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公共外交助推全球文明倡議

檀有志

2023年3月15日，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北京出席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上，發表題為《攜手同行現代化之路》的主旨演講，其在講話伊始即連續發出了七個引人深思的“現代化之問”，并在系統闡述了中國共產黨關于探索現代化道路的認識基礎上，代表中國向世界公開提出了“全球文明倡議”。

全球文明倡議以“共同倡導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為思想前提，以“共同倡導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為價值引領，以“共同倡導重視文明傳承和創新”為前進動力，以“共同倡導加強國際人文交流合作”為實踐路徑，其宏旨即在于同國際社會并肩而行、攜手共進，“努力開創世界各國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讓世界文明百花園姹紫嫣紅、生機盎然”。

這四個“共同倡導”的核心理念，分別從不同的維度回答了推動全球文明交流互鑒的現實需求，高屋建瓴地幫我們廓清了“為什么需要交流互鑒”“為什么能夠交流互鑒”“交流互鑒些什么內容”以及“如何進行交流互鑒”這四個面向的重要命題，環環相扣、相輔相成，最終水到渠成地奏響了全球文明倡議這一兼具深度建設性與高度可操作性的時代宏音。

“全球文明倡議”是繼2021年提出“全球發展倡議”、2022年提出“全球安全倡議”之后，跨入新時代的中國，連續三年為國際社會提供的又一個誠意十足、力重千鈞的公共產品。不單如此，振聾發聵的全球文明倡議之理念主張，還與曲徑通幽的公共外交之精神底蘊二者之間存在著緊密而微妙的同頻共振，既立體折射出身為負責任大國的中國之胸懷、使命與擔當，更全景呈現出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的中國之信心、恒心與初心。

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曾凝練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這一組處理不同文化關系的十六字“箴言”，藉此從公共外交與全球文明倡議的內在聯動視域，來考察前三句“美”字，恰如其分地可被視作是上述二者在核心理念融通上的關鍵鏈接與著力支點。而最后一句“同”字，則幾乎不言自明地揭示出二者在終極愿景踐行中的殊途同歸與大美無疆。

各美其美，尊重文明多樣性

依照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于社會形態進化的理論觀點來看，當人類徹底擺脫了原始社會的蒙昧狀態之后，整個人類社會即開始步入文明時代，并大體呈現出逐步遞進的不同文明形態?？陀^而言，在人類社會發展史上，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曾一度是現代化進程的開拓者和全球化的引領者，既推動了資本主義文明的全球擴張，也推動過資本主義主導下的國際秩序及某些國際關系準則在全球范圍內的確立與延伸。

自近代以來，憑借幾次摧枯拉朽的科技革命的有力加持，以美歐為首的西方國家集團在軍事和經濟領域，占據了相對于非西方國家的領先身位，由此催生出形形色色的“西方中心論”。比如，從“民主和平論”到“歷史終結論”、從“文明沖突論”到“大國政治悲劇論”、從“霸權穩定論”到“失敗國家論”等等，不一而足。

其中由薩繆爾·亨廷頓提出的“文明沖突論”可謂是影響最大、流毒最廣的理論視角之一。它以“文明”為分析單元，認為冷戰結束之后世界格局的決定因素表現為七大或八大文明，進而斷言，冷戰后國際沖突的根源所在不再是意識形態，而是文化方面的差異，主宰全球的將是“文明的沖突”，并將伊斯蘭文明視為西方文明的主要挑戰者之一。

“全球文明倡議”是繼2021年提出“全球發展倡議”、2022年提出“全球安全倡議”之后，跨入新時代的中國，連續三年為國際社會提供的又一個誠意十足、力重千鈞的公共產品。

“9·11”恐怖主義事件的血腥一幕，似乎剛好“證實”了“文明沖突論”的先驗式論斷，使得其聲名大噪而廣為流傳，儼然成為衡量全球文明優劣的一把“量天尺”。然而事實上，亨氏“文明沖突論”其骨子里所銘刻著的天然優越感，以及將西方文明與世界其他主要文明簡單極化造成二元對立所裹挾而來的人為焦慮感，始終脫不掉“西方中心論”那種“唯我獨尊”的虛驕與偏執。

而近些年來方興未艾的公共外交，主張的是一種力求平等的交流過程，即在公共外交實踐運作中極為重視的一個環節，是在不同文化類型之間努力尋求符合交往理性的“話語權利的平等”。正如法蘭克福學派代表人物哈貝馬斯所言，“不同的文化類型應當超越各自傳統和生活形式的基本價值的局限，作為平等的對話伙伴相互尊重，并在一種和諧友好的氣氛中消除誤解，擯棄成見，以便共同探討對于人類和世界的未來有關的重大問題，尋求解決問題的途徑。這應當作為國際交往的倫理原則得到普遍遵守”。

以此觀之，全球文明倡議正是對于目中無人、唯我獨尊的“西方中心論”那股子謎之自信的摒棄，彰顯了對于文明多樣性的尊重。眾所周知，自然界唯有保持生物多樣性才能形成良好的自然生態環境。同此一理，世界文明也必須保持文明多樣性，進而維系健康的文明生態環境。對此，全球文明倡議提出，“堅持文明平等、互鑒、對話、包容，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優越”，不失為針對過往幾百年間“西方中心論”的超越顛覆與糾偏反正。

戰后很長一段時期以來，西方發達國家習慣于自詡為文明樣板，特別是某些國家更是不遺余力地將西方價值觀念和制度設計包裝成“普世價值”在全球四處兜售，甚至自命不凡地認為對非西方文明肩負著“文明開化使命”，一手造就了數不勝數的世界文明厄難。

中國近代思想家魏源有云：“履不必同，期于適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碑斀袷澜缟喜⒉淮嬖诜胖暮６詼实乃^文明標準，也不存在任意一個堪足衡量所有文明的尺度，承認并尊重世界諸多文明與生俱來的多樣性，乃是實現寰宇和諧共生的重要前提?！案髅榔涿馈?，而不是一味“仿美”，方能為世界文明之樹枝繁葉茂提供源源不斷的養分。

美人之美，欣賞文明獨特性

不同的社會文明承載著不同的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每一種歷盡滄桑巨變的文明形態，都有其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和獨特性、地域性和時代性。當前，全世界總共有200個以上的國家和地區、超過2500個民族，如此之多各具特色的文明皆深深扎根于自己的生存土壤之中。當今世界國家、地區的體量可論大小強弱，但文明的性質絕無優劣高下之分。每種異質文明都有其獨特價值，不同文明之間正是藉由彼此參照、互為鑒戒、消化吸收融通，才能不斷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和完善。

尊重文明多樣性，是全球文明交流互鑒的理念基礎。而在此前提下，欣賞文明獨特性，則是全球文明交流互鑒的實踐要求。這就意味著，各個國家和地區不僅需要努力加深對于自身文明與其他文明之間本質差異性的系統認知，我們更當認真了解文明誕生的土壤及其獨特之處，充分理解文明創造的主體及其思維方式，公允看待文明在歷史上曾經扮演過的角色及其復合作用，并合理研判文明在當下以及未來延續影響的態勢及其時空跨度。

公共外交實踐運作中極為重視的一個環節，是在不同文化類型之間努力尋求符合交往理性的“話語權利的平等”。

公共外交主張，在不同文明的互動交流過程中，始終保有一種相互借鑒、彼此尊重的健康理性心態尤為重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求同存異，超越零和。全球文明倡議全然徹底地跳脫了西方文明極度自戀的傲慢與偏見，大聲疾呼對于優秀傳統文化資源的挖掘和保護，這對世界各個國家和地區增強文化自覺、構建文化自信、深化文明交流互鑒具有不容小覷的強勁助推作用。強調應當高度重視文明傳承和創新，“重新發現”各國歷史文化在當今時代的重要價值，推動其最終真正達成一個“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良性循環。

從實踐運作情勢來考察，無論是公共外交還是全球文明倡議都一致要求，世界各個國家和地區務必將注重對于優秀傳統文化資源的挖掘和保護，作為一項具備長期戰略投資價值的底層邏輯，在高度欣賞本體文明獨特性的同時也真誠欣賞其他文明獨特性，既不搞妄自尊大、固步自封的狹隘主義，亦不搞妄自菲薄、崇洋媚外的虛無主義。

西方文明的中心主義價值理念和普世主義精神傳統，在資本主義殖民擴張和全球化浪潮的推波助瀾之下持續擴散，使得立國尚不足三百年的美國在對外交往中卻時常以“文明代言人”自居，妄圖以本國的所謂“優秀文明”取代其他國家在其眼中的所謂“落后文明”，美式民主成為西方對外輸出的最重要政治理念和制度形式。

已歷數千年厚重文化積淀的中華文明，從不曾中斷而綿延至今，澤被中外。在古代層面上，中國傳統文化中所積極倡導的“兼愛”“非攻”“和為貴”等充滿睿智哲思的理念，連同建筑、書法、繪畫、戲曲、功夫、中醫中藥以及衣冠服飾等，共同構成一面優秀傳統文化資源巨幅拼圖。

在現代層面上，自新中國成立以來的70余年間，“和而不同”“求同存異”的和諧共處觀，“合作共贏”“予取平衡”的包容發展觀，“擱置爭議、共同開發”“互利互讓，協商解決”的矛盾處置觀，“睦鄰、富鄰、安鄰”的周邊關系觀等，無不是既折射傳統中國特質又反映現代中國風貌、既深具中華文明底蘊又與世界文明接軌的核心價值理念。

21世紀的國際話語權競爭主要反映的仍是一種國家之間的權力關系，國際話語權在當今世界范圍內的“分配”狀況實際上是極不均衡的。

有比較才能有鑒別，正因為此，我們在挖掘保護優秀傳統文化資源寶藏時，必須充分尊重文明獨特性，謹遵“美人之美”式良性規則，而切不能以高高在上的姿態盲目大搞“只此一家，別無分店”式霸凌行徑。

美美與共，尋求文明共同性

值此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一系列“黑天鵝”和“灰犀?！笔录吁喽翍硬幌?，全球經濟受疫情所累增速放緩，局部熱點地區為戰爭陰云所籠罩，大國競爭愈演愈烈，發展鴻溝日益突出，國際環境更趨復雜，不穩定性、不確定性明顯增加，世界面臨著“新冷戰”的危險。

然而越是時局維艱，我們越要保持恒心定力，把握有利契機繼續鼓勵不同文明之間的“雙向奔赴”，讓文明在交流互鑒中“賦能”不同國家和地區、不同民族和社會，發揮增進了解、加強互信、建構友誼、促成合作的靈動效用。

由于國際無政府狀態的掣肘，21世紀的國際話語權競爭主要反映的仍是一種國家之間的權力關系，國際話語權在當今世界范圍內的“分配”狀況實際上是極不均衡的。西方發達國家仰賴其在經濟、軍事、科技等方面的先發優勢，使得西方話語體系儼然成為世界范圍的“流行話語”模板。而廣大發展中國家囿于自身發展水平所限，在國際話語權競爭中則陷入一種顯失公平的“寡言失語”境地。

某些西方發達國家長期操控著國際話語議程設置權，意欲通過霸權話語將其臆造的“西方文明先進、其他文明落后”的等級性文明觀加諸他國散布全球，即便是身為最大發展中國家的中國，也難逃被它們用意識形態的“紅色濾光鏡”、種族宗教的“黃色濾光鏡”和商業競爭的“綠色濾光鏡”折騰得國家形象扭曲變形的命運。

公共外交主張不同文明之間的交流是雙向式互動，而不是單向式灌輸。借助于公共外交這一件雙向互動建構的有力武器，有利于構建起外國公眾對于本國思想文化、外交政策、國家形象的知名度、美譽度和認同度，從而有效提升本國的國際話語權，進而服務于該國的外交戰略意圖和國家戰略利益。

在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以前所未有方式展開，逆全球化、反全球化思潮潛流涌動，以人工智能為標志的新科技革命風起云涌之際，全球文明倡議積極回應了國際社會對世界諸多文明交流互鑒的普遍訴求，推動并引領著文明包容共存的前進方向。文明的多樣性決定了世界各國選擇發展道路的多元性，各國選擇發展道路的多元性又決定了現代化模式的多面性。

針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大肆鼓噪的西方化等同于現代化，全球文明倡議強調，現代化絕不是少數國家的“專利品”，也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單選題”，不能搞簡單的千篇一律、“復制粘貼”。一個國家走向現代化，既不能脫離現代化一般規律，更不能不立足本國國情、本國特色和本國實際。各國應該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和發展模式多樣化，注重汲取不同國家、不同民族創造的優秀文明成果，共同繪就百花齊放的人類社會現代化新圖景。

中國提出全球文明倡議，既是以中國之治的思想結晶為嘗試解決當今世界所面臨的重大現實問題提供行之有效的脫困之道，又是以中國式現代化的文明意蘊，為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的節奏又希望擺脫對西方的依附的國家和地區，提供了彌足珍貴的路徑選擇。

在推動人類社會現代化新征程上，中國式現代化作為人類文明新形態，與全球其他文明相互借鑒，必將極大豐富世界文明百花園，也為人類社會現代化理論建設與實踐創新作出新的貢獻。新時代中國與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攜手共進現代化之路，必將為促進人類和平與發展事業、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出新的更大貢獻。

國際政治經濟體系正處于風險交相疊加的歷史交匯期和轉型過渡期，同時也是國際社會推動國際秩序演化、重構乃至新建的發展窗口期和戰略機遇期。

根據馬克思主義哲學矛盾普遍性與矛盾特殊性二者的辯證統一關系原理，要想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就必須大力促進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互鑒，使得每種文明庇佑下的民眾，都能共享到人類多彩文明蓬勃發展帶來的豐碩成果。此正所謂“美美與共”，不論文明新老強弱，都理應尊重彼此發展道路、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在尊重“不同”中尋求“共同”，在欣賞“差異”中謀求“大同”。

當前波詭云譎的國際關系正以加速度向前演進，人類又一次站在了歷史的十字路口。國際政治經濟體系正處于風險交相疊加的歷史交匯期和轉型過渡期，同時也是國際社會推動國際秩序演化、重構乃至新建的發展窗口期和戰略機遇期。

自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就始終站在人類歷史發展進程的高度，著眼全人類的整體利益，高瞻遠矚地先后提出了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和全球文明倡議，旨在廣泛凝聚共識、積極匯聚力量，以行穩致遠的實際行動堅定踐行人類命運共同體美好愿景，為全球的未來走向擘畫一系列新藍圖，為世界和平與發展事業增添更多正能量。

從全球發展倡議到全球安全倡議，再到全球文明倡議，這“三大倡議”的醞釀問世是基于中國對現代化進程的深刻理解和不懈探索，是中國式現代化對整個世界的無私貢獻，是中國共產黨的價值觀、世界觀、發展觀、安全觀和文明觀的集中體現，也是破解全球發展困局、應對國際安全挑戰、促進世界多元文明交流互鑒的中國方案、中國智慧與中國氣派。

“大美無疆”，事實再一次證明，無論國際風云如何莫測變幻，中國都將一如既往一以貫之一往無前，始終作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以及人類文明的促進者。全球文明倡議在大變局之下應運而生，順應了人類歷史發展潮流，契合了世界和平發展愿望，對改革全球治理體系、構建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也必將發揮出恢弘的指導性作用和磅礴的建設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