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習近平對中國共產黨選人用人觀的原創性貢獻

賀治方

摘要：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對新時代選人用人作出了系列重要論述，提出了許多原創性思想觀點，包括把政治標準放在第一位、堅持好干部標準、強化黨組織領導和把關作用、堅持事業為上、不以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來論英雄、堅持干部工作一盤棋、必須抓好后繼有人這個根本大計、堅持公道正派的用人原則等，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建黨學說，對中國共產黨選人用人觀作出了原創性貢獻。

關鍵詞：習近平；選人用人；理論創新；新時代

中圖分類號：D2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3160（2023）02-0040-11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繼承發展中國共產黨選人用人觀，著眼于建設堪當民族復興重任的高素質干部隊伍，對新時代選人用人作出了深刻謀劃和科學闡述，科學回答了新時代選人用人這一至關重要問題，提出了一系列選人用人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引領新時代干部選拔任用工作發生歷史性變革，取得歷史性成就。

一、創造性提出“把政治標準放在第一位”，牢牢抓住馬克思主義政黨建設的根本

政治性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根本屬性，馬克思、恩格斯在創建無產階級政黨的過程中，就開始注重考察黨員的政治素質。1847年制定的第一個《共產主義者同盟章程》中就對志愿入盟提出了七個方面的要求，其中之一就是“承認同盟的各項原理”，而對那些“滿腦子都是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觀念”的冒牌分子，馬克思、恩格斯指出：“和他們分裂只是一個時間問題?！盵1]列寧在與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內部的斗爭中，提出了無產階級政黨的黨性問題，提出無產階級政黨必須有嚴格的組織紀律性，必須對黨絕對忠誠才能保證黨組織的凝聚力和戰斗力，批評了當時存在的自由主義和宗派主義現象，列寧提出黨員一旦背離黨的觀點（即黨綱、黨的策略決議和黨章），就變成了沒有覺悟的分子，經過教育改造后仍不悔改的，要立即清除出黨。中國共產黨繼承了列寧的建黨學說，把政治標準作為黨員的首要標準。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后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就明確規定入黨必須承認本黨黨綱和政策，并且在入黨前必須與企圖反對本綱領的黨派和集團斷絕一切聯系。1929年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毛澤東對介紹入黨提出了五個條件要求，其中第一條是政治觀念沒有錯誤，第二條是忠實。1937年，毛澤東在《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斗爭》的政治報告中提出要培養造就數萬的干部，這些干部要“懂得馬克思列寧主義，有政治遠見……忠心耿耿地為民族、為階級、為黨而工作”[2]。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提出干部要“又紅又?！?，指出“政治和業務是對立統一的，政治是主要的，是第一位”[3]。改革開放以后，鄧小平提出干部“四化”方針，其中擺在首位的同樣是革命化。

習近平總書記特別強調選人用人中的政治標準，他指出：“要堅持好干部標準，把政治標準放在第一位。政治標準是硬杠杠。這一條不過關，其他都不過關?！盵4]564“我們黨對干部的要求，首先是政治上的要求。選拔任用干部，首先要看干部政治上清醒不清醒、堅定不堅定?！盵5]突出考察干部的政治忠誠、政治定力、政治擔當、政治能力、政治自律，將政治標準貫穿于選、育、管、用各個環節。把政治標準放在第一位有著深刻的時代背景。一方面，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將政治建設擺在更加突出位置，形成了鮮明的政治導向。黨的十九大報告中首次提出“黨的政治建設是黨的根本性建設”的重大論斷，要求“以黨的政治建設為統領”“把黨的政治建設擺在首位”。2019年《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政治建設的意見》出臺，從堅定政治信仰、堅持黨的政治領導、提高政治能力、凈化政治生態幾個方面對黨的政治建設進行了全面部署，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進黨的政治建設，黨的政治建設得到全面加強。在選人用人中把政治標準放在第一位是黨的政治建設在組織路線中的具體體現。黨的政治建設必然要求選拔任用那些政治信仰堅定、對黨絕對忠誠、堅決做到“兩個維護”、堅定執行黨的政治路線、嚴守黨的政治紀律的干部，這些都是政治標準的具體體現。另一方面，黨的十八大之前的一段時期，有些黨員干部的政治信仰發生動搖，不信馬列信鬼神；政治立場不堅定，黨性觀念不夠強、宗旨意識有所淡化；政治能力不足，不能堅決貫徹落實黨中央的決策部署，不懂得從政治上研判形勢、分析問題；政治擔當不夠，在大是大非面前不敢亮劍，做愛惜羽毛的“紳士”，不做勇于斗爭的“戰士”；少數人無視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大搞拉幫結派、結黨營私、任人唯親、封官許愿等活動。這些行為破壞了黨的政治生態，如果任其發展，勢必影響到黨的執政安全、動搖黨的執政根基。鑒于干部隊伍中存在的種種政治問題，黨的十八大以來將政治標準作為選人用人的首要標準，有利于形成講政治的鮮明導向，是解決政治問題的治本之策。黨的十八大以后修訂的干部選拔任用的各項規章制度充分體現了習近平總書記突出政治標準選人用人的新理念新思想。2019年新修訂的《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把“違反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的”作為不得列為考察對象的第一種情形。2022年新修訂的《推進領導干部能上能下規定》同樣把“政治能力不過硬”列為不宜擔任現職的第一種情形。突出政治標準成為新時代選人用人的首要標準和最大特點，實現了中國共產黨選人用人觀中的“以德為先”標準的具體化和時代化。

二、創造性提出“好干部標準”，賦予了選人用人標準新的時代內涵

干部標準是干部選拔任用的直接依據，也是引導干部成長的風向標，更是政黨屬性、政黨素質、政黨形象的具體體現，樹立什么樣的干部標準就會培養和形成什么樣的干部隊伍，乃至有什么樣的政黨。因此，馬克思主義政黨歷來重視干部標準建設。馬克思、恩格斯雖然沒有對干部標準做出系統論述，但在很多文獻中對無產階級政黨的干部提出過要求。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恩格斯就要求黨的干部“具備久經考驗的耿耿忠心和堅強性格”[6]。列寧領導十月革命勝利后建立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在執政黨和國家建設過程中，對干部標準做出了更加具體系統的論述，如除了要做到對黨忠誠以外，還必須“要精通生產的全部情況”“要懂得現代水平的生產技術”[7]等。中國共產黨將馬克思主義干部標準的基本原則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充分吸收中國傳統吏治文化中的有益思想，提出了“德才兼備”的干部標準總要求，其中“德”主要指政治品德、職業道德、社會公德、家庭美德等方面內容，“才”主要指能力素質、工作本領、工作實績等方面。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面對不同的歷史任務，中國共產黨對干部的德才具體要求又不一樣。在革命戰爭年代，黨的中心任務是開展武裝斗爭，好干部標準體現為對黨忠誠、英勇善戰、不怕犧牲。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黨的中心任務是帶領人民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好干部標準體現為既懂政治，又懂業務，1957年毛澤東在黨的八屆三中全會上提出了“又紅又?！钡暮酶刹繕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成為黨的工作重心，好干部標準體現為擁護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提出了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干部標準。進入世紀之交，我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的同時也出現了腐敗現象，能否做到清正廉潔成為檢驗好干部的重要標準，黨中央先后提出了“為民、務實、清廉”和“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風上過得硬、人民群眾信得過”的干部標準。從黨的干部標準的百年歷史演進中可以看出，雖然不同年代干部的具體標準表述有所不同，但其核心內容沒有變，是一脈相承、與時俱進的關系，忠誠干凈擔當始終是不同歷史時期干部標準的重要內容。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著眼于新時代黨和國家事業發展需要，對干部標準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論述。在2013年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創造性提出了“信念堅定、為民服務、勤政務實、敢于擔當、清正廉潔”[8]337的好干部標準，科學回答了“選什么人、用什么人”的問題。此后，又在這一標準基礎上對好干部標準做出新的闡釋，先后對干部提出“忠誠干凈擔當”和“四個鐵一般”的要求；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提出要建設堪當民族復興重任的高素質干部隊伍，將干部隊伍建設作為事關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的大事來抓。根據好干部標準，習近平總書記對不同層級、不同類型、不同領域的干部提出了具體要求，做出了具體闡述。對中央委員會成員和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這些“關鍵少數”，提出“五個過硬”的要求；對縣處級以上領導干部，提出“三嚴三實”的要求；對縣委書記這一特殊群體，提出“心中有黨、心中有民、心中有責、心中有戒”和“做政治的明白人、做發展的開路人、做群眾的貼心人、做班子的帶頭人”的要求；對軍隊干部，提出“對黨忠誠、善謀打仗、敢于擔當、實績突出、清正廉潔”[9]199的軍隊好干部標準；對組工干部，提出要“努力把各級組織部門建設成為講政治、重公道、業務精、作風好的模范部門”[8]355；對民族地區干部，強調“四個特別”的要求。習近平總書記針對不同類型干部提出的具體要求，既一以貫之地體現了“忠誠干凈擔當”的好干部標準，也各有側重、特色鮮明，抓住了不同領域的干部成長規律。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好干部標準的重要論述創造性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干部標準論，突出解決了選人用人標準模糊的問題，進一步深化了對選人用人標準的認識，賦予了選人用人標準新的時代內涵，實現了選人用人標準的與時俱進，為新時代干部成長成才指明了根本方向。

三、創造性提出“強化黨組織領導和把關作用”，豐富了黨管干部原則的具體要求

領導權問題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首要問題。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領導工人階級革命的過程中就提出了革命聯盟中的領導權問題。列寧針對孟什維克政黨中一些機會主義者向資產階級政黨妥協讓步的錯誤現象，鮮明指出：“社會民主黨人，現在就應當表明自己是最革命階級的當之無愧的代表者和領導者?！盵10]黨管干部是落實黨的領導的重要途徑，只有將黨的干部的選拔和任免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上，黨的領導才能得到真正貫徹落實。黨管干部原則是中國共產黨干部工作的根本原則，是落實黨的領導的重要方式。1938年，毛澤東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提出了黨管干部的重要思想。1951年，劉少奇同志在第一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具體闡述了黨管干部問題。1983年4月，中央組織部召開改革干部管理體制座談會，第一次提出黨管干部原則，黨管干部從慣例做法上升為原則規范。1995年制定的《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暫行條例》首次將黨管干部原則以黨內法規的形式確定下來。然而，在一定時期內，我們對黨管干部原則也曾存在過一些模糊的認識，主要表現在20世紀80年代政治體制改革中弱化黨的領導的現象。1987年黨的十三大在制定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的同時，也對我國政治體制改革進行了總體部署，并提出了實行黨政分開的改革思路，提出“政治體制改革的關鍵首先是黨政分開”[11]，并將黨的領導界定為政治領導。將黨的領導簡單界定為政治領導顯然是不夠的，沒有了思想領導和組織領導，黨的政治領導就會落空，黨的領導就會成為一句空話。黨的組織領導包括制定黨的干部路線、確定選人用人標準、選拔任用重要領導干部、黨管人才隊伍、發揮基層黨組織戰斗堡壘作用等多個方面，其中核心是對黨和國家重要干部的使用權。黨政分開的改革思路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黨管干部的原則。雖然黨政分開的改革舉措在20世紀90年代就不再實施，但其影響依然深遠，一些地方出現了黨的領導弱化、虛化的現象，在選人用人上則體現為一些地方弱化黨的用人權，簡單地以投票票數和考試分數來選拔干部，即簡單“以票取人”和“以分取人”。

簡單“以票取人”是把民主推薦票數作為干部選拔任用的唯一依據。中國共產黨黨內實行干部委任制，委任實際上可以界定為一個政治上的權威指定某人擔任某一負有責任的職務的一種權力，委任是自上而下的，是對權威的服從；而民主推薦則是自下而上的，是對權威的有益補充。從這一點來分析，民主推薦制度是中國共產黨對干部選拔任用制度的重大創新，對于擴大干部選拔任用中的群眾參與，提高選人用人公信度有著重大意義。然而民主推薦制度在一些地方一度演變為片面以票取人，危害巨大。一是助長拉票行為和好人主義。民主推薦是借助政治學中的選舉工具，其理論假設前提是“人是理性的”，能夠從集體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做出正確選擇；但公共選擇學派認為，在政治環境中，個人同樣扮演著“經濟人”的角色，在集體行動中追求的是個人利益最大化而不是集體利益最大化。因此，在民主推薦過程中，某些人往往根據個人利益和親疏關系投“感情票”“關系票”“利益票”等進行有違公正的投票；而一些候選人則利用這一制度漏洞，通過打招呼、送錢財、托關系等多種方式進行拉票，破壞選人用人的公平公正。對此，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一些地方干部拉票或當老好人的不良風氣愈演愈烈，拉票行為花樣百出、屢禁不止，敗壞了黨風和社會風氣?！盵8]345二是弱化黨的領導。一些地方和單位將民主推薦等同于民主選舉，模糊了兩者的政治功能。選舉權是一種委托權，從本質來說是一種決策權，屬于代議制民主范疇，選舉人的多數選擇具有最終決定性，因此，選舉多用于對選任制干部的選用；而民主推薦是一種推薦權，是一種建議權而非決策權，不具有強制性，推薦結果只作為決策的參考，屬于參與式民主范疇。因此，一旦把“推薦”等同于“選舉”，黨對干部工作的領導就得不到落實，習近平總書記對其危害有著深刻認識，他指出“黨管干部嘛！都靠票來定，黨管干部怎么落實??？”[8]345

簡單“以分取人”是把考試分數作為干部選拔任用的唯一依據。20世紀80年代，我國開始試行公開選拔領導干部制度，按照“公開、平等、競爭、擇優”的原則，面向社會采取公開報名與組織推薦、考試與考察相結合的方式，引入市場競爭機制，擇優選拔領導干部，并將選拔過程向社會公開。作為一種新的干部選拔方式，從20世紀80年代一直到黨的十八大前的這一段時間，公開選拔領導干部在全國各地如火如荼開展起來，并逐漸成為一種常態化干部選拔方式。為了規范和推廣公開選拔考試制度，2000年3月，中央組織部印發了《全國公開選拔黨政領導干部考試大綱（試行）》，對公開選拔領導干部考試的內容進行了統一規定，標志著該考試制度正走向成熟。2004年4月，又制定了《公開選拔黨政領導干部工作暫行規定》，以黨內法規的形式確立了公開選拔的地位、情形、程序等。不可否認的是，公開選拔領導干部考試制度在擴大選人用人視野、推進干部工作民主化、促進優秀年輕干部脫穎而出、提高干部工作群眾滿意度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在實踐中也存在較大弊端，主要表現為：以考試分數為導向的干部選拔任用制度導致一些干部把主要精力放在考試而不是工作上，選拔出來的干部出現了“高分低能”的現象，一些地方的公開選拔考試動輒面向全國，浪費大量人力物力財力，一些埋頭苦干但考試能力欠缺的干部得不到提拔重用，不利于形成崇尚實干的選人用人導向。一些地方在公開選拔領導干部工作中，黨組織的領導和把關作用沒有體現出來，把精力放在了保證選拔過程的公開性和民主性上，而沒有注重對擬任職人選的綜合考察，沒有充分考慮人事相宜，人崗相適。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用人權是最重要的執政權，黨管干部原則必須牢牢堅持，不能動搖。在2013年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根據干部選拔任用工作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提出“必須把加強黨的領導和充分發揚民主結合起來，發揮黨組織在干部選拔任用工作中的領導和把關作用?！盵8]345 2019年新修訂的《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更是將黨組織的領導和把關作用貫穿于動議、提名、民主推薦、考察、討論決定等全過程、各方面，將黨的領導和把關定向作用充分彰顯出來。把民主推薦結果由原來作為選拔任用的“重要依據”改為“重要參考”，合理確定民主推薦范圍，不搞“大會海推”“劃票打鉤”，代之以深入調研，提高民意表達真實性和民主推薦質量。新修訂的《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對公開選拔和競爭上崗設置了更為嚴格的條件，規定一般適用于副職領導職位，并且是在領導職位出現空缺且本地區本部門沒有合適人選，特別是在需要補充緊缺專業人才或者配備結構需要干部的情形下，才進行公開選拔。即使是公開選拔的干部，也不是以分定人，而是堅持組織把關，突出政治素質、專業素養、工作實績和一貫表現。糾正簡單“唯票取人”和簡單“唯分取人”的錯誤選人用人方式，都是為了更好地發揮黨組織在干部選拔任用中的領導和把關作用，樹立崇尚實干的鮮明導向，實現選人用人方式的根本好轉。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強化黨組織領導和把關作用”的重大論斷，糾正了過去一段時期對黨管干部原則的錯誤認識，黨管干部原則不再只是管大局、管方向、管重要干部，而是包括各級黨組織對本地區、本單位干部任免的領導和把關，黨管干部原則從“領導權”具體化為“管理權”，將黨管干部原則貫穿選人用人工作全過程、各方面，深化了中國共產黨對黨管干部原則的認識。

四、創造性提出“事業為上、以事擇人”，根據事業發展需要選人用人

根據事業發展需要選賢任能是中國共產黨的一貫主張和優良傳統。毛澤東在1938年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提出了任人唯賢的干部路線，反對任人唯親。在《為人民服務》一文中，毛澤東指出：“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了?！盵12]這個“共同的革命目標”就是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事業。然而，一段時期以來，事業為上的優良傳統沒有得到很好的堅持。有的地方在選拔任用干部時，沒有把人民利益和事業發展放在第一位，而是為了選干部而選干部，以干部為中心，過度考慮干部需求，結果導致選出來的干部不能勝任工作崗位，選出來的班子年齡結構、專業結構不合理，不利于黨和人民事業的發展。為此，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八大以后提出堅持事業為上、以事擇人、人崗相適的選人用人理念，強調事業需要什么樣的人就選什么樣的人，崗位缺什么樣的人就配什么樣的人。這既是對中國共產黨優良傳統的繼承，也是對過去一段時期干部選拔任用工作中的一些錯誤做法的撥亂反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黨面臨的風險挑戰前所未有，對干部隊伍素質提出了更高要求，即不僅要有過硬的政治素質和工作能力，還要有堅定的斗爭意志和斗爭精神。堅持事業為上，就是把事業需要作為選人用人的出發點，從崗位需求、班子結構、專業化建設等角度出發，因事擇人，用人所長，考慮的是“該用誰”，而不是“誰該用”。黨的十九大根據新時代的發展要求新增了堅持“事業為上”的選人用人原則，并寫入2019年新修訂的《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凸顯了選人用人重事業、重實干的導向。

圍繞“堅持事業為上”選人用人，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論述。一是提出干部工作“一盤棋”思想。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從哪里選人？就是要堅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賢，廣開進賢之路?！睆娬{“人選來源渠道拓寬了，更有利于好中選優、優中選強?！盵4]565拓寬選人用人視野，破除選人用人上的各種身份限制，放眼各戰線、各領域、各行業選拔優秀人才，2019年新修訂的《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新增了“黨政領導干部注意從企業、高等學校、科研院所等單位以及社會組織中發現選拔”的規定，暢通了優秀人才進入黨政機關渠道，夯實了黨的執政根基。此外，還打破選人用人上的條塊和區域限制，針對干部選拔任用工作中出現的“里面的出不去”“外面的進不來”現象，促進領導干部跨地區、跨行業交流任職，打破選人用人上的地方保護主義和行業壟斷。二是提出“專業素養”要求?！皩I素養”是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對干部隊伍建設所提出的新要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不斷向前推進，專業化、專門化、精細化要求越來越高，要注意培養有專業背景的復合型領導干部?！盵13]同時他還強調，專業素養不只是專業對口那么簡單，是專業知識、專業能力、專業作風、專業精神的統一。黨的十九大和黨的二十大報告都提出要選拔“高素質專業化干部”，“專業化”與“高素質”的地位同等重要，并列成為干部選拔任用的標準。黨的十八大以來，干部隊伍專業化建設成效明顯，2016年制定出臺了《專業技術類公務員管理規定（試行）》和《行政執法類公務員管理規定（試行）》，公務員隊伍管理更加精細化、專業化。

五、創造性提出“不再簡單以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論英雄”，實現干部考核內容與方式的重大創新

“治本在得人，得人在審舉，審舉在核真”，干部考核是選人用人的前提和基礎。早在1928年中共六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組織決議案草案》就出現了“考核”的提法。1949年中央組織部印發《關于干部鑒定工作的規定》，對干部考核工作進行了初步探索。1979年中央組織部制定《關于實行干部考核制度的意見》，提出“德、能、勤、績”的考核體系，正式建立了干部考核制度。1998年，中央組織部印發《黨政領導干部考核工作暫行規定》，首次對領導干部的考核做出規定。中國共產黨干部考核制度歷經百年發展，從最初探索到不斷走向成熟，形成了一套系統完備的干部考核制度體系。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對干部考核工作做出重要論述，指導干部考核內容與方式實現重大創新。

在考核內容方面，從以GDP為導向轉為以高質量發展為導向。改革開放以來，為了盡可能在短時間內加快經濟發展，“GDP為王”曾在很長一段時期成為地方領導干部的主要考核指標，這一用人導向在一段時間內發揮了激勵干部想方設法發展經濟的積極作用。但隨著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其弊端也逐漸顯露。一些地方官員只注重發展經濟，而忽略了改善民生、促進社會進步、保護生態環境；一些地方官員只注重加快短期經濟增長速度，竭澤而漁，在任期內大搞形象工程、政績工程，而不做打基礎、利長遠的工作；一些官員為了得到提拔搞政績造假，“數字出官”和“官出數字”現象不少。針對這些問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再也不能簡單以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來論英雄了”，強調“要改進考核方法手段，既看發展又看基礎，既看顯績又看潛績”[8]343-344。自從進入新時代以來，我國經濟從高速度發展逐漸轉向高質量發展，不再一味追求經濟增長速度，而是推動經濟與社會、生態協調發展，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追求共同富裕。與之相適應，對地方主要領導干部的考核也不再簡單以GDP增速來評定其政績。干部考核內容從GDP增長速度這一單一指標擴展為科技創新、教育文化、民生保障、生態環保、發展潛力等，突出了“以人民為中心”和高質量發展的價值導向。

在考核方式方面，針對一些地方不到提拔不考核、不到年底不考核、不到換屆不考核等不良現象，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建立日?？己?、分類考核、近距離考核的知事識人體系，全面、歷史、辯證地看待干部”[14]。著力構建全方位、立體式的知事識人體系，對干部進行全面、客觀、公正的評價。2019年新修訂的《黨政領導干部考核工作條例》新增了“專項考核”的內容，就是要突出考核領導干部在完成急難險重等專項任務中的表現。針對一些地方考核重點不突出、針對性不強的問題，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強化分類考核，根據地區功能定位，對不同地區領導班子制度不同考核指標，對不同類別、不同崗位的領導干部也要有不同的考核指標和要求。針對一些地方考核不在現場看、不見具體事的問題，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近距離接觸干部，多到現場觀察，多聽群眾意見，把干部考準核實。針對一些干部因大膽探索導致工作失誤而被問責的現象，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三個區分開來”，優化容錯糾錯機制，正確運用考核結果，最大限度調動干部工作積極性。

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干部考核的重要論述創新了中國共產黨的識人觀，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強調“精準”思維?？己嗽u價工作重在一個“準”字，也難在一個“準”字，過去一些地方對干部的考核沒有做到分類細化，一把尺子量到底，走馬觀花，難以對干部做出精準評價。二是強化關口前移。過去很長一段時期，在干部選拔任用工作中，先定人后考察，考察工作往往流于形式。黨的十八大以后，注重對干部的日?？疾?，通過對干部政治素質、工作能力、性格特征等多方面的綜合評價來確定合適的崗位。三是注重結果運用?！翱肌笔腔A，“用”是關鍵，考核結果只有真正用起來，才能體現價值、發揮作用。黨的十八大以后注重將考核結果與干部評價、干部調整使用相銜接，著力解決考與用脫節的問題，不斷強化結果運用。

六、創造性提出“必須抓好后繼有人這個根本大計”，豐富了中國共產黨接班人思想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年輕干部培養，提出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關鍵在黨，關鍵在人，歸根到底在培養造就一代又一代可靠接班人。黨的二十大報告再次強調：“抓好后繼有人這個根本大計，健全培養選拔優秀年輕干部常態化工作機制?！盵15]67這些重要論述繼承了中國共產黨大力培養選拔年輕干部的用人觀。培養造就一代又一代忠誠可靠的接班人是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的寶貴經驗。早在延安時期，黨就提出“有計劃地培養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們的戰斗任務”[16]526。十年“文革”不僅給黨和國家帶來深重災難，也造成了干部隊伍的嚴重老化，青黃不接的現象十分嚴重，引起了黨內主要領導的極大擔憂。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鄧小平深刻認識到培養年輕干部已成為黨的當務之急，建議應把培養選拔年輕干部作為事關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重大戰略問題來對待。他向全黨特別是老同志提出：“選拔接班人這件事情不能拖。否則，搞四個現代化就會變成一句空話?！盵17]92陳云也多次強調提出“提拔培養中青年干部是當務之急”“必須成千上萬地提拔中青年干部”[19]等重要主張。在鄧小平、陳云、葉劍英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推動下，中央組織部于1982年成立了青年干部局，專門負責青年后備干部培養選拔工作，各級組織部門開始大力提拔重用年輕干部，開展“第三梯隊”建設，解決新老交替的問題。大力培養和選拔年輕干部成為改革開放以來選人用人的一大特色。中國共產黨的這些豐富理論和實踐經驗成為習近平培養選拔年輕干部重要論述的直接理論來源。

與此同時，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培養和選拔年輕干部的重要論述又呈現出新的特征。一是堅持數量充足與質量優良相統一。數量是基礎，質量是關鍵。強調要高度重視年輕干部培養選拔，做好長期規劃，但不能一味追求班子年輕化，要發揮各年齡段干部的積極性，不能搞班子結構年齡層層遞減。二是堅持自身努力與組織培養相統一。優秀年輕干部不會自然生成，習近平從內外因辯證統一的角度指出：“成長為一個好干部，一靠自身努力，二靠組織培養?！盵8]341自身努力是優秀年輕干部成長的決定性因素，習近平強調年輕干部要對黨忠誠、敢于斗爭、勤學苦練、勇于擔當，特別強調年輕干部要強化實踐磨煉，多當幾回“熱鍋上的螞蟻”，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提出“把到基層和艱苦地區鍛煉成長作為年輕干部培養的重要途徑”[15]67；組織培養是優秀年輕干部成長的關鍵，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各級黨組織要對年輕干部加強教育引導、搭建成長平臺、強化監督管理。三是堅持大膽使用與遵循規律相統一。對優秀年輕干部大膽提拔使用是中國共產黨選人用人的基本經驗，但在大膽使用的同時，要把握好年輕干部使用快慢的關系，必須遵循年輕干部成長的客觀規律，選拔干部也不是越年輕越好，干部成長必須要經歷必要的臺階，要防止揠苗助長。四是堅持長遠規劃與動態調整相統一。強調各地區要加強對年輕后備干部的整體規劃，保證黨的事業后繼有人。但年輕后備干部也不能是一潭死水，一勞永逸，對后備干部要進行動態管理，競爭擇優、定期調整、有進有退，保持后備干部隊伍活力。

七、創造性提出“用人以公，方得賢才”，開辟了風清氣正的選人用人新境界

從政黨的起源來看，英國政黨產生于議會內部的不斷斗爭中，最終形成代表貴族利益的托利黨和代表新生資產階級利益的輝格黨；美國政黨則產生于國家體制的爭論中，形成了代表資產階級上層集團利益的聯邦黨和代表中下層資產階級利益的反聯邦黨。他們都只代表著部分人的利益，這就從根本上決定了資產階級政黨在選人用人上不可能做到公道正派。因此，在美國歷史上就出現了臭名昭著的“政黨分肥制”，即哪個政黨上臺執政，則安排該政黨成員在各個政府部門工作，政府職位成為政黨競爭的“戰利品”，造成政府工作的巨大震蕩和權力尋租腐敗。這一制度在美國延續了80多年，直到1883年出臺的《彭德爾頓發案》才得以廢止，但由選舉中獲勝的政黨首腦任命國家主要行政官員的做法至今依然在英、美等資本主義國家普遍流行。堅持公道正派選人用人是由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無產階級政黨代表的是絕大多數人的利益，中國共產黨始終代表的是中華民族和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同時，沒有政黨自身的特殊利益，這是無產階級政黨與資產階級政黨的本質區別，這也就從根本上決定了中國共產黨在選人用人上能夠做到公道正派。堅持公道正派選人用人也是中國共產黨的優良傳統。早在1938年，毛澤東就指出：“在干部政策問題上，必須堅持正派的公道的作風，反對不正派的不公道的作風?！盵16]527鄧小平也曾指出：“政治機關的干部，特別是管干部的干部，要很公道，很正派，不信邪，不怕得罪人?！盵17]22

黨的十八大以來，針對黨內出現的跑官要官、買官賣官、任人唯親、帶病提拔、封官許愿等不正之風，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要堅持公正用人，并將其作為選人用人的根本要求。黨的十八屆六中全國通過的《關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若干準則》提出把公道正派作為干部工作的核心理念。2019年新修訂的《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將“公道正派”作為選拔任用干部必須堅持的原則之一，這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是第一次，突出了公道正派在選人用人中的重要作用。如何才能公正用人？習近平總書記從公心、事業、風氣三個方面提出要求。第一，公正用人，公在公心。有了公心才能唯才是舉、任人唯賢。如果公心缺失，就會從個人利益的角度去選拔任用干部，將黨的干部變成自己的家臣，在黨內搞團團伙伙、人身依附。從黨的十八大以來查處的腐敗大案中可以看出，一些地方和單位的主要領導把干部選拔任用作為培植自身勢力的手段，并結成利益聯盟，其結果是導致干部隊伍出現“站隊”現象，提拔使用干部不是看干部是否忠于組織、忠于人民，而是看干部是否主要領導個人，形成了嚴重的人身依附關系，歸根結底是選人用人沒有出于公心。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中紀委三次全會上對這種黨內山頭主義提出嚴厲批評：“干部都是黨的干部，不是哪個人的家臣?！盵8]769第二，公正用人，公在事業。堅持事業為上，就是黨的事業需要什么樣的干部，就用什么樣的干部，要因崗擇人，而不是因人設崗。一個地區、一個單位，在選人用人上如果沒有把事業放在第一位，那就勢必耽誤地區和單位事業的發展。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要大力選拔任用那些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不出事的干部，原因就在于這樣的干部能夠干事創業，推動事業發展。而對那些做樣子、混日子、要位子的干部則堅決調整下去。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推動干部能上能下、能進能出，形成能者上、優者獎、庸者下、劣者汰的良好局面?！盵15]672022年制定出臺的《推進領導干部能上能下規定》，對解決干部能上不能下問題做出制度規范，真正做到事業為上。第三，公正用人，公在風氣?！坝靡毁t人則群賢畢至，見賢思齊就會蔚然成風?！庇煤靡粋€干部，會帶動一片干部。同樣，用壞一個干部，也會影響一片干部。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堅決防止和糾正選人用人的不正之風，規范干部提名推薦、開展選人用人專項巡視，對拉票賄選、買官賣官、帶病提拔等公眾反映強烈的違規違紀用人問題進行嚴厲查處，特別是在2019年制定出臺了《干部選拔任用工作監督檢查和責任追究辦法》，實現了選人用人權力與責任的對等，干部選拔任用監督和責任追究更加精準有效。通過這些措施，黨的十八大以來選人用人風氣發生根本性轉變。

習近平總書記關于選人用人重要論述既與中國共產黨選人用人觀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有著強烈的問題導向和鮮明的時代特征。這些重要論述對中國共產黨選人用人觀做出了具有原創性的貢獻，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黨建學說，為新時代黨的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提供了理論遵循和行動指南，指導推動選人用人制度發生深刻變革，彰顯了中國特色選賢任能的制度自信和制度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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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高 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