及將與伙伴國家制定“印太經濟框架”(IPEF)作為“印太戰略”的經濟支撐;(46)White House, “Readout of President Biden’s Participation in the East Asia Summit”, https://www. 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10/27/readout-of-president-bidens-participation-in-the-east-asia-summit/, 2021-10-27.2022年5月,拜登在訪問日本時宣布該框架正式啟動;2022年9月,“印太經濟框架”首輪部長級會議在洛杉磯召開,商討落實事宜。該經濟框架的細節仍在制定中,目前可以看出其由四大支柱構成:貿易、供應鏈、綠色經濟(清潔能源)和公平競爭(稅收、反腐敗)。該框架非常重視數字經濟,與數字經濟相關的內容主要包含在貿易支柱中,是貿易支柱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同時也有一部分分散在供應鏈支柱中。據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CSIS)判斷,考慮到國內外壓力以及拜登政府對數字技術和數字經濟的重視,未來與數字經濟相關的內容極有可能被剝離出來,成為IPEF的“第五支柱”。(47)Andreyka Natalegawa, Gregory B. Poling, “The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Digital Trade in Southeast Asia”, https://www.csis.org/analysis/indo-pacific-economic-framework-and-digital-trade-southeast-asia, 2022-05-05.值得注意的是,該框架尚在設想階段時就非常重視和東盟的數字合作,如若最終成型,將會極大沖擊中國與東盟的合作。(48)White House, “ASEAN-U.S. Leaders’ Statement on Digital Development”,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10/27/asean-u-s-leaders-statement-on-digital-development/, 2021-10-27.

隨著中美在數字領域競爭日益激烈,以及東盟數字經濟市場上升為中美歐之外全球第四大市場,東南亞已然成為全球科技較量的前沿陣地。自美國推行“印太戰略”以來,東盟就是中美兩國地緣競爭的核心地區,“數字絲綢之路”更是美國的關注重點。2017年正式提出的“數字絲綢之路”是“一帶一路”倡議的重要組成部分,東盟地區是“數字絲綢之路”的中心區。(49)方芳:《“數字絲綢之路”建設:國際環境與路徑選擇》,《國際論壇》,2019年第2期,第56-75頁。面對中國在新技術領域正從標準接受者轉變為標準制定者,以及中國與東盟數字經濟合作正在從產業數字化、數字產業化向數字化治理、數據價值化深入的態勢,美國擔憂“數字絲綢之路”將威脅美國在數字領域的領導地位,進而削弱其國家權力。

因而,美國將東盟作為阻遏“數字絲綢之路”影響力的首選之地,依托QUAD+和IPEF兩大安全與發展抓手,不斷加強和補充其“印太戰略”下針對東盟數字經濟的政策和措施,以護持自身數字霸權。目前,該戰略對中國與東盟數字經濟合作的挑戰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首先是產業挑戰。數字產業被認為是數字經濟的基礎產業群,指為行業應用場景提供數字技術、產品、服務、基礎設施和解決方案,以及完全依賴于數字技術、數據要素的產業。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數字經濟及其核心產業統計分類(2021)》的劃分,數字產業主要包括“數字產品制造業、數字產品服務業、數字技術應用業、數字要素驅動業”,具體包括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電信廣播電視和衛星傳輸服務、互聯網和相關服務、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等。(50)國家統計局:《數字經濟及其核心產業統計分類(2021)》,http://www.stats.gov.cn/tjgz/tzgb/202106/t20210603_1818129.html,2021年6月3日。這些產業基本位于全球產業鏈頂端,所以數字產業并不像能源等產業一樣,在世界市場中存在一條長產業鏈,可以容納較多大國進行上中下游互補鏈合,進而催生基于產業依賴度的國際合作。(51)于大皓:《基于區位熵分析法的油氣產業依賴度與國際合作》,《國際石油經濟》, 2021年第11期,第75-82頁。由于數字產業存在較大的同質性和互斥性,處于相似產業鏈生態位的數字大國之間的博弈與競爭堪稱“零和”。(52)劉志迎、李芹芹:《產業鏈上下游鏈合創新聯盟的博弈分析》,《科學學與科學技術管理》,2012年第6期,第36-41頁。一般來說,在不考慮其他因素的情況下,由于某種產業的同質性和互斥性,該產品生產國往往倚重此類資源實現經濟發展,該產業對生產國越重要,該國經濟部門對其依賴度越高,產業對外競爭意識越強,相關政策也越趨向自我保護,進而與其他同樣依賴該產業的國家進行激烈競爭并產生經濟摩擦。中美都非常依賴數字產業。美國在東南亞的對華產業挑戰主要體現在“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兩個領域。美國科技巨頭早在多年以前便在政府的支持下開始布局東南亞。近年在“中美脫鉤”和新冠疫情背景下,美國科技企業加速撤離中國,轉將資金注入東南亞,而東盟也積極出臺各種政策迎接美國資本流入。例如,亞馬遜2018年3月進駐越南市場,除了亞馬遜以外,美國諸多互聯網巨頭公司,如蘋果、谷歌、微軟等相繼布局,目前在東南亞市場已有較大份額,尤其是蘋果向東南亞大規模轉移業務生產線,與當地經濟產生了非常緊密的聯系。(53)牛東芳、沈昭利、黃梅波:《東南亞數字經濟發展:評估與展望》,《東南亞研究》,2022年第2期,第1-21頁。美國企業和中國企業在東南亞市場上幾乎是零和競爭關系,美國的產業競爭措施將極大損害中國在東南亞的數字產業發展利益。

其次是制度挑戰。美國在東南亞的對華制度挑戰主要體現在數字經濟治理機制建構和數字經濟規則標準嵌入兩個方面。一方面,美國加快與東盟建構數字經濟治理機制,試圖通過建構合作機制來推廣其數字治理模式。由于數字貿易和互聯網經濟對地區發展日益重要,安全風險也隨之放大,東南亞各國政府都急需可應用的數字治理框架。當前在數字治理領域,存在三種較為成熟的模式,即優先考慮數據自由流動的美國模式、強調數據隱私的歐洲模式和重視主權及數據本地存儲的中國模式。(54)蔡翠紅、張若揚:《“技術主權”和“數字主權”話語下的歐盟數字化轉型戰略》,《國際政治研究》,2022年第1期,第9-36頁。美國迫切希望通過合作機制建構將美式數字治理模式施加給東南亞。早在2018年,美國便提出“印太數字連接和網絡安全伙伴關系倡議”(DCCP);同年美國還宣布建立“美國-東盟智能城市伙伴關系”(USASCP);目前“印太經濟框架”(IPEF)中也有關于數字治理模式的相關倡議,且是該框架談判中的重點。另一方面,美國還試圖在東南亞嵌入其數字經濟規則標準,尤其是數據保護規則。一國能夠掌握數字規則標準制定的話語權非常重要,可以借此形成制度化的數字優勢。當前西方慣常強調要基于規則來遏制中國,數字經濟的底層邏輯是數字化的規則,既有產業技術規則,也有附加其上的價值規則。長期以來,美國持續推進全球數字規則嵌入,例如在新加坡設立“亞洲優質基礎設施中心”等機構,在“印太經濟框架”的貿易支柱中強調規則談判。美國推進數字標準設立,旨在護持并進一步提高話語權,排斥中國規則標準,削弱和限制中國數字影響力。同時,美國還利用QUAD+,將數字規則制定議題強行“安全化”,集合其盟友以孤立中國。(55)周念利、吳希賢:《拜登政府推出亞太數字貿易協定的基本策略、內容、對華挑戰及前景研判》,《國際商務》,2022年第3期,第44-50頁。

最后是權力挑戰。美國在東南亞的對華權力挑戰主要體現在地緣政治和意識形態兩個領域。數字技術和基于數字技術的數字經濟已經成為國家權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數字革命正重塑著國際權力體系,調整著國際權力結構,是大變局時代的一個關鍵變量,世界已經全面進入數字權力時代(56)閻學通:《超越地緣戰略思維》,《國際政治科學》,2019年第4期,第4-7頁。,在技術國家屬性凸顯的數字權力時代,經濟要素已和權力要素深度綁定在一起。為打擊中國在東南亞的數字影響力,一方面,在地緣政治上,美國不斷通過外交手段對東盟各國展開外交攻勢,離間中國與東盟關系,進而干擾中國與東盟的數字經濟合作。例如,美國反復炒作南海問題,副總統哈里斯(Kamala Harris)在訪問新加坡時強調“應捍衛南海國際規則”,并呼吁要“同盟友一致面對威脅”(57)駱永昆、陳子楠:《拜登政府的東南亞政策:態勢、動因與挑戰》,《和平與發展》,2022年第1期,第58-79頁。,試圖從地緣政治層面挑撥中國和東盟的對立,并推動這種對立從政治領域外溢到經濟領域。另一方面,在意識形態上,美國不斷利用話語權優勢在東南亞營造恐華、反華和疑華的政治氛圍。例如,美國不斷散播中國數字模式是“數字威權主義”模式(58)劉國柱:《“數字威權主義”論與數字時代的大國競爭》,《美國研究》,2022年第2期,第35-57頁。,指責中國不注重保護數據隱私,不符合所謂“自由社會”價值觀,威脅東盟國家安全,試圖通過區別“我者”和“他者”策動東盟國家站隊美國,進而損害中國在東南亞的合理數字權力。

由此可見,美國在數字時代依然基于冷戰思維試圖遏制中國發展,不遺余力嘗試依托QUAD+和IPEF兩大安全與發展抓手遏制中國的數字影響力,以求鞏固美國在印太地區的主導權。在美國“印太戰略”背景下,中國與東盟數字經濟合作正在遭受的一系列挑戰將帶來四個層面的危害:

在企業層面,會激化中美企業在東盟市場的競爭。數字產業鏈并不存在明顯的上下游分工,處于相近產業鏈生態位的美國企業和中國企業在東南亞市場上幾乎是零和競爭關系。東盟市場規模龐大而本土公司力量薄弱,在商業愈發“政治化”的今天,美國高科技企業不斷通過美國政府的政策支持進入當地市場,沖擊中國企業在當地的市場份額。由于美國長期以來積累的數字技術優勢與對數字生態系統硬件、軟件、網絡三大核心支柱的事實性控制,中國企業以及與中企有密切合作的東南亞當地企業將面臨較大壓力。

在國家層面,會破壞中國與東盟合作的大局?！皵底纸z綢之路”等中國-東盟合作機制對于促進區域整體發展具有積極意義,但美國長期污名化“數字絲綢之路”,并試圖提供替代性選擇以排擠中國的倡議,危害數字經濟互聯互通,從外部破壞中國與東盟合作的頂層設計。同時,美國利用話語權優勢渲染中國模式是“數字威權主義”,這在逆全球化背景下可能也會助推東盟本地的技術民族主義思潮,從內部破壞中國與東盟的數字經濟合作。另外,中國與東盟在數字經濟領域的分歧也可能會“外溢”到政治領域,攪擾中國與東盟合作的整體大局,不僅威脅中國全方位的安全與發展,也會影響東盟國家的地緣環境和民生改善。

在地區層面,會造成印太地區的整體不穩定。首先,美國的行為可能會造成東南亞地區政治經濟秩序的不穩定。美國與東盟的數字經濟合作更多是基于政治考量,希望在地緣上取得對華優勢,尋求保持在印太地區的主導地位,這就導致美國不會從東南亞發展的角度出發進行合作。然而,東盟地區在數字經濟領域和中國有很強的互補性,非常需要中國的技術“外溢”來實現經濟模式升級,美國出于政治目的以外力阻礙這種要素流通,將嚴重損害東南亞地區自身發展。同時,美國逼迫東盟國家選邊站,煽動東盟內部的數字民族主義思潮,會削弱東盟整體的一致性,也會造成東盟各成員國內政的不穩。其次,近年來印太地緣政治局勢本就劍拔弩張,經濟合作是為數不多的緊張關系“緩沖閥”,美國“堵塞”這一“緩沖閥”,必然會進一步損害整個地區局勢的穩定。美國也會自然而然將在東南亞挑戰中國的“經驗”應用于其他區域,例如,其試圖組建“芯片四方聯盟”、鼓動日本制裁中國、強迫臺積電搬遷等行為就是把數字經濟競爭壓力也擴展到了東亞。2022年美國不斷在臺灣問題上挑釁,不僅僅是試探中國的領土主權底線,也是想通過操縱臺灣地區的半導體產業來掌控數字經濟產業鏈的關鍵環節,避免中國大陸獲得相關技術優勢,加大了整個地區的地緣政治風險。

在全球層面,會損害全球數字經濟合作信心及經濟發展。為打擊中國的數字經濟發展與國際合作,僅在2022年,美國政府基本上每個月都會出臺針對中國數字技術與數字經濟的制裁措施或者重大法案。如2022年8月美國總統拜登簽署的《2022年芯片與科學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 of 2022)、10月美國商務部工業和安全局(BIS)發布的多項半導體出口管制措施等,很明顯就是要用這種方式拖慢中國先進科技前進的步伐。美國此類行為造成了全球芯片市場的巨幅震蕩、科技金融市場的長期混亂以及世界數字經濟的大范圍衰退。美國在東南亞對中國數字經濟發展與國際合作的打壓及其單邊主義行事邏輯,一定程度上損害了全球數字經濟合作信心,成為包括美歐數字經濟摩擦在內的世界范圍數字經濟摩擦日益頻發的原因之一,這進而會引發全球經濟發展的不穩定及世界數字產業鏈的紊亂,反過來也會影響到中國與東盟的發展。

美國視中國的數字技術與經濟崛起為嚴重威脅,對中國不斷打壓圍堵,干預中國與印太地區第三方的經濟合作,聯合其盟友共同遏華,使得當今東盟數字經濟發展處于十分復雜的背景之下。美國及其“印太戰略”持續干擾著中國與東盟的數字經濟合作和印太地區秩序的整體穩定,亟須巧妙應對。

五、 中國應對合作挑戰的策略思考

盡管美國“印太戰略”的確會對中國與東盟數字經濟合作產生一定危害,但受限于各種因素,美國其實難以實現其壓制中國經濟和技術影響力的目的。(59)趙明昊:《美國對“數字絲綢之路”的認知與應對》,《國際問題研究》,2022年第4期,第42-61頁。如若中國能采取以下適當的應對策略,或可妥善對沖該戰略帶來的風險。

重視多邊合作機制,規避雙邊遇阻風險。在多邊機制內的合作一定程度上可以規避雙邊合作機制遇阻的風險。2022年1月1日,《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正式生效,RCEP提供了可通用于各成員國的貿易投資規則,有利于營造更開放、更自由的市場環境,在各領域中,RCEP對數字經濟發展與合作的促進作用會非常明顯。(60)梁昊光、焦思盈:《RCEP框架下數字經濟合作與區域經濟治理研究》,《國際經濟合作》,2022年第4期,第4-13頁。同時,中國正在申請加入的《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和《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DEPA)亦對拓展多邊合作渠道有所助益。(61)張超:《“印太經濟框架”的分析及中國的應對》,《印度洋經濟體研究》,2022年第4期,第114-138頁。以RCEP為代表的多邊合作機制囊括更多的國家,其規則標準受到廣泛承認,且涉及多方利益,參與方更是包括日韓等美國盟友,不易受到破壞。未來在中美數字競爭加劇的情況下,中國與東盟雙邊合作機制將面臨來自美國的更大的壓力,中國可以多邊合作機制為依托,將更多的具體合作置于多邊框架下,規避雙邊合作框架遇阻的風險。

發揮數字經濟比較優勢,深化既有數字經濟合作。比較優勢可以維系合作動力,減弱域外勢力干預的影響。中國在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領域具有比較優勢,尤其是在數字基礎設施和數字平臺經濟上優勢明顯,而東盟正需要加強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其數字平臺經濟也正處于高速發展階段。東盟各國大多數為發展中國家,數字基礎設施比較薄弱,尤其是老撾、緬甸、柬埔寨三國,急需數字基礎設施援助。數字平臺經濟則是當前東盟數字經濟中最活躍的領域,但由于東南亞地緣破碎,國情差異大,監管政策不統一,需要借助中國的數字平臺經濟技術與經驗推動建立統一大市場,實現數字經濟跨境聯通,其中中國與東盟合作推動的電子商務跨境聯通是發展“一帶一路”數字經濟的重要途徑。這兩方面美國都沒有明顯優勢,無法給東盟提供替代性公共產品。此外,中國也需繼續加強與東盟在數字化治理和數據價值化領域的合作。美國非常重視在與東盟的數字經濟合作中推廣其數字治理模式、嵌入其數據保護規則,目前已經取得局部優勢,但也存在難以平衡好發展與安全關系的致命缺陷。中國需在既有合作成果基礎上進行合作領域的拓展與深化,以“一帶一路”為抓手,在“數字絲綢之路”框架下與東盟形成全方位數字經濟合作,拓展瀾湄合作機制,協同推進數字經濟治理,提供更多關于數字治理和規則的公共產品,為東盟塑造能夠平衡好發展與安全關系的新型數字治理模式,增強自身的不可替代性。

加大對本國企業支持力度,施力彌合區域內數字鴻溝?？鐕髽I是國際數字經濟合作的重要載體,無法獨立應付美國“印太戰略”帶來的危害。自數字經濟開始成為國際發展的關鍵以來,高科技跨國公司的商業活動愈發與母國政治利益綁定。數字能力在當今由少數大型科技公司集中掌控,這些大型科技公司雖然具備越來越強大的能力,但是沒有成為獨立的主體以消弭主權民族國家的國界,而是開始“回歸”國家和政治。(62)郝詩楠:《“自由”與“不自由”:高科技跨國公司的政治化與國家化》,《國際展望》,2021年第3期,第119-134頁。美國不斷支持本國大型科技公司,以確保其在東南亞數字經濟生態系統關鍵功能上的主導地位。在這種大環境下,中國也需要加大對本國企業的支持力度,在微觀層面上確保中國與東盟數字經濟合作能夠順利開展。同時,中國也可以本國企業為抓手,加強與數字經濟相對落后的東盟四國的聯系。東盟十國內部數字經濟發展存在明顯分化,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越南和泰國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美國對東南亞施加數字經濟影響也主要是以該六國為施力點,尤其重視與新加坡的合作。反觀老撾、柬埔寨、緬甸和文萊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落后,長期在數字經濟合作中受到美國的忽視。然而,東盟整體具備的市場規模與政策支持優勢四國亦具備,且數字經濟提升空間更大,其與美國合作亦不緊密,中國可加大對四國的關注。通過支持本國企業擴大與四國的數字經濟合作,能在加強與四國數字經濟聯系的同時避免美國所謂“新殖民主義”的污名化,于此基礎上再推行適當的官方數字合作與援助,幫助四國彌合數字鴻溝,不僅可以對美國的挑戰“避其鋒芒”,還能順勢而取國際道義優勢。

找準戰略薄弱點,有針對性地逐一破解。美國的“印太戰略”絕非完美,反而受限于各種因素,難以發揮完全效用,存在諸多薄弱點,找準這些薄弱點有助于中國將其逐個擊破。其一,美國“印太戰略”中無論是QUAD+還是IPEF,都是以美國的利益為出發點,并不完全契合區域內其他國家的利益。比如,IPEF尋求按照美國的規則重新整合區域經濟,這就代表著削弱日益獨立的東盟中心地位,損害了東盟大國(如印度尼西亞)的利益。另外,在2022年9月的IPEF首輪部長級談判中,美國“印太戰略”的重要南亞合作伙伴印度也因貿易支柱不符合其自身利益拒絕參加該支柱談判。對此,中國可以強調同域內大國的共同利益,利用其與美國的利益沖突進行分化瓦解。其二,“印太戰略”的本質是劍指中國,但域內部分國家不愿與中國發生直接沖突。比如,美國不顧韓國地緣狀態與戰略需求,在QUAD+機制下多次動員韓國加入“芯片四方聯盟”,韓國多次回避。對此,中國可以通過議程轉移等方式,明確自身立場及域內國家利害關系,構筑國際統一戰線。其三,美國自身的問題限制了“印太戰略”的發揮。比如美國國內社會撕裂、民主黨政府支持率走低、聯邦政府債務等問題,都使得美國心有余而力不足,很多承諾口惠而實不至。對此,中國需要做好自己的事情,承擔起國際責任,提供高質量、互利共贏的國際公共產品,推動區域共同發展,為域內國家帶來實實在在的好處。

尋求破除美國數字霸權,推動建立公平數字秩序。當前數字技術與數字經濟發展極不平衡,不同國家、不同地區之間存在著巨大的“數字鴻溝”,阻礙了數字經濟潛力的充分釋放。美國在數字經濟領域掌握絕對優勢,其高科技公司憑借先發與技術優勢迅速占領了全球數字市場,2021年全球市值100億美元以上的數字企業中,美國企業的總市值達8.9萬億美元,占據全球總市值的71.5%。(63)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平臺經濟與競爭政策觀察(2021)》,http://www.caict.ac.cn/kxyj/qwfb/ztbg/202105/P020210528594083206416.pdf,2021年5月。中國與東盟數字經濟合作受到美國“印太戰略”的挑戰,從根本上看還是由于美國數字霸權的客觀存在,要想釜底抽薪化解合作風險,長期來看需要從結構和行為兩個層面久久為功,尋求破除美國在東南亞、印太地區乃至全球的事實性數字霸權。在結構上,需要用技術、規則和意識形態構建一個“分權”的國際數字社會,實現對數字權力的分散控制,中國應繼續強化數字經濟頂層戰略設計和技術研發,重視數字經濟規則制定,大力提升數字能力;在行為上,則需要全球協力進行數字經濟領域的國際制度和規則建構,進而規范、限制美國的數字殖民主義行為,中國應繼續鞏固與東南亞國家及其他國家的合作,優化全球數字治理。

在人類發展史中,發展技術一向是用來對抗不確定性的有效方式。數字技術的公共屬性與國家屬性并存,因而在美國“印太戰略”背景下,中國與東盟數字經濟合作的機遇與挑戰亦并存,雙方應堅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數字治理原則,積極應對挑戰,持續推進多方受益的“數字絲綢之路”,進一步拓展數字經濟合作的廣度與深度,探求科技向善(Tech for Good),助力經濟復蘇,共建數字命運共同體,攜手塑造數字時代的人類新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