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營經濟助推實現共同富裕的實踐邏輯、理論依據與路徑選擇

唐任伍 馬志棟

摘要：共同富裕是中國人民的共同期盼，是中國共產黨的奮斗目標。民營經濟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基石之一。民營經濟立足產業發展，做大做好“蛋糕”；踐行“提低”“擴中”，助力國家切好分好“蛋糕”；通過先富帶動后富，參與慈善公益推動共同富裕的實現。民營經濟助推共同富裕的實現是馬克思主義共同富裕思想在新時代的發展，是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擔當，符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因而，民營經濟助推共同富裕的實現主要應圍繞創造更高質量的“物”、更高質量的“人”、更高質量的“心”和更高質量的“景”四大基本路徑展開。政府和社會要為民營經濟發展營造優良的營商環境，排憂解難，增強民營經濟助推實現共同富裕的貢獻力。

關鍵詞：民營經濟；共同富裕；經濟發展；財富分配

中圖分類號：F0-0；F015? ? ?文獻標識碼：A? ? ?文章編號：１００３－１５０２（２０23）０3－０047－15

一、問題的提出

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中國人民千百年來的共同期盼、中國共產黨的奮斗目標，也是中國共產黨對人民群眾的莊嚴承諾。國有經濟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壓艙石[1]，而作為包括集體經濟、個體私營經濟和外資經濟等所有非國有經濟在內的，具有經營自主性的民營經濟，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基礎力量。民營經濟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中國經濟發展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民營經濟以占用全國不到30%的土地礦產資源和金融資源、不到40%的政府科技投入資源，為中國經濟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和進出口貿易額，60%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和投資，70%以上的專利、新產品與技術創新成果，80%以上的城鎮就業總量，90%的企業數量，100%的城鎮新增就業、新增出口和進出口順差、新增外匯儲備來源[2]，是中國經濟堅實的底座和基石之一，是中國改革開放的重要成果。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國民營經濟已經成為推動我國發展不可或缺的力量，成為創業就業的主要領域、技術創新的重要主體、國家稅收的重要來源，為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政府職能轉變、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國際市場開拓等發揮了重要作用”[3]。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要進一步“優化民營企業發展環境，依法保護民營企業產權和企業家權益，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4]。進入新時代，民營經濟的發展環境越來越好。民營經濟為推動實現共同富裕擔負著重要使命，發揮著重要作用。

共同富裕的實現有賴于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而民營經濟天然具有親市場性，在促進創新、穩定增長、改善民生等方面扮演著重要角色。盡管民營經濟的發展也存在一些問題，如在帶來社會財富增長的同時也會引發不同社會群體間收入差距擴大、地區之間發展不平衡，加劇區域結構性矛盾等問題，但民營經濟與共同富裕具有邏輯上的統一性。民營經濟的作用不僅是把“蛋糕”做大做好，而且還要助力政府把“蛋糕”分得更合理、更公平。民營經濟越發達，企業主獲得的利潤越高，創造的就業機會就會越多，員工的工資也會相應提高，經濟發展的好處就可以由更多人分享，進而促進共同富裕。因此，厘清民營經濟與實現共同富裕的邏輯關系，探析民營經濟推動實現共同富裕的實踐邏輯、蘊含的理論依據及路徑選擇，提出進一步增強民營經濟實現共同富裕貢獻力的有效對策，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二、民營經濟推動實現共同富裕的實踐邏輯

（一）立足產業發展，做大做好“蛋糕”，推動實現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黨和國家的重大戰略目標，同時也是民營經濟的責任和使命。民營經濟是與市場聯系最緊密的經濟形態，對市場變化反應最靈敏、應對最快捷，是享受市場法則紅利最典型的產物。在中國4700多萬家企業里，93%以上是民營企業[5]，沒有廣大民營經濟的參與，實現共同富裕就只能是一句空話。

實現共同富裕的前提是做大做好“蛋糕”。發展產業是民營經濟的本分，也是民營經濟的強項和優勢，更是推動實現共同富裕的路徑之一。離開產業發展和自身強大，沒有財富的創造和增加，既不可能有推動實現共同富裕的持久內生動力，也不可能有推動實現共同富裕的能力。民營經濟按照市場規律，通過為消費者提供優質的產品和服務，來獲取被稱之為“利潤”的生產者剩余。利潤的沖動使他們在市場中持續創新，不斷擴大生產，為社會創造出更多的財富，做大“蛋糕”。據統計，2012—2021年，中國民營企業數量從1085.7萬戶增長到4457.5萬戶，10年間翻了兩番，民營企業在全國企業總量中的占比由79.4%提高到92.1%。2021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為114萬億元，其中66萬億元是民營經濟貢獻的，其中民營工業企業利潤總額約占整個國民經濟工業企業利潤總額的61%[6]。民營經濟的發展活力和韌性充分彰顯，在穩定增長、促進創新、增加就業、改善民生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民營經濟在承擔風險的同時，成為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為共同富裕的實現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二）踐行“提低”“擴中”，為國家切好分好“蛋糕”分憂，助力實現共同富裕

政府是破解發展與分配、效率與公平的難題，切好分好“蛋糕”，促進共同富裕的主角。而民營經濟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創新創業，做大做強自身，創造了更多的就業機會，并通過資源的有效配置，逐步提高就業者的收入水平。

“提低”即提高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減少低收入人口數量。民營經濟越發達，市場化程度就越高，勞動、資本、技術、信息和數據等各種要素的需求量就越大，從而會引起要素稀缺、供不應求的局面，由此要素的回報率也會更高。就業不僅是民生之本，更是實現共同富裕的第一要素，如果沒有充分、穩定的就業，共同富裕則無從談起。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0年，中國有城市務工人員2.86億人，其中進城務工人員1.97億人，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都在民營企業就業或成為城鎮個體經營戶。承載了80%就業存量、100%就業增量的民營經濟，通過自身發展，能夠為居民提供更多就業崗位，創造大量就業機會，提高勞動要素的報酬，使普通工薪階層的收入水平得到有效保障。因此，從某種程度上說，民營經濟的發展事關實現共同富裕的成功與否。

“擴中”即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比重，形成“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型社會結構?！皵U中”的重心和主力在于民營經濟的發展。目前，中國的中等收入群體比重低，而低收入群體比重大。低收入群體中近一半人在城鎮，城鎮低收入群體中80%的人在民營企業[7]。民營經濟依靠資本的投入、技術和管理的創新、信息和數據要素的運用，使企業發展壯大，同時也大大提高了資本的回報率和技術、管理、信息、數據等要素的風險收入，從而使更多擁有這些要素的人進入中等收入群體。因此，只有民營經濟發展了，經濟實力進一步提高了，才能增加低收入者收入，將在民營企業中就業的低收入群體提升進入中等收入群體，才能實現我國中等收入群體達到總人口的60%—70%的目標。

民營企業家要不斷建立健全員工工資收入與企業效益、投資者利益共同增長機制，員工技能素質提高與企業生產效率提高共進機制，員工社會保障提升福利改善與企業生產環境安全健康條件改善共推機制，實現勞資利益共享，夯實共同富裕的微觀基礎。只有勞資雙方和諧共生，才能實現企業發展利益、股東利益、高管利益和企業員工利益緊密結合，推動共興共富共榮的良性循環。

稅收是國家機器運行的基礎保障，同樣也是國民收入重要調節器。改革開放以來，民營經濟發展迅速，向國家提供的稅收已占總稅收收入的50%以上，部分年份甚至占國家稅收增量的近70%[8]。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市場規模的擴大，民營企業的社會責任意識不斷增強，為國家提供的稅收總量與規模也越來越大，對國家強盛、民族振興和共同富裕的貢獻進一步提升，增強了國家公共財政實力，提高了國家公共服務能力，使國家有更多的財力進行轉移支付、調節收入分配、實現公平正義和共同富裕。

（三）先富帶動后富，構建橄欖型社會，推動實現共同富裕

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動后富，最終達到共同富裕，是鄧小平提出的實現共同富裕的路徑。改革開放以來，民營經濟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已經逐步成為推動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無論是在推動經濟快速發展，還是在脫貧攻堅、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等偉大壯舉中，民營經濟都發揮了重要作用。民營經濟作為藏富于民的重要形式，通過三個途徑踐行先富帶動后富。

一是大力發展民營經濟，使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然后帶動后富地區的發展。我國各個地區民營經濟發展不平衡，民營經濟相對發達的地方往往是我國較為富裕的地區，而民營經濟發展相對落后的地方往往是我國較為貧窮的地區。先富地區的資源不是靜態的，而是動態流動的，因而先富地區會帶動后富地區的發展。實踐表明，民營經濟的發展水平，是一個地區經濟發展活躍和繁榮程度的標志。凡是民營經濟發達、活躍的地方，就業程度就高、失業就少，共同富裕程度也相對較高。廣東、江蘇、浙江等省份之所以發達，人民富裕程度高，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民營經濟發達、體量大，先富的示范效應高，帶動共同富裕的能力強。如江蘇蘇南模式的顯著特點就是民營經濟發達。位于長江咽喉處的縣級市江陰市，面積不到1000平方千米，97%的企業是民營企業，形成了擁有58家上市公司、A股上市公司總市值3000多億的“江陰板塊”[9]。江陰板塊以占全國萬分之一的土地、千分之一的人口，產生了全國兩百分之一的國內生產總值和百分之一的上市公司，創造了民營經濟極度活躍、極具活力的“蘇南模式”奇跡。2020年，習近平總書記在江蘇考察時強調：“民營企業家富起來以后，要見賢思齊，增強家國情懷、擔當社會責任，發揮先富幫后富的作用，積極參與和興辦社會公益事業”。因此，民營企業在創造財富、使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同時，要充分發揮其在推動實現共同富裕中的正外部性溢出效應，以先富地區帶動其他地區的發展。

二是做大做強民營經濟，使民營企業家群體先富起來，為社會樹立示范效應，帶動一批人后富。民營經濟的發展，離不開民營企業家的貢獻。民營企業家通過自身的聰明才智和風險意識，獲取更多的風險價值和社會剩余價值，成為先富群體。民營企業家作為開放的具有財富力量的群體，以先富帶動后富的榜樣力量，帶動更多的人投入財富創造，實現共同富裕。

三是做好企業內部第一次分配，產生一批中產收入者，帶動共同富裕。民營經濟通過構建良好的分配機制，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平衡好企業發展利益和股東、高管及員工之間的利益，使企業中的管理人員、科技人員、經理人、一線員工和供應商、合作伙伴等實現利益共享。充分激發各種要素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促進橄欖型社會結構的形成，從而實現共同富裕。

（四）參與公益慈善，擔負社會責任，促進實現共同富裕

承擔社會責任，是現代企業的文明標志和內在要求。民營經濟在自身發展過程中，要把公司利益、股東利益、員工利益、客戶利益、社區利益、國家利益和社會利益有機結合起來，營造出和諧的經營環境，同時承擔起社會責任，回報社會，促進實現共同富裕。

民營經濟承擔社會責任，一是以顧客為中心，向顧客提供優質的產品和服務，為客戶創造價值，使顧客在消費產品和享受服務的過程中，獲得消費體驗，提升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二是以員工為本，為員工提供進修、學習、交流的機會，搭建施展才能的平臺，發揮員工的積極性、創造性。完善利潤分享機制，保障員工的收入能夠隨著企業的發展而增長，使員工有福利保障預期和上升通道。三是參與社區治理，參與社區公益慈善事業，為社區居民營造和諧的生活環境。四是保護生態環境，堅持綠色、低碳生產和消費，為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貢獻力量。五是為國分憂，依法納稅，積極投入鄉村振興戰略實施，提高共同富裕品質。六是為股東創造價值，在提高企業競爭力的同時，為股東創造出更好的經濟回報。

民營經濟回報社會、承擔社會責任的過程，也是得到社會公眾認可和支持、為自身營造良好經營環境的過程，這一過程不僅會促進民營經濟的進一步發展，還會推動共同富裕的實現，使民營企業的所有者、經營者價值的實現與企業發展、社會認同、國家富強、民族振興有機統一起來，達到共同富裕的目標。

三、民營經濟助推實現共同富裕的理論依據

（一）馬克思主義共同富裕思想是民營經濟推動實現共同富裕的理論依據

民營經濟本質上是個人掌握生產資料的私有制。長期以來，一些人片面理解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基本觀點，把“私”與資本主義畫等號，將“私”看成萬惡之源，從而曲解民營經濟的本質屬性。

不可否認，馬克思確實對私有制進行了批判，但馬克思提出了兩種“私有制”，并對二者進行了區分和辯證分析。馬克思提出的第一種私有制是小生產者的私有制，馬克思對這種勞動者和生產資料直接結合的私有制是持肯定態度的，認為這種生產資料的個人占有是實現人的自由和個性的前提。同時馬克思也明確指出這種小生產者私有制無法與社會化大生產相容的缺陷，認為這種小生產私有制在發展過程中最終會被資產階級大生產私有制所撕裂和吞噬。

馬克思提出的第二種私有制就是生產資料被少數大資產階級占有的私有制，這種私有制雇傭了大量的無產者，創造出巨大的生產力，在“等價交換”的外衣下，支付給勞動者少量的勞動力價值，無償占有廣大雇傭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從而造成貧富懸殊和兩極分化。因此，從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來看，導致收入兩極分化的并非一般意義上的私有制，而是第二種“少數大資產階級占有生產資料的特殊的私有制”，是廣大勞動者完全喪失生產資料、只能被雇傭出賣勞動力商品，從而形成與少數占有生產資料的資本家嚴重對立的私有制，第一種“小生產者私有制”最終也會被這種私有制吞噬而變得一無所有。

在早期馬克思主義經典文獻中，第一種“小生產者私有制”是實現人的自由和個性的前提，是必要存在的。馬克思、恩格斯主要是從第二種私有制的角度來抨擊資本主義制度，指出只有消滅第二種“少數大資產階級占有生產資料的特殊的私有制”，實現生產資料公有制，特別是實行全民所有制，整個國民經濟都連接為一個統一的有機聯系的整體，保障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存在，才能消除對勞動者的剝削。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在生產力高度發展、社會化大生產和全社會生產資料單一公有制的條件下，社會生產都必須按照一定比例關系來配置生產要素，社會主義社會是社會分工很細密、生產社會化程度很高、實行單一所有制的社會，不存在商品生產，整個社會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都統一用計劃的方式來配置生產要素和進行調節。因此，計劃是社會主義國家中一種科學的、理想的、有效的資源配置方式[10]。 “沒有共同的利益，也就不會有統一的目的，更談不上統一的行動”[11]573，“工業生產將不是由相互競爭的單個的廠主來領導，而是由整個社會按照確定的計劃和所有人的需要來領導”[11]302。

列寧則明確主張要把國家全部經濟結構變成一架大機器，變成一個使幾萬萬人都遵照一個計劃工作的機器機體，認為經常地、自覺地保持的平衡，實際上就是計劃性，首次提出了“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概念[12]，并且明確將兩種經濟形態與社會根本制度聯系起來，“計劃”姓“社”，“市場”姓“資”。大工業基礎比較薄弱，外部面對帝國主義列強的孤立和封鎖、內部面對各種反革命勢力猖狂反撲的新生蘇維埃政權，自力更生，采取中央計劃的方式，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財力發展重工業，進一步強化了“姓社”“姓資”的理論色彩，形成了“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的基本特征和制度優勢的意識形態屬性。

因此，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學說中，要消滅的是“少數大資產階級占有生產資料的私有制”，而在社會主義社會，人民成為國家的主人，土地、礦產等生產資料為全體人民所有，民營經濟獲得的收入是資本、管理、技術等按要素分配的回報，具有“實現人的自由和個性”的功能。

（二）民營經濟推動實現共同富裕是馬克思主義共同富裕思想中國化的成功實踐

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就將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作為自己的初心使命，習近平總書記也反復強調，“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中國共產黨的奮斗目標[13]。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明確指出，新的征程上，我們必須緊緊依靠人民創造歷史，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站穩人民立場，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著力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和人民群眾急難愁盼問題，推動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14] 。民營經濟作為促進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必然擔負促進共同富裕的社會責任。

中國共產黨歷來重視共同富裕的實現，1953年12月，《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決議》中首次提到了“共同富?！?，并且指出只有逐步實現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走社會主義道路，才能使農民能夠逐步完全擺脫貧困的狀況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榮的生活[15]。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面臨著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政治封鎖，在百廢待興、一窮二白，幾乎沒有重工業的基礎上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對于一個缺乏社會主義建設經驗的新生政權來說，只能以社會主義“老大哥”蘇聯為師，學習甚至照搬蘇聯實行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集中所有的資源，實施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

隨著計劃經濟的局限性嚴重地束縛了人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中國共產黨審時度勢，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國情結合起來，走出了一條以市場經濟為主導的改革開放之路，大力發展民營經濟。鄧小平高度重視共同富裕的實現，并且把共同富裕提升到社會主義本質屬性的高度。他指出：“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16]364，“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盵16]373。1992年，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突破將市場經濟看作資本主義、計劃經濟看作社會主義的固化思維，提出“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 [16]373，計劃和市場都僅僅是經濟手段，無關經濟體制的本質特征，并且提出了先富帶動后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的構想。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以公有制為主體，土地、礦山、森林、道路和關系國計民生的生產資料都是全體人民所有，民營經濟作為市場進行資源配置的經濟形態，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國正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大量競爭性強的領域中的小生產并不必然被大生產所取代，需要大量的對市場反應靈敏、靈活多變的中小企業來為規模大的企業進行配套和服務，所以中國的民營經濟大多是一些中小企業。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政府通過相應的公共政策進行有效調控，這種“私有制”的民營經濟，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是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中國共產黨人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理念，推動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并采取一系列縮小收入差距的措施。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把實現共同富裕提升到新高度，反復指出要“堅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使“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并為民營經濟的發展打造優質的營商環境，推動民營經濟發展為實現共同富裕貢獻力量。

（三）民營經濟推動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

“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價值訴求，是共產黨人的奮斗目標，也是‘中國夢的重要內涵”。我國憲法明確規定，以個體經濟、私營經濟、股份制經濟等為代表的民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多種經濟成分并存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最終實現“全民皆有、全民皆富”的一個根本性政策和途徑。因此，民營經濟與共同富裕的邏輯是統一的[17]。發展民營經濟，是我國經濟由高速發展向高質量發展、由外需拉動向內需驅動、由成本優勢向創新驅動、從投資推動向消費支撐轉型的新契機。

發展民營經濟是啟動國內投資需求實現共同富裕的需要。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的關鍵時刻，西方敵對勢力為了遏制中國發展，拉幫結伙，從中國市場抽逃資本；一些資源廉價、政策限制、隱性補貼行業存在大面積產能過剩，而一些行業因市場壟斷導致有效供給不足。因此，持續提升消費者生活水平的新市場、新機會、新產能急需投資，發展民營經濟，有利于激活堆聚在銀行及各類金融機構的巨量儲蓄資金，激發投資需求，引致消費需求。

發展民營經濟是擴大國內消費需求實現共同富裕的需要。消費是生產的目的，是實現共同富裕的表征和做大共同富?！暗案狻钡膭恿?。在資本主義私有制下，刺激消費是為了增加剩余價值，而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擴大消費是為了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擴大消費意味著要增加工資性收入和財產性收入，發展民營經濟則提供了更多就業機會，鼓勵更多人創新創業，同時增加高人力資本所有者的需求，拓展居民投資機會，成為增加工資性收入和財產性收入的有效舉措，促進實現共同富裕。

發展民營經濟是實施創新驅動發展實現共同富裕的需要。中國正由高速發展向高質量發展轉型，創新成為這一轉型的動力源泉。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推動由追趕型創新向引領型創新發展，與發達國家科學技術差距逐步縮小。中國正在大力實施“從0到1”的原發型創新，依靠自主發明搶占科學技術制高點，攻克各種“卡脖子”技術，由傳統的他組織創新模式變革為自組織創新體制，改變長期以來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形成的外生性舉國體制，依靠政府、市場、社會等協同合力激發出創新發展的內生動力。民營經濟與市場聯系最為緊密，既具有自由競爭和利潤激發的創新動力，又具備高效流轉產權與生產資料的優勢，是實現創新驅動的最佳主體，華為、阿里巴巴、騰訊、大疆等一批民營企業的創新驅動力有目共睹。

發展民營經濟與實現共同富裕的結合點是建立社會公平保障體系。中國發展的民營經濟不是馬克思批判的少數人占有生產資料、多數人一無所有的資產階級私有制。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發展民營經濟，有利于促進由剩余價值實現的規制公平、剩余積累的機會公平和剩余索取的權利公平組成的社會公平保障體系的形成，也就是說能夠保障等價交易的規則公平、投資機會公平和發展權利公平。建立起社會公平保障體系，既能夠保障中國宏觀經濟穩定，縮小收入差距和減少兩極分化，又能夠促進中國由高速增長向高質量發展的轉型升級，推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和發展。

（四）民營經濟推動實現共同富裕是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擔當

共同富裕的實現，是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重要標志。民營經濟助推實現共同富裕，是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擔當。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把2020年到21世紀中葉劃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2020年到2035年，“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邁出堅實步伐”，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第二個階段是2035年到21世紀中葉，“全體人民共同富?；緦崿F”，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標志著“我國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的全面提升[13]。因此，做大做好“蛋糕”和切好分好“蛋糕”統一于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奮斗目標中，而民營經濟正是做大做好“蛋糕”和切好分好“蛋糕”的踐行者之一。

民營經濟對促進國民經濟的增長與發展貢獻巨大，助力物質文明的全面提升。民營經濟是國民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源泉，改革開放以來民營企業對經濟發展的貢獻證明，民營經濟具有競爭力強、效率高的特點。投資是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一，民營經濟的發展促進民間投資增長，通過增加社會投資拉動了經濟增長。民營經濟為政府提供了大量稅收，增加了政府的財政收入，政府利用稅收等財政收入調控經濟的穩定發展，民營經濟間接地為國民經濟的穩定作出了貢獻；民營經濟的發展提高了國內產品的競爭力，促進國內產品“走出去”，增加了對外投資，通過擴大凈出口推動經濟增長。

民營經濟對促進國有企業體制機制改革貢獻巨大。民營經濟推動經濟的快速增長與發展，給國有企業帶來了競爭壓力，使國有企業的壟斷逐漸被打破，壟斷利潤的消失或減少使一些國有企業的體制機制弊端漸漸顯露，民營經濟的高速發展為國有企業的體制機制改革創造了外部條件，促進國有經濟改革。同時，民營經濟產權明晰、經營靈活的優勢，也為國有企業的體制機制改革提供了借鑒。一些民營經濟積極參與國有企業的改制重組，使民營經濟與國有企業的優勢互補，產生了互補效應。

民營經濟對社會穩定貢獻巨大，助力社會文明的提升。失業率是決定社會穩定與否的一項重要指標，民營經濟的發展增加了勞動力的需求，創造了大量工作崗位，緩解了就業人口不斷增多的壓力，是促進社會和諧穩定的重要力量；民營經濟能夠調節勞資關系，促進社會保障事業高質量發展；民營經濟在推動實現共同富裕的過程中，積極投身公益慈善事業，有利于完善分配制度，促進共同富裕。

民營經濟是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主力軍之一，而共同富裕的實現是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重要標志，因此，民營經濟助推共同富裕的實現，是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擔當。

民營經濟的發展有利于推進全過程人民民主發展，滿足人民群眾參政議政的政治訴求。民營經濟快速發展，使民營企業家政治參與熱情不斷提高，在政治舞臺上發揮出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他們通過媒體、協會、商會等非政府組織參政議政，表達階層的政治訴求；擔任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等參與國家的政策制定，幫助黨和國家協調政治關系、緩和社會矛盾、促進社會和諧。

民營經濟的發展有利于促進社會公平公正，維護社會穩定。民營經濟“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積極參與各種慈善公益事業，通過第三次分配為政府分憂；通過投資、項目、技術、人才等方式，幫扶不發達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解決城鄉、區域間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促進社會公平公正。

（五）民營經濟推動實現共同富裕是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向往的必由之路

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人民的需求層次不斷提高，需求內容更加豐富，需求范圍更加廣泛，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迫切，民營經濟的發展推進共同富裕的實現，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逐步滿足人民群眾多層次需求，不斷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

民營經濟的發展能夠推動市場繁榮，滿足人民群眾的物質需求。民營經濟以“看不見的手”為指引，生產出大量的物質產品和服務產品，消除“短缺經濟”帶來的市場震蕩。民營經濟對市場信息反應非常靈敏，及時根據自身對于市場的判斷配置資源，消費者的需求在哪里，生產要素就流向哪里，經濟利潤就在哪里，進而推動市場繁榮。

民營經濟的發展能夠促進文化繁榮，滿足人民群眾的精神文化需求。民營企業在整個企業總量中占相當大的比重，民營經濟在教育、文化、互聯網等各個領域快速發展，企業在提升競爭力的同時，加強了國內區域間及國與國之間的文化交流和文化融合，從而促進文化融通、教育公平，滿足人民群眾的精神文化需求。

四、民營經濟實現共同富裕的路徑選擇

民營經濟推動共同富裕的實現有多種形式，但歸納起來，主要圍繞創造更高質量的“物”、更高質量的“人”、更高質量的“心”和更高質量的“景”四大基本路徑展開。

（一）創造豐厚的社會財富，為實現共同富裕提供物質基礎

民營經濟通過市場機制來促進經濟發展、創造豐厚的社會財富，為共同富裕的實現提供物質基礎。共同富裕的前提就是要富裕，沒有物質基礎就只能是低水平的“平均主義”。民營經濟的發展促進了社會財富的增加，為人民群眾提供了更高質量的商品和服務，為全體人民逐步實現共同富裕提供了更多更高質量的“物”。民營經濟在國民經濟中所占的巨大份額，使民營經濟成為實現共同富裕不可或缺的力量。

（二）培育更多高素質人才，為實現共同富裕提供動力

民營經濟在做大做強自身的同時，加大人力資本投入，注重投資培養“人”的領域和項目，造就更多高素質的“人”，為實現共同富裕提供源源不絕的動力。民營經濟造就一大批敢于承擔風險并且對市場具有敏銳眼光的企業家，他們能夠敏銳把握市場動向，具有很強的創新能力、決策能力和領導能力，不斷通過優化資源配置和創業創新，增加“消費者剩余”，為人民群眾提供質量更高、性能更好、價格更低的產品。民營經濟通過共建共享的經營模式，提供大量就業崗位并對就業員工進行培訓，培養更高素質的員工，為員工創造更多致富的機會，拓展員工實現共同富裕的途徑。激勵年輕人創新創業，提升年輕人在創新創業過程中的風險意識、創新精神和創富能力。

（三）立足造心育心，為實現共同富裕營造社會氛圍

民營企業立足造心育心，為實現共同富裕營造承載愛心善意的慈善氛圍，為公益慈善事業做出貢獻。民營企業把愛心轉化為自覺行動，秉持利他的道德信念，參與第三次分配，在實現自身價值、提升自身成就感的同時，增強了受贈方的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營造向善、為公、樂施、和諧、友愛的社會氛圍，激發出社會的“溫情效應”[18]。

（四）立足造景育景，為實現共同富裕提升品質與成色

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建設生態文明是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千年大計”[13]。生態環境保護與共同富裕具有內在的統一性，美麗的生態環境是共同富裕的底色，既有助于財富增長，又有助于提升人民群眾的生活品質。民營經濟在高質量發展過程中，立足育環境之“景”，造生態之“觀”，順天應人，積極投身碳達峰碳中和戰略實施中，綠色低碳發展，為共同富裕提供優美自然環境與和諧社會環境的公共產品，提升共同富裕的品質和成色。

五、增強民營經濟推動共同富裕貢獻力的對策建議

經濟如果搞不好，稅收從哪里來，富余勞動力向哪里轉移，國際市場怎樣開拓，就業、民生怎么辦，這些問題不解決，共同富裕就難以實現。因此，增強民營經濟助推共同富裕貢獻力，就必須為民營經濟發展營造一個優良的營商環境，為民營經濟發展排憂解難。

（一）優化民營經濟的營商環境

民營經濟助推實現共同富裕，需要自身做大做強，實現長期、穩定、健康和高質量發展。只有這樣，民營經濟才能更好地為共同富裕創造就業崗位、股東價值、國家稅收，更多地為共同富裕創造產品服務、出口收入、經濟增長，更強地為共同富裕創造市場興旺、消費增長、幸福提升。實現這一目標，就需要政府和社會為民營經濟打造優質的營商環境。

市場經濟雖然不是萬能的，但卻是資源配置最有效的一種方式，是對所有要素最公平的制度安排。民營經濟作為市場經濟最具親和力的一種經濟形態，具備做大做好共同富?！暗案狻钡奶烊粌瀯?。政府作為政策制度制定者和社會輿論引導者，在法律、政策等正式制度供給和非正式制度建設上負有支持民營經濟發展、為民營經濟發展營造公平、公正、寬松、和諧營商環境的責任。

要在全社會大力宣傳民營經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重要組成部分，營造有利于民營經濟發展的社會輿論氛圍。由于長期以來一些人對民營經濟存在根深蒂固的偏見，“民營經濟原罪論”“國進民退論”“民營經濟退場論”“民營經濟阻礙共同富裕實現論”等形形色色的錯誤觀念不時出現，阻礙了民營經濟的發展。因此，要在全社會營造民營經濟不能削弱、不能離場，需要更大發展的良好輿論氛圍。

政府要為民營經濟排憂解難，降低民營經濟發展的交易成本。政府要推進“放管服”改革，消除制度歧視，凈化市場準入環境，加大支持民營經濟發展的力度，完善支持民營經濟發展的法律法規，調整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為民營企業創造持續發展的條件，將改革紅利、制度紅利進一步釋放，改善民營經濟的投資融資機制，優化金融市場，促進民營經濟進一步發展。

（二）保護民營企業家創新創業的積極性

民營企業家群體是一個具有強烈風險意識和創新創業精神的群體，大部分民營企業家通過自身努力、合法經營成為先富起來的一批人，帶動了國民經濟的增長，為實現共同富裕做大做好“蛋糕”作出了巨大貢獻，但同時也使不同群體收入差距有所擴大。因此，實現共同富裕，一方面，要通過教育、培訓等方式，為低收入群體提供公平、公正的機會，提升他們的人力資本；另一方面，要保護民營企業家創新創業的積極性，絕不能使用“殺富濟貧”的外生方式人為縮小差距，損害民營企業家的權利，那樣會助長“搭便車”的機會主義行為大行其道，“養懶人”現象層出不窮，同時挫傷民營企業家創造財富的積極性，最終不僅不能實現共同富裕，相反會導致“共同貧窮”。

民營企業存在倒閉的風險，民營企業家也面臨著破產的壓力。一些負面輿論給民營企業家加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民營企業家擔心國家和政府支持民營經濟相關政策的持續性，面臨著自身合法權益能否長期得到保障的壓力。民營企業融資難、融資慢，導致生產成本不斷增加，據統計，當前工資、社保、租金等成本支出已經占到民營企業總支出的60%以上，部分小微企業甚至達到90%以上[19]。民營企業家面臨的種種困難，不僅阻礙了民營經濟的發展和經濟的持續增長，而且阻礙了共同富裕的實現，因而保護民營企業家創新創業的積極性尤為重要。一方面，破除負面輿論的質疑，提升當前市場化指數，激發民營企業家創新創業活力；另一方面，政府應出臺相關政策進一步對小微企業給予支持，著力解決融資難、融資慢等問題。政府要加大為民營企業排憂解難的力度，保護民營企業家合法權益和創新創業的積極性，增強民營經濟助推實現共同富裕的貢獻力。

（三）數字賦能民營經濟競爭力提升

隨著科學技術不斷發展，數字技術和人工智能已經滲透到社會生產生活的方方面面，要通過追趕國際前沿技術，發揮數字技術、人工智能等領域的優勢來提升民營經濟的競爭力，進而提高民營經濟助推實現共同富裕的貢獻力。

數字賦能、智慧引領有利于提升民營經濟的效率，使生產要素配置更加合理，改造傳統經濟模式，不斷催生新興經濟業態，促進管理流程創新，提升人力資本價值，提升資源的利用率，降低成本，推動民營經濟發展。一方面，民營經濟通過數字技術賦能，不斷做大做好“蛋糕”；另一方面，數字技術通過民營經濟滲透到教育、醫療、養老及環境保護等方方面面，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促進公共服務均等化，進而促進共同富裕的實現。

數字經濟時代的到來，給民營經濟帶來新的發展機遇。民營經濟要抓住機遇，一是加大科技投入和創新，加強數字技術中數據、算法與算力核心能力建設，保障數字技術可持續發展，使數字技術不斷為民營經濟賦能。二是保障數字安全，及時規避數字技術存在的倫理和數字鴻溝等風險，不斷加強數字技術的安全建設、倫理建設，破解數字孤島，打破數字壁壘，不斷保障數字技術使用的公平公正，推動數字技術帶來的紅利由全民共享。三是進一步加強數字技術與民營經濟的結合，不斷破除民營經濟面臨的“卡脖子”難題。四是加快數字技術與其他生產要素的結合，不斷降低生產成本，推動傳統經濟模式向數字化、智能化轉型，促進產業結構升級，進而提高民營經濟的競爭力，助推共同富裕的實現。

（四）構建“親”“清”的政商關系

“親”“清”的政商關系是民營經濟健康發展的保障。構建“親”“清”的政商關系，克服政商之間的“不親”“不清”“不為”“不優”困境，走出一條既“親”且“清”、寓“清”于“親”、風清氣正的政商關系之路，釋放出更多政策紅利和企業活力，充分發揮民營經濟在共同富裕中的作用。

構建“親”“清”政商關系，一方面，政府要秉持重商、親商、富商的理念，摒棄“寧可不做事、絕對不出事”理念，健全政商溝通的制度體系，列出負面清單，明晰政商交往界限和禁區、紅線和底線，加快“放管服”改革，做到主動作為、靠前服務，“親”而有度，“清”而有為，為民營企業發展排憂解難、保駕護航，簡化政府辦事流程，提高政府辦事效率，讓信息多跑路、企業少跑腿，呵護民營經濟的健康發展，保護民營企業家的產權等合法權益，加強市場監管和產品質量監管，反對壟斷，保護競爭，促進市場的公平公正；另一方面，民營企業家要摒棄“辦事要靠關系”等不正當渠道和手段的思維慣性，杜絕權錢交易、行賄壟斷、惡性競爭等不法行為，依法經營、守法致富，完善產業鏈、供應鏈、資金鏈、價值鏈，加強自身的誠信建設、誠信生產、誠信經營，承擔社會責任，發揮先富帶動后富作用，成為助推實現共同富裕的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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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al Logic， Theoretical Basis and Path Selection of the Private Economy to Promote the Realiz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TANG Renwu， MA Zhidong

Abstract： Common prosperity is the long-cherished aspira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 and the goal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private economy is the cornerstone of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 The private economy is based o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o make the "cake" bigger， practising "supporting the low-income group" and "expanding the middle-income group" to help the country cut and divide the "cake". With people getting rich first to drive those getting rich later， and promotion of charity and public welfare， the common prosperity is to be achieved. The realiz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promoted by the private economy is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m in the new era， the responsibility of building a modern socialist power in an all-round way， and meets the inherent requiremen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refore， the realiz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promoted by the private economy should mainly revolve around the four basic paths of creating higher-quality "things"， higher-quality "people"， higher-quality "hearts" and higher-quality "landscapes". All sectors of the government and society must create an excellent business environ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ivate economy， solve worries and difficult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ivate economy， and enhance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private economy to realizing common prosperity.

Key words： private economy; common prosper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distribution of wealth

責任編輯：翟? 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