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I號”歷史背景研究和出土物釋讀

田國敏

我國關于宋代歷史有著豐富的文獻資料，“南海I號”沉船考古印證了宋代文獻中所述的海外貿易、交通、異域見聞、中外交流等內容，甚至文獻記載的“饒玉”“鍮石”“火長”“螺杯”“保甲保伍”“水陸法會”實物出現在沉船上，筆者用統計、文獻考證、科學儀器分析等方法，就此類出土文物進行釋讀，探尋它們的內涵和外延。首先，筆者從研究“南海I號”的歷史背景開始敘述。

一、“南海I號”歷史背景研究

孟原召、劉未根據宋代沉船考古出土瓷器類型，將“南海I號”沉船歸入南宋中期（約1180-1220）。[1][2]筆者認同上述兩位學者的觀點，結合上述年代概述其歷史背景如下：

（一）南北對峙、勢力均衡的政治格局

1127年，康王趙構在南京（今商丘）即帝位，改年號建炎，史稱南宋。金兵追擊，宋繼續南遷，最后定都臨安。從1127年“靖康之變”至1141年“紹興和議”，從1148年完顏亮南侵到1164年“隆興和議”，期間戰爭、議和交替，是為南宋初期。以1164年宋孝宗“隆興和議”為標志，大體形成南北對峙，勢力均衡的格局，之后度過了相對平靜的40余年，雙方社會經濟得到發展，這40余年歷史是“南海I號”所處的大背景。南宋衰落以1207年開禧北伐失敗為標志，直到1276年南宋都城臨安被蒙元政權攻占，1279年南宋滅亡。

南北對峙、勢力均衡的政治格局為金和南宋轄域內的經濟持續發展提供了保障，沉船出土的巨量陶瓷器、大宗金屬器和精美竹木漆器亦是這一時期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體現。持續發展經濟，大量商品被生產出來，進而為海上貿易提供了物質基礎；另一方面，“南海I號”出土有耀州窯青釉瓷盤、定窯瓷片、遼地風格的桃心形金掛飾和游牧民族皮囊形瓷壺，[3]北方窯口瓷器和游牧民族風格器物說明這一時期西遼、金和南宋有技術交往、物資流通。

（二）南宋朝廷偏安，重視海外貿易

南宋毗鄰金、西夏、蒙古和西遼政權，偏安江南后，西北陸上交通斷絕，重視發展東南海上交通。南宋朝廷發展海外貿易，延續了北宋市舶制度，廣州、泉州、兩浙設有市舶司。市舶司的主要職能是對進出港口從事海外貿易和國內沿海貿易的人、船、貨進行管理；給中國商船頒發出口許可證——公憑；查驗出入港的商船及船貨；對入港貨物進行抽解和博買；抽解、博買貨物的運輸和出售；接待番商和貢使；為商船祈風祭神。筆者根據文獻整理南宋市舶司名稱變更如下表。[4]

表1 南宋廣州、泉州、兩浙市舶司名稱變更表

南宋皇帝頒布詔書，鼓勵進出口貿易?！端螘嫺濉酚涊d南宋宋高宗詔書提及“市舶司得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動以百萬計?！蹦纤纬跗诶^續注重對外貿易。[5]外國商人或者國內貿易的官員，凡是能夠交納稅，超過標準的，可以獎授官。南宋紹興六年（公元1136年）泉州知州連南夫奏請：“諸市舶綱首，能招誘舶舟，抽解物貨，累價及五萬貫、十萬貫者。補官有差?！盵6]南宋早中期的這種措施，是進出口貿易繁榮的重要因素，不僅增加了國家稅收，同時國內商品瓷器、絲織品、茶、鐵器等也因此大量出口。

此外，中國商品歷來在國外深受歡迎。在南洋諸國以芭蕉葉為盛器的時代，瓷器對他們來說是很珍貴的物品。從“黑石號”沉船出土的中國船貨看，早在唐代就有瓷器、銅鏡等商品銷往東南亞，互通有無的需求讓南宋海外貿易市場越來越大。

（三）先進的造船技術

宋代造船技術先進，船舶結構將船身分為多個獨立部分，彼此隔絕，提高船只的抗沉性能，如“南海I號”發現14道隔艙板。錨碇是海船用以固定停泊的工具，“南海I號”使用木爪石碇，結構形式科學，是近代西方有桿錨的前身。宋代除以絞木提升的升降舵外，還出現平衡舵，“南海I號”沉船僅存舵盤，屬木船舵承構件。宋代尖底海船吃水深，抗風浪能力強，在船舷兩側有舭龍骨和大?，使船只更堅固，2016年至2023年的發掘，“南海I號”艏艉龍骨已顯露出來，大?緊貼船殼板。船帆是海船行駛最重要動力來源，帆的操縱和對方向的把握，可增加受風面，宋代海船除有龐大的布帆、竹蓬、蔑蓬等織成的主帆外，還加掛小帆以增加各方來風的推力，出現多桅多帆相互配合，船可使八面風助力航行，“南海I號”出土有竹篾編織的席片或為帆的殘留。宋代海船出現可倒桅，方便船進洞過橋，“南海I號”存在朝船艏方向放置的可倒桅桿。宋代中等以上的大船多采用多層板結構，“南海I號”主要采用三重板結構。宋代海船板材的連接方式有平接、斜口接、榫接、搭接等，接縫用石灰、桐油調成的艌料填充，“南海I號”部分船板使用了同口接和榫接，板間有艌料痕跡。[7]“南海I號”如水鳥身形，中后部最寬；舵似蹼足，除轉向功能外，舵根據需要降下或升起獲取水的推力或阻力。

（四）針盤和測深錘導航技術

除了天文、地文導航，北宋我國開始用指南針為海船導航，南宋將水浮磁針與方位標志組合成針盤，用于導航，“渺茫無際，天水一色，舟舶往來，惟憑指南針為則，晝夜守視惟謹，毫厘之差，生死系焉?！盵8]“風雨晦冥時，惟憑針盤而行，乃火長掌之，毫厘不敢差誤，蓋一舟人之命所系也?！盵9]南方五行屬火，掌管指南針盤者名“火長”，為專職領航員?！澳虾號”出土“蔡火長”墨書便是實物證據，另外，出土有測深錘，船員取泥沙辨色識別海域，且能測水深，避開礁石，保障航行安全。

宋代先進的造船、航海技術為海外貿易商船航行提供了支撐，船舶安全系數提高，進而海船數量增加，開辟了遠洋航道，拓寬了航行海域。以上是“南海I號”出現的歷史背景，結合這一時期歷史文獻和沉船出土物，筆者又有新的發現。

二、“南海I號”出土文物釋讀

（一）瓷·墨

1.瓷器特征

目前館藏“南海I號”出土的瓷器主要來自船艙上方，為2002年、2003年、2004年和2007年大小帆石海域“南海I號”遺址采集器物；2009年和2011年館內試發掘出土器物；2014年至2015年館內全面發掘出土器物。瓷器占館藏文物比例最大，青白瓷是出土瓷器中的主流產品，青釉、醬釉、黑釉和綠釉瓷器占少數。截至2022年底，館藏“南海I號”出土的27967件瓷器，筆者使用藏品信息管理系統對其分類統計見表2，大體反映了“南海I號”出土的各個窯口、釉色瓷器構成比例。青白瓷釉色中，義窯青中泛白、泛灰或泛黃，德化窯泛白，景德鎮窯泛青。青瓷釉色里，龍泉窯呈粉青、青綠或青黃色，莊邊窯呈青黃色，[10]羅東窯青灰或青黃色，耀州窯青綠色。醬釉、黑釉多不及底，綠釉瓷常點褐彩。

表2 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博物館館藏“南海I號”各色瓷器構成比例表

浙江、福建的南宋瓷窯較多，與唐代相比，瓷窯數量成倍地增長。廣東、福建、浙江等省的沿海地區的瓷窯就是為外銷服務的，[11]我們從“南海I號”出土外銷瓷器構成比例中亦可窺見這一特點?！澳虾號”出土瓷器品種較多，有碗、盤、碟、罐、缽、盒、瓶、壺、爐、器蓋、軍持。諸多瓷窯生產有大口徑的碗、且存在共同造型、裝飾或紋樣的瓷器，同器型瓷器有多種規格尺寸?！澳虾號”出水瓷器中，景德鎮窯、龍泉窯、德化窯、羅東窯都生產有口徑20厘米以上的敞口弧腹大碗，來迎合東南亞或中東地區人們的飲食方式，國內同期考古則少見。景德鎮窯、龍泉窯和磁灶窯都生產同造型的菊瓣碗。景德鎮窯、龍泉窯、德化窯、磁灶窯、義窯的部分碗、瓶、碟都在口沿裝飾上采用花口，在腹壁壓印呈花卉造型，出土銅鏡、漆盤、銀盤亦如此。鳳鳥紋出現在磁灶窯綠釉粉盒、德化窯青白釉粉盒、景德鎮窯青白釉芒口碗碟上，漆盤、銅盤和銅鏡亦有。德化窯青白釉印花粉盒、龍泉窯青釉劃花碗、景德鎮窯嬰戲紋碗、磁灶窯醬釉扁瓶和梅瓶至少有大、中、小三種不同規格的產品。出土瓷器中，來自福建的窯口最多，其中義窯瓷器數量最多，較景德鎮和龍泉窯瓷器釉薄，胎質粗。代表南宋早期的“華光礁I號”出水有和“南海I號”相同器形、紋飾的閩清義窯青白釉瓷碗，德化窯青白釉印花瓷盒、喇叭口瓶，磁灶窯醬釉四系罐、黑釉執壺、長頸瓶，羅東窯青釉瓷碗，[12]呈 現出福建窯口產品在南宋早中期瓷器外銷中的延續性。

2.瓷器墨書功用和反饋信息

船上出土瓷器胎或釉寫有墨書，大致功用有三，一是墨書標注生產者姓氏，作為陶瓷生產商號，建立商家信譽。德化碗坪崙宋瓷窯址出土墨書“林”的瓷器，說明器物生產之初即有墨書。二是墨書用來區分貨主貨物。在日本福岡市博多遺址、[13]中 國福州市出土陶瓷[14]及“南海I號”出水陶瓷上都有墨書“直”字。姓或姓名加“直”字，或只寫“直”字。不同姓氏后的“直”字形象趨同，但寫法不同，部分可理解為花押，[15]筆者認為墨書“記”、姓加“記”同“直”還有各式花押功用都是記號，劃分貨物所有權。三是標明器物使用者和用途的墨書常見于船員、乘客生活用品。寫有“舟喬前公用”的壺指出了擺放位置和使用者。穆斯林飲食習慣有別漢人，罐底寫有阿拉伯文，區分用具。

瓷器墨書反饋的信息有如下幾處：一是同一款識的墨書出土位置相對集中，說明貨主在船上擺放貨物是有分區的。同一貨主用不同的墨書標示，寫有“李大用直”“李直”“大用直”的德化窯碗，貨主都是李大用。二是同一貨主置辦多個窯口的陶瓷。貨主“林直”“鄭知客”“蔡”“莊”“戴”“黃念”置辦有德化、磁灶窯陶瓷?！瓣悺毙肇浿饔械禄?、閩清義窯瓷器。三是“南海I號”出水陶瓷上墨書陳、林、黃、李、王、鄭、楊、吳等姓氏至今在福建排名前十，蔡、謝、莊、方、高、戴、詹、馬、尤、許姓亦為福建常見姓氏，根據墨書姓氏推測，船上人員多來自福建沿海地區。墨書“林二十”“楊十”“陳二”“陳十二”“陳十七”“陳十八”“王二”“王五”“黃十七”等墨書姓名體現宋人以數字命名的習俗。四是墨書反映宋代海船的組織形式，瓷罐底寫有“綱”字，是負責綱運的綱首；部領是水手長，“陳二部伍”是船上的水手長；“蔡火長”是該船的導航員；直庫管理武器，“陳□庫”是該船的武器管理者；“黃工正”“陳工尺”為船工。五是反映船上存在阿拉伯人，孫博對阿拉伯文墨書進行釋讀有“開船”“萬物皆由主造”“艾布·馬克里姆”“知識、科學”“空中的、天上的、上方的”“毒水”等意思。[16]六是《宋會要輯稿》中“建炎四年七月三十日戶部言…且以五百料船為率，以條八分裝貨，留二分攬載私物?！薄澳虾號”船上出現水手“五”、火長“蔡”的陶瓷貨物印證了上述文獻宋代從事海外貿易的商船，準許船員攜帶貨物的內容。七是典故、地名引申為族望代姓氏，同泉州后渚南宋沉船出土的木貨牌墨書“西河”是林姓族望道理相同，[17]“南海I號”出土墨書“東山”是謝姓族望，典故出自謝安“東山再起”，和出土的墨書“謝”“謝直”意思相當，指代謝姓的貨物；墨書“濟陽”是蔡姓和丁姓郡望、族望，同出土的墨書“蔡”“蔡火長直”意思一樣，可視為蔡姓貨主。八是宋高宗紹興五年“詔，福建、廣東帥臣，措置團結瀕海居民為社，擒捕海賊”宋代強令船戶結成準軍事組織“社”“委具措置，團結瀕海居民，五百人為一社，不及三百人以下附近社。推才勇力戶為社首，其次為副社首”。墨書“林社”“馬社”即林姓和馬姓水手，也反映了南宋初期福建、廣東沿?！吧纭边@一組織的存在。[18]南宋施行有保伍制和結甲制，保伍制旨在維護鄉村安全，保伍是五家為一保，二保為一甲，六甲為一隊，按地形便利合置為“總”，總有總首和副總首。結甲制是將保伍組織的大保、小保打散，重新編排，合二三十戶結為一甲，每甲差甲頭一名，一稅一替，甲頭又各戶輪流充任。[19]墨書“保長李直”“柯頭甲”“王五”“陳二部伍”的出現與保伍結甲制在船戶中推行有關系，是當時海船保甲制度的重要物證。

3.“鄭金盡記置癸卯歳次”墨書·“丙子年號”戳印

“南海I號”出水的1件德化窯青白釉雙系罐底墨書“鄭金盡記置癸卯歳次”，顯示其置辦時間，癸卯年在南宋（1127-1279）出現兩次，分別是1183年和1243年，從墨書“鄭金盡記置癸卯歳次”青白釉雙系罐推斷“南海I號”沉船年代不早于1183年。

另有1件磁灶窯醬釉“丙子年號”四系罐，丙子年在南宋（1127-1279）出現三次，分別是1156年、1216年、1276年。如果從“南海Ⅰ號”沉船出土人骨加速器質譜碳-14年代測試結果983-1160年，可以排除1216年、1243年和1276年；若從“南海Ⅰ號”沉船出土植物加速器質譜碳-14年代測試結果1052-1270年，僅能排除1276年，[20]即存在1156年和1216年兩種可能?！氨幽晏枴狈从车氖撬南倒薜闹谱鲿r間。

筆者推敲“丙子年號”罐類與船上的外銷瓷性質不同，是服務于船員生活的淡水貯存器，或外銷酒“玉液春”的貯存器“酒墱”。我們將醬釉罐、醬釉小口梅瓶、醬釉小口扁瓶、醬釉漏斗、木杯（勺）視為一個器物組合看，木杯用于舀取四系罐中水（酒），漏斗用于束流，以便將木杯舀出的水（酒）注入醬釉小口梅瓶和扁瓶售賣，或舀入碗中方便飲用。若“乾道年號”“淳熙年號”“丙子年號”戳印的四系罐作為連同酒水整器售賣的商品，[21]一 經生產，便投入販賣是正常邏輯，不會存在年號戳印，不會如此長的時間跨度仍在船上。推斷“丙子年號”罐制作于1156年，存在延續使用30余年的可能；或制作于1216年，視該年為船沉沒的晚期節點。江西紀年墓出土同“南海I號”形制、紋飾相同的景德鎮窯系青白釉嬰戲紋瓷碗，紀年墓發現于江西省撫州市宜黃縣鎮圳口公社新建生產隊村旁的公路上，官員葉九承事葬于南宋嘉泰元年（1201年），[22]同型嬰戲紋碗出現在1201年，所以船沉沒于1216年后也有可能。不過，目前發現船上年代最晚的銅錢為“淳熙元寶”[23]，背無字，推其鑄造于淳熙元年至六年，淳熙七年開始鑄紀年錢，背鑄“柒”字，以此類推。所以船沉沒時間在1183年后可能性更大。

結合宋元海船每年修理一次，加厚板一層；船壁有六板厚時，不再加板，不再航行大海，僅供沿岸航行之用的記載[24]可見，宋元船舶航行大海的使用年限在7年以內?！澳虾號”已暴露的船體上部左右船殼板及船艉左右小船艙的底板等，絕大多數表現為三重板，少數部位四重板；且2011年“南海I號”試發掘木船舷出土時呈鮮黃色，推斷其落成后使用約2至3年。

（二）絲·姜·茶

1.紅褐色遺跡是絲織品殘跡

“南海I號”第10艙右半部分發現大片紅褐色夾雜黃色黏性物質遺跡，厚1.5至7厘米，斷面可見厚2至3厘米的疊壓分層，放于木墊板和草席構成的鋪墊物之上。周旸等人基于免疫磁珠的雙抗體夾心ELISA快速富集檢測技術和蛋白組學方法，[25]檢測出紅褐色物質含有絲素蛋白，推斷紅褐色遺跡是絲織品腐敗后的殘跡，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物證。

絲綢是海上貿易的傳統外銷貨物，質地柔軟，色彩絢麗，受到各國人民喜愛?！敖z綿縑帛蕃商所欲之貨”[26]。南宋絲綢大量行銷東南亞諸國，史載渤泥國“無蠶絲”[27]占城“無絲蠶”[28]，在這種情況下，東南沿海地區絲綢大量行銷該地。另據《諸蕃志》諸國進口貨物看，“南海I號”鐵器則銷往三佛齊和阇婆。

2.木牌“張直槽薑”“茶□水□”

圖1 南海I號出土的“張直槽薑”木牌、“茶□水 □”木牌、木杯、“水陸墱上”木牌、木串珠、醬釉瓷缽

圖2 “南海I號”出土的黃銅絲、黃銅環、青銅環、青銅錢幣、青銅碗、銅鏡

圖3 “南海I號”出土的玉雕佛像、墨書“蔡火長”“鄭金盡記置癸卯歳次”“丙子年號”戳印

“南海I號”沉船遺址船尾中后部的堆積中出土一完整方形木塊，表面行書體墨書“張直槽薑”。[29]槽薑，即糟姜。南宋浦江吳氏“姜一斤，糟一斤，鹽五兩，揀社日前可糟。不要見水，不可損了姜皮，用干布擦去泥，瀝半干后，糟鹽拌之，入甕?！盵30]黃庭堅《糟姜帖》“庭堅頓首，承惠糟薑銀杏，極感遠意，雍酥二斤，青州棗一蔀，漫將懷向之勤，輕瀆不罪，庭堅頓首?！盵31]由上述文獻可見，糟姜是盛行于宋朝的美食。宋人不僅自己食用糟姜，而且還以之作為佳品，奉送與人。

從“南海I號”出土海洋魚骨來看，船員以海洋魚類為食物補給，攜帶糟姜、胡椒、花椒可起到去魚腥和驅風寒的功效?！澳虾號”遺址出土有蛋、梅核、檳榔核、橄欖核、棗核等標本，從遠洋航船對食物長期存儲要求看，有可能是腌蛋或蜜餞類食品，再如泉州后渚宋代沉船出土的木貨牌“西河醬瓜”亦屬長期保存的腌制食物。此外，“南海I號”沉船遺址船尾出土的墨書“茶□水□”木牌，反映了航船對茶葉、淡水等物資的存儲。

綜上，南宋絲織品行銷海外，船員食用糟姜去魚腥，驅風寒，擴充海洋魚類和腌蛋補充蛋白質；使用蜜餞果品和茶葉補充維生素，展現了宋代船員海上生存技能。

（三）銅器·銀器·海螺雕杯

本節從金屬器和螺杯著手，探究南宋外銷銅鏡的包裝、“鍮石”與真金辨別、銀器和銅器成分、螺雕工藝歷史。

截至2023年，“南海I號”遺址出土58枚銅鏡，為高錫青銅，光線反射率高，映照效果好。筆者清洗8艙出土的40枚銅鏡時，發現有細長竹篾捆扎，銅鏡之間用黃色膠泥墊隔，以防船舶搖晃導致鏡體擦碰和鏡面磨花；一類是雙鳳朝陽帶柄菱花鏡，一類是“湖州石十二郎□□□照子”方框款帶柄菱花鏡。

截至2015年，“南海I號”出土的銅環有青銅、黃銅兩種材質，青銅環直徑8.3到8.7厘米，環徑0.3到0.5厘米左右，為銅、錫、鉛合金，共計188件；黃銅環直徑5.6厘米左右，環徑0.6厘米，共計8件，另館藏黃銅絲1卷，為銅鋅合金。館藏青銅錢幣5711枚、青銅碗1件。黃銅絲和黃銅環是“鍮石”的實物證據，宋代方士崔昉《外丹本草》“用銅三斤，爐甘石一斤，煉之即成鍮石一斤半?！盵32]周 衛榮考證宋代鍮石即黃銅。[33]“南海I號”剛出土的黃銅環光澤如黃金，后氧化泛紅。鍮石似金而非金，出于辨識真金之慮，“南海I號”船上出土有銅砝碼、天平秤和試金石，砝碼和天平秤是通過重量判斷真金與否，試金石則通過成色辨識黃金，肉眼可見試金石上有金粉殘留。

“南海I號”出土有銀缽、亞腰形銀鋌、碎銀、高足葵口銀盤等銀制品，含銀量較高；其中銀鋌含Ag 88.5%，S 4.8%，Au 2.76%，Cu 1.45%，Fe 0.86%、Sn 0.44%、Pb 0.4%，其它元素0.79%，器表有蜂窩孔洞，存在粉狀硫化銀腐蝕。銀鋌在澆鑄時，銀液與范腔間存在壓力，銀液吸收氧氣難以排出，冷卻中氣體在底部形成氣泡，形成銀錠上的蜂窩孔洞。另有鎏銀鏤銅香薰蓋1件。

“南海I號”出土雕工精美的螺杯1件，周去非《嶺外代答》“南海出大螺，南人以為酒杯。螺之類不一，有哆口而圓長者，曰螺杯?！盵34]可見，螺杯在宋代嶺南地區的用途和類型。除奇石窯瓷罐，螺杯也是“南海I號”途經廣州的實物見證。從今天廣東地區螺雕、牙雕工藝傳承看，亦可追溯其為源頭。

（四）玉石雕像?“水陸墱上”?禮佛器具

“南海I號”出土的四件玉雕較完整，為全身像，材質是和田玉。人像1穿右衽服飾，正面跏跌坐于臺上，雙手攏合，置于腹前，結禪定印，臺座有兩對穿孔。李巖考證其為僧迦大和尚。[35]人像2側面而視，披袈裟，袒露右胸，左手托缽，右手指結一手印，點在缽沿，呈托缽羅漢。人像3向左而視，披袈裟，袒露右胸，呈半跏跌坐于臺上，高鼻長耳，肥肩瘦腰，左臂下垂，右臂放于左膝，結一法印，臺座有兩對穿孔。人像4頂纏頭巾，深目高鼻，側臉而立，身著圓口長衣，束帶曳袍，兩臂屈伸，雙手捧物向前，作施舍狀。上述玉石雕像有拱手布施、托缽齋僧、禪定、救難等內容，結合木牌墨書“水陸墱上”看[36]，或為水陸法會壇內佛像，水陸法會源于“阿難施食救面燃鬼王”的佛教故事，即佛教徒施食惡鬼，慈悲救苦；其產生于唐末，盛行于宋代，漸與本土喪葬祭祀文化融合，超度亡靈，解怨釋結，祈福神靈保佑，宋代水陸制有《儀文》；[37]南宋佛教寺廟中設“水陸院”，于七月十五日行水陸法會。

“南海I號”木牌墨書“水陸墱上”是宋代水陸法會盛行的見證，“水陸”是指水陸法會，“墱上”是水陸法會的壇上，置佛像，以供養。另外船上出土有2件銀缽、1件醬釉瓷缽、2件軍持和1件串珠，為佛教徒飲食、凈手和禮佛用具。綜上器物組合，筆者推斷有佛教僧侶隨船航行。

三、總結

“南海I號”誕生于宋孝宗“隆興和議”后的40余年間，宋和金政權南北對峙、勢力均衡，期間，社會經濟穩步發展；南宋偏安江南，西北陸上絲綢之路業已阻斷，其朝廷重視并鼓勵海外貿易，在先進造船和航海技術加持下，向海而生，開拓了盛極一時的海上絲綢之路。筆者根據沉船所處的歷史，檢索相關文獻，探究出土物的背景資料，從出土器物組合的角度，提出佛教僧侶隨船并行水陸法會，“鍮石”黃金混雜下使用試金石和天平秤辨別，糟姜和魚及茶的葷素搭配飲食，戳印類醬釉四系罐長期作船載貯存器等觀點；從科技考古角度，釋讀黃銅、高錫銅鏡、銅鎏銀器物的存在，銀鋌鑄造工藝缺陷和腐蝕，紅褐色殘跡為腐敗的絲織品；用同時期考古出土物印證和文獻考證的方法，開展“南海I號”沉船斷代和瓷器墨書的釋讀；用藏品信息數據庫統計分析認為青白瓷是當時外銷的主打產品，外銷的諸窯口瓷器存在共同特征。關于“南海I號”沉船及船貨的研究是多學科多角度的，不同領域的研究會勾勒出宋代船舶行駛海上絲路的點、線、面，也將繪制出12世紀東亞、東南亞燒瓷、冶金、漆作、造船、航海、商貿、衣食住行、文化娛樂、宗教信仰、中外交流等方方面面的社會圖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