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為貴：國際調解的中國方案

賴逸翰

哥倫布遠航時應該也沒想過，原本沒有地理和文化聯系的國家，有朝一日會被如此緊密地聯系在一起。

商貿和人員往來的增加，讓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越來越靠近彼此，多元文化正成為大部分人需要面對的現實。當相互依存成為國際社會現狀時，我們跨過了允許主權死亡的年代，開始正視文明共存的現實路徑。

但差異、爭端乃至熱戰并未就此削減，甚至有可能因文化誤解和法律標準的不一致而愈顯激烈。如何在“全球社會”這一集體框架之下，尋找一個“代價”更低、更有效率的爭端解決方式，變得愈發重要。

過去，調解作為一種解決方案，被放置在爭端解決的第三梯隊。在更遵循個人主義的國度，人們更樂意采用訴訟或者仲裁來保障自身利益。只不過，無論是訴訟還是仲裁，都會花費當事方更多的時間和金錢，也很難在程序正義的框架下克服法律和文化方面的分歧。

在全球共同體意識更強的現今，調解機制正因其“東方智慧”而越來越受到關注。畢竟，并不基于法律前提，而更多基于溝通的調解，相對容易以低成本促成雙贏局面。

調解理念在中國已有數千年的歷史，“以和為貴”的價值取向和集體主義意識，共同將結果推演至此。作為社會權威的鄉紳以“調解員”的角色出現在民間紛爭之中的橋段，在古代中國已經上演了無數次。

慣性讓現代中國仍保留著調解的文化因子，中國也樂于讓調解在國際社會中發揮其應有的效力，同時承擔大國責任?！皣H調解院”就此應運而生。

2022年以來，中國與印度尼西亞、巴基斯坦、老撾、柬埔寨、塞爾維亞、白俄羅斯、蘇丹、阿爾及利亞、吉布提等國共同簽署了《關于建立國際調解院的聯合聲明》，預備設立國際調解院這一國際組織，為解決全球爭端出一份力。

當年10月，中國外交部與香港特區政府正式簽署了《關于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設立國際調解院籌備辦公室的安排》，預備將國際調解院設立在香港特區。

2023年2月16日，國際調解院籌備辦公室正式落地香港，預備就《國際調解院公約》的國家間談判及組織成立開展工作。待這一國際組織正式成立，籌備辦公室或將轉型為國際調解院的總部及秘書處，持續為世界各國服務。

屆時，中國調解力量將在國際社會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調解更具“人文關懷”

在中國決意設立國際調解院之前，國際社會已經看到了調解的潛力。為此，本是替代性解決方案的調解正逐漸得到各國青睞。相比對抗性更強的仲裁和訴訟，更低的成本、對差異的彌合以及私密性，成為了調解能夠“脫穎而出”的原因之一。

以仲裁為例，根據香港國際仲裁中心的數據，其平均仲裁費用已經超過11萬美元，而平均仲裁時長則達到16.2個月。無獨有偶，倫敦國際仲裁中心仲裁費用中位數也達到近10萬美元，而耗時中位數則為16個月。

相比之下，調解所花費的時間和金錢都要少得多。國際商會仲裁院下設的調解機構在2020年的平均調解費用只達到2.5萬美元。并且，在這個機構中，調解程序平均只花費爭端方4個月的時間。

相比對抗性更強的仲裁和訴訟，更低的成本、對差異的彌合以及私密性，成為了調解能夠“脫穎而出”的原因之一。

對于爭端方而言，調解的另一個優勢在于，調解員能幫助自己向對方說明爭論點及利益所在，尤其當爭端各方來自不同的文明并采納不同的法律程序時。在這種情況下，相比其他兩種方案，調解因向爭端方“解析”了各自的心理結構，而能促進跨文明相互理解，并由此尋找利益平衡點。

這在文化多樣的國際社會中，變得尤為重要—很多時候，作為社會土壤的文化對群體如何感知世界、如何界定身份與關系、如何行動以及如何處理沖突，具有重大的影響。

如果說國際法是理性的制度建構，那么嘗試將理解與相互接納納入框架內的調解，則顯得更具“人文關懷”。

畢竟，“合意”是調解的基礎。對于是否參與調解、是否接受預期的調解方案，爭端方都可以自行決定，也無需如仲裁和訴訟般公開調解流程和結果。當需要避免爭端雙方商業關系終止情況出現時，調解無疑是一個利好的選擇。

而且，在各方自愿基礎上所形成的調解方案，并不具備法律約束力。某種程度上，相比起需要外部力量監督的仲裁和訴訟，當以自愿和合作為重的調解成功時，解決方案通常會更加順利且持久地被執行。

鑒于這些特點，各國、各群體對于調解的需求日盛，尤其是對于商事爭端調解。

在2004年出具的一份報告中，聯合國提及過去十年世界各國對聯合國調解的需求激增，為此聯合國也需要調整資源和架構以提供調解支持。為了有效提供調解服務，2006年隸屬于聯合國政治與建設和平事務部的調解支助小組正式成立。

在機構之外，為了正式規范化調解制度，2019年，包括中國在內的67個國家和地區在新加坡正式簽署了《聯合國有關調解所產生的國際和解協議公約》（《新加坡調解公約》）。這也意味著，國際社會已經認識到了調解對于解決商貿爭端的價值所在，并開始思考如何賦予調解協議更高的可執行性。

當文化多樣性成為現實時，當因技術的進步國與國之間不再是單次博弈時，當國際規則演化又邁了一步時，中國除了認可并加入《新加坡調解公約》之外，也嘗試發揮大國作用。國際調解院就在這樣的發展趨勢中誕生。

“標準”事關地區安全

在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之后，國際調解院是中國為國際社會提供的另一公共產品。作為世界上首個以調解方式解決爭端的政府間國際組織，中國主導建立的國際調解院將為解決爭端提供協商對話的新平臺。

如同新加坡能成為《新加坡調解公約》簽署地一般，國際調解院能建立也少不了中國在過去積累起來的調解經驗。無論是近期的沙特伊朗復交、敘利亞問題上的進展，還是出面斡旋羅興亞難民危機、調解埃塞俄比亞大壩問題，都證明了中國擁有調解的意愿和能力。

當然，中國也在其中積累了管理沖突和維護穩定的國際聲譽。

值得注意的是，國際調解院的9個創始成員國，都是與中國有緊密聯系的“一帶一路”倡議所涉國家，且大多數國家加入了亞投行，也不乏曾作為當事方被中國調解過的國家。不過，當我們必須尋找一個名詞來囊括它們時，或許只有“全球南方”適合。

一方面，傳統的“調解人”美國、英國等國家，對于這些南方國家而言更容易造成“歷史憂慮”—過去的侵略或是殖民歷史，多少會影響國家間商貿及政治交往的尺度。對比之下，沒有歷史包袱的中國更“像”一個“為了維持穩定而存在”的中間人，也更容易被接受。

這一點上，阿富汗已經給了例證—中國既可以與當時的阿富汗民選政府接觸，也可以與當時的塔利班武裝接觸，而接觸是調解的前提。

從另一方面來說，加入國際調解院的驅動力還在于，這些南方國家與中國的商貿來往十分頻繁。比如，多年來，中國都是創始國之一印度尼西亞的第一大貿易伙伴。也正因如此，無論是這些創始國還是中國，都比其他國家要渴求地區安全、穩定。

畢竟，改善國家或地區的安全條件，才能讓商貿或投資更順暢地流動起來，讓參與方都受益。問題也在于，即使同屬于“全球南方”，也不意味著國家間共享一套文化、價值乃至法律體系，爭議總會出現。

當爭議發生時，如果提交仲裁或訴訟，選擇何種法律標準衡量“對錯”，都會因體系不同而影響雙方的利益狀態乃至當事方對于事件的預期。為此，標準本身不僅關乎特定事件的輸贏，還關乎國家間關系，乃至地區安全環境。

這時，國際調解院就相當于一個共同的框架，能夠納入擁有不同文化和習慣的國家，通過調解過程擱置法律制度的差異，針對性地應對不同沖突的特殊性，尋找當事方的利益平衡點，以維系并穩定彼此的商貿聯系。

國際調解院的9個創始成員國，都是與中國有緊密聯系的“一帶一路”倡議所涉國家，且大多數國家加入了亞投行，也不乏曾作為當事方被中國調解過的國家。

對中國而言，籌建國際調解院的理由之一也在于此。當越來越多的國家加入“一帶一路”倡議時，中國在“一帶一路”沿線地區的投資建設也就越來越多。同時，亞投行的發展也促進著這樣的趨勢。

為此，提出制度構想以有效管理、減少乃至解決國家間摩擦，算是長久之計。至少，如果要與每一個沿線國家逐一簽署對應的商事爭端解決協議，那么中國需要面臨更高的成本。

基于“藍圖”滿足需求

相對于其他調解機構，國際調解院的優勢之一也在于，它是首個多國政府參與的調解專司，不再是設于仲裁機構之下的小組，未來在資源調配和爭端協商方面將會有更多優勢。

至于選擇落地香港，同樣是有多重考量。

從業務層面來看，香港本地就已經有包括香港國際仲裁中心在內的多個仲裁機構，在法治和提供爭議解決服務方面有一定優勢。一個簡單的例證就是香港獲得的榮譽—2021年，香港被評為繼倫敦和新加坡之后的全球第三大最受歡迎仲裁地。

排名背后顯示的，是香港堅實的基礎設施、繁多的商機以及眾多的多元、多語法律人才，當然，最重要的是全球各國對于中立地點香港的信任。這也意味著，香港同時具備建立調解機構所需的硬條件。

應當提及的是，香港近些年在爭端解決服務上獲得的地位，也離不開這些年中國對大灣區藍圖的描繪。正因為越來越多的企業將香港作為出?；蜻M入內地的跳板，才產生了對爭端解決服務的更多需求。而這樣的需求，也將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推進而增加。

如今，國際調解院正在籌備當中。5月5日國際調解院籌備辦公室主任孫勁在演講中表示，近期中國將與其他國家一道開展首輪公約的政府間談判。而根據香港立法院文件，目前香港的籌備辦公室基本上由律政司和外交部的借調人員組成。

未來，國際調解院將以何種形式運轉，參與何種分類的爭端解決，會吸引什么國家加入，都將在公約談判結束后揭曉，讓我們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