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新型互助養老及其對中國的啟示

曹有順 胡澎

摘要：新型互助養老是家庭養老、政策福利養老、市場養老之外，以地緣關系為基礎，以居民自愿參與為中心，以交換、互惠為推動力，進行自我管理、相互幫扶的社會支持活動，也是日本應對人口老齡化的一種探索與實踐。在人口老齡化加劇的背景下，日本新型互助養老不僅滿足了老人的多元化養老需求、提高了積極老齡化水平，同時還起到了緩解家庭、政府養老壓力的作用。日本新型互助養老模式對于中國應對人口老齡化也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關鍵詞：日本；人口老齡化；家庭養老；互助養老

中圖分類號：C913.7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4-2458-（2023）01-0071-10

DOI：10.14156/j.cnki.rbwtyj.2023.01.007

日本自1970年進入老齡化社會以來，老年人口不斷增多，老年人占比不斷加大。截至2021年9月，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已高達3 640萬人，占日本總人口的29.1%［1］。面對日益加大的養老壓力，日本政府不斷出臺法律、政策和措施，各地從實踐層面開展了一系列探索，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個人、家庭和政府的養老壓力。其中，從居民互助角度出發，構建起的超越家庭的新型互助養老模式堪稱一條行之有效的應對之策。人口老齡化問題同樣困擾著中國，如何實現“老有所養”日益成為中國亟待解決的難題。在這一背景下，對日本新型互助養老進行深入剖析，能夠為中國發展互助式養老提供一些借鑒和參考。

一、日本新型互助養老的興起與發展

20世紀70年代初期，西方發達國家在石油危機沖擊下經濟陷入低迷，為提振經濟，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紛紛采取了重視市場和自由競爭的新自由主義政策。由于新自由主義政策過于強調效率與市場的作用，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破壞了原本已經建構起來的養老福利制度。在國家養老福利制度難以確?！袄嫌兴B”的背景下，社會組織倡導的社會互助型養老逐漸在西方社會盛行起來。20世紀70年代以后，日本經濟增長速度逐步放緩、人口老齡化程度不斷加深、家庭養老功能弱化，使得家庭養老和國家支持的福利養老面臨巨大壓力。面對日益增長的養老需求，走向衰落的互助養老再次被重視，逐漸發展出新型互助養老形式。日本學者伊藤海等人對2000年實施護理保險制度以來關于互助的文獻進行整理、分析后，認為養老護理領域的互助應該是區域內居民相互解決生活難題的行為，是對生活難題有共同體驗和相互彌補生活難題的自發意識［2］。

（一）日本互助養老的發展歷程

日本互助養老的發展歷程與經濟發展狀況、人口老齡化程度密切相關，同時也體現了政府態度的轉變，從20世紀七八十年代日本老齡化問題進入人們的視野至今，大致可分為探索期、發展期和成熟期3個階段。

20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是互助養老的探索期。家庭養老模式在二戰后持續了相當一段時間，進入20世紀60年代以后才逐漸通過《國民年金法》和《老年福祉法》等政策向福利養老過渡。然而進入20世紀70年代后，日本一方面經受著1973年石油危機的沖擊，經濟增長速度明顯下降，社會福利開始遭到削弱；另一方面老齡化率超過7%，進入老齡化社會，養老問題逐漸顯現化。在這一背景下，一些民間有志之士開始探討社會性互助養老模式，例如“時間銀行”理念的倡導人——水島照子在1973年9月成立了志愿者“勞力銀行（Volunteer Labour Bank）”?！皠诹︺y行”將會員1小時的勞動服務視作可存儲的1個點“愛的貨幣”，會員之間可以通過點數來進行勞動服務的相互交換，實現互助養老。1985年老人俱樂部在原有的“健康活動”基礎上增加了“友愛活動”和“奉獻活動”，在“老—老”互助養老方面作出嘗試。雖然那時日本已經出現了推動互助養老發展的市民團體和社會組織，但日本的GDP尚能維持4%以上的穩定增長，人口老齡化程度還不太嚴重，政府并沒有積極支持和鼓勵互助養老模式在全國推廣。因此，那一階段的互助養老只是停留在小范圍的摸索和實踐中。

20世紀90年代到2000年前后是互助養老的發展期。20世紀90年代初期，日本泡沫經濟崩潰，經濟由此陷入長期低迷狀態。在人口結構上老齡化率超過了14%，邁入老齡社會，如何養老日益成為困擾日本的社會難題。為了緩解養老壓力，日本政府在1994年推出《新老人保健福祉推進10年戰略（新黃金計劃）》，一方面充實在家護理養老，另一方面提倡社區在養老領域的作用。1998年12月《特定非營利活動促進法》開始實施后，醫療護理相關的非營利組織迅速發展，截至2000年3月31日，短短一年多的時間，取得認證的以增進保健、醫療或福祉的NPO已達1 137個。按照2000年實施的《護理保險法》規定，符合相關條件的單位可以申請參與到養老事業中來，這為養老護理相關的民間團體參與養老事業提供了法律依據。在政府的支持下，一些推動社會互助養老的市民團體紛紛取得NPO法人資格，通過《護理保險法》加入到養老事業中來，日本互助養老迎來了蓬勃發展期。

2000年以后為互助養老的成熟期。進入21世紀后，日本依然未能擺脫經濟長期低迷狀態，老齡化程度不斷加深，2007年老齡化率超過21%，邁入超老齡社會。不僅如此，日本還面臨特殊的2025問題2025問題：2025年日本的團塊世代將集體跨過75歲成為高齡老年人。團塊世代是指日本二戰后第一代嬰兒潮：1947年至1949年平均每年出生嬰兒超過260萬，3年出生人口約為806萬人（厚生勞動省統計）。。為了提前布局，做好應對，日本厚生勞動省早在2003年就提出了構建地域綜合護理體系的政策理念。按照該體系的要求，將住房、醫療、護理、預防、生活支援等5大要素整合在一個30分鐘可達的區域內，旨在通過自助、互助、共助、公助相結合的方式，確保老年人能夠在習慣的環境里養老。為此，日本政府分別在2011年、2015年修改《護理保險法》，著手推進“地域綜合護理體系”構建。這一階段，政府主動將互助養老納入政策規劃之中，并通過修改和制定法律加以保障，日本的互助養老迎來了成熟期。

（二）日本新型互助養老興起的背景

日本新型互助養老的興起主要受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人口老齡化快速推進、家庭養老功能弱化、國民年金空洞化和社會市民化的影響。

第一，人口老齡化加重了養老的負擔。日本的人口老齡化呈現出發展速度快、老齡化程度高的特點。1994年日本的老齡化率超過14%，進入老齡社會。此后，僅用13年時間，老齡化率超過21%，在2007年邁入超老齡社會。日本的老齡化率并沒有因為進入超老齡社會而停止上升，到2021年9月，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高達3 640萬人，占總人口的29.1%，成為世界上老齡化最嚴重的國家。隨著老齡化的加深，養老負擔逐漸加重。內閣府《2022年版高齡社會白皮書》公布的數據顯示，生產年齡人口生產年齡人口：15歲到64歲的人口。與老年人口的比例從1995年的4.8∶1，下降到2020年的2.1∶1［3］，這意味著每2.1個生產年齡人口就要負擔1位老人的養老，贍養老人的壓力與日俱增。

第二，家庭養老功能弱化動搖了居家養老的基礎。從家庭人口規模上看，20世紀90年代以后日本家庭仍在不斷縮小。一方面，1990年日本家庭平均人口數量尚且能保持在2.98人，然而到2021年已經下降到2.14人［4］，即將跌破2人。另一方面，單身家庭迅速增多，1990年單身家庭比例為23.1%，隨后迅速增長，到2020年已經高達38%［5］。從家庭角色分工看，“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分工模式被逐漸打破。1986年《男女雇傭均等法》實施以來，女性就業率大幅提升，1986年生產年齡人口中女性就業率僅有53.1%，到2020年這一比例提升到70.6%［6］。長期以來，日本女性承擔著看護老人的重任，隨著越來越多的女性走出家門，走上工作崗位，家庭養老功能日益弱化。有學者認為，家庭養老是代際經濟交換在家庭內部進行和完成的體現，而現代工業社會的代際交換卻突破了家庭的界線，需要在全社會范圍內進行［7］。

第三，“國民年金空洞化”沖擊著日本政府支持下的福利養老。國民年金空洞化是指原本強制要求參加國民年金、繳納保險的人群中不履行適當手續、不參加國民年金、不繳納保險費的人增多的現象［8］。根據厚生勞動省公布的《國民年金加入·繳納狀況》可知，截至1996年，國民年金繳納率高達80%以上，1997年開始出現下滑趨勢，2011年下跌到58.6%［9］。2015年10月1日《年金功能強化法案》《年金功能強化法案》：正式名稱為《為強化公共年金制度財政基礎及最低保障功能修改國民年金法等部分法律》。和《雇員年金一元化法案》《雇員年金一元化法案》：正式名稱為《為謀求雇員年金制度一元化進行厚生年金保險法部分修改的法律》。正式實施后，國民年金繳納率才有所回升，2021年增長到78%。但是這仍然意味著還有兩成以上的人進入老年后將無年金可領，或只能領取最低額度的年金。隨著老齡化程度的加深，日本的年金支出大幅提升。1990年年金支出為23.8萬億日元，到2020年（預算）已增加到57.7萬億日元［10］，30年間增加了近1.5倍，養老金支付壓力增大。

第四，社會市民化推動著養老護理組織的發展。20世紀90年代以后，政府主導型社會管理模式越來越難以應付教育、醫療、老齡化等繁雜的社會問題。在1995年阪神淡路大地震中，日本政府看到了民間組織在社會治理上發揮的積極作用，逐漸轉變對民間組織的慎重態度，推動了市民社會的發展。1998年12月《特定非營利活動促進法》（即NPO促進法）實施后，各類NPO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其中養老護理相關NPO的發展最引人注目。從數量上看，截至2022年3月31日取得認證的以增進保健、醫療或福祉的 NPO就多達29 686個［11］；從服務范圍來看，自2000年《護理保險法》頒布以后，符合厚生勞動省相關規定的單位均可參與到養老事業中去，為養老護理組織參與養老事業打開了大門。以居民參與及互助為主要形式的養老護理NPO的發展，為養老護理事業提供了創新性和未來發展方向［12］。

二、日本新型互助養老模式評析

日本近年來興起的新型互助養老不同于傳統社會的相互幫扶，它突破了“熟人社會”的界線，是一種家庭養老、政策福利養老、市場養老之外的，以地緣關系為基礎、以居民自愿參與為中心、以交換和互惠為推動力，進行自我管理、相互幫扶的社會支持活動。特別是日本的民間組織推陳出新，在傳統互助養老的基礎上進行了一些新探索。日本互助養老迎來新的發展機遇，出現了種類繁多的互助養老模式。這里以互助養老組織成立時間為主線，分別從“老—老”互助、“自助”與“他助”相結合以及“青—老”互助的角度，對日本老人俱樂部模式、時間銀行模式、跨代際同住模式進行案例分析。

（一）日本新型互助養老模式

1.“老—老”互助的老人俱樂部模式

日本的老人俱樂部是以地域為中心、由30名到100名退休老年人自發組建而成、小范圍地開展互助性活動的社會互助組織。從養老服務提供者與接受者的年齡看，它屬于“老—老”互助型養老模式。老人俱樂部誕生于1946年，旨在讓老年人健康、有意義的生活。之后，隨著高齡老人日益增多，老人俱樂部開始探討如何讓老年人相互幫助、安享晚年生活。1985年，俱樂部在原有的“健康活動”基礎上增加了“友愛活動”和“奉獻活動”；1992年開始，俱樂部在全國開展“支撐在家福祉的友愛活動”；1995年制定《老人俱樂部21世紀計劃》，提出了一個俱樂部組建一支友愛團隊專門推進老年人相互幫扶活動的目標；進入21世紀后，日本老人俱樂部的“老—老”互助形式開始多樣化，友愛活動也從“打招呼”和“上門訪問”向“日常生活援助”等多方面拓展。根據全國老人俱樂部聯合會整理的友愛活動集可以看出，“老—老”互助主要集中在以下3個方面。其一，開展訪問、看護高齡老年人的活動。例如，橫濱市金澤區老人俱樂部配備數名專門為高齡老年人提供生活支持的友愛活動員，利用分發宣傳單、盒飯等機會，積極與高齡老年人打招呼、交談。友愛活動員在和高齡老人們交談中觀察老人們的身體和精神狀態，并將老人們的狀態和需求反饋給相關部門，形成一個互助的信息網［13］。其二，營造老年人容易聚集、輕松交流的社區氛圍。例如，山口縣高芝地區老人俱樂部每月舉辦一次面向老人的沙龍活動?；顒觾热葚S富多樣，除了體操、合唱，還有一些智力游戲、手工活動等［14］，為老年人創造出一個輕松愉悅的交流場所，有效地緩解了老年人的孤獨，防止老年人自閉現象的發生。其三，開展日常生活援助的活動。例如，橫濱市港南區大谷福壽老人俱樂部為獨居老人或者外出不便的老人提供輪椅等器具，負責接送老人。當老人在生活中遇到困難時，友愛活動員會充當生活助手，幫老人購物、扔垃圾、換電燈泡等［15］。

2.“自助”與“他助”相結合的時間銀行模式

“時間銀行”又稱“時間儲蓄”，它是一種志愿者將志愿服務時間存入個人賬戶、在需要時取出換取他人服務的組織架構［16］，是將“自助”與“互助”相結合的互助型養老模式?！皶r間銀行”的概念最早由美國學者埃德加·卡恩在1980年正式提出。1994年4月，高畑敬一從西方引進這一概念并創辦了日本積極生活俱樂部（Nippon Active Life Club，簡稱NALC），豐富和發展了日本時間銀行的活動內容。NALC于1999年6月取得NPO認證，之后迅猛發展，截至2021年7月共有96個支部，覆蓋全日本的都道府縣，成員達到13 633名［17］，是日本最大的時間銀行。NALC最具特色的活動是時間信托制度。它是一種將會員們平時提供的服務時間當作積分儲存起來，等到需要使用時可以用積分兌換免費服務的實踐活動（見圖1）。

圖1顯示的是NALC時間信托制度的運營模式。例如在區域A內，假設乙需要1小時的生活服務，乙可以向當地的NALC提出需求委托，NALC匹配出合適人員甲，并將乙的需求委托介紹給甲，由甲為乙提供1小時的免費服務。服務結束時，NALC扣除乙1小時的積分，支付給甲1小時的積分。甲得到積分后，不僅可以利用同樣流程為自己兌換1小時的免費服務，而且也可以將積分讓渡給生活在B區域內的家屬（配偶或父母）。假設甲的家屬丙需要0.5小時的服務，甲可以讓渡0.5積分給家屬丙，丙可以向當地的NALC提出需求委托，NALC選擇合適人選丁，由丁為甲的家屬丙提供0.5小時的免費服務。服務結束時，NALC扣除甲0.5小時積分，支付給丁 0.5小時積分。時間銀行將“自助（自己或家屬付出勞動獲得積分）”與“互助（通過積分兌換他人提供的幫助）”相結合，為互助養老提供了一種新的思路。

3.“青—老”互助的跨代際同住模式

跨代際同住是獨居老人通過減免房租的方式提供給大學生住所，青年大學生為獨居老人提供簡單生活支援的“青—老”互助型養老模式。這種“青—老”代際互助模式最早流行于西方國家，近年來傳到日本，成為日本探索超越血緣與地緣、構建代際互助養老模式的一種嘗試和實踐。

日本的大學一般都不提供宿舍，大學生必須到校外租房，昂貴的房租對于沒有穩定收入來源的大學生來說，無疑是一筆不小的費用。同時，社會上又存在許多擁有房產的獨居老人，他們希望在自己家里安享晚年，然而，獨居老人缺乏聊天對象和生活助手，一旦出現突發狀況，很難在第一時間獲得幫助，尤其是近年來日本頻發的“無緣死”事件更讓獨居老人心懷不安。2012年4月，石橋锳子創辦了NPO法人“LIVE&LIVE”，希望實現一個“超越代際，連接人與人，創造一個讓所有代際的人都能相互幫助的社會”?！癓IVE&LIVE”在“青—老”之間搭建起一個平臺，使當地的獨居老人與大學生相互結合，形成優勢互補，并通過一種運作體制，將兩者聯系在一起。如圖2所示，離家求學的大學生和獨居老人都可以向“LIVE&LIVE”提交代際間同住的申請?！癓IVE&LIVE”負責人通過事前審查、面試等程序為申請人匹配合適的同住對象。大學生和獨居老人雙方一致同意后，大學生每個月只需要支付2萬日元的水電費、生活雜費給獨居老人，就能夠免費入住老人的家里。大學生在享受減免住宿費的同時，需要承擔一些例如買菜、打掃衛生等簡單的家務勞動和偶爾陪同老人聊天、散步、外出購物等義務。在“青—老”共同生活中，雙方遵守事前協商制定的規則，原則上互不干涉對方生活，保持各自的自由空間。如果雙方在生活中出現矛盾，或者遇到不便當面直說的問題，可通過電話、郵件等方式向“LIVE&LIVE”尋求援助，由專業負責人協調解決。在匹配成功后，老人和學生需要向“LIVE&LIVE”繳納2萬日元的入會費和每月3 000日元的月費，以維持其正常的運營［18］。

（二）日本新型互助養老的特點

第一，新型互助養老在形式上具有多樣化特點。提及互助養老，人們首先想到的是老人與老人之間的生活互助形式。當然，老人之間的生活互助是互助養老的主要形式之一，如上所述，老人俱樂部組織開展的“友愛活動”就是由本社區低齡老年人為高齡、獨居、殘障老年人提供支持的形式。但是，日本的互助養老既不局限于“老—老”互助模式，又不存在全國統一且固定的形式，一般都是由市民團體、非營利組織等根據該地區居民的養老需求，結合當地實際情況開展的互助活動。因此，日本的互助養老呈現出地方化、多樣化特征。例如，NPO法人“LIVE&LIVE”創始人石橋锳子看到東京都存在數量龐大的獨居老人群體，其中大部分獨居老人擁有住宅且希望居家養老；同時，她也注意到東京高昂的房租讓前往東京念書的大學生承擔著巨大經濟負擔，于是她通過跨代際同住的方式把年輕人和老年人的資源結合起來，探索出了一種具有東京特色的“青—老”互助養老模式。除“老—老”互助、“青—老”互助形式以外，還有把自己閑暇時提供的服務時間儲存起來，等到需要時再提取出來兌換服務的“時間銀行”形式，以及關系要好的幾個朋友一起“抱團”養老的形式等多種新型互助養老模式。

第二，新型互助養老在內容上具有以生活支持為主，兼顧精神需求的特點。無論是NPO法人“LIVE&LIVE”探索的跨代際同住模式，還是老人俱樂部實踐的“老—老”互助模式，都強調對老年人生活的支持，同時還要兼顧對老年人精神世界的呵護。例如，在跨代際同住模式中，青年大學生在與獨居老人一起生活時，按照約定需要提供定期打掃房間、廚房、衛生間的衛生，協助獨居老人購物、搬運生活重物、陪同老人看病等力所能及的生活支持。此外，還提倡大學生與獨居老人一起做飯、聊天、散步等，滿足獨居老人的精神生活需求。老人俱樂部開展的“老—老”互助中，低齡老人不僅為高齡老年人提供換燈泡、倒垃圾、購物等生活方面的幫助，還會定期走訪獨居老人，通過與老人聊天確認其精神狀態。另外，老人俱樂部還會定期舉辦老年人聚會、沙龍活動，設置專門面向老年人的游戲等，積極營造一個老年人方便聚集、輕松交流的場所。

第三，新型互助養老在運營機制上具有“官”“民”力量相互協調、互為表里的特點。日本互助養老能夠發展成為“自助、共助、公助”之外的一大支柱，是民間力量和政府力量相互協調的結果。首先，從表面上看，日本的互助養老是依靠市民團體、非營利組織、志愿者團體等民間力量推動和發展起來的。無論是“時間銀行”模式從提出理念到真正落地，或是老人俱樂部活動的拓展，還是跨代際同住模式等，都是民間組織自發地從居民互助角度出發探索出來的成果。但是，從互助養老的發展歷程看，政府在推廣互助養老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20世紀七八十年代，雖然已經出現了致力于互助養老的市民團體和社會組織，市民的參與熱情也非常高漲，但是當時政府并沒有積極鼓勵和推動，所以，那一階段的互助養老不溫不火。20世紀90年代以后，日本政府通過《特定非營利活動促進法》和《護理保險法》等法律，為市民團體等組織正式參與護理、養老行業打開大門，互助養老才迎來了蓬勃發展期。近年來，日本政府正努力構建自助、互助、共助、公助相結合的地域綜合護理體系，明確將互助養老納入政策規劃中，把互助養老再次推向新高度。

（三）日本新型互助養老的作用

第一，彌補行政的單一性服務，滿足老人的多元化養老需求。隨著生活方式、家庭形式等方面的改變，老人們的養老需求也向著多元化方向發展。然而，政府提供的單一化服務越來越難以滿足老人們多元化的養老需求，特別是應對一些特殊情況更顯得力不從心。開展互助養老活動的民間團體、非營利組織等社會組織原本就扎根于當地社會，不僅熟悉當地的實際情況，而且能夠及時捕捉到老人們的養老需求，開展的互助活動更具有針對性。例如，一些獨居老人通過NPO法人“LIVE&LIVE”倡導的跨代際同住模式滿足了居家養老的需求，大學生也通過這種模式獲得免費住房，緩解了房租帶來的經濟壓力；一些老人通過老人俱樂部提供的接送服務實現了設施養老與居家養老的結合；還有一些低齡老人為了年老后擁有更多的自主選擇權，在自己身體健康、精力充沛時盡可能地參與社會互助活動，為他人提供幫助的同時也為自己年老后或不時之需積攢“服務資本”等等?；ブB老不僅滿足了老年人的多樣化需求，彌補了政府單一化養老服務的弊端，還能營造出和諧、互助的社會氛圍。

第二，擴大老年人的社會參與，提高“積極老齡化”的水平?！胺e極老齡化”是2002年世界衛生組織提出來的概念，要求人們尊重老年人，幫助老年人重新融入社會、參與到社會中去，發現和實現老年人的自我價值［19］。因此，老年人無論是參與生產活動還是志愿者活動，或是參與互助養老活動，都能提高積極老齡化水平。其中，互助養老的參與主體大部分是低齡老年人，他們通過這種互助活動，給他人提供幫助的同時，也在參與中找到了自己的價值，滿足了精神需求。例如，在老人俱樂部中，低齡老年人參加給高齡、獨居、殘障老年人提供送盒飯等服務活動，一方面鍛煉了低齡老年人的身體，提高了其健康水平；另一方面低齡老年人通過幫助他人找到了自己的生活意義與價值，同時還能接觸到更多的人和新鮮事物，有利于豐富低齡老年人的精神世界?？傊?，互助養老實際上是一種市民參與型社會互助活動，它不僅為老年人參與社會提供了更多的選擇，同時也能提高老年人的健康水平和精神狀態。

第三，增加養老服務的供給源，緩解家庭與政府的養老壓力。隨著日本老齡化不斷加深，經濟長期低迷，家庭和國家的養老壓力越來越大。如今，看護離職看護離職：因照看老人而不得不辭職。依然是困擾日本家庭的難題。根據日本厚生勞動省的雇傭動向調查，2019年依然有近10萬人因需要照顧老人而辭去工作［20］。國家財政中用于照護老人的費用逐年增長，僅老人護理費一項在2020年（預算）就已經高達12.3萬億日元。新型互助養老能夠調動社會閑散力量參與到養老領域中來，雖然很難成為養老體系的核心力量，但卻能增加養老服務的供給源，分散家庭和政府的養老壓力。在NPO法人“LIVE&LIVE”倡導的跨代際同住模式中，青年大學生入住獨居老人家中，老人的子女便能安心工作；老人俱樂部模式中，低齡老年人為高齡老年人提供生活支持，就可以減少家庭和國家用于老年護理方面的支出；在“時間銀行”模式中，不僅低齡老人在健康狀態下儲存的積分可以等到自己老后兌換養老服務，而且子女在其他地方儲存的積分也可以讓渡給自己的父母來兌換養老服務。此外，還有其他的互助養老模式從不同的角度提供養老服務，多方面分擔家庭和政府的養老壓力。

日本通過形式多樣的互助養老模式將社會閑散力量吸引到養老事業中來，不僅能滿足老人們的多元化養老需求，而且提高了積極老齡化水平，緩解了家庭、政府的養老壓力。如今，新型互助養老已成為日本政府養老保障體系之外的一個重要補充，被賦予新的時代內涵。

不可否認，日本的新型互助養老也面臨諸如居民參與熱情不高、互助組織約束力不足等問題。尾暗伊都子等人以日本愛知縣17家老人俱樂部為對象，對老年人參加俱樂部活動的情況做了問卷調查，調查結果顯示，經常參加活動的老年人占25%，偶爾參加活動的老年人占34.2%，經常缺席的老年人占40.8%［21］。從日本人口老齡化程度還將繼續加深根據日本內閣府《2021年版高齡社會白皮書》，預測日本到2065年老齡化率將達到38.4%。、家庭規模也會進一步縮小根據日本國立社會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推測，日本人口家庭規模將繼續縮小，到2040年家庭平均人口下降到2.08人。參考：https：//www.ipss.go.jp/。、經濟低迷難以為養老提供厚實的物質基礎等現實因素來看，日本政府將會更加重視新型互助養老在養老體系中的作用，同時新型互助養老也將會以更加靈活的方式滿足人們的需求。

三、日本新型互助養老對中國的啟示

在人口老齡化不斷加深的背景下，日本從居民互助的角度出發，突破血緣、地緣、業緣等限制，發展出形式多樣的新型互助養老模式，成為應對人口老齡化的一種探索和實踐。中國雖然已經進入人口老齡化快速發展期，但是中國的社會保障制度尚不健全，僅靠政府的力量在短期內難以滿足龐大老年群體的養老需求。近年來，中國也相繼出現了一些互助養老模式，以分擔個人、家庭和國家的養老壓力，然而，中國的互助養老仍處于探索階段，需要借鑒外國成功的經驗。日本新型互助養老經過數十年的探索，已經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經驗。綜上分析，日本的經驗對中國發展互助養老有以下幾點啟示。

第一，發展互助養老需要營造互助氛圍，改變養老觀念。中國的家庭一直承擔著養老重任，傳統的“養兒防老”觀念至今根深蒂固，發展互助養老面臨著“孝道”問題。同為儒家文化圈的日本在推進互助養老之初也面臨著舊觀念的阻力，日本政府通過頒布一系列法律將“互助”提升到與“自助、共助、公助”同等的位置，在全社會營造出互助氛圍，逐漸讓國民接受了互助養老的觀念。因此，中國在發展互助養老時，政府需要倡導互助理念，營造一種“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社會氛圍。家庭與個人需要轉變傳統的養老觀念，以更加開放的胸懷接納并參與到互助養老中。

第二，發展互助養老需要因地制宜，探索多樣化模式。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人們的生活方式和家庭形態發生了巨大變化，養老需求也呈現多樣化特點，單一的互助養老模式無法吸引居民參與。所以，可以借鑒日本發展互助養老時并不拘泥于互助形式，而是更加注重互助效果的做法，探索多樣化互助養老模式，比如既可以通過“青—老”互助模式將年輕人與老年人的資源整合到一起，也可以通過“時間儲蓄”模式打破時間與空間的限制，將自助與互助結合起來等。在發展互助養老過程中，不能僅限于某種成功模式的大面積推廣，而是根據本地實際情況和具體條件，結合老年人的養老需求，開發出適宜的互助養老模式。

第三，發展互助養老需要兼顧老年人的物質和精神需求。中國的互助養老尚屬起步階段，對老年人的物質生活支援較多，缺乏對老人的精神呵護。中國很多地方的互助養老院只提供助餐服務，只有極少地方會提供撲克牌、電視、棋類游戲供老年人娛樂，農村的互助養老也缺乏精神上的關愛［22］。日本新型互助養老模式具有“以生活支持為主，兼顧精神需求”的特點，從物質與精神兩個層面出發，既著力解決老人們面臨的諸如購物、外出等生活困難，又在社區內為老人們營造輕松愉悅的交流環境，緩解老人的孤獨。隨著中國經濟的不斷發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人們對精神層面的追求也將不斷提升。今后，中國的互助養老不能僅停留在助餐服務、簡單娛樂之上，還需要通過聚會等多種方式為老人創造交流機會，通過網絡等現代化手段來豐富老人的精神世界。

第四，發展互助養老需要多元協作，共同參與。近年來，中國在互助養老方面作出了探索，但由于政府的直接介入也引發了角色定位紛爭等問題［23］。日本在發展互助養老過程中主要依靠市民團體、非營利組織等民間力量來組織和運營，政府則退居幕后，通過法律和稅收等政策手段為其發展保駕護航。從日本的實踐經驗來看，未來發展互助養老未必需要政府的直接介入，多元主體力量之間相互協調或將更加行之有效。政府通過出臺相關法律、完善稅收等政策搭建好平臺，將互助養老的運營主體地位讓位于志愿者團體、公益團體等社會組織，然后對社會組織的互助養老事業做好監管；社會組織結合當地居民的養老需求和現實條件，通過先進的理念和利民的活動等吸引居民參與；居民則根據自己的身體狀況、家庭情況、個人喜好等參與到社會互助養老活動中去。政府、社會組織、個人等力量相互協調下的互助養老，不僅能減輕政府的行政負擔，而且社會組織能擁有更多的自主權，還能給居民提供多樣化的養老服務。

［參考文獻］

［1］総務省統計局.統計から見た我が國の高齢者「敬老の日にちなんで」［DB/OL］.［2022-05-12］.https：//www.stat.go.jp/data/topics/topi1291.html.

［2］伊藤海，田口敦子，松永篤志，等.互助の概念分析［J］.日本公衛誌，2020，67（5）：334—343.

［3］內閣府.令和3年版高齢社會白書（全體版）［DB/OL］.［2022-06-22］. https：//www8.cao.go.jp/kourei/whitepaper/w-2022/zenbun/s1_1_1.html.

［4］國立社會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人口統計資料集（2022）：表7-7［DB/OL］.［2022-05-23］. https：//www.ipss.go.jp/syoushika/tohkei/Popular/P_Detail2022.asp？fname=T07-07.htm.

［5］國立社會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人口統計資料集（2022）：表7-10［DB/OL］.［2022-05-23］. https：//www.ipss.go.jp/syoushika/tohkei/Popular/P_Detail2022.asp？fname=T07-10.htm.

［6］男女共同參畫局.就職をめぐる狀況［DB/OL］.［2022-05-28］. https：//www.gender.go.jp/about_danjo/whitepaper/r03/zentai/html/honpen/b1_s02_01.html.

［7］王偉.日本家庭養老模式的轉變［J］.日本學刊，2004（3）：98-109.

［8］泉眞樹子.國民年金の空洞化とその対策［J］.レファレンス，1989（1）：87-112.

［9］厚生労働省.國民年金の加入·納付狀況［DB/OL］.［2022-06-02］. https：//www.mhlw.go.jp/topics/bukyoku/nenkin/nenkin/toukei/k-nenkin/.

［10］財務省.社會保障について［DB/OL］.［2022-06-02］. https：//www.mof.go.jp/about_mof/councils/fiscal_system_council/sub-of_fiscal_system/proceedings/material/zaiseia20201008/02.pdf.

［11］內閣府.NPO統計情報認証數（活動分野別）［DB/OL］.［2022-06-04］. https：//www.npo-homepage.go.jp/about/toukei-info/ninshou-bunyabetsu.

［12］胡澎.日本養老護理NPO的產生、發展與作用［J］.世界知識，2018（23）：20-21.

［13］かがやきクラブ橫浜.友愛活動事例集1［DB/OL］.［2022-06-08］. https：//yokorouren.com/wp-content/uploads/2019/06/yuuai_1.pdf.

［14］公益財団法人全國老人クラブ連合會.地域支えあい活動事例集［DB/OL］.［2022-06-05］. http：//www.zenrouren.com/siryou/pdf/120418.pdf.

［15］かがやきクラブ橫浜.友愛活動事例集2［DB/OL］.［2022-06-12］. https：//yokorouren.com/wp-content/uploads/2019/06/yuuai_2.pdf.

［16］陳功，黃國桂.時間銀行的本土化發展、實踐與創新——兼論積極應對中國人口老齡化之新思路［J］.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54（6）：111-120.

［17］特定非営利活動法人ニッポンアクティブライフクラブ. ナルクの概要［DB/OL］.［2022-06-15］. http：//www.nalc.jp/profile.html.

［18］NPO法人リブ＆リブ.同居までの流れ［DB/OL］.［2022-06-18］. https：//www.liveandlive.org/blank-5.

［19］郭佩.日本推進積極老齡化城市治理的經驗與啟示［J］.日本問題研究，2020，34（2）：52-59.

［20］厚生労働省.雇用動向調査［DB/OL］.［2022-06-22］. https：//www.mhlw.go.jp/toukei/list/9-23-1.html.

［21］尾崎伊都子，柳堀朗子，白井みどり，等.老人クラブへの會員の出席狀況とその関連要因についての検討［J］.日本地域看護學會誌，2005（1）：13-23.

［22］韓振秋.農村互助養老實踐困境及化解機制研究［J］.中國發展，2021，21（4）：78-83.

［23］王偉進.互助養老的模式類型與現實困境［J］.行政管理改革，2015（10）：63-68.

［責任編輯孫麗］

The New Model of Mutual-aid Community Service for

the Aged in Japan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China

CAO Youshun1，HU Peng2

（1.Schoo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Economics，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2488；2.Institute of Japanese Studies，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100007，China）

Abstract： ?The new model of mutual-aid community service for the aged is a social support activity other than family care， governmental care， and commercial elder care. It is a social support activity of self-management and mutual assistance based on geographical relations， centered on voluntary participation of residents， driven by exchange and reciprocity. It is also an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for Japan to cope with the issue of population ageing.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creasing population ageing， the?new Japanese model of mutual-aid community service for the aged not only meets the diversified needs of the elderly care， but also improves the level of active population ageing. At the same time， it still plays a role in alleviating the pressure on families and the government to provide for the elderly. The new Japanese model of mutual-aid community service for the aged has certain implications for Chinas response to the ageing population as well.

Key words： ?Japan; population aging; family care for the aged; mutual-aid community service for the ag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