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歷史真實中開掘戲劇性與共情性

如何處理紅色題材創作的虛與實，是每一個創作者亟待解決的問題。作為一名創作者，自己也曾走過彎路，也有為了追求商業性可以說是“無奇不有”的涉獵，為了追求揭秘效果，更多地相信“野史”，一次次試探紅色題材創作的底線，最終都被專家當頭棒喝，甚至全盤否定。

在深刻反思之后，我意識到，紅色題材的創作需要創新，更需要把握好“史實”這條底線。歷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只有尊重歷史真實，才能處理好虛與實的關系。

一、從史實中開掘戲劇性

紅色題材的創作想要吸引更多觀眾特別是年輕觀眾，首先要做的就是表演還原歷史真實，滿足觀眾的求知欲。王驥德在《曲律》中提出要“大實而小虛”，主張在歷史大處要存其真實的梗概，而在細節上則不妨“損益緣飾為之”。

紅色題材的創作更要抓住“大實”，因為真實的歷史原本就很精彩，南陳北李相約建黨、井岡山朱毛會師、四渡赤水出奇兵，這些大家耳熟能詳的事件、人物，并不是因為戲劇作品有多么精彩，而是因為這些歷史本身。

要做到創作中的“實”大于“虛”，首先就要走“進”歷史，而不是走“近”歷史。每部作品在創作之前，首先要翻閱大量的文獻史料等書籍，走進革命現場包括遺址，采錄與革命有關人物包括革命后代。只有這樣才能讓一場一景、字里行間都變成敲擊到那個崢嶸歲月的鍵鈕，史書上的生動細節成為一個個鮮活的故事，有時站在一塊石頭面前都會熱淚盈眶，從而使創作情感升騰到沸點。

在創作電視劇《開天辟地》時，我進行了近半年的歷史學習，原本以為自己很熟悉每個人物，竟被老師的一個問題給難住了：“毛澤東、周恩來、朱德、蔣介石四人第一次見面是什么時候？”經過反復查史料才知道，毛澤東和蔣介石人生軌道的頭一回交叉，是在1924年1月20日由孫中山親自主持的在廣州召開的國民黨“一全”大會上。當時毛澤東既是中共中央執行委員，又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蔣介石僅是坐在角落里旁聽的列席代表。一個政壇風云，一個郁郁寡歡，兩人誰也沒有想到對方會成為自己一生的政治對手；周恩來與毛澤東神交已久，三次有機會謀面卻交臂而過，直到1926年1月才于國民黨“二全”大會前夕聚首廣州，兩人一起向陳獨秀陳言，一起面對面地聲討制造“中山艦事件”的蔣介石，周恩來為此還遭到了蔣介石的軟禁；時為川軍旅長的朱德則跑到上海找到陳獨秀要求入黨遭到婉拒，于1922年10月輾轉到歐洲才由周恩來介紹加入了黨組織。這些真實的歷史才是觀眾想知道的，要寫好一部紅色題材，就要有螺絲釘的精神，圍繞著一個點，不斷深挖不斷研究，只有這樣才能在浩如煙海的歷史鴻篇中尋找到歷史真實。

二、在生活中尋找共情性

將理性抽象概括出的主題立意審美化、藝術化，讓編創者的觀點和立意與當下的觀眾達到共情，才能使紅色題材成為觀眾特別是青年觀眾的精神大餐。無論什么劇都要面對觀眾，總得讓觀眾知道作者想告訴他們什么，讓他們從中能體味到什么，何況我們中國的觀眾更多還是習慣于通過檢驗情節和主題來接受和理解作品。

郭沫若在他的中期歷史題材創作中，提出了“失事求似”的創作原則，認為藝術作品通過表現主觀世界的真實性，來反映創作主體的精神世界，似乎更符合中國傳統審美對于寫意的追求。在創作一部作品時，首先要琢磨這部戲的主題是什么，并不能把主題提煉簡單地歸結于主題先行。因為一部作品的成功不僅僅是依靠其表面的色彩及其故事的戲劇性，而在于作品對生命的理解，在于思想內涵，在于對作品哲學價值上的提煉，紅色題材的創作亦是如此。這也是創作的難點，如何把難點變為亮點，則要從源頭、歷史和當下這三個方面著手。

1.追根溯源。毛澤東同志在《井岡山的斗爭》中說：紅軍之所以艱難奮戰而不潰散，“支部建在連上”是一個重要原因。在創作建黨百年獻禮作品《三灣改編》時，便遇到了這個難題。應該說，多年來不少影視作品都涉及了這些問題，但只回答了是什么，而沒有很好地回答為什么。在創作中，我們就緊緊抓住“為什么”這個問題，系統地回答，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要在軍隊中建立黨的組織？如何在軍隊中建立黨組織？為什么把支部建在基層連隊上？為什么要在軍隊里建立民主主義制度？為什么要把思想政治教育作為人民軍隊建設的重要內容？每一個故事，每一個人物，其實都在提問，最后在永新三灣的這場會議上，給了大家完美的答案。這就形成了本劇特有的亮點，在情節推動下而形成的思想高潮。

2.把歷史事件放到廣闊的背景中去解讀。在創作共和國六十周年的獻禮片《紅色搖籃》時，經過多次研討，我們首先確定了“建國建政”作為該劇的“主脈”，這條“主脈”就是中國蘇維埃運動的發展與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開辟、建立、走向繁榮到最后成為“馬背上的共和國”的歷程。抓住了這條“主脈”，就為這一時期所有重大事件和故事情節，諸如攻長沙、占吉安、打贛州、下漳州、寧都暴動、贛南會議、開國大典、寧都會議、查田分田、擴紅運動、反腐倡廉、創辦學校、金融斗爭乃至五次反“圍剿”，都穿上了一條紅線，黨內的爭論和沖突也找到了一個點，這就是在革命理想、革命原則、革命宗旨一致的前提下，在奪取政權、建立政權、保衛政權、鞏固政權、發展政權等方面的認識上的差異和分歧。因為這部電視劇的創作與以往不同，它是電視劇《井岡山》和《長征》的承接，填補這一空白，使重大革命歷史題材電視劇形成一幅完整的歷史長卷。但在創作中并不滿足于以史說史，而是把視野進一步放大，除了中央蘇區，還要涉及到其他根據地。此外，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活動直至遷移中央蘇區，日本法西斯“九一八”“一二八”前后的侵略行為等大事件都應在劇中有所展現。在故事構建搭建上，將以時間軸為基準，多空間多層次地平行推進，以形成重大革命題材特有的敘事風格。

3.關注時代需要。歷史沒有劇本，但有自身進行的邏輯。電視劇《開天辟地》所要再現的歷史可以說是中國社會有史以來動蕩最激烈、斗爭最尖銳、變化最深刻的時期。毛澤東經歷了整整兩年時間的近乎心力交瘁的自我剖析和揚棄，才終于擺脫開對社會改良道路的最后一點幻想；周恩來曾一度苦悶幾乎達到極點，甚至想用當時日本流行的佛教“無生”思想來擺脫自己內心難以忍受的痛苦；此時的朱德已位居滇軍旅長，內心卻充滿了屈辱和犯罪感，希望與失望，追求與彷徨，復雜的心境交織，甚至想用吸鴉片來排遣自己的苦悶……作為年代劇，其主題應該與現今社會的信仰價值觀相匹配。通過進一步學習發現，過去常用的“馬克思主義政黨”中加進一個“執”字，即馬克思主義執政黨，這就在世界人民面前高高豎起一面大旗，同時也使我們產生了這樣的聯想：為了加進這個“執”字，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率領著千百萬中華兒女為此付出了多大的努力和犧牲？他們在關乎國家與民族命運的“黨建”中，締造人民軍隊以戰勝強敵，進行土地革命以喚起民眾，頂住共產國際的壓力，排除“左”的和“右”的干擾，以探索出一條符合中國國情的勝利之路?！敖h”大業于1921年7月已經完成，但“黨建”大業從昨天走到了今天，而且還將繼續進行下去。經反復琢磨，這條“主脈”應該是“建黨”與“黨建”。著名評論家仲呈祥老師有這樣一段鞭辟入里的闡述：“有思想的藝術”，即有靈魂的藝術，“有藝術的思想”，即審美化的思想。

三、堅持以戲說史和以情動人

如何做到“大事不虛，小事不拘”，如何把虛與實高度融合，最終還是要落在人物塑造上，形成實現歷史真實和藝術真實的統一。通過一個個鮮活的歷史人物引領觀眾，走“進”歷史。

1.要以戲說史，是有“戲”的歷史，而不是“戲”說歷史。在電影《井岡星火》的創作中，史書上的一個小人物——馬奕夫引起了我的注意，史書上記載馬奕夫在龍源口一戰中犧牲，號稱是用胸口堵住了敵人槍眼的第一人。雖然這個人物是歷史真實人物，但僅憑一句話、一場戲很難在電影中讓人感覺真實可信，所以對馬奕夫進行了大膽的延展有“戲”。所謂延展有“戲”就是把黨的歷史上發生的一些真實事情集中體現在某個人物身上，來豐實個體人物形象。例如，馬奕夫第一次出場，不是因為英勇作戰，而是因為貪生怕死，原本應該扛在肩頭的旗子被他收了起來，扛著一根竹竿走在隊伍中。也正因此，他和隊伍中的總指揮盧德銘有了第一次接觸，總指揮在一次戰斗中，為了救他而犧牲。馬奕夫為了做一面紅旗紀念總指揮，想白拿老百姓的紅布，受到了毛委員的批評。隨著隊伍的前進，他也在一步步地成長，最終成為了用胸口堵住槍眼的戰斗英雄。因為有了人物弧線，有了故事情節，一個戲份不多的馬奕夫，卻能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2.要以情動人，是情生有因，情中有史，而不是故作多“情”。在電視劇《開天辟地》的創作時，一直在尋找開場如何表現劇本所要再現的歷史氛圍。為了這個開場，整整一周沒有出門，最后被陳獨秀的一句話“中國亡，我就在亡國的前夜死！”點醒。開場則聚焦在陳獨秀和陳延年父子關系的一場戲，充分體現了父子情和家國情。陳延年勸父親不要北上，而陳獨秀一心想著如何救國救亡，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父子的爭吵讓一旁的老人都看不下去了，陳獨秀卻表示“身逢亂世，綱常豈能不亂？”眼看陳延年被自己氣走，陳獨秀在兒子下車前悄悄地往兒子包裹里塞了幾塊銀元。這場戲完全是虛構的，但無論是重大審片還是胡玫導演的創作團隊，都沒有產生過質疑。用索?？死账沟脑拋碚f，這出戲寫出了陳獨秀“應該具有的樣子”。

隨著紅色題材創作的不斷創新和突破，此類題材的審美吸收量發生了令人驚喜的變化，如電視劇《紅色搖籃》播出期間，央視國際網站每天有20萬人次以上的點擊率以及76.5萬的年輕網友的跟帖，電視劇中很多故事片段，至今仍在網絡平臺和紅色景點滾動播放，有的還被收錄進當地的革命歷史博物館。電影《三灣改編》全國上映后，掀起了學習黨史軍史的熱潮，很多年輕人紛紛到江西永新三灣楓樹坪、紅雙井等革命遺跡打卡留念。由此可見，紅色題材并不是簡單地為了“應景”，而是一個拓寬取材范圍、多樣化發展影視作品的生產步驟，更是一種綜合歷史與現實、思想與藝術、社會教育與經濟效益等多種因素的深層思考。都說過去掌握著通往未來的鑰匙，作為創作者更應該握緊這把鑰匙，把紅色題材的創作視為自己必須堅守的高地，把個人的藝術追求融入到新時代建設中去。當時代發展到今天，復制與炒作往往更能帶來受益之際，尤其需要有人有所淡泊而“不為”，有所堅持而“作為”，讓紅色題材進入主流傳播渠道，走近觀眾特別是青少年，讓革命歷史成為后人的精神大餐。

[作者簡介]王瑋：女，浙江婺劇藝術研究院（浙江婺劇團）編劇。

責任編輯 / 陳 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