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現代化的政治倫理意蘊

鄧學源

摘要：中國式現代化蘊含著深刻的政治倫理意蘊。在政治價值理念上，中國式現代化堅持“人民至上”，實現了對西方式現代化的價值性超越；在政治制度倫理上，中國式現代化將正義作為建構和完善政治制度的根本標準，彰顯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巨大優勢；在政治組織倫理上，中國共產黨始終加強執政正當性和有效性建設，鍛造了中國式現代化的堅強領導核心；在政治主體倫理上，中國式現代化持續推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人民道德水準和文明素養不斷提高。全面理解和運用中國式現代化的政治倫理意蘊，有助于揭示和把握中國式現代化取得成功的內在機理和根本鎖鑰，有助于貫徹落實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確保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行穩致遠。

關鍵詞：中國式現代化；倫理意蘊；人民至上；正義

中圖分類號：D2? ? ?文獻標識碼：A? ? 文章編號：1004-3160（2023）02-0020-11

政治倫理是政治領域倫理觀念、道德準則及政治與道德關系的總和，是集觀念、制度、關系、心理等諸多因素于一體的結構性、實體性存在。在人類政治文明發展過程中，價值理念、制度規范、組織體系、行為主體是政治倫理最為基本的框架性內容，政治價值理念是政治生活的價值基準，政治制度是政治生活的規范體系，政治組織是政治價值理念和政治制度的載體及再生結構動因，政治價值理念、政治制度倫理和政治組織倫理的實踐和落實最終必須由政治主體來完成。政治倫理智慧則是對政治領域倫理關系及其發展規律理性認識的結果，是解決政治倫理問題、維持良好政治倫理關系的高級創造思維能力。在20世紀60年代提出實現“四個現代化”、改革開放后提出建設“中國式的現代化”并進行長期探索和實踐的基礎上，“經過十八大以來在理論和實踐上的創新突破，我們黨成功推進和拓展了中國式現代化”[1]22。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習近平對中國式現代化進行了全面闡釋，指出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是“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高質量發展，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豐富人民精神世界，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1]23-24。這一重要論述蘊含著豐富的政治倫理意涵和深刻的政治倫理智慧。以堅持“人民至上”政治價值理念為根本取向、以實現社會主義制度正義為根本目的、以加強中國共產黨執政正當性和有效性建設為根本動力、以提高人民道德水準和文明素養為根本支撐的內在結構和實踐邏輯，構成了中國式現代化政治倫理內蘊的基本框架，這四個維度相互體現、相互支撐、相互作用、相互促進，成為推動中國式現代化取得巨大成功的倫理動因，形成了既具有現代化一般性特征、更獨具中國特色的政治倫理智慧，對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政治改革實踐和政治文明發展具有導引、規范和終極價值關懷意義。

一、堅持“人民至上”的政治價值理念，實現了對西方式現代化的價值性超越

政治價值理念是對人類社會生存秩序、公平正義、政治活動本質、政權合法性基礎等內容進行抽象概括和理論確立的結果，是對政治主體價值構成、價值標準、價值取向、價值評價和價值選擇的反映?！罢渭葘ふ医K結，也尋找目的。在政治實踐中，它們的價值被爭論，實用性被實驗，有效性被檢測。同樣，努力尋找價值給政治注入了一個目的和基本原理?！盵2]任何政治活動都離不開政治價值理念的支撐，只有確立了基本價值理念，人們才能自覺、正確地認識和掌握政治活動的規律，才能形成推動政治實踐發展的動力和行動，也才能根據不斷變化發展的政治實踐實現政治價值理念的更新。人的生存發展問題始終是政治價值領域關注和討論的基本問題，也是現代化進程中不可回避的根本問題?，F代化的本質是人的現代化，關注人的生存發展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核心政治價值，“人民至上”的政治價值理念始終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內在靈魂和精神支柱。

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是社會歷史發展的決定力量。馬克思指出：“歷史活動是群眾的活動，隨著歷史活動的深入，必將是群眾隊伍的擴大?！盵3]列寧認為馬克思的“這些話表達了哲學歷史理論最深刻最重要的原理之一”[4]，充分肯定了人民在推動社會歷史發展中的主體性作用。中國共產黨創造性地將馬克思主義政治倫理思想中的人民本位價值理念與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治價值理念。毛澤東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5]，并創造性地運用唯物史觀提出了“為人民服務”的政治倫理命題。1954年，“為人民服務”寫入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憲法，要求“一切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必須效忠人民民主制度，服從憲法和法律，努力為人民服務”[6]。改革開放后，鄧小平進一步發展了“為人民服務”思想，提出人民“擁護不擁護，贊成不贊成，高興不高興，滿意不滿意”應當成為檢驗黨的一切工作的標準，并在1992年南方談話時將“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7]372提升為“三個有利于”標準的核心內容，以此作為衡量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判斷標準。進入新世紀，江澤民提出“立黨為公、執政為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8]；胡錦濤提出“以人為本”“堅持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堅持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我們一切工作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盵9]可見，從實現“四個現代化”到搞“中國式的現代化”“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再到“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走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盡管中國共產黨人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各個歷史時期關于人民本位的提法不盡相同，但貫穿其中、始終不變的是深厚的人民情懷、堅定的人民立場。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進一步闡述了“為人民服務”思想，“人民”“人民性”“人民立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等概念和政治命題反復出現在黨的各類文獻表述中，以此為基礎形成了系統的“以人民為中心”發展思想?！耙匀嗣駷橹行摹钡陌l展思想是馬克思主義人民思想中國化時代化的最新理論成果，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根本宗旨的時代體現，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價值內核，是在新的歷史起點上開展一切工作的價值指針。就中國共產黨領導開創中國式現代化的科學內涵和實踐要求來看，“以人民為中心”是其核心價值所在、歷史使命所系。為貫徹“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習近平提出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以解決發展動力不足、發展不平衡、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內外聯動、社會公平正義問題為抓手，其最終歸宿是實現和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國共產黨還賦予“以人民為中心”世界意義，以博大的天下情懷提出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價值理念，為實現人類互利、合作、共贏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以實際行動向世界展示了一個負責任大黨、大國的形象。這是對馬克思主義人民立場的世界性和時代性表達，充分反映了新時代中國共產黨人的價值追求和精神風范。

中國式現代化在政治價值理念上與西方資本主義現代化有著本質區別，“以人民為中心”的現代化實現了對西方式現代化的價值性超越。盡管西方資本主義標榜民主、平等、博愛、憲政、自由等政治價值理念，但這些政治價值理念是建立在“資本是資產階級社會的支配一切的經濟權力”[10]基礎之上的，西方式現代化的形成與發展伴隨著野蠻的掠奪、屠殺和剝削，是以資本主義私有制為基礎、以資本邏輯為最高法則、以最大限度追逐利潤、為少數人謀利的現代化模式，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著尖銳的內在矛盾，無法從根本上解決資本與勞動的對立、物的現代化與人的現代化矛盾及由此而帶來的諸如極端利己主義、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及人的異化等種種問題，在政治上則體現為遮蔽和消解階級統治、政治極化、民粹主義、威脅世界和平與發展，其政治價值理念具有明顯的迷惑性、局限性和破壞性。中國共產黨領導開創的中國式現代化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現代化，它建立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堅守馬克思主義的鮮明人民立場，將“人民至上”作為推進國家現代化的政治價值理念和最高指導原則。在人與人關系上，中國式現代化有效調和了“物本”與“人本”二元對立的發展思維，在肯定人的正當物質利益需求的同時強調人的精神需求，以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為最終目標。在人與社會關系上，中國式現代化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制定并實施保民惠民措施，讓現代化成果更多地惠及人民，形成了共建共治共享的人與社會關系協調發展的新局面。在人與自然關系上，中國式現代化強調“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11]的發展理念，將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優良生態環境作為人民美好生活的重要內涵，提出走綠色發展道路、建設美麗中國。在國與國關系上，中國式現代化始終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致力于維護全人類的共同利益，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谝陨纤膫€方面，中國式現代化相較于西方現代化模式實現了在政治價值向度上的躍遷和升華，充分體現了“人民至上”政治價值邏輯的價值優勢，實現了對西方現代化模式的價值性超越。正是由于從政治價值理念到現代化建設實踐都始終堅持“人民至上”的政治價值立場，因此鑄就了中國式現代化理論與實踐的人民性，決定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開創和推進的中國式現代化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和無比的優越性。

二、以正義作為建構和完善政治制度的根本標準，充分彰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

制度是特定社會經濟關系的產物，具有規范、維系和保障社會運行與發展的重要功能。馬克思指出，制度是“具有規定和管理一切特殊物的、帶有普遍意義”的“特殊物”[12]。任何制度都承載著一定的社會價值理念，“價值系統自身不會自動地‘實現，而要通過有關的控制來維系”，而“價值通過合法與社會系統結構聯系的主要參照基點是制度化”[13]。早在古希臘時期，亞里士多德就提出“一個政治制度原來是全體城邦居民用以分配政治權力的體系”[14]，從制度和價值相結合的視角深刻揭示了政治制度的本質。政治制度作為維持或變革社會秩序的最為重要的合法制度，其價值就在于具體承載和落實特定的政治價值理念。反之，承載和內蘊著政治價值理念的政治制度，對于推動社會的良序發展發揮著建構性和規范性主導作用。

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15]3，人們對應當建立什么樣的制度與制度應該如何發揮其作用的道德關注和倫理思考就是制度正義[16]。自近代歐洲以來，正義首先作為一種規范和制約人的思想和行為的抽象原則出現，“正義觀只是一種理論，一種有關道德情感的理論，它旨在建立指導我們的道德能力，或更確切地說，指導我們的正義感的原則”[15]50。進入自由主義時代后，正義在作為抽象原則的同時也成為社會制度安排。但羅爾斯所指的社會制度，是建立在生產資料私有制基礎之上的資本主義社會制度。任何理論原則和社會規范都源自現實經濟生活關系，正義的基礎也在于現實經濟關系及其矛盾，而絕非自由主義者所宣揚的抽象正義或道德依據。一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道德學或任何溫情都難以回答正義問題，而只能用政治經濟學這樣一種研究生產和交換的物質事實的科學來斷定。正是借助政治經濟學批判，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挖掘資本主義秩序之外在表象下的深層結構，使我們能夠了解勞動時間的花費軌跡，并發現那些使得工人階級的未付酬勞動或剩余價值能夠被剝奪以及剝奪多少的各種制度安排”[17]，從社會結構及基本制度安排意義上來思考正義問題，在“批判舊正義中發現新正義”，從而使正義問題實現了最有效的歷史唯物主義理論言說，超越了古典和現代自由主義的“正義”范式，并在“批判正義”的基礎上建構了全新的制度正義。列寧強調，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有制是造成資本主義形式正義和實質不正義的根本原因，要實現真正的社會正義就必須改變資本主義制度實行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在推動生產力發展的基礎上實現人的徹底解放。

中國共產黨人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制度正義思想，將實現制度正義作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屬性、根本標準和價值目標。毛澤東領導中國人民鏟除了舊中國的地基，為新中國“奠地基、起房子”，將馬克思、列寧關于改變“社會基本結構”、變革所有制基礎的思想付諸實踐，逐步建立起嶄新的社會主義制度體系。1954年9月20日，充分體現民主原則和社會主義原則、代表廣大人民利益的“五四憲法”獲得全票通過，這就從最高法律層面對黨領導人民探索和建立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予以了明確，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探索和實踐做出了重要貢獻。正義的政治制度能夠為國家發展和社會進步提供良好的秩序和環境，正如所鄧小平指出的，“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根本表現，就是能夠允許社會生產力以舊社會所沒有的速度迅速發展，使人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能夠逐步得到滿足?！盵18]128針對經濟體制改革中政治體制的不適應，鄧小平強調“不改革政治體制，就不能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經濟體制改革繼續前進，就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阻礙四個現代化的實現”[7]176，提出“必須有充分的民主”“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社會主義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18]146，將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的核心內容。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重要講話中，鄧小平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18]333，并在實踐中提出評價政治制度好壞的三條標準：“第一是看國家的政局是否穩定；第二是看能否增進人民的團結，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產力能否得到持續發展”[7]213，這是對馬克思主義制度正義理論的重大發展。改革開放以來，在基于實現制度正義的政治體制改革推動下，我國社會主義生產力顯著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持續改善，綜合國力不斷增強。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著眼于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重大任務、將新時代改革開放推向前進的根本要求，形成了一系列有關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判斷一個制度好不好、優不優越，要從政治上、大的方面去評價和把握，習近平指出：“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保證人民當家作主，體現人民共同意志，維護人民共同利益，是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本質屬性，也是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有效運行、充滿活力的根本所在?！盵19]在慶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60周年大會上，習近平提出了以實現公平正義為價值取向、以維護人民利益為價值旨歸來評價一個國家政治制度是否民主、有效的“八個能否”標準，這是對國家政治制度發展規律的深刻總結，是馬克思主義制度正義思想在新時代中國的全新詮釋，為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

分配正義是政治哲學中的永恒命題。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制度正義和優越性的集中體現，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共同富?！盵7]364，強調“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盵7]373。習近平將實現共同富裕上升至事關中國式現代化、事關黨的執政基礎的重大政治問題來思考，多次對共同富裕理論作出新闡釋，對共同富裕戰略做出新部署，強調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20]123，提出“共同富裕本身就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重要目標，我們要始終把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作為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在實現現代化過程中不斷地、逐步地解決好這個問題”[21]、“必須把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作為為人民謀幸福的著力點，不斷夯實黨長期執政基礎”[20]141。并在實踐中通過脫貧攻堅、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完善分配制度等有效措施，在促進共同富裕、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目標上取得了具有實質性意義的重大進展，充分彰顯了社會主義公平正義的政治價值，凝聚起廣泛深厚的政治共識?；谡x根本標準建構和完善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是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現代化道路穩步推進的根本保證。相較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建立在生產資料私有制、“資本邏輯”最高法則基礎上的形式正義而實質不正義，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通過推動社會主義生產力快速發展、打贏脫貧攻堅戰、有效應對新冠肺炎疫情、扎實推進共同富裕，充分彰顯了堅持人民至上、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堅持集中力量辦大事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顯著優勢。

三、加強執政正當性和有效性建設，鍛造了中國式現代化的堅強領導核心

在政治倫理的基本框架中，政治價值理念、政治制度、政治組織是一個相互聯系、相互支撐的有機整體，政治價值理念決定著政治制度的設計、政治組織的倫理性質，政治制度是承載政治價值理念和政治組織倫理的基本規則，政治組織則是基于政治價值理念和政治制度倫理而創設的政治實體。在現代國家，政黨特別是執政黨是政治活動中最重要的政治實體、最主要的組織載體和組織形式，而政治組織倫理則是“確保政治組織的存在合法性、目標正當性、行動正義性的倫理要求”[22]。中國共產黨是最高政治領導力量，“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1]22。近代以來中國歷史發展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成就充分證明，中國共產黨是推動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維護中國人民根本利益、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偉大政治組織，是領導開創和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核心力量?！叭嗣裰辽稀钡恼蝺r值理念、堅持不懈追求正義的政治制度倫理決定了中國共產黨組織倫理的性質，這一性質深深烙印在黨的初心使命、以偉大建黨精神為源頭的共產黨人精神譜系、共產黨人價值觀中。政治正當性是“一種政治秩序應該獲得其成員承認的價值根本和價值理由，是政治制度、政治組織、政治秩序存在和被維護的前提”[23]101；政治有效性則是“政治權力對社會進行政治管理或政治統治的實際業績”[23]133，執政正當性和有效性建設是中國共產黨組織倫理建設的基礎和重要路徑，在領導人民創造和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始終注重加強執政正當性和有效性建設。

新中國成立后，確立了黨的全面領導與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高度統一的政治框架，這一框架一方面確認并突出強調了黨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核心力量作用，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20]46；另一方面也對黨鞏固執政的政治正當性和有效性、充分發揮政治核心力量作用提出了更高要求。新中國成立初期，毛澤東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個人魅力、黨領導革命成功的合法性、強有力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宣傳、社會主義初步探索的巨大成功、注重思想建黨理論強黨、權威高效的各級人民政府，使黨具備了執政的政治正當性和有效性。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對中國共產黨執政的政治正當性和有效性進行了強化和拓展。一是強調實行改革開放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主持起草《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實事求是地評價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本人，統一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的思想認識。二是以政治體制改革促經濟體制改革，在營造穩定政治局面的同時破除了長期以來對市場經濟“姓資姓社”的疑問，創造性地提出社會主義本質的科學論斷，增強了人民對于社會主義制度、執政黨和政府的信心。三是不斷增強黨的執政績效合法性，提出“社會主義階段的最根本任務就是發展生產力”[7]63，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江澤民在鄧小平加強執政正當性和有效性建設的基礎上進行了制度創新和理論創新，鞏固了中國共產黨執政的政治正當性和有效性。一是提出“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等基本方針，將“民主”“法治”上升至依法治國的高度加以強調；二是從理論上提出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有力回應了“建設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的重大問題，增強了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胡錦濤提出了“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深入回答了為誰發展、靠誰發展、發展成果如何分配的問題，進一步增強了人民對于中國共產黨執政的信心。

習近平高度重視黨的執政正當性和有效性建設。一是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要求廣大黨員、干部要始終心懷“國之大者”，切實把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落實到具體的行動上，不斷提高政治判斷力、政治領悟力、政治執行力，加強黨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全面領導。二是始終堅持人民至上。強調“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24]，充分發展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和全過程人民民主，將“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貫徹到黨的各項決策部署和實際工作中。三是不斷錘煉黨的政治品格。通過堅持理論武裝與常態化長效化開展學習教育相結合，完善黨自我革命制度規范體系，堅定黨員、干部的理想信念，強化黨員、干部的理論素養，砥礪黨員、干部的初心使命，錘煉黨勇于自我革命的政治品格。四是推動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按照“三新一高”的要求，統籌推進經濟社會發展，打贏脫貧攻堅戰，堅定不移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五是深入推進反腐敗斗爭。強調“反腐敗是最徹底的自我革命”[1]69，一體推進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體制機制，實現了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社會清朗，推動全面從嚴治黨向縱深發展。正是通過加強黨的領導、堅持人民至上、錘煉政治品格、推動高質量發展、鐵腕反腐肅貪，中國共產黨鞏固了新時代執政的正當性和有效性基礎。

縱觀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式現代化的形成和推進歷程，中國共產黨加強執政正當性和有效性建設具有以下幾個顯著特點：一是高度重視意識形態合法性建設。意識形態合法性的基礎在于人民大眾的認同。從強調黨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屬性、開展常態化長效化學習教育，到強調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再到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堅持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中國共產黨通過加強意識形態合法性建設，統一思想匯聚力量，建設了具有強大凝聚力和引領力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贏得了人民的高度政治認同、理論認同和情感認同。二是始終注重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民主法治建設是鞏固黨執政的政治正當性有效性的根本。通過建立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確立以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為表現形式的政體，人民成為國家的主人，集中體現了人民意志的統一性和人民民主的廣泛性。此后，通過政治體制改革不斷拓展政治參與和政治表達渠道，加強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和推進全面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人民民主從形式到內容得到了全面發展和真正落實。三是大力加強政績正當性建設。從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提出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到實行改革開放后提出建設“中國式的現代化”，再到新時代提出“推進和拓展中國式現代化”，中國共產黨圍繞現代化建設目標提出科教興國、人才強國、鄉村振興等系列發展戰略，取得了經濟社會發展的巨大成就，在推進現代化過程中積極擴大執政績效合法性，并通過“打擊經濟犯罪”、全面從嚴治黨確保經濟社會發展不變質，為保持執政正當性和有效性提供了重要保障。中國共產黨通過加強意識形態合法性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和執政績效正當性建設，實現了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始終做到了保持自身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先進性、純潔性和人民性，鞏固了黨執政的政治正當性及有效性，鍛造了始終充滿生機和活力的中國式現代化的堅強領導核心。

四、推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人民道德水準和文明素養顯著提高

政治是人的活動，政治價值理念、政治制度倫理、政治組織倫理的確立與實踐都是由人來完成的。一般意義上的政治主體主要指參與政治活動的個體主體即政治人，政治主體倫理包括政治組織成員倫理（即官德）和一般社會成員倫理即公民道德。執政黨或政治家提出的政治價值理念、國家建構的政治制度倫理、政治組織建設形塑的組織倫理，只有在政治主體充分理解、認同、接受、踐行的基礎之上，才能形成推動社會政治生活不斷向前發展的內在動力。因此，政治主體的德才素質對于國家政治發展具有重要的支撐作用，沒有政治主體的高水平德才素質做基礎，任何美好的政治價值理念、政治理想終將難以實現。中國式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1]22，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內容和鮮明特征。一方面，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提升了包括黨員、干部和人民群眾在內的政治主體德才素質。另一方面，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進步既需要發揮黨員、干部道德的定向、牽引、推動、示范和凝聚效應，更離不開人民群眾德才素質的基礎和支撐作用。

重視精神力量是馬克思主義的鮮明特點和優勢，中國式現代化的推進離不開精神力量的指引。馬克思高度關注精神生產對物質生產的巨大反作用，指出“一個生產部門，例如鐵、煤、機器的生產或建筑業等勞動生產力的發展——這種發展可以部分地和精神生產領域內的進步，特別是和自然科學及其應用方面的進步聯系在一起”[25]。列寧在十月革命后也強調，要將社會文化革命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結合起來。毛澤東認為，正確認識的形成往往需要經由物質到精神、精神到物質，甚至“在一定的物質基礎上，思想掌握一切，思想改變一切”[26]，并因此提出要“將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27]。鄧小平創造性地提出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戰略任務，明確了“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的方針，強調“我們要在建設高度物質文明的同時，提高全民族的科學文化水平，發展高尚的豐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18]208。江澤民提出“始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指出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缺少任一方面都不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胡錦濤強調將發展社會生產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質結合起來。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將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貫穿于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全過程，納入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總體布局，使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在中國式現代化實踐層面得到了進一步強化。通過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積極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發展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切實增強了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精神力量。

“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必須有一支政治過硬、適應新時代要求、具備領導現代化建設能力的干部隊伍?！盵1]66作為政治組織成員的黨員、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的思想素質和道德狀況對整個社會具有重要的引領和示范作用。從中國共產黨領導開創和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歷程來看，加強黨員、干部思想道德建設始終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目標和重要內容。為加強黨員、干部思想道德建設，我們黨以偉大建黨精神為源頭，構筑起了包括井岡山精神、蘇區精神、長征精神、遵義會議精神等偉大精神在內的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系；提煉了以忠誠老實、公道正派、實事求是、清正廉潔為核心內容的共產黨人價值觀；強調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既是小“德”也是大“德”，要求“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必須帶頭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講修養、講道德、講誠信、講廉恥”[28]。開展了整風、整黨運動及形式多樣的主題教育，建立和完善了黨員、干部學習教育制度；構建了有關黨內學習教育制度的相關評價指標體系，將評價結果作為選人用人的重要依據?？傊?，圍繞黨員、干部思想道德建設，形成了包括道德內涵、培養機制、評價指標、獎懲制度等在內的完備制度體系。通過加強思想道德建設，有效提升了整個黨員干部隊伍的政治覺悟、理論水平和道德素質，對全社會的道德建設、美德培育起到了良好的推動、示范、凝聚和引領效應。

人民大眾作為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生活的最廣泛主體，其政治職責在于參與國家事務、承擔社會責任、監督政治權力，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公平正義、文明禮貌、誠信和諧、關愛環境等價值取向構成了人民大眾德才素質的基本內涵，成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核心內容和基本要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價值理念、政治理想得以實現的重要基礎。黨的十二大從“文化建設和思想建設兩個方面”對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進行了明確區分。黨的十二屆六中全會明確提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是關系社會主義興衰成敗的大事，根本任務是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社會主義公民，提高整個中華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29]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第一次明確了“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大命題和戰略任務。黨的十八大提出“倡導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倡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積極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30]，從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建設目標、美好社會愿景、公民基本道德規范三個層面提出了全體人民共同遵守的價值準則。黨的二十大提出“弘揚以偉大建黨精神為源頭的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系，用好紅色資源，深入開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宣傳教育，深化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教育，著力培養擔當民族復興大任的時代新人?！盵1]44在公民美德教育實踐中，通過公共教育機構的教育引導、公民自身的實踐養成和國家社會的制度保障，充分發揮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國民教育、精神文明創建、精神文化產品創作中的引領作用，切實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法治建設、社會發展、日常生活，轉化成為了人民大眾的情感認同和日用而不覺的行為準則。因此，改革開放特別是新時代以來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取得的豐碩成果，極大地提高了人民群眾的思想覺悟、道德水準和文明素養。在人民群眾德才素質不斷提高的基礎上，我國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取得顯著成效，整個社會文明程度不斷提高，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提供了重要道德支撐和強大精神動力。

五、結論

中國式現代化的開創與推進，是中國共產黨始終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發展思想、建構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加強執政正當性和有效性建設、提高人民道德水準和文明素養的偉大政治實踐，體現著明確的政治倫理追求和深切的政治倫理關懷，蘊藏著豐富而深刻的政治倫理智慧。從政治價值理念、政治制度倫理、政治組織倫理、政治主體倫理等四個維度審視中國式現代化，深入探究中國式現代化的政治倫理智慧，是理解中國式現代化及其內在發展規律的根本鎖鑰，有助于揭示中國式現代化的價值理性和倫理應然，有助于駁斥“歷史終結論”“中國威脅論”“文明沖突論”和“西方中心論”等錯誤論調，有助于進一步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對于深化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理論智慧和實踐智慧的認知，把握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不斷取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歷史性成就的內在機理，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繼續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在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新征程上，要深入貫徹落實習近平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提出的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確保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行穩致遠，就必然離不開對中國式現代化政治倫理智慧的系統總結和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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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王習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