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醉于沖突的美國，還能走多遠？

吳陽煜

當今國際格局多極化愈發顯現的時代，大國間的零和博弈，正轉變為不同文明之間既競爭又合作的新態勢。從文明競爭的視角來看，在對主要國際機制影響力減弱、全球事務參與度下降的背景下，美國文明的向內收縮乃至相對衰落，成為了多文明競合時代，必須正視和研究的課題。

現階段，國內社會政治問題頻出、國際表現反復無常的美國，無論是基于主觀上的意愿還是客觀能力，都很難原封不動地維持所謂美國領導世界的狀況。這與歐洲經過二戰之后失去世界領導地位，頗有幾分相像。那么，距離“二戰后的歐洲”，美國到底還有多遠？就此，南風窗專訪了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外交政策研究室首席研究員薛力。薛力的研究領域包括文明競爭、國際戰略及世界治理等。

“新的羅馬”實踐擴張外交

南風窗：就當今國際格局而言，西方文明主導世界的歷史已經漸行漸遠。但在很長一段時間，多極化發展并沒有成為美國的主導者所遵循或認可的常識?；仡櫄v史，你認為主要有哪些因素，形塑了美國政府與精英熱衷于制造文明間沖突、信奉單極化主義的觀念？

薛力：美國屬于新教—天主教文明圈國家，具有十分強烈的救世主情結。對美國人來說，他們的這些錯誤觀念，和基督教的一神論價值觀有重大關系。這首先體現在他們強烈的二元對立思維上，即圍繞著“上帝崇拜”，把世界上的人類分為“上帝的選民”與“異教徒”兩類，“上帝的選民”要通過和平與非和平的方式，來使得他們的價值觀被大眾熟悉，來推廣他們的政治、經濟與軍事制度，來滿足救世主情結。這是過去地理大發現以來歐洲人在世界范圍內所做的事情，當然也被美國人所繼承。

從地理大發現開始，歷經文藝復興、宗教改革與工業革命等歷史性事件，基督教文明從歐洲的地區性文明得以向全世界擴展，在世界范圍內開了現代民族國家體系的先河，卻也給后來世界其他地區的動亂埋下了伏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后，全球紛紛成立了現代民族國家，其中就包括了不少曾經的西方殖民地地區，而西方學界對于那些多個族群的國家，則是基于“民族主義造就民族”的理念展開實踐。

在西方主要民族主義理論家看來，民族是“想象的共同體”，是“逐日進行的全民公決”，不同文化族群因此成為民族國家（Nation State）。所以，聯合國的英文叫United Nations，而非United States或United Countries。

這樣在全球生搬硬套創造新興民族國家的潮流，結果就是在世界不同地區埋下了紛爭的隱患?？梢哉f，濫觴于歐洲基督教世界的民族國家體系，雖然演化為“二戰”后的現代民族國家體系，但只是一個時間不長的歷史現象，民族國家并非國家存在的標準模式。更重要的是，兩次世界大戰都起源于歐洲，這無疑是對曾經自詡“文明、發達”的歐洲最大的嘲諷，并使其失去了主導世界的正當性與能力。

因此，在二戰后，美國得以主導戰后國際秩序的構建，并通過扶持成立歐共體和北約等集團化組織，來與蘇聯主導的華約形成對抗局面—這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屬于基督教文明兩大亞文明（東正教和新教—天主教）之間的競爭，雙方嘗試了除熱戰之外的所有對抗形式。

冷戰以蘇聯解體、美國勝利而告終。成為世界唯一超級大國的美國認為，自己是“新的羅馬”，應該在全球布道“美麗國的福音”，導致其擴張性外交行為不斷損害了美國自身的實力與國際聲望。

主客觀上正告別世界領導國

南風窗：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以來，世界范圍內，美國成為了發動或參與戰爭次數最多的國家。而在最近30年里，全球鮮見主要文明之間的全面戰爭，更為常見的是地區間的代理人戰爭形式。在你看來，現當代國際格局下，美國有過什么樣錯誤、過時的價值觀，導致它現在不得不進行戰略收縮？

濫觴于歐洲基督教世界的民族國家體系，雖然演化為“二戰”后的現代民族國家體系，但只是一個時間不長的歷史現象，民族國家并非國家存在的標準模式。

薛力：兩次世界大戰的發生，導致了文明、富裕的歐洲，沒有了領導世界的能力；原來富有、強盛的歐洲國家變成了債務國，美國成為了它們的債權國。歐洲人領導世界的正當性沒有了，變成了美國人主導、聯合歐洲與吸收其他國家，試圖領導全世界。

要知道，美國總統在宣誓就職的時候，手要按在《圣經》上，而不是憲法文本上—美國文明本質上，是新教主導、受天主教明顯影響的文明，相比法、德等傳統歐洲國家，美國政治的宗教色彩要濃厚得多，它自詡羅馬，要以“山巔之城”來拯救世界。

盡管美國的工業產值1894年已經達到了世界第一，但直到“二戰”之后，它才具備主客觀條件，來替代歐洲大國，聯合新教—天主教文明圈國家，成為世界的領導國，而美國外交一直都在孤立主義與國際主義之間來回變動。

歷史上，美國的孤立主義源于喬治·華盛頓的告別演說。美國人堅信自己在新大陸（the New World）構建了有別于舊大陸（the Old World）的“美麗新世界”，美國不應該插手舊大陸的政治紛爭，也不允許歐洲插手美國事務。門羅主義則發展為不許歐洲插手西半球事務。這體現了美國立國者的建國理念，要把美國從區區北美13個州的狹小地域，擴展為涵蓋整個美洲的國家。所以，他們給自己的國家起的名字實際是美洲合眾國（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美國的孤立主義源遠流長，就連“一戰”的勝利也沒有讓美國人放棄這種外交傾向。直到1941年日本偷襲珍珠港事件的爆發，才使得大部分美國人意識到，孤立主義并不能保證美國的本土安全，美國必須參戰并主導世界秩序的構建。而同時，在“二戰”中，歐洲地區大量教育與科技人才流向美國，使得后者取代了歐洲，成為世界的教育中心，與科技水平最高的地區。美國人統治世界的方式和歐洲人不一樣，不搞殖民地體系，取而代之的是基于世界性制度的體系。經過兩次世界大戰，以“公海航行自由”“民族自決”等為主要內容的威爾遜主義，極大程度上取代了歐洲人主導的歐洲式外交理念；而羅斯福提出來的“四大自由”，則成為美國在全球收割人心的一大利器，并通過一大批美國精英的外交實踐，提高了美國對世界的制度化影響力。

因此，“二戰”后的美國創建起了主要基于國際制度的國際新秩序，并將其延續至今。這在政治上體現為聯合國等主要機構，金融領域有布雷頓森林體系，貿易領域則有關貿總協定及其升級版世界貿易組織。同時，美國遍布全球的軍事基地在最高峰時超過5000個，在當今仍有800多個，美國得以用較小的成本來控制全球的戰略要沖，為其維持國際秩序提供暴力保證。

軟硬實力兼備的美國，一時成為世界領導國是順理成章的。問題在于，美國一手打造的主要基于基督教價值觀與利益的戰后國際體系，有其內在的缺陷—它首先需要一個對手和敵人，沒有對手不行。其次，根據“特里芬難題”，國際貿易收支長期逆差與美元幣值穩定不可能長久地共存。一個國家長期貿易逆差，會導致失業率上升、對外商品依存度上升等一系列后果。隨著西歐國家與日本在二戰后的經濟復興，美國經濟的國際競爭力下降，進口石油的猛增又擴大了美國經濟對中東石油的依賴。因此，美元貶值是必然選擇。尼克松選擇在1971年放棄美元與黃金的固定匯率，法國等國家要求把美元兌換成黃金以減少外儲貶值的風險，只是充當了觸發點而已。此后直到里根上臺，美國經濟始終不太景氣。所以才有里根經濟學、克林頓主義的經濟信條等出現，以推動美國經濟增長。但美國經濟去實業化的整體趨勢很難改變。技術革新與新產業的出現，是美國經濟的主要推動力。

客觀而言，美國在國際競爭上某些方面具有的比較優勢，其他國家依舊難以匹敵。比如，美國獲得諾貝爾獎的人數，占據全球獲獎人數的70%左右，說明它的科技創新能力仍然十分突出。但與此同時，美國的相對衰落卻是不爭的事實。在美國經濟往全球布局的過程中，產業外移、過度依賴服務業的局限性逐漸暴露了出來，導致美國國內的中產階級收入增長緩慢的問題愈發嚴重。

更值得注意的例證是2008年的金融危機。這本質是華爾街精英對不良資產美化包裝、拿去市場交易導致的惡果，卻演變成為全球性的風暴，殃及世界其他國家，意味著美國從世界經濟的發動機、穩定器，淪為了“麻煩制造者”、不穩定的根源。

美國遍布全球的軍事基地在最高峰時超過5000個，在當今仍有800多個，美國得以用較小的成本來控制全球的戰略要沖，為其維持國際秩序提供暴力保證。

從奧巴馬主義到特朗普主義，再到如今拜登搞的盟伴外交，延續了減少國際干預、構建排他性的盟伴國家“俱樂部”以打壓新興國家等做法，都說明了美國在全球層面實行戰略收縮的速度明顯加快?？梢钥闯?，美國失去了作為全球超級大國的自信，沒有為全球國際治理提供新公共產品的意愿，也不愿意在必要時為國際事務承擔兜底的責任，而是要求甚至迫使其他國家盡可能多地分擔責任。這已經不是一個世界領導國應有的做法。

多文明競合是長周期

南風窗：國力相對衰落的美國，在對外戰略上發生了明顯的政策內傾現象。從文明競爭的視角來看，你認為，這會如何影響全球的國際秩序調整？

薛力：美國干預世界的能力、意愿下降，已經不是世界的領導者，更像是被動的協調者和覓食者角色。美國不對國際事務承擔兜底責任，不去領導世界，那么誰能取代呢？

雖然美國作為領導國發揮的作用正在消退，但其價值觀、貨幣的全球影響力依舊存在。孤立主義回潮后，現在美國最為關注的，是為自己與小團體謀利益—首先是本國利益優先，其次是盎格魯—撒克遜內圈，然后再考慮盟國的利益，最外圍是緊密伙伴國—也就是搞圈層外交。

比如在奧巴馬時代，美國就開始施行戰略收縮了，減少對國際組織的支持、全球范圍內的軍事介入，并把軍事安全的重點往亞洲轉移，同時推行“再工業化”以重振制造業。而在特朗普時代，他更加強調美國本土與美國人的利益至上，主張減少國際安全義務，要求盟友與緊密伙伴國更多地承擔安全責任和提供資金支持。為此，他對盟友與緊密伙伴國不斷施壓，不惜退出一些國際機制，還放棄了一些國際承諾。對他來說，氣候領域的《巴黎協定》可以退出，北約似乎也不用在乎，必要的時候甚至可能連聯合國都可以退出。

這樣做帶來什么樣的后果？盟友、伙伴國與美國的關系變得更加疏遠，美國不再被認為是可靠的盟友。拜登上臺后，相比于打壓他國，更加注重提升美國的自身實力，并主動修復、緩和與盟友、伙伴國的關系，加強與后兩者的協調，但是在“為己謀利、減少負擔”上，和他的前任并沒有實質性的區別。

如果美國繼續熱衷于圈層外交，還是按照文化與政治價值觀同自身的相似程度，來構建各種排他性機制，打壓不受其待見的國家，不在反思中調整自己的外交方略，不主動改變自己以適應包容與合作的時代潮流，那么它的實力與潛能將被繼續消耗，成為21世紀的“二戰后歐洲”，將是美國不得不面對的命運。

同時，印度在崛起，拉美文明、非洲文明也在崛起，各主要文明下面的次級文明也在發展，如阿拉伯文明、孟加拉文明，還有旁遮普文明等。全球多個板塊在互相競爭，形成不同文明間多極合作、競爭的態勢。多文明間競合將是一個長周期趨勢，在不發生核大戰的情況下，它可能會持續到本世紀末。

南風窗：你在過去有一個比喻，稱美國正在從全球化與自由貿易的積極推手，變成熱衷于構建小院高墻的“紅脖子泥瓦工”。我們該如何評價美國固有外交方略在多文明競合時代的局限性？

薛力：這在安全領域，體現為美國以小多邊為主構建的安全同盟，像“奧庫斯”（AUKUS，指美英澳三邊安全伙伴關系）這樣的安全機制，還會繼續出現；“印太再平衡”正在演化成為“印太歐再平衡”，意圖拉攏越來越多的力量來打壓新興大國—但這不會演變為新版的冷戰。中國的經濟和世界是融合在一起的，中國公民每年正常的出境游人數超過1.5億，對外經貿、文化與科技交流頻繁，GDP總量已經相當于美國的75%，這是曾經的蘇聯和日本在經濟實力頂峰的時候都沒有達到的高度。

現在美國最為關注的，是為自己與小團體謀利益—首先是本國利益優先，其次是盎格魯—撒克遜內圈，然后再考慮盟國的利益，最外圍是緊密伙伴國—也就是搞圈層外交。

主流經濟學界認為，中國的經濟規模超過美國是遲早的事，許多國家不愿意選邊站，而是在政治、安全上靠美國，同時在經濟上靠中國。不認可美國領導權的國家不斷增多，這對于美國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它把中國當作戰略競爭對手，試圖把中國限制在產業鏈的中低端，這些對付手段難以在長期內奏效。

在多文明競合時代，新教—天主教文明圈的整體實力在下降，而其他文明的實力與影響力在上升，包容、合作是主流，排他、沖突則是支流。強化沖突與對抗、拉幫結派，是基督教一神論價值觀內在缺陷的回響。如果美國按照固有路徑繼續固執地走下去，在冷戰后的國際格局中，沉醉于文明沖突，把支流當主流，圍繞不同的議題制造麻煩，這頭打壓伊朗，那頭打壓朝鮮，繼續充當世界許多緊張局勢的根源，那么變成上述“二戰后的歐洲”是難以避免的事情。屆時它可能將衰落成為世界的一極，僅在某些方面繼續保持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