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為何每次變革都沒輸過？

譚保羅

深圳的產業發展，一直被很多城市視為標桿。

1980年代，中國家電產業勃興，深圳成為了全國重要的家電之都。1990年代，通信設備制造業迎來黃金期，深圳的華為、中興等巨頭開始爆發，改變了這個行業；在本世紀之初，以騰訊為代表的互聯網大廠開始在深圳崛起；現在，全球新能源產業爆發，深圳的新能源汽車生產總量和相關產業產值，同樣位居全球城市前列。

可以說，除了光伏等少數產業之外，深圳幾乎踩對了中國每一輪產業大潮的節點，并在每一輪產業大潮之中，都培育了強大的企業巨頭，形成了輻射能量巨大的產業集群。

深圳為什么總是能“踩對”節拍？其中，有很多偶然因素，也有必然的原因。為此，南風窗日前采訪了香港中文大學 （深圳） 理事、深圳市原副市長唐杰。唐杰為南開大學經濟學博士，曾參與過深圳經濟發展改革政策的制定。在進入政府工作前，他是一位知名的產業經濟專家，先后在南開大學和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從事管理和研究工作。

三來一補是一種寶貴訓練

南風窗：現在，很多城市都想發展支柱產業，這方面，深圳經驗非常寶貴。過去，無論產業如何更迭，深圳總能在新一波產業變革時，搶占潮頭，培育強大的產業集群。從電子到互聯網，再到現在最火爆的新能源產業，都是如此。為什么深圳總是能贏，有什么“深圳經驗”嗎？

唐杰：一座城市產業的發展和主導產業的更替，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有偶然性，更有必然性。每一座城市的稟賦不同，發展什么產業必然要根據城市的具體條件去培育。但是，也有一些共通的東西，是每一座有產業雄心的城市都需要具備的。

以深圳來說，如果要談深圳之所以在長期總能抓住產業變革的機會，那么，我認為和這座城市的工業崛起歷史有著內在的關系。我們必須要回溯到深圳“三來一補”的歷史，從深圳的“工業記憶”中找答案。在今天的眼光看來，“三來一補”比較低端，但它卻奠定了深圳產業發展的初始環境，一直影響著深圳今天的產業發展。

歸納來說，三來一補，讓深圳得到了三種訓練。

首先，是對城市公共服務供給能力的訓練，也包括了基建這一類發展經濟的基礎性條件的供給問題。舉例來說，富士康是深圳工業化的標志之一，它是蘋果等科技巨頭最大的制造商，它可以三班倒，喬布斯都驚嘆于它的制造效率。但我們不要忽略，這樣高效的世界級工廠背后，也必然有一座城市極其高效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在高峰的時候，富士康在深圳有50萬工人，光是估算這些工人吃多少豬肉，殺多少頭豬，就是一個城市保障供應的大課題。

不要小瞧這樣的“小事”，城市的公共服務水平就體現在這些“小事”也不能出錯上。在改革開放之后，中國的城市中，最早得到這樣訓練的就是深圳等少數幾座城市。從那時起，深圳不斷提升著自己為大工業生產提供優質公共服務的能力，對歐美制造業、日韓制造業，以及中國港臺地區的制造業資本遷移，形成了強大的吸引和集聚效應。

第二個訓練是分工的訓練，在區域內形成了有深度和廣度的產業集群。在所有的制造業中，分工都很重要，而且，產業鏈條越深、越廣的制造業，分工就越是重要。拿IT硬件制造業來說，它對產業鏈的深度和廣度，要求遠比家電產業要高。深圳為什么能崛起華為？很大程度就在于，深圳有全國的IT制造業最具深度、也最具廣度的制造業集群。

華為一直都在變，它最初靠著做交換機起步，現在已經橫跨硬件和軟件，成為了通信設備的巨頭，也是云服務的巨頭。華為在全球有20萬人，其實，華為還有另外一個“20萬人”，后者是華為的合作伙伴和配套商。華為在深圳的崛起過程中，存在著一種強大的“輪輻效應”，華為是中堅的核心，而供應商群體都圍繞著華為，形成了一種長期的共生合作關系。最終，深圳也集聚了全國首屈一指的IT硬件產業集群，你生產任何IT硬件，都能在深圳找到供應商。深圳有華為，還有中興、比亞迪和大疆構成了多個輪輻，大中小企業共存共生做大產業集群。

制造業企業家必須按時交貨，如果交貨晚了，就必須照單全賠。在改革開放初期，這是一種對企業家非常重要的“思想啟蒙”。

第三個訓練是守合同重信用的訓練。深圳的企業家之中，長期流行著一句話，“有問題找市場，而不是找市長”，這種氛圍很大程度源于三來一補。三來一補有個特點，就是你找關系沒有用，你必須講信用，必須降低與全球客戶的交易成本，才能融入全球化的生產網絡。制造業企業家必須按時交貨，人家的船已經到了碼頭，如果交貨晚了，就必須照單全賠。在改革開放初期，這是一種對企業家非常重要的“思想啟蒙”。所以，深圳這座城市除了效率優先，“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還是一座特別注重信譽的城市，無論民間，還是政府部門都是如此。好的市場環境，并不是抽象的，每一次合同的履行，都是它的一部分。

現在，深圳再次站在了新的發展起點，但以上三種訓練對深圳產業的發展，功不可沒。一座城市要發展支柱產業，優良的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極具深度的分工和產業集群，以及當地良好的民間和政府信用環境，這幾個方面都不可或缺。這幾年在新產業的崛起過程中，但凡那些抓住了機會、發展得較好的城市，它們在以上方面都做得不錯。

當然，在這個基礎上，一座城市也要主動去抓住產業的機遇。

何為創新的“深圳模式”？

南風窗：那么，深圳是怎么主動抓住產業機遇的？通信行業是最廣為人知的案例，華為、中興最初都崛起于這個行業，比亞迪也涉足過通信設備的制造。以這個行業為例，來說一說。

唐杰： 第一個主動是市場力量的主動。做三來一補的地區，并不只有深圳一家，珠三角的東莞、珠海、中山和佛山等，都從事過三來一補。在三來一補之后，第一個發展起來的大型產業是家電，在珠三角誕生了大量的家電品牌，深圳也有很多。但深圳與眾不同的一點是，它后來在產業發展上主動超越了家電，催生了另一個更大的產業通信設備產業或者說電子信息制造業。

和家電產業相比，通信設備產業的產業鏈更長，分工體系更加縱深，而且爆發期更長。因此，這個產業可以培育比家電企業更具成長潛力和技術潛力的制造業巨頭。華為和中興的崛起，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1984年，我國第一家研制生產程控電話交換機的合資企業上海貝爾電話設備有限公司成立，這樣的合資企業基本上壟斷著交換機技術。那個時代，中國人最開始裝電話的時候，初裝費就要大幾千。1987年，華為在深圳成立，之后進軍交換機領域。中興成立的時間更早。當深圳的企業崛起，逐漸地，裝電話的成本就降了下來。市場的力量總是嗅覺敏銳，它們非常及時地看準了通信設備這個領域的潛力。

因此，通信行業也最終得以超越家電產業，在2000年前后，成為了深圳更具標志性意義的行業。今天回過頭去看，當年的以家電起家的制造業大市，除了深圳之外，都沒有產生規模足以替代家電產業的新產業，更沒有在通信行業這個更具產業鏈深度和持久爆發力的超級產業上獲得更大的成功，只有深圳做到了。這一點，值得思考。

第二個主動是有為政府的主動。在1995年之后，深圳的一些制造業開始向東莞或長三角遷徙，并在2000年前后達到高潮。因此，2002年的時候，一篇題為《深圳，你被誰拋棄》的文章引發了廣泛關注。

深圳很早就注意到這個問題，并采取了應對措施。首先，政府部門是很理性的，知道低端產業由于成本因素，留是留不住的，那么剩下的路就只有一條，必須轉型升級。在此期間，深圳做了兩件大事，一是搞高交會。1999年，首屆中國國際高新技術成果交易會（簡稱“高交會”）在深舉辦，深圳希望借助全球的優質技術和資本，加快產業結構的調整步伐，同時在全球和全國范圍內打響創新的城市品牌。

二是加大對企業研發的支持。深圳明確提出“4個90%”的概念，即90%的研發機構、90%以上的研發人員、90%以上的研發投入、90%的發明專利都要在企業；與此同時，更拿出真金白銀來支持企業的創新。比如，1995—2000年，深圳拿出40億來支持企業研發。1995年，深圳GDP不足千億，財政收入不到90億，可見支持力度之大。那個時候，華為的規模也不算大，這些來自政府的支持，對企業來說，是非常及時和有價值的。

在那個時代，深圳對企業的支持側重于支持企業“干中學”，即鼓勵企業根據市場需求，去研發新技術，開發新產品。因此，深圳形成了“研發主要在企業”的城市創新特色。

但這還不夠，隨著城市的創新進入新的階段，深圳逐漸認識到了基礎研發的作用。作為創新高地，深圳不但要開發應用型的技術，還必須發揮基礎研發的引領作用。于是，在2010年前后，深圳開始重視辦大學，辦高水平大學，不僅創辦了南方科技大學，從香港和內地引入優秀的大學，比如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校區、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校區等紛紛建立。作為一流的科研機構，它們對深圳未來的城市創新，必將發揮越來越大的智力支持作用。

吸引產業外資的一些思路

南風窗：當下，國際貿易領域的博弈依然存在，但全球一些優秀的產業資本繼續在不斷下注中國。比如，上海引進了特斯拉，上海工廠也成為了特斯拉在全球的標桿工廠之一。這幾年，一些產業發展較好的地區和城市，其實也是外資引進較多的地方。那么，對于一座城市如何引進優質的外資，有什么建議？

以家電起家的制造業大市，除了深圳之外，都沒有產生規模足以替代家電產業的新產業，更沒有在通信行業這個更具產業鏈深度和持久爆發力的超級產業上獲得更大的成功，只有深圳做到了。

唐杰：首先，信心和策略都不可或缺。以蘋果產業鏈的企業為例，我們可以看出，單個的工廠只是產業鏈的很小一部分，跨國制造業資本的遷移往往都是整個產品系列或者配套體系的遷徙。因此，它有兩面性：一是在遷徙過程中，有著巨大的“摩擦力”，因為產業鏈必須有完整的配套，它不會貿然遷徙，需要考慮周全。在這方面，由于產業鏈的完整性，我們在捍衛自己的產業鏈和吸引新的制造業資本的時候，也有著一定的優勢。另一面是，如果產業鏈遷徙，可能就是大規模的產品系搬遷，一旦遷走，對經濟和就業的影響會很大，因此我們必須重視這個問題。

特斯拉為什么會看好中國？因為，中國有著全球相關產業鏈最完整的配套。比如，全世界的鋰電池生產總量中，中國的產量就占據了2/3。但這些配套，美國之前沒有，現在也沒有，因此我們并不會在這個產業同美國直接競爭。說得簡單一些，特斯拉并沒有轉移美國人的飯碗，馬斯克在美國國內所受到的政治壓力也不算突出。

其次，在引進外資的時候，應該密切關注國際政治經濟的新形勢，在新的形勢下，跨國巨頭會產生一些重新配置投資版圖的需求。比如，戰爭帶來的能源價格變化，就對歐洲的化工企業產生了巨大影響。巴斯夫集團選擇在中國湛江投下巨資，一定程度便是出于安全和成本的考量。未來，一些發達地區的政治和經濟領域依然存在諸多不確定性，中國的巨大市場潛力和穩定的環境，一定可以吸引新的制造業資本和工業資本。

當然，引進外資還有一點很重要，要引進更多有溢出效應的機構。一座城市要實現產業的升級，還應該更多地引進跨國企業，尤其是跨國科技巨頭的研發中心。過去，微軟、IBM或者Intel這樣的企業在北京、上海設立了幾大研究院，其實對我們的創新產生巨大的外溢效應。未來，如何吸引這樣的機構落戶，對那些希望產業升級和創新引領的城市來說，必然是一個值得研究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