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色金融對區域可持續發展的影響研究

姚洪心 金鈺

摘? ?要：在經濟社會亟需轉變發展模式的背景下，深入探究綠色金融對區域可持續發展的影響具有重要意義。本文基于中國30個?。ㄊ?、自治區）2008—2019年的數據，采用非期望產出-超效率SBM模型和熵值法分別測度了可持續發展效率和綠色金融綜合發展水平，通過構建面板回歸模型實證檢驗了綠色金融對區域可持續發展的影響，并對其異質性和作用機制進行了考察。研究表明：綠色金融對區域可持續發展效率具有促進作用，相對于東部地區和高效率地區，綠色金融對中西部地區和低效率地區可持續發展的促進力度更加顯著。作用機制研究結果顯示，金融資源錯配在兩者的關系中承擔著中介作用，即綠色金融通過緩解金融資源錯配促進了區域可持續發展。

關鍵詞：綠色金融；可持續發展；非期望產出-超效率SBM模型；熵值法；金融資源錯配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23.02.003

中圖分類號：F832? ? ? ? ? ? ? ?文獻標識碼：A? ? ?文章編號：1003－9031（2023）02－0033－13

中國步入工業化發展進程以來，已實現國民生產總值的高速增長及綜合國力的大幅提升，人民的生活質量得到顯著改善。然而，我國的經濟發展方式長期以來主要是依靠大量生產要素投入的粗放型增長，在亟需轉變發展模式的背景下，更應注重經濟增長、社會發展與環境保護三者之間的耦合協調，可持續發展路徑成為必然選擇。

實現可持續發展轉型目標需要大量的資金保障，僅依靠政府政策支撐難以為繼，發揮市場機制作用將成為可持續發展的主要推動力。綠色金融作為金融體系的進一步發展形態，既是金融機構自身發展的必然選擇，也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內在要求。因此，深入探究綠色金融對區域可持續發展的影響機制并實證檢驗兩者之間的關系，科學地構建綠色金融體系以實現可持續發展轉型，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

一、文獻綜述與理論分析

（一）文獻綜述

針對綠色金融的研究，由于各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及綠色金融的探索階段存在差異，國內外對于綠色金融的內涵尚未形成統一的界定。但學者們對于綠色金融的本質已形成了共識，即綠色金融是以環境保護為目的而進行的金融創新，通過多樣化的金融工具以實現經濟、環境與資源的協調發展（Salazar，1998；方灝和馬中，2010）。在此基礎上，學者們探討了發展綠色金融的必要性，其可以幫助企業規避環境風險（Labatt＆White，2002）、助力商業銀行實現資產配置綠色化轉型（王銳和王榿倫，2021）、推動綠色技術創新（王馨和王營，2021）、優化產業結構（裴育等，2018）以及促進經濟增長（邱海洋，2017）。

針對可持續發展的研究，工業革命后形成的增長發展觀造成了資源的大量消耗和環境的日益惡化，可持續發展逐漸成為人類的共識。1987年通過的《我們共同的未來》提出了可持續發展的定義，即既滿足當代人的需求，又不對后代人滿足其自身需求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1989）。在中國，可持續發展理念是古代儒家哲學信仰“天人合一”的延續和傳承，其核心是研究自然規律、人與人之間關系的規律以及人與自然關系的規律進而創造一個和諧的世界（翟亞軍和方淑芬，1999）。在此基礎上，學者指出可持續發展的內涵通常被概括為經濟可持續發展、環境可持續發展和社會可持續發展。其中，經濟發展是基礎，環境保護是條件，社會進步是目的，三者是一個相互影響的綜合體，只有保持經濟、環境、社會協調發展，才符合可持續發展的要求（田成川，2014）。

針對綠色金融對可持續發展的研究，現有文獻主要聚焦于理論分析層面，以綠色金融的發展現狀為支點，探索其存在的制約與不足，并提出相關的政策建議以完善綠色金融發展機制，進而加速實現可持續發展轉型（王修華和劉娜，2016；周興云和劉金石，2016）。實證檢驗層面，較少有文獻直接研究綠色金融對區域可持續發展的綜合影響，而是從經濟發展和環境改善兩個分離的維度驗證綠色金融的促進效應（Zhou et al，2020；雷漢云和王旭霞，2020）。

綜上所述，現有研究較少探討綠色金融如何影響區域可持續發展，并且缺乏對其異質性和作用機制的考察。因此，本文探析了綠色金融影響區域可持續發展的理論框架，運用非期望產出—超效率SBM模型和熵值法分別構建了區域可持續發展效率和綠色金融綜合發展水平指標，基于面板回歸模型實證檢驗了綠色金融對區域可持續發展的影響，并從區域和效率異質性兩個角度進行了剖析，檢驗了“綠色金融—金融資源錯配—區域可持續發展”傳導渠道的有效性，以期為我國實現可持續發展轉型提供決策參考。

（二）理論分析

綠色金融通過優化資本配置以改善經濟的增長路徑及降低穩態中的環境損害水平，進而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文書洋等，2022）。微觀層面，綠色金融通過緩解綠色企業的融資約束，為其經營發展提供了資金保障；中宏觀層面，綠色金融通過引導資金流向綠色產業，加速產業結構轉型進而促使產業鏈向高端化、綠色化延伸。在此基礎上，本文探究了綠色金融推動可持續發展的作用機制，如圖1所示。

1.緩解綠色企業融資約束，為其經營發展提供資金保障

綠色金融旨在支持環境改善、應對氣候變化和資源節約高效利用的經濟活動，通過以下三條途徑緩解綠色企業的融資約束。第一，綠色金融體系通過多維度發展與創新，拓寬了綠色企業的融資渠道。第二，綠色金融體系能夠有效收集有關綠色項目的信息，緩解綠色企業融資過程中存在的信息不對稱問題。第三，針對綠色活動具有的投資回報周期長、風險大的特征，綠色金融體系能夠分散投資者在投資過程中所承擔的風險，進而為綠色企業獲得中長期資金提供支持。

2.引導資金流向綠色產業，為產業結構轉型提供持續動力

綠色金融通過資源配置和產業整合兩個渠道為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提供源源不斷的資金。第一，綠色金融通過實施差異化的貨幣金融政策動員更多資金聚集，進而形成綠色投資（王遙等，2016）。在此基礎上，綠色金融通過選擇綠色環保項目改變資金的投向以優化資源配置，引導社會資本流入綠色產業進而實現地區產業布局。第二，綠色產業形成的規模效應能夠提升其議價能力并降低成本，提升全產業鏈的競爭力和穩定性，進而發揮對招商引資的虹吸效應，使得產業鏈向高端化和綠色化延伸并提升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的研究假說：

H1：綠色金融對區域可持續發展具有正向促進作用。

H2：金融資源錯配在綠色金融與區域可持續發展兩者的關系中承擔著中介作用。

二、研究設計

（一）變量構造與數據來源

1.被解釋變量：可持續發展效率（Eff）

在借鑒尹傳斌等（2017）和陳明華等（2020）的研究基礎上，本文運用含有非期望產出的超效率SBM模型測度區域可持續發展效率。其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優點。第一，相較于指標衡量法，此模型不依賴于專家打分，而是以數據為支撐，因此更具有客觀性。第二，相較于傳統的DEA衍生模型，該模型考慮了投入產出變量的松弛型和非徑向問題，允許投入產出變量以不同的比例進行變動并且有效解決了多個決策單元效率值為1的不可比問題。第三，由于各地區在發展過程中產生期望產出的同時也伴隨著非期望產出，此模型可以將非期望產出納入測度的過程中，能夠更加精確地測度區域的可持續發展效率，其具體公式如下所示：

（1）

其中，n表示決策單元（DMU）的個數，每個DMU包含m種投入，s1種期望產出和s2種非期望產出；x、yd和yu分別表示投入矩陣、期望產出矩陣及非期望產出矩陣中的元素；s-、sd和su是松弛變量，分別代表投入過剩、期望產出不足和非期望產出過剩；l和u表示規模報酬假設；？籽越大說明區域的可持續發展效率越高。

本文參考何硯和趙弘（2017）和周亮等（2019）的做法，從經濟、環境及社會三個角度分別選取了相應的投入與產出指標，具體指標選取如表1所示。

其中，投入指標中的勞動力總人數由城鎮單位就業人數和城鎮私營企業與個體就業人數加總獲得，期望產出指標中衡量經濟效益的國內生產總值根據各省的GDP平減指數調整為以2008年為基期的不變價。其余指標從《中國統計年鑒》《中國能源統計年鑒》《中國環境統計年鑒》及Wind數據庫中直接獲取。

2.核心解釋變量：綠色金融綜合發展水平（GF）

目前文獻中測度綠色金融發展水平的方法主要有三種，具體包括單一指標法、主成分分析法和熵值法。其中，熵值法是根據各項指標數據的變異程度來確定其權重大小，不僅避免了主觀人為因素帶來的測度偏差，而且也不會模糊原有指標的涵義。因此本文利用熵值法來合成綠色金融綜合發展指標，具體計算步驟如下所示：

正向指標標準化：

（2）

負向指標標準化：

（3）

計算各指標熵值：

（4）

計算綜合得分：

（5）

其中，Xij表示i地區的第j項指標，n是地區總數，m是指標總數。

綠色金融主要涵蓋了綠色信貸、綠色證券、綠色投資、綠色保險及碳金融五方面，因此本文在李曉西和夏光（2014）研究的基礎上，構造了如表2所示的指標。

綠色信貸方面，現有文獻大多以逆向指標為代表來衡量其發展水平。本文為了使該指標更具全面性，還選取了36家A股上市銀行①綠色信貸余額作為正向指標來測度。由于各銀行的綠色信貸余額只能獲得國家層面的數據，因此本文以各地區銀行業營業網點數量占比來估算各地區的綠色信貸余額占比。綠色保險方面，由于我國2013年才開始推行環境責任險，其發展規模較小且數據披露體系不完善，故本文用農業保險相關數據來替代環境責任險。碳金融方面，基于各地區能源平衡表、折標煤系數及碳排放系數測度碳排放量，并用碳排量/GDP作為負向指標進行衡量。數據來源于《中國工業統計年鑒》《中國環境統計年鑒》《中國保險統計年鑒》《中國能源統計年鑒》《金融運行報告》、各省份統計年鑒及Wind數據庫。

3.控制變量

除核心解釋變量外，本文還選取了以下的控制變量：政府參與率（Gov），以政府財政支出占GDP的比重衡量；外商直接投資水平（FDI），以外商直接投資金額占GDP的比重衡量；產業結構（Industry），以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衡量；對外開放程度（Open），以進出口總額占GDP比重表示；受教育程度（Edu），以大專及以上人口的自然對數來衡量。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Wind數據庫及iFind數據庫。

4.中介變量

本文參考劉錫良和文書洋（2019）的研究，選取重污染行業企業和所有行業企業（剔除金融類和綜合類企業）作為研究樣本，將其長短期借款按照省份和行業加總，進而構造了各省份的金融資源錯配指標（RM），數據來源于Wind數據庫。

（二） 模型構建

1.面板回歸基準模型

本文采用如下的面板回歸基準模型檢驗綠色金融對區域可持續發展的影響：

（6）

2.中介效應檢驗模型

本文在模型（6）的基礎上構造如下拓展模型以檢驗作用機制的有效性：

（7）

（8）

（三） 變量描述性統計

由于西藏自治區和港澳臺地區的數據嚴重缺失，因此本文選取其余30個?。ㄊ?、自治區）作為研究對象，研究區間為2008—2019年，部分缺失值使用插值法填補，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如表3所示。

三、實證分析

（一）平穩性檢驗

為避免出現偽回歸，本文分別采用LLC檢驗和ADF檢驗對變量進行單位根檢驗，檢驗結果如表4所示。結果顯示，對外開放程度（Open）和受教育程度（Edu）未通過ADF檢驗，原序列非平穩。所有變量的一階差分序列均通過了LLC檢驗和ADF檢驗，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拒絕了序列非平穩的原假設，即所有變量都是一階單整的。

（二）面板協整檢驗

本文使用Kao檢驗和Pedroni檢驗對變量進行協整檢驗，其結果如表5所示。結果發現，各個變量之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

（三）基準模型回歸

本文對基準模型進行F檢驗和Hausman檢驗，確定其類型為固定效應模型。同時，為剔除異常值的影響，本文對連續變量進行了上下1%的縮尾處理。表6報告了基準模型回歸結果，核心解釋變量（GF）前的系數為0.585，且在5%的水平上顯著，說明綠色金融對區域可持續發展具有正向促進作用，驗證了假設H1?？刂谱兞繉用?，政府參與率的提升、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對外開放程度的增加及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對區域可持續發展均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外商直接投資對區域可持續發展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驗證了“污染天堂”假說的有效性。

（四）異質性檢驗

為進一步探究綠色金融對可持續發展的影響，本文從區域異質性和效率異質性兩個角度展開分析。其中，根據各省份的經濟發展情況和地理位置，將30個省、市、自治區劃分為東部地區和中西部地區①；根據非期望產出-超效率SBM模型所測度的各省份平均效率，將大于平均值的地區劃分為高效率地區，剩余為低效率地區②，異質性檢驗結果如表7所示。

區域層面，東部地區綠色金融（GF）前的系數為正但并不顯著，而中西部地區綠色金融（GF）前的系數為正且在5%的水平上顯著，其主要原因為東部地區可以依托其地理優勢和經濟發展優勢，吸引人才、技術及資金的流入以促進綠色化轉型，而中西部地區由于缺乏競爭優勢，更需借助綠色金融體系改變資金流向進而推動區域可持續發展轉型。效率層面，高效率地區綠色金融（GF）前的系數為負但并不顯著，低效率地區綠色金融（GF）前的系數為正并在5%的水平上顯著，其原因為當區域處于可持續轉型初期時，綠色金融能夠有效地引導資金流入綠色產業，進而優化供給側結構以推動可持續發展。但當區域可持續發展效率逐漸提升后，僅依靠供給側改革所帶來的助推效果并不顯著，此時更應該注重需求側改革，即通過強化消費者的綠色意識以帶動區域可持續發展。

（五）作用機制檢驗

表8列示了金融資源錯配作用機制的檢驗結果，由列（1）-（3）可以發現，綠色金融（GF）和金融資源錯配（RM）前的估計系數均顯著，說明金融資源錯配在綠色金融對區域可持續發展的影響中承擔著部分中介作用，即綠色金融通過緩解金融資源錯配進而促進了區域可持續發展效率的提升，驗證了假設H2。

（六）穩健性檢驗

為驗證研究結論的可靠性，本文使用以下方法進行穩健性檢驗：由于同一省份在不同時期內的擾動項可能存在自相關問題，因此本文基于省份層面的聚類穩健標準誤進行估計；由于直轄市的經濟、社會及財政情況與其他省份存在差異，因此剔除北京、天津、上海及重慶四個直轄市后，對基準模型重新進行回歸；考慮到區域可持續發展可能存在的動態持續性，本文使用差分GMM模型和系統GMM模型對綠色金融對區域可持續發展的影響重新進行回歸。表9列示了穩健性檢驗的結果，核心解釋變量綠色金融（GF）前的系數均為顯著為正，且Sargan（P）值顯示通過了過度識別檢驗，驗證了研究結論的穩健性。

四、結論與政策建議

（一）結論

本文在分析了綠色金融促進區域可持續發展的作用機制的基礎上，基于2008—2019年中國30個?。ㄊ?、自治區）的數據分別測度了各區域的可持續發展效率和綠色金融綜合發展水平，通過構建面板回歸模型檢驗了兩者的關系且進行了異質性分析，并進一步探究了作用機制的有效性。研究表明：第一，綠色金融對區域可持續發展效率存在正向促進作用，且該結論在穩健性檢驗后仍然成立。第二，綠色金融對區域可持續發展的影響存在異質性特征，相較于東部地區和高效率地區，綠色金融對中西部地區和低效率地區可持續發展的促進作用更加顯著。第三，金融資源錯配在兩者關系中承擔著部分中介作用，“綠色金融—金融資源錯配—區域可持續發展”傳導渠道有效。

（二）政策建議

一是頂層政策和市場機制雙輪驅動，完善綠色金融發展體系。一方面，政府應在綠色金融探索及實踐的過程中完善頂層政策的設計，制定綠色金融方面的法律制度，為綠色金融相關活動提供支持。同時，還應制定統一的綠色金融標準，豐富綠色金融發展體系。另一方面，深化金融機構的綠色理念，提升其環境風險控制能力，充分發揮資金引導作用。此外，金融機構應積極創新綠色金融產品，增加企業市場參與程度，發揮綠色金融的資源配置功能。

二是綠色金融發展重點因地制宜，改善整體可持續發展狀況。東部地區可以依托其區位優勢和資源優勢，使用市場化手段帶動綠色經濟的發展。中西部地區應定位差異化發展策略，走特色發展道路?？沙掷m發展高效率地區應注重需求側的管理，強化綠色消費和綠色投資理念。低效率地區應構建完善的綠色金融發展體系，促進可持續發展效率的提升。此外，綠色金融的成功試點成果也可以在不同地區進行復制，發揮區域的正向溢出效應，提高綠色金融綜合發展水平。

三是建立健全綠色評級和綠色銀行體系，充分發揮資源引導作用。一方面，綠色評級體系的開發可以增強企業環境信息披露的透明度和承擔環境保護責任的積極性，樹立良好的企業形象以增加客戶的關注度和員工的忠誠性。同時，還可以幫助投資者全面衡量企業風險并減少評估成本，解決綠色企業存在的融資約束問題。另一方面，我國金融體系是以銀行業為主導的，銀行信貸資金的分布形態決定了地區產業結構的分布形態。因此，為加快實現可持續發展轉型，銀行業應主動承擔環境責任，充分發揮其信息優勢和規模優勢，引導資金流入綠色產業，減少信貸資源向重污染行業的傾斜，降低金融資源錯配程度。

（責任編輯：孟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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