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環境責任與企業財務績效跨期互動的實證研究

孟令鵬, 韓傳峰, 柳丕輝

(1. 上海海事大學 中國(上海)自貿區供應鏈研究院, 上海 201306;2. 同濟大學 經濟與管理學院, 上海 200092;3. 山東建筑大學 管理工程學院, 濟南 250101)

一、 引 言

中國改革開放40多年來,經濟飛速發展的同時環境問題也日益突出,社會公眾和環境可持續發展的壓力迫使政府愈發重視企業環境責任[1]。2018年6月,國務院印發《打贏藍天保衛戰三年行動計劃》,對企業實施經濟活動提出了新要求,也為企業積極承擔環境責任提供了新方向。2019年舉辦的人民企業社會責任高峰論壇提出,要正確理解企業社會責任與可持續發展的關系,關注企業對經濟、社會和環境的影響,鼓勵企業家們在改革、創新、發展的過程中積極履行社會責任,為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做出貢獻。

企業環境責任是指企業在生產經營過程中對生態環境保護和社會可持續發展所承擔的社會責任[2],是企業社會責任的環境因素[3],對企業理解和落實循環經濟提出了更高的實踐標準。只有當企業和員工同時自覺承擔環境責任,進行自我約束和控制時,才能真正實現對消費者、對國家乃至整個人類生存環境的承諾[4]。因此,可通過一定經濟機制的規范與引導,促使企業主動或被動地按照社會福利基準配置和使用環境資源。企業對環境資源的利用能否增進社會福利,是評判企業是否履行社會責任的重要標準[5]。

企業環境責任可分為環境治理責任和環境改善責任兩部分,具體包括污染物治理、資源耗減的恢復及企業生產過程中造成的環境質量下降等無形損失的彌補[6]。環境責任的履行需要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的支持,這使得管理者多將焦點放在環境責任的履行成本上,而忽略履行環境責任所帶來的隱形利益[7]。從這一意義來看,推動管理者重視環境責任所能為企業帶來的經濟和社會效益,對企業真正承擔環境責任至關重要。

目前,對于企業財務績效與環境責任是否存在相關關系、相互之間如何影響的問題,學術界尚無統一定論,已有研究多集中于企業環境責任與企業財務績效的單向影響分析,未深入剖析二者的雙向互動關系。一方面,部分研究聚焦環境責任對企業財務績效的影響,認為企業環境責任可以增強企業的競爭力,尤其是創新活動方面的競爭力,并最終體現于企業價值和企業財務績效[8]。高環境責任投資的企業會擁有更高的股票收益,同時面臨更低程度的負面事件沖擊[9],贏得較高水平的經濟回報[10]。另一方面,部分研究關注企業財務績效對企業環境責任的影響,認為根據資源松弛假說,企業財務績效水平與企業環境績效之間呈現正相關[11],企業財務績效對當期環境責任的履行產生積極影響,且比對后期環境責任的積極影響更大[12]。因此,本文在實證研究基礎上分析企業環境責任與企業財務績效的跨期互動關系,提出推進企業積極履行環境責任的政策建議,以助力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

二、 研究假說

(一)企業承擔環境責任對企業財務績效的影響

來自內部和外部的壓力使得企業不得不應對經濟活動產生的環境問題,因此越來越多的企業將環境責任納入自身戰略規劃。其中綠色創新戰略要求企業從戰略層面考慮環境問題,最大限度地降低生產經營對環境產生的負面影響[13]。多數研究結果表明,企業積極承擔環境責任會對企業經營產生積極影響。企業承擔環境責任可以幫助企業提升資源利用效率,降低成本費用,獲得良好聲譽和品牌形象[14],同時還可以獲得更有效的經營流程、更低的合規成本和新的市場機會[15],并提高投資者預期,降低企業融資約束[16],吸引更多的長期機構投資者,為投資者帶來更高的股票收益[17]。企業承擔環境責任還可以看作是一種信息傳遞機制,可用于解決委托代理下的信息不對稱問題。企業為了贏得信賴和支持,必須向利益相關者傳遞難以復制的信號以表明自己是值得信任的。承擔環境責任就是這種信號,反映了企業對環境保護的重視程度,進而以更高的效率和質量參與市場交易,獲得更強的市場競爭和更低的交易成本[18]。

企業環境責任對企業財務績效的促進作用受經濟社會運行的復雜影響,往往存在一定的滯后期。一方面,由于信息搜集及傳遞的滯后性,企業的社會責任行為不能立刻被利益相關者所感知,因此利益相關者為企業帶來的交易成本、市場競爭等方面的優勢會相應滯后。另一方面,綠色創新技術轉化為環?？冃Ш推髽I財務績效需要一定時間,尤其是技術的前期研發投入對資金的需求巨大,只有當創新技術真正應用于生產實踐時才能起到內化成本、提高利潤的效果。

綜上,企業積極承擔環境責任可以提高企業利潤,降低企業生產的環境性成本(包括能源節約、資源利用與廢物排放等),并且存在至少1—2年的時間滯后期[19]。因此,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設一:

H1:企業環境責任是企業財務績效的格蘭杰因且存在滯后效應。

(二)企業財務績效對企業承擔環境責任的影響

資金供給假說認為,企業只有在資金能夠滿足自身正常經營及發展的基礎上才會去承擔社會責任[20]。也即,具有較高資本總額的公司更愿意參與解決社會問題[21]。但企業承擔環境責任也并非完全取決于自有資本,而是內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內部因素包括企業規模、發展戰略、治理結構及技術條件等,外部因素包括制度環境、市場狀況、產業現狀及利益相關者等[14]。

對于企業財務績效影響環境責任是否存在滯后期,學界尚無統一定論。部分學者認為,企業的資金能力需要時間積累,因此對企業環境責任的影響會存在一定的滯后性[22];但另一部分學者通過實證分析得出這種影響不具有滯后性。是否存在滯后期,可能與選取的衡量指標有關[23]。對于經濟狀況不同的企業來說,履行社會責任所帶來的效果可能截然相反。當期經濟績效較好的企業,其社會責任正向影響未來企業財務績效;而當期經濟績效較差的企業,其社會責任會負向影響未來企業財務績效[24]。國有控股企業和非行業敏感性行業企業的環境責任水平均受到企業財務績效水平的影響[25]。重污染行業企業財務績效越好,在環保方面的投入就越多,越能主動承擔環境責任[26]。對標準化產品和競爭性行業來說,企業積極參與環境治理,可以通過改善產品市場感知更加顯著地提高企業價值[27]?；谏鲜龇治?本文提出假設二:

H2:企業財務績效是企業環境責任的格蘭杰因且存在滯后效應。

(三)投資者保護的中介作用

企業財務績效與投資者保護的關系,實質上是學術界廣泛熱議的法律與財務之間的關系問題,爭論的焦點主要是法律與財務的因果問題。以LLSV組合為代表的學者認為,法律保護是因,公司財務是果,法律保護會影響公司財務問題的決策。但越來越多的研究發現,法律與財務的關系可能與LLSV的觀點完全相反,公司財務也可以成為法律保護的因。投資者保護是法律對投資者的保障程度以及相關法律的有效實施程度,投資者可以依賴國家層面的制度機制和公司層面的政策機制獲得利益保護。當公司績效和經營狀況良好時,內部治理機制將會更完善,進而推動投資者保護水平的提高,從而法律保護有可能是公司內部治理逐漸完善的結果[28]。此外,當企業的財務狀況和經營水平發展到一定高度時,對外部法律規范的完善程度要求就越高,因此企業的財務水平會倒逼其提高投資者保護水平。

不同程度的投資者保護力度將會影響企業的投資意愿和治理結構,進而影響投資者決策,包括投資項目類型和投資額度,而環保責任方面的投資正屬于企業投資決策的重要部分。在良好的投資者保護下,企業有較多的方式保護自身利益,更多的企業愿意將富余資金用于承擔環境責任。此外,良好的投資者保護除了為企業的各項權益“保駕護航”,也對企業行為進行了相應的規范,在規制約束下,企業不得不重視環境責任的履行?；谏鲜龇治?本文提出假設三:

H3:在企業環境責任與企業財務績效的關系中,投資者保護起到中介作用。

(四)企業綠色創新的中介作用

作為一項新興的環保項目,企業綠色創新是指企業在環境管理領域中對有關節約能源、污染防治、廢物回收利用、綠色產品設計和企業環境管理等產品類型或工藝流程的豐富與提升,是企業承擔環境責任的重要載體。企業的綠色創新水平與企業承擔環境責任的狀況息息相關,企業環境責任對企業綠色創新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企業環境責任通過信息披露影響企業綠色創新。環境責任信息披露質量越高,在綠色創新過程中的信息不對稱程度越弱,管理層利用綠色創新不確定性進行盈余管理等違規操作的空間就越小,企業在綠色創新過程中的投入產出效率更高,更愿意加大對綠色創新的投入力度。第二,企業主觀環保意愿影響企業綠色創新。企業的綠色創新通常對應的是企業的自愿性環境責任,當擁有較高的環境保護意愿時,企業會首先完成法律所要求的強制性環境責任,在此基礎上積極履行自愿性環境責任。因此,對于擁有較高環境責任感的企業,法律所規定的強制性環境責任并不能滿足其“責任感”,企業會更加關注超出法律規范的更高一層的環境責任,如為企業帶來經濟效益的企業綠色創新。第三,企業客觀上的環保行為影響企業綠色創新。如果將企業的環保行為看作企業的投資經營決策,基于“經濟人”假設,企業會選擇投資收益較高的項目,而在所有環保行為中,綠色創新能力方面的投資無疑是最佳項目。企業投資綠色創新項目,既可以從技術上減少污染物排放,符合法律規范,又可以獲得政府補貼、稅收優惠、成本降低等方面的收益。因此,當需要承擔更多的環境責任時,出于投資回報的角度,企業會更愿意選擇投資綠色創新項目。

企業選擇投資綠色創新項目的另一個原因是,綠色創新對企業經營發展產生積極的促進作用。企業通過環境管理進行創新可能抵消了遵守環境管理的成本,從而對企業財務績效產生積極影響,還可以通過增加競爭優勢而獲得經濟利益。首先,企業綠色創新將環保理念融入企業的產品設計和包裝中,增加產品的差異化優勢,而且投入環境管理的資源不僅避免了環保法律處罰,還可以給企業帶來技術補償,提高其經濟效益。其次,企業綠色創新所強調的資源合理使用能夠優化資源配置,減少浪費,提高資源的邊際收益和邊際生產力。最后,綠色創新能夠直接從節能、降耗、節約和循環使用等方面降低生產成本[29],促進企業內部降成本、外部提聲譽,進而提高經濟效益。綠色產品創新和綠色工藝創新對企業競爭優勢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對綠色創新的投資有助于企業業務的增長[30]。企業綠色創新隨著企業環境責任的提高而提高,綠色創新技術又通過綠色產品和綠色工藝作用于企業的經營績效[31]?；谏鲜龇治?本文提出假設四:

H4:在企業環境責任與企業財務績效的關系中,綠色創新起到中介作用。

三、 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以上市公司為樣本檢驗我國企業環境責任與企業財務績效之間的互動關系。選取2013—2016年我國滬深兩市A股上市企業,剔除被證監會認定為經營異常的ST股企業,公司總資產、長期債務、股東權益等變量為零的企業,以及連續4年存在數據缺失的企業,最終得到244家企業4年共976個數據,企業環境責任、企業財務績效等數據主要來自萬德數據庫、和訊網以及企業年度報表。投資者保護數據來自北京工商大學投資者保護研究中心的研究報告。上市公司專利數據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知識產權局與incoPat全球專利數據庫,對應的經濟特征數據來自國泰安CSMAR數據庫。其中,關于綠色專利的界定,本文利用世界知識產權組織于2010年推出的國際專利分類綠色清單,篩選環境友好型技術相關專利信息,在國家知識產權局網站進行條件檢索。依照上述標準,識別出滬深股市上市公司綠色專利申請數量,并進一步區分綠色發明專利和綠色實用新型專利,將綠色發明專利作為衡量企業綠色創新的核心指標。

(二)變量測度

企業財務績效(Per)考慮到數據的可獲取性,對于企業績效的衡量大多采用企業財務績效指標,包括會計指標和市場指標。前者展示出企業短期的經營效益,一般用總資產報酬率(ROA)和凈資產收益率(ROE)來表示;而后者一般用TobinQ來衡量,展示企業的市場價值,作為一種長期企業財務績效表現,衡量企業未來的市場價值和長期盈利能力。隨著我國股票市場和相關監管制度的不斷完善,TobinQ值的準確性也進一步提高,因此本文選擇企業的TobinQ值作為衡量企業財務績效的指標。

企業環境責任(Cer)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使用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的方式衡量企業環境責任[5]。本文采用和訊網關于企業環境責任的評分,包括企業環保意識、環境管理體系認證、環保投入金額、排污種類數和節約能源種類數,并為不同行業企業分配不同的權重,具有很強的綜合性和客觀性。

投資者保護(IP)投資者保護是指法律對投資者的保障程度以及相關法律的有效實施程度。對于投資者保護水平的衡量,主要從外部法律環境和內部公司治理兩大指標進行評價[32]。本文選擇北京工商大學投資者保護研究中心提供的數據,包含會計信息、內部控制、外部監管和財務運營四個維度,評價范圍更加全面具體。

企業綠色創新(GT)我國尚未形成完善的企業綠色創新質量評估體系,因此不同學者根據自身的研究特征選擇不同的指標進行衡量。當前用于衡量企業綠色創新水平的指標主要分為資金投入情況、綠色產出情況兩大類[33]。本文的樣本企業涉及各個行業,而非工業類企業的研發投入并不能代表其綠色創新水平,因此選擇企業申請的綠色發明專利數量作為衡量指標。

控制變量鑒于企業環境責任與企業財務績效的互動作用受到諸多因素的影響,本文選取以下變量作為控制變量。(1)企業規模(lnSize):公司總資產的對數[34]。(2)企業財務杠桿(ln(D/E)):長期債務與股東權益的比值取對數[35]。(3)企業成長能力(Growth):營業收入增長率[36]。(4)上市年數(Age):本年與上市年份之差[37]。(5)環境規制(lnFYZC):工業污染治理投資完成額的對數[38]。(6)高管薪酬(lnSalary):高管前三名薪酬總額的對數[39]。

表1 變量定義

四、 實證結果檢驗

(一)描述性統計

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如表2所示。企業財務績效的最大值為2.84,最小值為-0.34,平均值為0.51,標準差為0.45,表明不同企業財務績效水平差異較大,除了與自身經營有關之外,可能也會受到企業規模、上市年數等因素的影響。企業環境責任最大值為滿分30分,最小值為0分,反映出企業在環境責任履行方面存在巨大差異。

表2 描述性統計結果

(二)回歸分析

1. 理論模型

本文研究企業財務績效與環境責任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及其方向。通常情況下,更高的績效使得企業擁有更多的財務資源以履行環境責任。同時,企業積極履行環境責任可以提高公司績效。本文構建兩個模型:

Peri,t=β0+β1Ceri,t-1+β2lnSizei,t+β3ln(D/E)i,t+β4Agei,t+β5Growthi,t+β6lnFYZCi,t+β5lnSalaryi,t+εi,t

(1)

Ceri,t=β0+β1Peri,t-1+β2lnSizei,t+β3ln(D/E)i,t+β4Agei,t+β5Growthi,t+β6lnFYZCi,t+β5lnSalaryi,t+εi,t

(2)

其中i、t、t-1分別表示企業、年份、滯后一期年份,εi,t表示誤差項。

2. 回歸分析

模型1以企業財務績效為因變量,環境責任為自變量,模型2以環境責任為因變量,企業財務績效為自變量,企業規模(lnSize)、財務杠桿水平(ln(D/E))、上市年數(Age)、成長性(Growth)、環境規制(lnFYZC)、高管薪酬(lnSalary)為控制變量,進行雙向固定效應的面板回歸分析。如表3所示,模型的F檢驗結果表明,兩個模型整體顯著性較強,具有統計學意義。模型1中樣本企業的環境責任系數為0.003,且在0.05的水平上顯著,表明企業環境責任與企業財務績效正相關。模型2中樣本企業的財務績效系數為2.74,且在0.05的水平上顯著,表明企業財務績效與企業環境責任正相關。

表3 回歸結果

(三)格蘭杰因果檢驗

對于不同個體和不同時間點來說,每個解釋變量都是一個變化的量,為了表示企業的個體異質性和隨時間點變化的特征,本文采用個體時間雙固定效應模型。模型采用滯后一期的自變量解釋自變量與因變量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40]。同時,利用聚類穩健標準誤控制異方差和序列相關。

為了進行正式的因果關系檢驗,使用Granger方法[41]檢驗企業環境責任與企業財務績效之間的雙向因果關系,構建估計企業財務績效的滯后值和環境責任的滯后值對當前企業財務績效影響的線性模型,以及環境責任的滯后值和企業財務績效的滯后值對當前環境責任影響的線性模型:

Peri,t=β0+β1Peri,t-1+β2Ceri,t+β3Ceri,t-1+β4lnSizei,t+β5ln(D/E)i,t+β6Agei,t+β7Growthi,t+β8lnFYZCi,t+β9lnSalaryi,t+εi,t

(3)

Ceri,t=β0+β1Ceri,t-1+β2Peri,t+β3Peri,t-1+β4lnSizei,t+β5ln(D/E)i,t+β6Agei,t+β7Growthi,t+β8lnFYZCi,t+β9lnSalaryi,t+εi,t

(4)

若模型3中的β2和β3與0顯著不同,則認為環境責任是企業財務績效的格蘭杰因。同理,若模型4中的β2和β3與0顯著不同,則認為企業財務績效是環境責任的格蘭杰因。同時,為了考慮模型異方差性和序列相關性,使用穩健的標準誤差估計模型。兩方程的聯合顯著性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均顯著,因此拒絕原假設“企業環境責任是企業財務績效的格蘭杰因”,環境責任和企業財務績效之間互為因果關系。

表4 Granger因果檢驗結果

(四)異質性分析

1. 基于區域差異的因果關系檢驗

為了進一步分析不同區域背景下企業環境責任與企業財務績效之間的互動關系,本文將樣本區分為東、中、西部三個分樣本分別檢驗。如表5所示,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東、中部地區企業環境責任與企業財務績效之間互為因果,但西部地區企業環境責任與企業財務績效之間并無明顯關系。原因可能有以下幾點:

表5 分地區的Granger因果檢驗結果

第一,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財務績效之間的轉化需要一定的前提基礎,包括責任市場、公平競爭環境、監督反饋系統及企業內部相關戰略,這些前提基礎會直接影響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財務績效之間的關系強度和方向[42]。2012年到2016年,西部地區在法制環境、政府與市場關系和市場化程度方面評分均最低,經營環境相關指數優化速度最慢[43],使得企業環境責任與企業財務績效之間的因果關系不明顯。

第二,根據規制經濟學理論和外部效應理論,部分企業的亂排濫放行為給社會造成損失卻不需要付出任何代價,市場經濟不能依靠自身調整達到最優效率狀態,加之西部地區可能存在政府管理缺位、規制水平低、權力尋租等現象,因此在投資后受益對象不明確的情況下,即使企業的資金狀況、規模程度足以支持企業承擔更多環境責任,企業也不會主動承擔。

第三,根據企業行為關系理論,企業存在對環境變化反應遲鈍或失當的情況。西部地區的傳統企業多采用低成本競爭優勢戰略,即通過較高程度的環境污染達到低成本的目的。長期以高污染換取經濟利益的企業并不會因企業盈利水平的變化而及時改變發展戰略,即使在現有資金允許的情況下也不會立刻承擔或者提高環境責任,這也就導致企業財務績效在短期內(當期和滯后一期)未對企業環境責任產生影響。

第四,環境投資對績效影響存在差異。地區經濟發達程度不同,其環境投資水平存在顯著差異。東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產業結構、環?；A設施等各不相同,東、中部地區發展水平較高,相關設施完善,西部地區多承接來自東、中部地區的落后產業和重污染產業,缺乏環?；A設施,使得企業即使進行環保投資,所取得的收益也會相對較低,企業環境責任對財務績效的影響程度也就不明顯。

2. 基于行業差異的因果關系檢驗

從表6可以看出,不同行業企業的環境責任和企業財務績效均具有雙向因果關系。其原因可能在于,雖然行業性質對企業環境責任與權益資本成本間的關系具有一定的調節作用,但環境責任履行的推進和成效以及成效與責任履行間的轉換,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政府的監管力度而非行業性質。雖然在實際生活中政府部門對于不同行業的監管力度有所不同,但監管水平主要受到城市人口密度、經濟發展水平、城市規模等因素影響,行業比重只起到間接效應[44]。因此,對于不同行業來說,企業環境責任與企業財務績效之間都具有雙向因果關系,但強弱有所不同。此外,2013—2016年正處于“十二五”規劃期間,多項與工業企業、重污染企業、“雙高”產品等有關的環保政策法規提高了行業企業對環境責任履行的重視,使得工業企業的環境責任履行情況逐漸好轉并作用于企業財務績效。

表6 分行業的Granger因果檢驗結果

(五)中介效應分析

中介效應檢驗首先采取Baron和Kenny提出的因果逐步回歸法,當檢驗不存在中介效應時,繼續采用Bootstrap抽樣法;如果Bootstrap抽樣法的檢驗結果顯示存在中介效應,則假設成立,反之假設不成立。兩種方法同時使用,可以較好地提高中介效應檢驗的準確度。部分控制變量由于與中介變量可能存在相關關系,影響中介檢驗的準確性,因此在建立中介檢驗模型時,剔除高管薪酬和環境規制兩個控制變量以增加檢驗結果的有效性。

1. 投資者保護的中介效應檢驗

投資者保護的中介作用主要采用層次回歸方法,結果見表7。具體檢驗步驟如下:(1)在模型5中,滯后一期的企業財務績效系數為2.801,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滯后一期的企業財務績效正向影響企業環境責任;(2)在模型6中,滯后一期的企業財務績效系數為1.244,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滯后一期的企業財務績效正向影響投資者保護水平;(3)在模型7中,滯后一期的企業財務績效系數為2.678,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投資者保護系數為0.099,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因此假設H3成立,投資者保護具有中介效應。

表7 層次回歸結果

為得到投資者保護的中介效應水平,進行Bootstrap抽樣法檢驗,得出企業綠色創新能力的間接效應為0.023,95%的置信區間為[0.009,0.0234]。當企業財務績效變動1個標準差時,企業環境責任水平變動0.158個標準差,其中0.023個標準差是通過中介變量IP發生作用的,因此中介效應占總效應的14.6%(0.023/0.158)。

投資者保護由企業內部治理和外部環境構成。從公司內部治理看,企業經營狀況越好,越愿意披露會計信息,幫助投資者預測公司的潛在價值和未來成長空間,降低信息不對稱,使其更好地選擇適合自身的投資標的。公開透明的經營信息很好地保障了企業投資者的知情權,內部完善的治理水平使得企業經營免于混亂,保障了不享有經營權的投資者的利益。因此,良好的企業財務績效可以帶來高質量的會計信息,提高投資者保護水平。此外,良好的經營績效能夠吸引更多投資者,推動企業接受更廣泛的社會監督,從而帶動投資者保護水平的提高。良好的投資者保護水平可以減少企業支付股利的費用,使得企業擁有更多閑置資金。根據資金冗余假說,企業的閑置資金越多,企業越愿意承擔環境責任,進而提高企業環境責任的履行狀況。此外,良好的投資者保護水平意味著企業擁有合規的內部治理和完善的外部法律環境,對企業環境責任的履行起到強約束作用。

2. 企業綠色創新的中介效應檢驗

企業綠色創新的中介作用主要采用層次回歸方法,結果見表7。具體檢驗步驟如下:(1)在模型8中,滯后一期的企業環境責任系數為0.003,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滯后一期的企業環境責任正向影響企業財務績效;(2)在模型9中,滯后一期的企業環境責任系數為0.138,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滯后一期的企業環境責任正向影響企業綠色創新水平;(3)在模型10中,滯后一期的企業環境責任系數為0.003,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企業綠色創新系數為-0.002,不顯著,通過逐步回歸法得到企業綠色創新不存在中介效應。因此,進行Bootstrap抽樣法檢驗,得到企業綠色創新能力的間接效應為0.0002,95%的置信區間為[0,0.0006],證明企業和綠色創新具有中介效應,假設H4成立。通過對綠色創新中介作用的驗證表明,當企業環境責任變動1個標準差時,凈資產收益率將變動0.0038個標準差,其中0.002個標準差是通過中介變量GT發生作用的,中介效應占總效應的5.3%(0.002/0.0038)。

實際上,企業綠色創新通過以下途徑促進企業財務績效的提高:第一,綠色技術創新提高生產效率。企業在生產工藝和生產流程方面的優化可看作是提質的重要舉措,技術創新從長遠來看可以降低企業生產的邊際成本和邊際能耗,提高企業的長期經營績效及企業生產現代化水平。第二,綠色產品創新開拓新市場。在產品的基礎價值、綠色偏好收益、綠色消費意識等因素的影響下,消費者購買綠色產品的偏好加強,綠色產品的市場吸引力越強,企業的銷售能力和盈利能力越高。第三,企業綠色創新為企業帶來更多的“政治資源”。企業在綠色技術方面的投資,可以獲得來自政府提供的稅收減免、資金補貼及政策優惠等有形資源,從而降低企業環保投資的風險和成本,提高企業綠色項目投資回報率。

五、 結論與建議

(一)主要結論

本文以2013—2016年上市企業為樣本,檢驗企業財務績效與環境責任間的相互關系。盡管在過去的20年中,該話題引起學術界的廣泛探討,但企業財務績效與環境責任之間的聯系尚未完全建立。本文使用格蘭杰因果檢驗方法,分析了企業財務績效與環境責任之間的循環關系,驗證二者之間存在相互正向影響關系。在異質性分析中,不同區域的企業環境責任和企業財務績效之間的關系有所不同。其中,東、中部地區企業環境責任和企業財務績效與總體樣本因果關系檢驗結果一致,西部地區二者間并無因果關系;行業差異對企業環境責任和企業財務績效間的關系并無影響。在中介效應分析中,驗證了投資者保護和企業綠色創新均起到中介效應。

(二)政策建議

一方面,政府要完善企業履行環境責任的相關法律法規體系,以行政手段彌補市場失靈,保障企業在環保方面的投資不會給其他企業的污染行為帶來過多的正外部效應,以提高投資者保護力度。完善企業實施環保行為的配套措施,補足環保產業鏈薄弱環節,尤其是在環?；A較弱的地區,更應加大環保設施投入,為企業的環保行為提供便利。此外,政府應積極倡導產教融合、政企協作,推動需求和產出緊密結合,從環保技術到環保投入、環保設施等環節加強合作,減少不必要的周轉,為企業環保行為節約時間和成本。另一方面,企業要將環境責任納入自身發展戰略,合理安排管理者任期,加強綠色創新投入。完善企業環境責任投入產出核算體系,積極將環保投資所帶來的創新優勢轉化為企業的經營成果,提高財務數據的準確性。保證管理者的任期具有一定的時間跨度,使其能夠有足夠的時間等待環境責任履行所帶來的經濟、聲譽等方面的效益。此外,對于管理者的績效考核也應具有彈性和長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