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雄的學生履歷與軍人生涯

熊英 易敬林

熊雄的人生軌跡，在社會風云、時代波濤及家庭濡染三個重疊維度的交錯互動下，沿著兩條螺旋攀升的曲線向上延展。一條曲線可以總結為熊雄的學生生活，另一條曲線可以概括為熊雄的軍人經歷。

學生與軍人合一的熊雄，參加和見證了國內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諸多重大事件，閱歷非凡，學識豐富，且富于傳奇色彩，詮釋了“艱難困苦，玉汝于成”的真諦。

一、“三級跳”學生履歷

（一）特殊出身，接受新式學堂教育。熊雄是江西宜豐人，生于公元1892年（清光緒壬辰年），在七兄弟中排行第四。他的祖父務農，伯祖父經商，父親則在清末舉孝廉。熊雄出身于農商士三結合的特殊家庭，從小受到的熏陶與眾不同，農民的樸實、商人的靈慧、士子的向學兼而有之。他在家族私塾“培蘭書屋”參加啟蒙學習認真刻苦，求知欲旺盛，從而打下了扎實基礎。同時，他還練就了一身精湛的武術，能一躍而過連成一排的4張八仙桌。熊雄的家鄉地處宜豐、萬載、銅鼓三縣通衢，這里交通便利、商賈云集、信息四通、風氣開化，為思想活躍、敏于新鮮事物的熊雄提供了良好的發展環境。故而，熊雄少有大志，尤喜中國歷代英雄和忠貞之士，手錄田橫、項羽、劉邦、祖遜、杜甫、劉伯溫、石達開、文天祥、秋瑾等人的詩詞百余首，編成《古今詩錄》用以自勵。他還在尺長的竹片上刻下唐朝王昌齡“一片冰心在玉壺”的名句，坦陳抱負。

1907年春，熊雄和大哥一同考取新設的瑞州府（今高安市）中學堂。在這種新式學堂中，熊雄接受了迥異于私塾的近代教育。不僅豐富了知識，而且開闊了眼界。由于他勤奮好學，終以最優等成績畢業。1910年春，他獨往金陵考入南京優級師范學堂。在當時，廢科舉而大興新式學堂本是清廷為培養新型人才所作的改革，但不久得到了與其期望相反的回報。這批新式知識分子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新學堂的濡染與新思潮的洗禮，具有與舊式士子完全不同的知識結構、人生理想與行為取向。他們已走出了熱衷于個人功名利祿的狹小樊籬，而執著地追求一種參與改造社會的救世理想與社會實踐；他們身上少了許多逃避現實的“出世”意識，更多的是積極主動的“入世”沖動。他在南京優級師范學堂僅學習一年，因目睹國際帝國主義的野蠻侵略和清王朝的喪權辱國，于1911年春棄學從戎，成為江西新軍學生兵中的一員。

（二）東渡日本，接受正規軍校教育。熊雄的“二級跳”學生生活起始于“二次革命”失敗后，隨李烈鈞、林虎、方聲濤等輾轉日本。在東京，熊雄結識孫中山先生，他的革命行為受到孫中山先生的肯定。自此，他將中國革命先行者孫中山當做自己的偶像，毅然參加了孫中山重組的中華革命黨并進入該黨創辦的浩然軍事學校。在熊雄的軍旅生涯中，有兩次軍事院校的學習生活。第一次便是在日本東京孫中山開辦的浩然軍事學校。在此軍事學校里，教材是日本士官學校的，教官是向日本士官學校聘請的，還有中華革命黨著名領導人為他們演講。這一切，使得熊雄受到了正規的軍校教育，不僅為他10年后入讀蘇俄紅軍學院做了鋪墊，而且為他日后執掌黃埔軍校政治教育奠定了基礎。

1913年秋至1916年春，熊雄在東京學習和生活了兩年多之后，經歷了對日本資本主義制度的切身體驗，加上中國人歷經外侮的歷史悲情依然濃烈，讓滿懷一腔熱血尋求救國救民新路的他感到失望，便毅然回國參加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護國護法運動。

（三）負笈歐俄，接受馬列主義洗禮。在俄國十月革命和北京“五四運動“的激蕩下，熊雄帶著迷茫和希冀再次走出國門，開始了自己的“三級跳”學生生活。在法國勤工儉學時期，生活雖然艱苦，但有更多機會閱讀馬克思主義著作，結識進步留學生和華僑工人，從而接受了各種社會主義思潮濡染。在法國，他“處處都能夠發現資本主義的罪惡和勞動者的痛苦”，并由此認定中國的出路應該是“社會主義的俄羅斯十月革命成功，也是一個大證據”，從而時時考慮“游俄”，以期親睹社會主義革命成果。在法國，留學生的環境復雜兇險。1921年，旅法勤工儉學學生為爭取工作、學習、生活等權利，進行了請愿活動，熊雄聞訊立即從當時就讀的法國西南部農校趕回巴黎參加。他與勞動學會的成員一道印發“聲明”和“意見書”并堅持抗暴斗爭。

為了更深刻地研究馬克思主義，熊雄于1922年3月轉赴馬克思主義學說的故鄉——德國留學，并很快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這期間，熊雄在旅歐支部開設的共產主義研究會中系統學習、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用馬克思主義校正自己的人生羅盤，并在旅德學生和華工中從事革命活動，還參與組建了中國少年共產黨（青年團），在馬克思主義的生動實踐中得到歷練。

為了迎接中國革命高潮的到來，根據國內黨中央的指示，中共旅歐支部開始有計劃地選送了一些黨、團員赴蘇聯學習。1923年3月底，熊雄與趙世炎、王若飛、陳延年、陳喬年、王圭等12人第一批來到列寧的故鄉，在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以下稱東大）中國班學習。中國班黨支部明確指出：我們來俄的目的，是學習馬克思主義和無產階級斗爭經驗，訓練自己成為很好的共產主義者，回國后代表無產階級活動。在東大學習期間，熊雄正是懷揣這樣的動機和目標如饑似渴地學習，并鑄就了共產黨人高遠的歷史使命感。兩年后，熊雄轉入莫斯科紅軍學院深造。嶄新的軍事訓練和政治訓練，對具有湖口起義、護國護法戰爭等豐富實戰經驗的熊雄來說，正是“如魚得水”，再比照他在日本軍事學校所學過的課程和受過的訓練，更是收獲良多。特別是學習了蘇俄紅軍的政治工作，對他日后在黃埔軍校里程碑式的建樹大有裨益。

二、“三段式”軍人生涯

（一）棄學從戎，成為江西新軍學生兵。從清末開始的新式知識分子與武力相結合的潮流貫穿于整個民國時期。這表明中國新型知識分子參與社會的行為模式與價值觀念發生了重大轉變，一改過去文弱書生不從軍的傳統，成為近現代一種重要的政治改革和參與方式。清末民初的社會大變動，造成了許多真空，為新式知識分子運用武力縱橫捭闔創造了條件。1911年10月，湖北省城武昌，爆發了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起義并取得成功，各省革命者紛紛響應。當月下旬，江西新軍與陸軍小學、武備學堂、測繪學堂中一批富有革命思想的青年也宣布起義，從順化門越過城墻進入南昌城內，一舉攻占了撫臺衙門，南昌得到光復。從此，熊雄熱誠追隨孫中山領導的民主革命事業。不久，李烈鈞就任江西都督，對駐省軍事單位進行整編，學生軍改編為學兵團，熊雄成為學兵團領導者之一。

當北洋軍閥袁世凱竊取辛亥革命果實后，孫中山發動了討伐袁世凱的“二次革命”。熊雄所在的學兵團，積極投入了湖口討袁起義的疆場。討袁軍本是正義之師，但戰爭是充滿硝煙、充滿變數的力量博弈，最終因敵我力量懸殊而告討袁失敗，熊雄隨李烈鈞、林虎等輾轉又來到日本，結束了自己的第一段軍旅生涯。

（二）重著戎裝，投身護國護法運動。1915年，袁世凱竊國稱帝，孫中山再次興兵討袁。1916年，激情復燃的熊雄，從日本回國參加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護國護法運動；先后隨護國滇軍、湘軍轉戰粵湘一帶，因屢建戰功由普通士兵晉升護國湘軍上校。然而，孫中山領導的三次反對北洋軍閥的斗爭未能重拾江山。

（三）執鞭軍校，黃埔政教顯身手。1925年9月，因國內工作需要，為尋求真理負笈法國、德國、俄國的熊雄回到上海，中共中央分配他到廣東工作，當月奉調黃埔軍校任政治教官。由此開啟了他的第三段軍旅生涯，并成就了他生命交響曲中的華彩樂章。到校后不久他參加二次東征，協助國民革命軍第一軍少將政治部主任、東征軍總政治部主任周恩來籌組政治工作；臨出發時，熊雄又被委任為總指揮直屬的憲兵營黨代表，任務是“維持全軍的軍紀風紀及地方治安與臨時特別任務”（蔣介石語），不久還被任命為新成立的軍校入伍生部的政治部主任。黃埔學生軍在東征中攻堅克難、所向披靡，與他們出色的政治宣傳鼓動工作是分不開的。

隨著革命形勢迅速發展和革命隊伍不斷壯大，加強軍隊中的政治工作尤顯重要和緊迫。為此，中共廣東區委于1925年年底提出了在黃埔軍校增設政治科專門培養軍隊政治工作干部的建議并最終被采納。1926年1月東征歸來后，熊雄出任黃埔軍校政治部副主任，2月擔任軍校改組籌備委員會七名委員之一，3月兼任潮州分校政治部主任。因兼任政治部主任的邵力子的主職是軍校秘書長，政治部部務工作實際上由熊雄主持；同年7月，邵力子奉蔣介石之命去蘇俄開會后，政治部工作便明確由熊雄全面擔負。3月，軍校改組為國民革命軍中央軍事政治學校。軍校更名意味著軍事教育與政治教育并重的戰略定位，于是這才有了國民革命軍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組織大綱及全部法規的建設。

熊雄主持軍校政治部工作后，在周恩來等前任開拓政治教育的基礎上，進一步大力延展政治工作，深入推進建章立制工作，對政治部服務細則、政治教育大綱、政治教育計劃等進行細化，?？瘸霭嫖镆厕k得風生水起，使軍校人才的搖籃煥發出更大生機，凸顯了他治理軍校政教的雄心大略。他根據“軍事與政治打成一片”的教育原則，向軍校學生灌輸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和馬列主義的基本理論知識，開設的政治課多達26門，聘請了共產黨高層和知名人士擔任政治教官，他本人親自講授《軍隊中政治工作》與《本黨宣言訓令》兩門課。與此同時，通過定期舉行政治討論、政治測驗、政治講演，組織宣傳隊、“血花劇社”，大量編印校報、期刊、書籍及各種宣傳品，參加軍民聯歡會和民眾運動等多種形式，對軍校學生進行生動活潑的革命思想、情操教育，使軍校的政治工作多姿多彩。

熊雄在軍校政治教育工作是卓有成效、有口皆碑的，對培養優秀軍事政治干部支援北伐等革命戰爭是功不可沒的，但也因此招致國民黨右派的嫉恨。1926年3月，蔣介石突然制造了“中山艦事件”，派軍隊嚴密監視和控制軍校師生；熊雄從容應對，使這一事件未能波及政治部。嗣后，中共廣東區委為適應新形勢的需要，決定在軍校設立中共黨團，熊雄為書記，統一領導黨在軍校的工作。主要任務是團結左派，爭取中間力量，反對右派勢力，積極宣揚孫中山的三大政策和國民革命運動。

在國共兩黨合作的3年多時間里，黃埔軍校由于共產黨人積極致力于革命的政治教育，使軍校形成了“國民革命的中心”“東方的紅軍”的可喜局面。軍校聲名遠播，國內外慕名前來參觀、訪問和學習的人絡繹不絕，熊雄親自參與接待，宣傳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和三大政策，推介軍校的方針理念和舉措，擴大了黃埔軍校的影響和聲望。熊雄以自己的出眾才華使軍校始終保持旺盛的革命氣氛，成為支援北伐戰爭的堅強后盾，也為自己的三段式軍旅生涯奏響了最強音。

1926年6月7日，蔣介石在軍校發表講話，要軍校師生自動填表聲明黨籍，不準跨黨，并且意欲以高官厚祿拉攏和收買公開的共產黨人，邁出了破壞國共合作的第一步。1926年12月初，國民黨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遷往武昌，12月14日，熊雄被任命為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政治部代理主任，全面負責軍校政治教育工作。此時，中共廣東區委軍委書記周恩來調往上海中共中央工作，所遺一職亦由熊雄兼任。在此關鍵時刻，他通過這一系列政治教育和宣傳工作，揭露和回擊了反動勢力的破壞。

1927年3月，國民黨右派與中外反動派相勾結，不斷制造白色恐怖，斗爭不斷升級。在陰云密布的日子里，熊雄遵照黨的指示，機智沉著地布置黨、團員和進步人士秘密轉移，保存革命力量；同時繼續領導國民黨特別黨部，以靈活的方式為保衛革命果實進行斗爭。熊雄還邀請魯迅先生來軍校演講，鼓舞正義學生的斗志。4月12日，蔣介石逆歷史潮流而動，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發出了“第一號通緝令”，公布了陳獨秀、毛澤東、熊雄等193人“被通緝”的名單；廣東的國民黨當局也配合蔣介石策劃“清黨”反共，并且大開殺戒。熊雄處變不驚，與反動派勢同水火，表示“要將一腔熱血灑在黃埔島上，與黃埔共始終”。4月15日，國民黨廣東反動當局抓捕熊雄，5月初將其囚禁于南石頭監獄。

在獄中，熊雄不僅自己大義凜然、視死如歸，還利用早晚兩次放風的短暫時間鼓勵被困學生，告訴他們干革命總會有犧牲，團結起來爭取出獄繼續為革命奮斗，“守得云開見月明”。5月17日晚上，敵人終于對熊雄下了毒手，他大義凜然、堅貞不屈、慷慨就義。黃埔軍校，本是他施展才華的最好平臺；黃埔歲月，本是他最為耀眼的軍旅生涯。由于國民黨反動派的背叛革命，讓他以悲壯的生命句號結束自己的第三段軍旅生涯。

（作者：熊英，熊雄侄孫女。江西省和平統一促進會理事、江西省黃埔同學親友聯誼會副會長。

易敬林，熊雄侄孫女婿。二級教授、博士生導師，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

責任編輯 / 危春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