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冤記

韋德昭

1977年，自行車在農村還是稀罕物，年僅14歲的我，因家距學校有十幾里地，上學全憑兩條腿走路，不得不選擇了住校。集體宿舍位于學校所在公社一個廢棄的廠房內，離學校仍有兩里多路，里面住著十幾位與我一樣的農家子弟。

在班上，我比較矮小。那年仲秋的一天上午，同宿舍一位同學的一塊名貴的上海牌手表不慎丟失了。要知道，這可是我們全宿舍唯一的一塊手表。那年月，中學生戴手表是非常罕見的，農村的孩子就更不用說了，更何況那還是當年響當當的上海牌呢。它的丟失，在全班引起了不小的震動。同學們都替他著急，紛紛幫助尋找，連他去過的廁所內外都沒有放過?？墒?，直到下午第一節上課鈴響，手表仍未找到。

不知是我參與尋找不夠積極，還是因為上午課間休息時我與他一前一后上過一趟廁所，丟表的同學下午將懷疑聚焦到我的身上。開始他大概也僅僅是懷疑，后來竟鄰人疑斧般認定是我撿了他的表，而且這種“認定”很快便風傳到除我之外眾多同學的耳中。

好事者趁我不在，搜查了所有他們認為我可能藏表的地方，包括我的抽屜、書包和宿舍里的床鋪等，后來還將這種懷疑向班主任老師作了匯報。大概是在班主任的授意下，抑或是得到了他的首肯，那天下午放學后，班團支部書記與另一名老團員破天荒地請我留了下來，以談心的方式在教室里找我談話。他倆先是給我上了一番道德課，然后非常有策略地暗示我，應該盡快交出所撿的表，且以學生時代被視為崇高榮譽的團籍相威脅。直到此時，我才如夢初醒，悟到了自己目前的處境。難怪其他住校的同學離吃晚飯時間尚早，就像約好了似的都離開了教室。怎么會這樣？！他倆還說了哪些讓我頭皮發麻的話，我已經忘了，只記得年少的我當時就被這飛來的橫禍弄蒙了，一時竟茫然不知所措。我哪里遇到過這樣的事情？而且他倆說的大多是一些啟發性的暗示語，我當時有心想直接點破并實情相告，不知為何卻因怕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嫌而作罷，最后只是氣鼓鼓地丟下一句：“莫名其妙！”便拂袖而去。

路上，我越想越氣，心情越來越沉重。走著走著，我一個人竟無意識地走到了校外一塊長滿淺淺紅花草的農田里，并在那里又漫無目的地走了一會兒，才很無奈又很無助地坐在田埂上生起悶氣來。

萬萬沒有想到，我的一舉一動已受到監視。我心情復雜地回到學校食堂打飯時，幾個夢想成為校園福爾摩斯的監視者立即趕到了那塊田里，說句不恰當的比喻，他們就像聞到血腥味的鯊魚，興奮又仔細地搜尋起來，尤其是在我曾經走過和蹲過的地方。很明顯，他們認為我有可能把表藏在了那里。

因學校地處一個小山包上，他們的所作所為全在我的視線范圍內，已經恣意妄為到根本不在乎我的感受！看到這一切，我羞憤交加，可又無法發作，因為明擺著，那樣做無非就是自取其辱。人格和尊嚴被朝夕相處的同學踩在地下肆意踐踏，這比在大街上讓人剝光了衣服示眾還令人難受。也許是我的沉默使他們更加堅信了自己的判斷，晚上在宿舍，幾個同學正義感滿滿地像唱雙簧般你一言我一語地說起了風涼話。要說那個時候我能有“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臺”的定力，那純粹是胡扯。然而，盡管我是抱著“反正不是我撿的，只要沒有直接點我的名，管你們怎么說”的態度，但這一晚，還生平第一次失眠了。

翌日早讀課，班主任將那塊手表送到了我那同學的手中。原來有幾個低年級同學在放學的歸途中撿到了這塊表。有要好的同學后來向我透露，班主任和那幾位“福爾摩斯”曾嚴密地考證了撿表經過，在鐵的事實中把我從中做手腳的所有可能一一排除后，才真正打消了對我的懷疑。

歲月如梭，轉眼已是白頭。盡管我也曾經歷過其他一些或堅硬或鋒利的磨難，但都沒有這件事——那些同學可能早就將其丟到爪哇國去了，就像一直銘刻在我心上一樣。它不僅對我當年造成了極其嚴重的傷害，而且讓我產生了深深的心理陰影。

事后，我越想越感到害怕：假如那幾位低年級同學撿到表后未上交，或是表被哪個過路的人撿走了，我不是要背一輩子黑鍋了嗎？真不知道還會把我逼到什么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