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就業質量研究的現狀及未來展望*
——基于CiteSpace可視化分析

曹麗麗 甘曉成

（新疆大學，新疆烏魯木齊 830046）

引言

就業質量關乎人民的獲得感和社會公平正義。新時期，中國的就業矛盾從數量型向質量型轉化。二十大報告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中均指出：“強化就業優先政策，健全就業促進機制，促進高質量充分就業”。因此，實現更充分就業和更高質量就業是我國未來就業工作的主要著力點。

此前，我國學者主要對就業質量的概念界定、指標體系、影響因素等方面進行剖析，并且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但就業質量的內容隨著人的發展、社會進步而不斷完善，需用前沿的目光來審視。因此，本文以2001-2021 年我國就業質量領域的研究成果為樣本，運用CiteSpace 文獻計量分析工具，總結我國就業質量研究的現狀，分析該領域的未來研究趨勢，為就業質量的廣泛、深入研究提供參考依據。

一、數據來源及研究方法

（一）數據來源

本文所采用的數據來源于CNKI 數據總庫，檢索范圍為“學術期刊”。具體檢索方式為：通過高級檢索功能，設置主題為“就業質量”，時間為2001-2021年。期刊類別設置為“CSSCI”和“北大核心”以保證文獻質量，共檢索出1328篇文獻。經剔除與本研究主題不相關文獻，共篩選出1147篇文獻作為樣本數據。

（二）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CiteSpace5.8.R3 分析工具，對我國就業質量研究的作者、期刊、關鍵詞等進行可視化分析，分析當前我國就業質量的研究熱點及發展趨勢。CiteSpace通過對某一領域的文獻進行計量，以繪制可視化圖譜的方式直觀地展示某學科領域的研究熱點與發展規律。

二、我國就業質量研究的概況

（一）文獻發文量年度趨勢分析

如圖1所示，近20年我國就業質量領域研究文獻數量總體呈上升-下降-上升的走勢。從文獻發表量來看，就業質量研究經歷了初探階段、發展階段和相對穩定階段。在初探階段（2001-2011 年），由于各學者對就業質量處于摸索狀態，年平均發文量為24篇。在發展階段（2012-2016年），就業質量的研究得到快速發展，年平均發文量為92 篇，接近初探階段的3.9倍。2012年黨的十八大報告第一次將“就業優先戰略”“推動更高質量就業”置于國家戰略的高度。受政策導向驅使，就業質量問題受到社會的廣泛關注，發文量在此時期大幅提升，于2015年達到峰值，年發文量為106篇。隨著就業形勢的穩定，就業質量的研究進入相對穩定階段（2017-2021年），年平均發文量為83.5篇。發文量于2017年出現轉折，可能的原因在于：伴隨著全球經濟形勢延續復蘇態勢，我國大力實施積極的就業政策，促使全國就業形勢于2017年呈現出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的最好態勢，就業質量的發文量出現下滑。

圖1 2001-2021年我國就業質量研究文獻發文量

（二）文獻作者分析

發文量能反映出作者對某一領域的關注度。如圖2 所示，我國就業質量領域作者的平均發文量較多，其中最多的是中共中央黨校的賴德勝，共計13篇。值得注意的是，麥可斯人力資源信息管理咨詢公司的發文量相對較高，原因在于該公司是中國高等教育管理數據的奠基人，是《中國大學生就業報告》的編撰者，為高校提供畢業生就業數據追蹤與咨詢服務。因此，其對大學生就業質量較為關注，并且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圖2 2001-2021年我國就業質量研究發文量前10的作者

三、我國就業質量研究的熱點分析

（一）關鍵詞共現分析

關鍵詞是對文獻內容的提煉與總結，我國就業質量的發展趨勢與研究熱點可通過關鍵詞共現分析來展現。如圖3 所示，運行后的共現圖共有553個網絡節點數，620條連線，網絡密度為0.0041。通過關鍵詞頻次分析，發現就業質量（頻次為509）、就業（頻次為99）、大學生（頻次為81）、農民工（頻次為66）、高職院校（頻次為52）、社會資本（頻次為47）等關鍵詞的頻次較高，是我國就業質量的研究熱點。

（二）關鍵詞聚類分析

對研究主題的深入探討可通過關鍵詞聚類分析來實現。圖4為我國就業質量研究的關鍵詞聚類圖譜。我國就業質量研究共獲得17個聚類標簽，表明2001-2021年該研究主要圍繞這些主題展開。為進一步分析我國就業質量的研究主題，對前10位包含內容較多的聚類標簽進行整理，可將現有研究熱點主題歸為3 類：就業質量指標體系研究（#0、#2、#5）；大學生、高職院校生、農民工群體的就業質量（#1、#3、#4、#7、#9）；就業質量的影響因素研究（#6、#8、#10）。

1.就業質量指標體系研究

指標是衡量就業質量的依據與前提。隨著社會的發展，就業質量指標體系不斷被賦予新的時代內涵。因此，對指標體系的研究將一直是就業質量領域中的熱點。我國關于就業質量的研究于20 世紀90 年代興起，在各學者的共同努力下，形成豐富的研究成果?，F有關于就業質量指標體系的研究多以李軍峰、劉素華、蘇麗鋒、賴德勝等學者為參考［1］。受國外研究經驗及國內追求就業率的就業環境的影響，發展初期的就業質量以反映就業條件的客觀指標為主。隨著社會對勞動者個體的關注與重視，諸如就業滿意度的主觀指標被越來越多的學者視為衡量就業質量的重要組成部分。整體來看，現有就業質量評價指標分為宏觀、微觀兩個層面。宏觀層面是指國家、地區或行業為勞動者創造的就業條件，包括就業環境、就業結構等。微觀層面是指與勞動者個體相關的因素，包括職業技能、人職匹配度等。未來就業質量的內容將隨著經濟、就業形勢等狀況的變化而不斷更新。

2.大學生、高職院校生、農民工群體的就業質量研究

第一，大學生群體是我國就業質量領域研究最早、成果最多的主體?，F有研究分別從供需層面、制度層面、教育層面、個體層面［2］探討大學生的就業質量問題。近年來，隨著共享發展理念、消除就業歧視思想的深入人心，對女大學生、少數民族大學生、偏遠落后地區大學生［3］等特殊群體的就業質量問題的研究成為重要議題。第二，高職院校生作為職業技能人才培育的重要主體，其教育質量關系到轉型期人才、智力保障的戰略問題?，F有關于高職院校畢業生的就業質量研究，主要從專業設置、人才培養模式、就業指導服務［4］等方面探索影響其就業質量的因素。近年隨著創新創業熱潮的涌起，關于高職院校生的創業教育研究開始浮現［5］。第三，農民工就業質量受多重因素影響。從宏觀層面來看，城鎮化水平、城市規模［6］程度的不同，為農民工提供的就業機會、就業服務與保障等也呈現出差異性。從微觀層面來看，子女隨遷、務工距離、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7］等因素對農民工就業質量產生不同程度影響。隨著社會的發展與研究的深入，對農民工主體的研究不斷細化。新老生代農民工的代際差異［8］、性別差異在就業質量上的不同表現被更多學者所關注。新時期，就業質量被賦予新的時代內涵，對農民工就業的主觀幸福感、社會融入［9］等主觀價值層面研究的出現，表明我國就業質量領域研究的不斷深入。

3.就業質量的影響因素研究

就業質量是多方影響因素的綜合反映。依據現有研究，可將就業質量的影響因素歸為三類。第一，人力資本對就業質量的影響?！叭肆Y本”是指勞動者個體間所具備的能力差異。影響就業質量的人力資本包括：勞動者的身體健康狀況、受教育程度、所掌握的職業技能水平等自身具備的就業條件?，F有研究表明：勞動者個體所掌握的人力資本與就業質量呈正相關［10］。第二，社會資本對就業質量的影響。社會資本是基于人們的相互交往而形成的一種社會資源。影響就業質量的社會資本包括：人際交往、社會階層、社會關系等。社會資本通過減少就業成本、增加就業機會，幫助勞動力進入主要勞動市場［11］。第三，就業政策對就業質量的影響。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的就業政策經歷了從穩就業到積極就業和就業優先政策的轉變。就業政策通過拓寬就業渠道、提供就業服務、保護勞動權益等方式，對就業質量產生激勵與導向作用［12］。當下受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影響，我國大力倡導就地就業與自主創業，而要實現這一目標，需相關的積極就業政策作為支撐。

四、我國就業質量研究的趨勢分析

關鍵詞突變是指某一關鍵詞的突然出現，能通過多階段關鍵詞的結合，分析某一研究領域的發展歷程與變化趨勢。根據圖1發文趨勢和圖5突變詞圖譜，可將我國就業質量領域的研究趨勢分為三個階段。

圖5 2001-2021年我國就業質量研究前15位關鍵詞突現

（一）初探階段：2001-2011年

這一時期的關鍵詞以搬遷移民、就業率、體面勞動、畢業生等為主。易地扶貧搬遷是我國精準扶貧的重要方式之一。2001年《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01-2010 年）》、國家計委《關于易地扶貧搬遷試點》的發布，將易地扶貧搬遷納入國家層面。自此，解決搬遷移民的就業問題成為學者廣為研究的主題，在脫貧攻堅期間一直作為研究熱點。在評價內容上，就業質量的內涵源于國際勞工組織定義的“體面勞動”，但彼時的我國面臨勞動力供大于需的壓力，就業質量的內涵往往以“就業率”“就業人數”等“量”的內容為主，并未關注到“質”的層面。在此階段，我國就業質量的研究側重于“怎么樣”，各學者主要對就業質量進行初步探索。

（二）發展階段：2012-2016年

這一時期的關鍵詞以高職院校、影響因素、就業機會、評價指標等為主。2012年黨的十八大第一次從國家層面提出要提高就業質量，我國就業質量的研究在此時期得到深入發展。此階段主要對就業質量的內涵、指標體系和影響因素進行探索。我國就業質量的研究始于20 世紀90 年代，在21 世紀初得到初步發展。隨著我國對就業質量研究的不斷深入，各學者在借鑒國外就業質量指標定義的基礎上，結合中國的就業實際，逐步探索符合我國實際的就業質量內涵與評價指標體系。雖然現有關于就業質量的內涵及評價指標形成了豐富的研究成果，但仍未形成統一定論。在此階段，研究重點轉變為“是什么”“為什么”，為就業質量的可持續發展奠定理論基礎。

（三）相對穩定階段：2017-2021年

這一時期的關鍵詞以農民工、人工智能、就業結構、代際差異等為主。隨著對就業質量認知與實踐的深入，研究內容不斷細化與擴展。首先，人工智能的成熟發展使學者逐漸關注其對勞動力就業質量產生的深刻影響。其次，新老生代勞動力需求不同導致的就業質量差異問題也得到進一步的分析與論證。最后，十四五時期，我國就業結構逐漸向高級化與服務化過渡。但隨著新時期老齡化程度的加深、勞動力需求與供給結構間的矛盾突出等問題的出現，就業質量再次成為社會普遍關注的問題。在此階段，研究主體更加細化，研究視角更具有針對性。

五、結論與展望

本文運用Citesapce文獻計量分析法對“CSSCI”和“北大核心”數據庫中2001-2021年“就業質量”研究文獻進行可視化分析，結果發現：

第一，我國在就業質量領域已經初步形成具有權威的研究學者。隨著對就業質量的關注，發文量總體呈上升-下降-上升趨勢。第二，在研究熱點上，目前我國主要對就業質量指標體系，農民工、高職院校生、畢業生的就業質量及就業質量影響因素等研究方向較為關注。第三，在研究歷程上，我國就業質量的研究主要分為三個階段。2001-2011年主要對搬遷移民、畢業生群體的就業質量較為關注，屬于研究的初探階段；2012-2016年對就業質量的內涵及指標體系進行探索，研究主題不斷深入；2017-2021 年開始關注就業結構、人工智能的發展對就業質量的影響，研究視角不斷擴大。

總體而言，歷經30余年的發展，我國就業質量已形成頗為豐富的研究成果，但仍存在一些不足。本文認為，隨著就業結構、勞動力供給、就業形勢等狀況的不斷變化，就業質量的研究還應做出進一步突破。

第一，指標體系的構建與更新。由于就業問題的復雜性，現有研究對就業質量的內涵及指標體系尚未形成統一定論，各學者往往借用國外的理論體系研究國內的就業問題。但我國的就業現實與國外的理論存在一定差異，無法完全適應我國的發展實際。因此，在內涵及指標的探索上，應立足于實際情況，建立符合我國就業實際的評價體系。其次，指標是對社會發展的反映，就業質量指標體系在應用研究中應做出及時更新。以就業質量評價指標的類型為例，受國外研究的影響，我國現有關于就業質量的評價指標多以客觀指標為主，即工資水平、技能培訓等。而隨著新生代勞動力進入勞動力市場，由于其價值觀、偏好、態度及行為與老生代勞動力具有代際分化，新生代勞動力群體更注重在就業中個人價值的實現，即對工作認可、社會保障等主觀價值層面的需求較高。因此，未來就業質量評價指標更應注重主觀指標的設計。

第二，進一步關注新就業形態主體的就業質量。新就業形態是由于互聯網技術的發展而產生的一種就業形式，如靈活就業、自主創業等。作為一個規模不斷擴大的主體，新就業形態群體的就業對我國就業質量的發展至關重要。由于此群體的職業身份與未來發展具有不確定性，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法律保障、權益保障等存在諸多瓶頸。首先，從社會保險權益上來看，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大多為靈活就業人員，在參加社會保險問題上存在部分人員不愿參，或因戶籍限制不能參的困境。針對此類問題，各地應鼓勵靈活就業人員積極參保，放開此群體在工作地參保的戶籍限制，以此保障其社會保險權益。其次，從勞動權益上來看，以網約車行業為例，平臺存在的抽成高、隨意調價的問題導致網約車司機的勞動權益受損。針對此類問題，國家相關部門應要求網約車平臺企業規范自主定價行為，設定抽成比例的上限，保障網約車司機的勞動保障權益。此外，除外部環境為新就業形態主體創造有利條件外，其自身勞動義務的履行是提高就業質量，維護和諧勞動關系的必要條件之一［13］。

第三，重視新冠疫情對高質量就業發展的影響。新冠疫情對全球經濟發展帶來深刻影響，企業大規模降薪、裁員，公眾的就業質量遭受危機。后疫情時代，要健全公共就業服務體系，減少新冠疫情對就業的沖擊，適應國家新時代的發展要求。首先，要通過加大公共就業服務資金投入，提高就業扶持力度。針對不同就業群體，在確保公平的前提下制定有差異的扶持標準，提高困難群體的收入水平。其次，持續優化營商環境，支持創新創業創造新崗位，多渠道滿足公眾的就業需求。最后，要提高信息化建設水平，促進各地就業信息共享，采用線上、線下相結合的方式為公眾提供就業信息，完善基礎公共服務設施，促進公眾就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