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共振與立場三角視域下《戰國策》論辯話語分析

⊙聶嘉［西南科技大學外國語學院，四川 綿陽 621010］

對話語法最早由Du Bois于1995年提出，經過近20年的發展和修改，2015年首次被中國引入，并被廣泛用于補充和發展其他語言現象理論（如沖突話語、回聲話語、幽默話語等），這類研究主要使用真實對話場景的語料，而其他研究大多使用文本對話。本研究以《戰國策》為例，其中對話體現由不同出身、不同地位的辯論者充分運用語言達成各自目的的核心理念，論題也不限于哲學或政治，題材廣泛如獻計論策、互相貶抑或自我辯解，高度運用修辭、對話構式與映射結構，為對話共振與立場的分析提供了多樣的形式與內容。

一、對話句法與論辯話語

對話句法理論研究獨立話語之間的形式關系，即在會話中后一語句將前一語句作為模板的傾向，對其詞語、詞素、句式結構、音律等成分不同程度地選擇性復用以構成平行結構，平行語句之間的映射關系把原本的語句及其具體成分聯系和對應起來，構成一個整體的映射結構，使旁觀者與對話者察覺到其中異同和緊密聯系后，激活話語間的親緣關系，影響話語的形式和意義，從而產生對話共鳴。

例1：

Joanne：It's kind of like you，Ken.（那有點像你，肯。）

Ken：That's not at all like me，Joanne.（那完全不像我，喬安妮。）

此對話直接明了地展現了平行結構如何產生對話共鳴。在句型層面，兩段語句皆是系表結構，并在句末都有對雙方的指稱。在語義上，“It's”和“That's”均是對前一語境中的事件的指代，后文的“you”和“me”同指代Ken，保持了句型、語義結構的高度一致以構成平行，然而兩段語句所用修飾程度的副詞“kind of”與“not at all”在詞義上則相反，在高度相似中出現的不同更為顯著，對話者持不同態度和觀點便以此展現。此外，前者指稱后者有引起注意和指名道姓地諷刺的作用，后者指稱前者則是表示對前者話語的堅決反對。巴赫金強調語言使用是具有對話性的，將“對話”歸結為人類生存的基本方式與人類生活的本質?！稇饑摺返奶攸c是通過辯論來塑造人物、展現沖突，那些一語雙關的、含沙射影的、旁敲側擊的、具有多重語義的對話能發揮更高的功效，也更具有戲劇性，這給予考察辯論話語對于平行結構的偏好以及共鳴現象的運用的可行性。

二、“零句法”共振話語的立場分析

曾國才等人認為，在非共振答語中，問句中沒有相關詞語和結構形式的重復，即問句的圖式結構沒有具體例證，問句和答案之間缺乏句法平行性。因此，他們無法在句法層面產生共振。從句法關聯度來看，這種對話被定義為“零句法”，即說話人只發出驚嘆聲，沒有提供具體的透明信息，也沒有句法結構。然而通過對語料的分析，對話文本中的這類對話并非毫無意義。

例2：秦王跪而進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庇虚g，秦王復請，范雎曰：“唯唯?！比羰钦呷?，秦王跽曰：“先生不幸教寡人乎?”（《戰國策·秦策三·范雎說秦王》）

“唯唯”是古漢語中的感嘆詞，它被翻譯成“呃”或者“哦”，表示懷疑、猶豫或請求同意。在這段話中，范雎只發出一個感嘆詞，文本中這樣的對話重復了三次，這足以形成對話結構并反映對話者的立場。Du Bois提出的立場三角認為涉及話語行為的實體包括三個：主體1（立場行為參與者或持有者）、主體2（立場行為接收者）及其共同客體。立場行為只能通過立場持有人與另一主體之間的相互合作來實現，這必然是雙方相互協商的結果。然而，在選定的段落中，范雎與秦王的初步磋商與立場三角完全相反。如圖1所示：

圖一 立場三角對比示意圖

回復本身并沒有表達任何對話意義，但《戰國策》并不會記錄完全沒有意義的對話內容?！拔ㄎā钡拇饛秃蛦栴}“先生何以幸教寡人”在當時的背景下發生了三次，這使得雙方在對話中的立場更加模棱兩可，使辯論難以達成協調。從某種意義上說，雙方在這個特殊的語境中創造并不斷加強對話的結構，這構成了語義和立場上的共鳴。從對話共振的極性來看，對話雙方所達到的共振不一定是協同的，它還可以突出相反的立場，因此，這種對話可以被視為一種特殊類型的共振，它映射了前一輪話語本身的話語。從辯論目的可以推測這一回復的潛在目的是轉移問題的焦點。秦王確實把問題的焦點從“有什么建議”轉移為“你為什么不給我建議”。從辯論技巧的角度來看，范雎展示了其同居高者會話談判時獲得信任的能力。如果范雎在秦王第一次問他時就提出了所有的建議，那么他很難確定秦王會相信他的話。因此，他需要通過轉移問題的焦點來檢驗秦王的誠意，并獲取談判對話的主導作用。

三、部分共振

部分共振是指答語和問話在其結構中呈現的部分語言元素對應關系。這里的“部分”可以是任何語言元素，從一個單詞到一個短句，部分共振對話也占所有共振對話的絕大多數。以下兩處示例為存在典型部分共振的段落。

例3：“楚王始不信昭應之計矣，今公乃征甲及粟于周，此告楚病也。昭應聞此，必勸楚王益兵守雍氏，雍氏必拔?！惫性唬骸吧?。然吾使者已行矣?！贝唬骸肮尾灰愿叨寂c周?！惫信唬骸拔釤o征甲與粟于周，亦已多矣。何為與高都?”（《戰國策·西周策·雍氏之役》）

這段話來源于蘇代和宰相仲侈在《雍氏之役》中的辯論。蘇代首先表示，沒有必要從西周招募士兵和糧食，仲侈認可了這一點。然蘇代的要求并不限于此，他還要求仲侈將高都的土地奉獻給西周。蘇代對自己的立場定位是雙重的，他在這次對話中的立場首先是作為謀士面對楚國的征服，其次是作為特使幫助西周避免戰禍并尋求利益。仲侈的立場相對單一，他不想在維護自己國家利益的同時耗費太多成本。然而通過對蘇代的分析，兩人先就免予征收達成了共識，蘇代的反問句改變了對象，但他們的立場和評價是恒定的。下表示例了對話的語言結構和共振：

表一 映射結構圖示1

根據王德亮提出的分析共振程度的公式，這一段的共振元素為5組，而縱列數為7欄，根據公式得出共振程度指數為5/7，在詞匯和語法層面上保持了較高的共振程度。盡管“公”和“吾”是不同的詞，但指代的是同一個人，即仲侈?！澳恕焙汀盁o”代表了仲侈在蘇代會談前后的不同決議，而“征甲及粟于周”是辯論的主題和對象，他們對客體的評價也顯示出映射關系。蘇代認為，從西周國征用糧食和士兵是他們自己國家疲勞和軟弱的表現，并且傳播它將不可避免地導致敵人加大攻勢，使他們自己的一方被擊敗，所以仲侈聽取了蘇代的建議。而后蘇代的進一步要求也使得仲侈做出了否定的評價。仲侈認為在西周不征兵采糧是最大的讓步，因此后一句的對話也呈現出映射結構，如表2所示：

表二 映射結構圖示2

這場辯論反映了共振的語言框架下立場的轉變和沖突的解決，從對立到協調，再從協調到對立，最后解決了沖突，再次實現了協同。在對話中，對話雙方的立場并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根據立場實時轉變的，這使得對話中的共振極性不斷變化，也使對話中的共振規律化。在不同的語境下，對話者會采取經常性的共振，以傳達有效的信息。共鳴不僅是模仿、重復或立場協同，還有干預與駁斥。

四、完全共振

完全共振指的是，答語幾乎每個成分都能在前一語句的句法結構中找到對應的成分，包括代詞、時態、體和語氣詞。在《齊策四·先生王斗》中，王斗與宣王的辯論有著典型而完整的語言元素復用和映射，可以被視為辯論中共鳴對話的典范。

例4：宣王因趨而迎之于門，與入，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廟，守社稷，聞先生直言正諫不諱?！蓖醵穼υ唬骸巴趼勚^。斗生于亂世，事亂君，焉敢直言正諫?！薄踉唬骸爱斀裰罒o士，寡人何好？”王斗曰：“世無騏麟騄耳，王駟已備矣。世無東郭逡、廬氏之狗，王之走狗已具矣。世無毛嬙、西施，王宮已充矣。王亦不好士也，何患無士？”（《戰國策· 齊策四·先生王斗》）

在該段對話中，宣王根據自己的身份推測王斗是有才能之人，并敢于提出建議。王斗復用宣王的話語結構以解釋自己的地位低下，并為無能的君主服務。從更深層的意義上講，王斗貶低自己，實則是指責宣王的昏庸，拒絕公開提出自己的建議使得宣王不悅。他通過語言構建了沖突，為以后解決沖突奠定了基礎，贏得了信任，并讓宣王采納他的觀點。

表三 映射結構圖示3

在語言結構方面，一開始，兩人使用指稱代詞來表示身份，“寡人”對應“斗”表明對話雙方都試圖在整個對話中確立自己的主導地位，也意味著雙方都會根據自己的身份建構來表達自己的觀點?！胺钕染趶R”則突顯他的君主身份以及向王斗問策的理據性。王斗以“生于亂世”作為對應，這也表明了他的身份。然而，他的身份與宣王的身份相比是低下的，這是統治者和普通人之間的辯論。王斗此處對出身的闡述不僅是官員對統治者的自謙，也是對其身份與立場的預示?！笆聛y君”是他通過自我謙虛和自嘲，逐漸諷刺宣王，避免直接出現談話沖突。宣王進一步定位了自身立場伴隨的行為和責任，表示自己的責任是“守社稷”，這加強和鞏固了前一語句中的身份建設。在這種情況下，兩人在語言元素中體現的識解差異和對立具有相同的對話框架結構，而在焦點信息方面則是根據自己的會話目的和理解形成對比，形成沖突和不和諧。會話沖突未經協調后，王斗再次用言語吸引了宣王的注意，為正式討論和給出建議鋪平了道路。

表四 映射結構圖示4

這一部分是王斗三次重復宣王的話的框架，得出其根本不喜歡也不重視人才，而不是世界上沒有人才的結論。在這一段中，王斗用三個比喻將人才與馬、狗和美女進行比較。這些隱喻并非毫無根據，而是與齊桓公和玄公在前一段對話中所描述的三個相同愛好相對應，形成了對話內容的互文和邏輯閉環。這表明即使沒有頂尖人才，也有人可以被宣王重用。這段對話的結構簡潔明了，王斗和宣王的話語中幾乎每一個單詞和短語都形成了映射關系。在映射結構中加入三個隱喻增強了語用效果，反映了辯論中的強烈語氣和堅定立場。

五、結語

本研究考查《戰國策》全書共31處共振對話，示例了其中典型。其中運用部分共振的對話共27處，完全共振的對話共3處，這與王寅、曾國才考查Wh-問答構式中共振分布的結論相契合，即完全共振與零共振在全部對話中占少數，人們傾向于使用部分共振來表達特殊會話含義。從辯論角度來看，謀士與王公的辯論往往通過共振對話吸引注意，聚焦會話信息并突顯不同立場，而后解決矛盾，調和立場使會話目的得以達成。本文存在較多不足，首先，對話句法理論本身完善程度不足，共振的判定暫無明確的定性，所以本文僅從句式結構與文本解讀角度選取示例語料，限于篇幅無法窮盡地示例全篇中的共振現象；其次，單以對話句法理論不足以解釋論辯語言的各類現象，必須配合立場三角、識解模式、沖突話語分析等理論。正如劉興兵所述：“對話句法理論也還須應用于更多文類和論題的研究，以進行驗證和完善?！钡珡墓舱瘳F象作為出發點研究古漢語文本可為理論發展提供新思路，各語言、各文化時代背景中高頻出現的對話映射結構也為對話句法理論的適用性提供了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