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情視域下新聞報道對外傳播的話語研究

趙小晶， 黃益琳

（華東交通大學 外國語學院，南昌 330013）

引 言

共情(Empathy)包含認知、情感和行為等心理活動，是人類與生俱來的能力，是與他者共在的理念。關于共情傳播，雖沒有統一和明確的定義，但學者們從心理學角度出發分析共情與傳播的內在聯系，發現溝通能促進共情，共情因對象和情境而變[1-2]。傳播學研究發現，以共情為對外傳播的出發點與落腳點，可有效提升跨文化傳播效果[3-4]。以上發現要求新聞報道者換位思考，從報道者思維轉變為被報道者思維，從共情視角下探討新聞的對外傳播。

中國的扶貧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為了向世界分享中國扶貧經驗，越來越多學者投入到中國脫貧攻堅對外傳播的研究當中。欒軼玫指出圍繞脫貧攻堅敘事建構中國國家敘事體系，明確脫貧攻堅對外傳播方向，要以個體經歷帶出集體成就，以故事先導替代模式先導，讓世界經由中國故事主動找尋中國模式[5]。姬德強從宏觀講述中國扶貧對外傳播的話語、媒介與策略[6]；李宇指出脫貧攻堅故事國際傳播要注重框架建構和敘事策略，在強化互通性、共同性和實用性的同時，有效回應國際關切，著力提升影響力和傳播力[7]。上述學者為扶貧對外傳播提供了系統性的思考，方向性的指導，然而這些研究都是從宏觀、戰略布局角度進行分析，較少對文本話語建構層面的微觀分析。建構融通中外、使中外讀者同頻共振的減貧新話語，有助于促進中國扶貧故事的對外傳播和對外傳播話語體系的建立。

研究自建中美扶貧新聞報道可比語料庫，從詞匯語義學角度對文本進行微觀分析，觀察語言的實際使用，解釋（對文本）其制約因素，對比分析兩個語料庫名詞使用頻率及呈現類別差異，可以呈現中美涉貧新聞報道中的情境及報道對象的異同，為新聞話語的共情傳播提供話語建構的新路徑。

一、研究設計

（一）理論框架

共情發生在一定的情境中，依賴于情境理解系統所輸入的信息[8]。情境包括各種感覺、行為和認知方面影響感知特征被知覺的環境信息[9]。個體根據自身的知識經驗對情境信息形成一定的認知和評價后，自發構建相應的情境模型，并假定其為真實生活中的情境，即情境理解[10]。處于不同社會環境的普通受眾，其自身的知識經驗受限于本國環境，較難對不同于本國的情境信息產生情境理解。

共情的對象是他人的情緒情感。共情對象是一種常見的情境因素，其社會身份以及因此與共情主體形成的群際關系會影響個體對他人的共情[11]。人們更容易得到來自同一群體的其他成員的認同和支持, 對非同類群體的人,因缺乏足夠的經歷與認知，通常更難產生共情[12]。

（二）研究思路

共情受情境和對象影響，情境就是在一個給定的時空場景中所展現出來的、能夠影響到受眾對目標刺激的意義理解的一切事物或信息[13]，現實中的情境（或事件）與詞匯間的關聯信息具有相互對應性[14]。例如，當主體識別 classroom 時，即刻激活與其相關聯的teacher，student，blackboard 和 desk 等表示人或物的單詞，形成一般教室的普通場景。該類詞匯多為名詞，而名詞在語境中具有中心地位，其語義相對獨立和自治。因此研究選取了名詞語義作為研究對象，探討名詞間關聯信息所預設的新聞報道情境。情境因素研究主要涉及共情對象和共情主體間的關系，共情對象指人。而新聞的報道對象，一般指的是人或事物，因而此次研究篩選出指人的名詞來研究新聞報道共情對象（簡稱報道對象）。

名詞分為專有名詞和普通名詞：專有名詞表示特定的人或物，而普通名詞則泛指一類人或事物。特定的人或物是特定的社會語境產物，泛指的人或物更普遍存于不同社會語境。鑒于普通名詞比專有名詞更適合探究不同社會語境報道中的共通話語，促進共情傳播，因此研究通過分析普通名詞來探究新聞報道中的情境和對象。

（三）研究語料和方法

本次研究語料選自新華網海外版和美聯社（均為英文）。新華網是中國的主要新聞網站，旨在用英文向世界全面、及時、客觀地介紹中國，受眾遍布全球200 多個國家和地區；美聯社是美國乃至世界最大的通訊社，作為當今世界新聞資訊系統的中樞，是英語國家報紙以及新聞權威的來源。對比中美語料，有助于探討我國扶貧新聞在英語國家如何構建共情傳播話語，促進中國扶貧共情傳播能力建設。

此次研究運用Python 爬蟲工具，收集新華社和美聯社網站英文語料。語料收集時間為2013 年1 月1 日至2020 年12 月31 日，主題詞限定為：“貧困”+“與貧困作斗爭的動詞”，其中：與貧困相關的主題詞2 個（poor/ poverty）；與貧困作斗爭的動詞主題詞17 個（reduce/reduction/eliminate/elimination/alleviate/alleviation/tackle/battle/fight/lift/escape/strug gle/out of/eradicate/bring above/rid of/shake off）。此次研究隨機從搜集的語料選取新華社和美聯社各100 篇涉貧報道。新華社形符數為43 166 字，美聯社形符數為106 699 字。鑒于兩報社形符總數相差較大，為使兩報社語料具有可比性，此次研究以百分比的形式來比較兩報社話語出現的頻率。

研究從詞匯語義學角度對自建的語料進行話語分析，利用https://spacy.io/usage/linguistic-features#tokenization 網址中的選詞功能，從新華社和美聯社各100 篇涉貧語料中分別導出普通名詞后導入AntConc 3.2.1 語料分析軟件，統計較高頻率的詞。此次研究將普通名詞分為泛指事物和泛指人的名詞，前者用于分析新聞報道的情境，后者用于研究報道對象。

二、分析與發現

（一）新聞情境

新華社語料中普通名詞字符總數為11 032字，美聯社語料中普通名詞字符總數為24 405 字。泛指事物的普通名詞中，一些詞語不能體現新聞報道情境，如：year、yuan 等量詞，area、country 等地名的泛稱和其他不屬于特定情境的詞，因此此處不予以討論。此次研究初步統計頻率排名前50 名的普通名詞，以展示涉貧新聞報道的主要事物，結果如表1 和表2 所示。

表2 美聯社泛指事物普通名詞

表1 中，新華社高頻名詞語義整體較為積極，如development，promotion 和achievement 等顯示積極的情感語義，其余名詞均為中立的情感事物對象。由此可以推斷新華社涉貧報道的情境總體較為積極，主要展示脫貧攻堅的進展，使讀者樹立對脫貧的信心。

表2 顯示美聯社高頻名詞整體語義較為消極，如crisis, inequality,racism 和 unemployment 等均為消極情感語義色彩。由此看出美聯社涉貧報道的情境總體較為悲觀，較多描述受助者的貧困處境，引發受眾對弱者的同情。

從詞匯語義學角度來看，構建名詞詞匯間的關聯信息可預設情境。如，job/income/work 等詞匯關聯信息對應于談論工作情境。又如food/water/housing/meal 等詞匯關聯信息映射出衣食住行生活類情境。以此類推，其他詞語的關聯信息也可映射經濟、政治、教育、人權等情境。

為了展示中美涉貧新聞主要情境報道程度的不同，文中分別統計中美不同情境中共現詞語的總頻率（見表3 和表4）。鑒于新華社和美聯社語料的大小和差異，此次研究不予統計新華社頻率低于30 和美聯社頻率低于50 的非主要情境。

表3 新華社主要情境報道程度匯總

表4 美聯社主要情境報道程度匯總

對比表3 和表4，可知中美報道與貧困相關的共通情境有衣食住行、工作、政治，教育和經濟。其中衣食住行和工作情境都是中美報道排名前3 的主要情境，說明兩報社對普通群眾的工作和衣食住行等基本民生問題都較為關注。

共通情境中，美聯社對經濟情境的報道比新華社多12.59%，由相關詞匯索引行結果來看，美聯社更傾向于報道資金資助緩解貧困壓力。

例(1)（關聯經濟情境的詞匯spending 索引行）

Wednesday’s decision gives developing nations until the end of June 2021 to focus spending on health care and emergency stimulus.

而新華社對衣食住行情境的報道比美聯社多13.53%，由相關詞匯索引行結果來看，其主要報道食品產業助力脫貧，

例(2)（rice 的索引行） The promotion of river snail rice noodles benefits the impoverished households in Liuzhou.

產業和項目是新華社涉貧新聞獨有情境，所占比例居于所有報道情境首位，說明新華社基于本國扶貧語境編輯素材，較多報道中國通過扶持產業和開發扶貧項目來解決貧困問題。

例(3) Xu said the project was designed to help reduce poverty in this rural village.

健康、安全穩定和人權為美聯社涉貧新聞特有的主要情境，美聯社涉貧報道較多描述受助者的貧困處境，而貧困與健康密切相關，有時疾病就是貧困的一部分，故健康為主要情境之一。而安全穩定和人權情境剛好又符合美國社會國情：疫情以來，美國出現了許多社會治安問題，特別是暴力事件頻發。美國社會的貧困人群，處于社會的最底層，且種族以黑人居多，他們呼吁更多的人權，平等和自由的權力，反抗社會的不平等和歧視，因此涉貧報道主要情境也會涉及人權。

由上述情境可知，新華社報道減貧對外傳播中的核心情境，主要集中于中國人民在政府主導下如何擺脫貧困、有哪些創舉來降低貧困發生率，主要圍繞本國語境組織素材。新華社海外版將受眾群體定位為西方普通民眾群體，而非社會精英或資本控制下的既得利益者[15]，由于西方普通受眾自身知識經驗較多受限于本國環境，較難對不同于本國的情境信息產生共情。

研究探討了如何預設共通情境，以達到話語共情效果。中國人民在政府主導下脫貧對于全球減貧事業極有價值且意義重大，當前重大任務是建構融通中外的、使中外讀者同頻共振的減貧新話語?；谏鲜銮榫车姆治?，搭建彼此相互關聯、共通的扶貧減困話語情境：即適當消解政府通過扶持產業和開發扶貧項目來解決貧困問題的情境，融化為受助者借助項目和產業的興起，在工作、健康、教育、衣食住行等國內外共通的民生問題上得到改善，用講故事的方式來吸引、感染和打動他國民眾[16]。雖然中國脫貧攻堅不涉及人權、暴力、犯罪等的情境，但是人權和社會安定情境更多揭示的是貧困者渴望受尊重、得到平等對待和安全感等心理需要。因此中國的扶貧外宣可適量增加受助者心理情感變化等情境。

（二）新聞對象

情境因素研究主要涉及共情對象和共情主體間的關系，共情對象一般指人，故此處篩選出泛指人的名詞來研究新聞共情對象?；趦蓤笊绶褐溉似胀~字符總數差異，文中統計對象僅為兩報社頻率排名前35 的、泛指人的普通名詞，以呈現兩報社主要報道對象，結果如表5 和6 所示。

表5 新華社報道對象（列表名詞頻率總數1082）

表6 美聯社報道對象（列表名詞頻率總數2631）

對比兩報社高頻報道對象，研究發現表5 新華社頻率前10 報道對象以政府和農民(villager/farmer/ rural resident)為主，農民這一人物身份詞的頻率為220 次，占所列新華社報道主體的20.33%；而表6 美聯社頻率前10 報道對象有政府、小孩、工人、警察、和婦女。相比于新華社，美聯社報道對象的社會身份不是特定社會的產物，即該社會身份不是美國社會特有，而普遍存在于其他國家中，且美聯社報道對象更加多元，更能激發更多同類群體的共情，因而更能引發更大范圍受眾的共情。

研究發現兩報社報道中“family”（家庭）這個詞匯出現頻率都很高，人是社會動物，而家作為社會組織中最小單位，與每個人密不可分，家庭成員詞語普遍存在于任何社會群體中。仔細比較表5、表6，發現兩報社中都存在不少家庭成員詞匯（如丈夫、妻子、小孩），且占各自報道的比例（新華社5.36%、美聯社19.08%）存在較大差異。

此次研究進一步選取中美涉貧報道各30 篇（ 新華社字符數為25 028，美聯社字符數為25 955），統計每篇報道中家庭成員詞匯出現的頻率，再運用SPSS 軟件對兩報社統計結果進行顯著性檢驗，結果如表7 所示。

表7 中美報道中家庭成員詞匯平均值統計表

表7 中t=?3.059，df=48,顯著性p＝0.01(<0.05)，表明家庭成員詞匯在中美報道中具有統計學上的顯著差異。這說明美聯社在涉貧報道中，更加重視家庭成員詞匯的使用。此類詞匯也確實更能引發人們的同理心。

例(4) The single mother said she hasn’t been able to find a job as a nanny because people are cutting back their expenses, and that she started sleeping under a bridge.

例文中用單親媽媽來指代那位婦女，講述她失業流落街頭的悲慘遭遇，讓同樣作為母親的其他受眾，更具有代入感，進而同情其悲慘遭遇。

上述分析證明以家庭成員詞匯為報道對象，是各國構建共情話語的良好策略。根據共情理論，我們更容易得到來自同一群體的其他成員的認同和支持，而每個人都屬于家庭成員中的一員，以家庭成員詞匯為報道對象，能引起受眾廣泛的共情。

構建融通中美的貧困新聞話語，應將中國的貧困報道對象解構為農民、婦女、小孩、病人、殘疾人等外國也有的弱勢群體，后者普遍存在于不同的社會語境中，更能引發中外受眾的共情。此外，多頻率地使用丈夫、妻子、小孩等表示家庭具體成員的詞匯，作為扶貧故事的報道對象，更能得到來自英語國家廣大受眾的認同和支持，達到共情傳播的效果。

結 語

研究從詞匯語義學角度討論共情傳播的新聞話語，借助共情理論，對比分析了兩個語料庫名詞使用頻率及呈現類別差異，討論了中美涉貧新聞報道中的情境及報道對象的異同，探析了構建中國扶貧故事的對外共情傳播的話語策略。研究發現以普通名詞作為話語研究的路徑，加上索引行的輔助，可初步探討新聞報道中相關話題的主要情境和對象。

值得注意的是，普通名詞分析話語可以觀察大量文本數據，通過研究扶貧、抗疫等某一特定話語語篇中的高頻詞匯及其關聯信息，可對情境展開討論。然而，僅依靠分析名詞來研究話語，是脫離了文本語境的，無法深入情境內部考察具體的情境意義如何基于文本產生。研究者需要借助索引行等其他語料分析方法，進行定性分析，進一步驗證自己對于情境的假設，使主觀的意識形態分析與客觀的數據統計相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