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晉興出版社到太原印刷廠

劉靜波

三、開啟新生

1948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華北局發布《關于接管太原的決定》，要求“敵產接管工作，由軍管會統一領導，第一步不變更原有秩序……并在可能與必要條件下盡先復工……在技術、管理人員及工人中，應及時宣布原職原薪”。為便于進城接管，太原市軍管會要求“選擇對太原情況熟悉的人員（部分了解者亦可），造具名單”，定期研究收集的有關太原的各類材料。晉中區黨委城工部根據多方收集的信息，編印了《太原市概況》《太原市工廠概況》等資料。從中不難發現，相較于躋身西北實業公司序列、實力雄厚的西北印刷廠（1949年初改為西北化學廠第四分廠），艱難求存的晉興出版社甚至沒有引起公營工廠調查人員的注意，僅在文教類別中提及晉興通訊社。接管工作展開后，各組很快發現事先了解的情況不夠詳細準確，如《太原市概況》中統計的規模較大公營及私（商）營工廠55家，工業接管組實際接收65家；事先統計西北印刷廠員工多達780人，而實有僅180人。晉興出版社也是在接收過程中發現的，接收方為工業組馮志剛等人，而非新聞組人員。其后，迅速復工復產。

《太原市志》（第三冊）記載，1949年10月，晉興出版社與西北印刷廠合并，組建山西省印刷公司?！短兄尽罚ǖ诹鶅裕﹦t記載為，1951年起，太原市經過一年多時間，陸續將原西北印刷廠、晉興出版社、太原綏靖公署印刷廠、同蒲鐵路印刷廠在內的20多個印刷廠合并為山西省印刷公司，1952年5月又改稱太原印刷廠。筆者查檔發現，該廠在1950-1951年初稱山西省印刷公司，1951年改稱太原印刷公司，1952年5月后稱太原印刷廠，與《太原市志》兩處記載基本吻合，修正了其1951年合并為山西省印刷公司（實為太原印刷公司）的錯誤。

1949年6月20日，太原市人民政府發布《太原市印刷刻字業暫行管理規則》，對印刷業實施特許經營，要求“凡經營印刷業刻字業者均須到本區派出所轉呈公安分局登記備案，并到本府工商局領取營業證”。1952年，太原印刷廠合并解放印刷廠后，正式申領新的營業執照。12月18日，太原市公安局給太原印刷廠頒發了特種營業許可證，廠址設在原西北印刷廠所在的城坊街7號，晉興出版社全面開啟太原印刷廠的嶄新時代。

期間，太原市財委1951年10月24日會議決定，太原印刷公司“由（1952年）1月1日開始，按成本計算，接受承印太原日報任務，其印價由政府支付”，“太原印刷公司之利潤原則上不移作別用，只用于發展印刷廠設備，提高印刷技術，支付報紙印刷費用”，初印1萬份。

1953年“一五”計劃實施，中央工業會議指示，“各廠礦企業單位應合并的就合并，應取消的就取消，集中一切人力物力財力進行有計劃的重點建設”。當年山西省財委會議決定，太原印刷廠與山西日報印刷二廠合并組建新的太原印刷廠，全省規模最大、實力最強的印刷企業正式誕生。

持續的合并壯大與太原市的鼎力支持，使太原印刷廠迎來事業發展的黃金期。根據省工業廳統計資料顯示， 1950年，太原印刷廠年產量和產值達到1950.81萬印、130.791萬元，不僅從戰亂中恢復過來，還大大超越1947年。此后節節攀升，特別是1953年“一五”計劃的實施與三廠合并的利好，使得1954年產量、產值分別達7603.119萬印、532.83萬元，同比增長69.84%和52.89%，約為1950年的4倍。整個“一五”時期（1957年除外）實現了連年增長，峰值1956年產量、產值達到11198.44萬印、809.215萬元，分別是1952年的3.6倍和4.2倍?！霸诘诙€五年計劃期間，生產又有較快增長，平均每年是16170萬印，比1957年又提高63%”，驕人的成績有力印證了“社會主義企業生產的優越性”。

太原印刷廠的發展壯大之路并不平坦。首先遭遇到機構融合問題，集中體現在干部職工的整合消化與教育改造上。短短五年經歷幾輪合并，先后整合大小印刷廠20多家，干部職工由起初不足200人壯大到1956年的1054人，因此，“首先在干部方面是有剩余的”，有幸借著國家“一五”建設的東風，“往外調了一大批干部，廠長、副廠長各1人，科長6人、副科長2人，一般干部20人”。1952年，本著精簡節約、適應生產的原則，太原市工業局重新核定太原印刷廠行政機構編制為73人（其中廠長1名、副廠長2名，報紙部3人、完成部4人、鉛印部5人、彩印部6人、秘書科9人、材料科7人、勞組科5人、會計科9人、經營科12人、生產計劃科8人、工程師1名、秘書1名）。加上黨工團干部，1953年上半年實有干部171人，其中廠長級6人，科長副科長、車間主任副主任級34人，一般干部131人，非生產人員比例達到歷史極值25.42%。按照政治表現和工作能力，干部大體可分三類：“第一類是轉過來鉆進去的表現、工作積極熱情、能在工作中想辦法出主意積極完成工作任務者”28人（占17%），“第二類是思想上愿意鉆，但是鉆的方法不夠沒有鉆好者”104人（占63%），“第三類是從思想上根本就沒有想辦法去鉆，而且對工作不積極去干反而鬧情緒者”33人（占20%）。既有干部結構素養顯然無法適應生產形勢，迫切需要“大量的培養提拔工人干部到領導地位來擔負國家建設任務”，僅1953年上半年便培養提拔工人干部23人，其中“由職員提拔到副科長者8人、由工長提升部副主任1人、由工人提升部副主任1人、由工人提升股長1人、由工長提升車間工會主席2人、由工人提升一般干部的9人”。到1961年，“約占三分之二的干部是從工人中提拔起來的，他們對生產、業務，一般都很熟悉”。

為動員干部職工積極投身國家工業化建設，黨政工團組織做了大量建設性工作。首先是1949年11月，太原市總工會派出3個工作組分赴煙草公司、（山西?。┯∷⒐?、發電二廠協助工廠進行管理民主化實驗，經過一個半月的工作，幫助各廠建立起職工代表會議、工廠管理委員會，發動工人參與工廠管理。工人們坦言：“我們是主人翁，可是工廠賺錢、賠錢我們一概不知，我們怎好當家做主??！”鑒于此，工作組要求工廠行政負責干部“首先向全廠工人擺家當，無保留地把工廠全部情況向工人作報告，虛心檢討工作上、領導上存在的缺點和毛病，讓工人群眾盡情地提出批評意見”，并充分尊重和吸納群眾意見。1952年1月15日，廠長趙俊臣在群眾大會上公開檢討自身在“進城后思想變化和自私自利的表現”“嚴重的浪費現象”“嚴重的官僚主義”方面存在的46項問題錯誤，其中不乏收受禮金、接受吃請等情節，甚至占用過趙培榮的牛奶。如此一來，領導威信不降反升，工人熱情空前高漲，“使秩序井然有條，新工人與老工人，管理人員與工人之間的某些不協調關系改善了”。廠方還抓住生產間隙組織職工短期培訓，動員黨內外發起生產競賽，關心解決職工福利問題，加強和改進宣傳工作，逐步將干部職工擰成一股繩。通過開展民主審查和廠內教育，“將工人階級內部的反革命分子和歷史上做過反人民的事情的人基本肅清，同時將封建殘余及官僚主義作風基本上打垮”，甚至“過去經常說二話冒涼腔”的一些老工人都開始自我改造、發揮積極作用。

其次是解決投資不足、設備老舊問題。由于太原印刷廠建廠較早，太原解放時廠況完好、接管順利，保障了后期迅速復工復產和增長擴張，但良好勢頭下掩蓋著后續投入不足與設備得不到及時更新維護的隱憂。該廠“從1953年到1963年的11年中共上交利潤960萬元，平均每年87萬元，而這11年生產性基本投資總額僅49萬元（從1959年到1964年，連續6年沒有一點投資），每年平均4.4萬元”。廠方將其歸結為山西省印刷企業歸口工業部門管理而非文化部門的體制問題。直到1964年“現有設備大都是日偽和閻匪時期的破舊機器，解放以后，也增添很少。以彩印設備為例，根據1963年清產核資認定，全張和對開膠印機共12臺，就有4臺超過了耐用年限，5臺失掉精密程度不能印刷套色印品”。廠方認為，全市鉛印市場已然飽和，而附加值較高的新興商標彩印市場供給量尚不到日需35萬印次的一半，且現有設備精度普遍達不到高級彩印特別是精微商標的印制標準，更遑論實現“首先擔負起全市高級彩印和商標任務，逐步滿足全省需要”的目標?；谝陨吓袛?，廠方確定了“積極發展高級彩印，擴大印制精致商標”的經營方針，向上級提交了雄心勃勃的投資計劃：1965年先投資34.15萬元將現有全張鉛印機、對開鉛印機等17項設備更新為自動膠印機、魯林機、精印機、磨版機等，再投資近60萬元“增添配套設備24臺套，其中全張照相機1套，全張連曬機1套，對開雙色自動膠印機1套，四開自動膠印機4套需德國、英國、日本等進口產品”。誰知計劃尚未落地，先給晉東南地委印刷廠調撥了1臺對開照相機。1966年8月，太原印刷廠在接到承印《毛澤東著作選讀》（甲）50萬冊、《毛主席語錄》（精）300萬冊的政治任務后，再次以“設備大都已老舊不堪，已失去了精密度”為由，申請投資39萬元購置6臺設備。上級為保障“按質按量按期完成”毛著印制任務，下撥37.92萬元集中購置單面輪轉印刷機2臺、鑄版機1臺、刮版機1臺、修版機1臺、壓型機1臺、全張折頁機2臺、全張雙連配頁機1臺、半自動鎖線機1臺。此前，山西省文化局曾無視太原印刷廠的訴求，將1臺米勒機分配給毛著印制任務較輕且已有6臺米勒機的山西印刷廠，引起了偏袒省屬企業的強烈質疑。為一舉解決全省印刷企業管理體制弊端和省文化局本位主義思想問題，太原印刷廠借印制毛著之機請求參照中央做法將其劃歸省文化局直接領導，但沒能成功。

“文化大革命”開始后，太原印刷廠生產效益明顯下滑，年上繳利潤由之前的100余萬元驟降至1966年的60余萬元，到了1971年利潤只有12萬元（平均每人每天5分錢），工人們氣憤地說：“我們每天給國家交一根冰棍，還能對得起毛主席？”廠里流傳：“來什么印什么，印多少算多少，印成什么算什么，什么時候印出來算什么時候?！狈鬯椤八娜藥汀焙?，工業戰線的生產形勢開始恢復。成立于1963年的商標車間此時已壯大為擁有113名職工、新舊設備20臺、年產量1500萬印、年產值125萬元的龍頭車間，但“現年產量僅能達到全省需要量的30%”。為進一步擴展產能、提升品質計，1977年8月，廠方提出“在人員及公用設施不增加的情況下，僅增7臺設備，即四開立式印刷機5臺、全張切紙機1臺、四開照相機1臺，共需投資9.7萬元”的計劃，屆時年產量可達2400萬印、年產值200萬元、年利潤16萬元。當年11月，廠方再次請求撥付58927.49元用于購買太原市委宣傳部分配的1臺對開吊式照相機和1臺全張烘版機，鑒于市級資金已經用完，兩次投資均報請省計委統籌解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后，科技強國的時代新風強勁吹來，設備更新步伐開始提速。1979年5月，太原市經委和市稅務局批準同意太原印刷廠動用10500.89元外匯指標從日本進口7個制版照相鏡頭。1980年1月，市經委和市稅務局又從市集中更改資金中撥出34萬元用于太原印刷廠從西德進口2臺海德堡印刷機。1987年，太原印刷廠申請引進1臺二手五色膠印機，市經委年底前下達配套投資人民幣50萬元、外匯貸款48萬美元的技改項目指標，全部貸款由中國投資銀行一體解決。不知何故，轉年“二手五色膠印機”變成“二手海德堡四色對開膠印機1臺、上光系統1套”，設備引進事宜由對外經貿部中國家用電器進出口公司代辦。1988年9月，太原印刷廠廠長陳思聰、計劃科科長任一暉、設備科科長刁甲生等3人隨中國家用電器進出口公司代表赴西德、荷蘭考察選購二手印刷設備。據說設備購回后不久，3人就因經濟問題受到處分，陳思聰被撤銷廠長職務并開除黨籍。

然而始終伴隨并制約其發展的還有廠容不足問題。太原解放后，太原印刷廠雖幾經合并，但主廠區一直在城坊街7號的城隍廟，為便于集中生產管理，合并各廠的人員設備陸續集中過來。受古廟格局限制，廠房狹小、不敷使用問題愈發突出，但另起爐灶更不現實，只能因陋就簡、就地改造。1951年4月，山西省工業廳批準太原印刷公司在廠內建設一幢27方丈樓房作為分色照相工房，同步撥付基建費22萬斤小米。廠方詢價發現，報價最低的光華營造廠都要21萬斤米（不含洗沙），省建筑公司直接估價23萬斤米同樣不含洗沙，太原印刷廠無奈選擇“不用建筑公司包做，自己下手用小包工不包料的辦法”，結果連洗沙在內只用了146313.74斤米，又用省下的7萬多斤米蓋了3間樓房和樓內隔扇等，仍結余286984元（舊人民幣，1萬元折抵新人民幣1元）。當年還用價值 2萬斤米的福利建設費遷移擴建了職工食堂、改造了工廠廁所，經費不足部分由大樓結余料款補足，做到了集約高效、公私兩利。1952年7月，山西省財經委批復太原印刷廠1952年基本建設修正計劃，同意在廠內新建工作用房92間，同步安裝暖氣設備，共投資3.6億元（折合新人民幣3.6萬元）。1964年，設立彩印車間時，廠方又提出新建500平方米倉庫。經過多次改造擴建，廠區嚴重飽和（占地2.5萬平方米、建筑面積1.1萬平方米），廠房凌亂擁擠到工藝流程都無法合理設置，最關鍵的是廠房仍然不敷使用。特別是1966年承印毛著以來，“工房更顯得嚴重不足，原料、半成品、成品……只好存放在院內和房檐下”，奈于位居市區、無法擴建，經多方反映，市計委口頭指示：“將印制毛著車間搬出，重新建筑”。1968年4月，廠內拿出“新建鉛印和裝訂車間10000平方米、宿舍12000平方米、附屬設施6000平方米”與“新建膠印車間6000平方米、宿舍6000平方米、附屬設施5000平方米”兩套方案，市計委研究比較后提議“在市郊新建廠房9000平方米、宿舍8000平方米、附屬建筑5000平方米”，省計委不予批準。1969年12月，太原市革委會正式批復，將“青年展覽館（今中共山西省委所在地）借給太原印刷廠使用，不準再搞擴建”。太原印刷廠膠印車間正式搬入青年展覽館，建筑面積2998平方米。1974年，因新建省工業展覽館需要，省計委又指示將青年展覽館內的太原印刷廠膠印車間與太原儀表廠整體搬出，“所需搬遷費用報省審批”。然而印刷廠內除非拆舊建新、增加樓層，否則根本無法回遷，于是提出“新建工房計2889平方米，另加地下室240平方米”的搬遷方案，所需投資459457元。一拖又是5年，1979年初山西省經委決定重啟省工業展覽館建設，太原市計委提交兩廠搬遷新方案。這次統籌考慮太原印刷廠膠印車間搬遷項目與配套設施建設（新建300平方米變電室，并配備配電、空調設備），所需投資增至81.08萬元。1980年3月11日，副省長王茂林主持召開會議，專題研究兩廠搬遷問題。會議決定，“由省里撥搬遷建筑費100萬元（量具廠85萬元、太印15萬元）……由太原市經委、計委具體負責安排兩廠的搬遷事宜，并于今年10月底前將廠房宿舍等全部遷出”。12月，15萬元搬遷經費下撥到位，缺口由市級財政補足。廠內老舊建筑問題不斷，1974年鉛印工房及銅鋅版工房因地基下沉，“造成桁架移動，墻壁裂縫，部分設備被迫停產”，本擬投資24萬元改建為兩層2268平方米新廠房，奈于資金不足，當年先投入12萬元蓋起一層。

但隨著工廠規模的不斷擴大和人員的日益增多，職工及眷屬的居住問題也凸顯出來。西北印刷廠職工宿舍主要集中在前后營坊街一帶，其中前營坊街二條1、2號住戶因隨意向外傾倒灰渣、污水，被太原市三屆一次各代會代表專案抗議。晉興出版社與西北印刷廠合并后不久，文殊寺1號舊址全面轉為職工宿舍，但仍無法容納源源不斷涌來的新人。1952年6月，太原印刷廠提請在主廠區不遠處的綠柳巷45號新建職工眷屬窯洞32間，便以解決新合并的解放印刷廠職工及眷屬住宿問題，所需投資296509408元（折合新人民幣29651元），市工業局認為在城市建造窯洞不合時宜，但鑒于造價尚算合理，便以年度預算不足為由，提議先撥款一半建16間，省工業廳批復同意。此后全廠職工突破千人，住房形勢更加嚴峻。1964年，廠方決定動用企業獎勵基金32000元，在太原市平民路甲字7號新建磚木結構職工宿舍530平方米。為保障項目獲批，廠方特別提出“關于新建宿舍所需之建筑材料多系地方材料，少量木材計劃由木材公司等外材及其他廠處理積壓物資中購用，勞動力由廠內自行抽人解決，少數壯工計劃雇用臨時工”。1968年，太原印刷廠申請搬遷毛著印刷車間時，提議配套建設職工宿舍12000平方米或6000平方米，便于徹底解決住宿問題，但未被采納。住宿問題已經成為全廠的心病，職工代表甚至專案提交太原市工會第九次代表大會。直到1979年山西省計委要求太原印刷廠膠印車間回遷時，才同意撥款20萬元建設2000平方米宿舍。算上水電等配套工程，直到1982年方才完工，前后追加11萬元，均由本廠利潤留成自支。盡管如此，職工住宿問題總算得到相當程度的緩解。（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