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傳統文化觀研究需要注意的五個問題

陳方劉 周依琳

[摘要]習近平傳統文化觀研究取得豐碩成果，但也存在五個需要注意的問題。一是拓展深化專題研究，如“不忘初心”的傳統文化根源、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文化自信的關系、“雙創”方針與“批判繼承”方針的關系，等等；二是全面推進整體研究，如習近平傳統文化觀形成的時代背景、重要實踐意義、理論來源，等等；三是把握政治性與學術性，學會“用學術講政治”，分清政治問題與學術問題的界限；四是更加關注傳統文化學者的研究；五是借鑒和批判國外學者的研究。

[關鍵詞]習近平；傳統文化；研究

[中圖分類號]G122 ? ? ? ? ? ?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0274（2023）03—0013—08

[作者簡介]陳方劉，男，中共上海市委黨?？粕缃萄胁扛敝魅?、教授，哲學博士，上海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研究方向：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周依琳，女，上海市委黨校馬克思主義學院研究生，研究方向：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傳統文化觀是以傳統文化為對象，包括認識、傳承、弘揚傳統文化所堅持的立場觀點方法以及由此而得出的理論體系。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立足“兩個大局”，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聚焦為什么要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哪些時代精華，怎樣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時代精華等重大問題，提出了一系列緊密聯系、相互貫通的觀點，形成了習近平傳統文化觀，推動中國共產黨傳統文化觀發生歷史性變革，成為學術界研究的熱點問題，取得豐碩研究成果，但也存在五個需要注意的問題。

一、要拓展深化專題研究

根據不同的研究對象，可以把習近平傳統文化觀研究分為兩大類。一類以習近平傳統文化觀中某個重要的命題、論斷、觀點等為對象進行研究，稱之為專題研究；一類是以習近平傳統文化觀的科學內涵、理論來源、主要內容、重要意義以及形成的時代背景等為對象進行研究，稱之為整體研究。其中，專題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體現出隨著習近平在不同時期重點闡釋的問題不同而不斷變化的突出特點。

一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提供有力支撐。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使命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然以中華文化的偉大復興為支撐和表征，這就離不開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和弘揚。習近平在2012年參觀《復興之路》展覽講話時首次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夢想形象地比喻為“中國夢”。景俊海指出，中國夢是由我國獨特的文化傳統、獨特的歷史命運、獨特的基本國情和中國人特有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等決定和支撐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堅持中國道路的文化根基，是鑄造民族魂魄的精神命脈，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智慧寶庫。1為了發揮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對中國夢的支撐作用，陳晉指出，要把中國夢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間的歷史鏈條銜接起來，把中國夢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間的價值內涵打通呈現。2李曉華還從實現祖國統一的意義上指出，中國夢是所有中華兒女的夢，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激勵全球華人勠力同心為之奮斗的精神源泉。兩岸同胞血濃于水，共同的血緣、歷史、文化是任何勢力也割不斷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實現祖國統一的重要精神財富。3

二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可以為治國理政提供有益鏡鑒?！扒笆虏煌?，后事之師”（《戰國策·趙策一》），習近平十分重視鏡鑒傳統治國理政的經驗，他指出：“我國今天的國家治理體系，是在我國歷史傳承、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上長期發展、漸進改進、內生性演化的結果?！?關于鏡鑒傳統治國理政經驗的時代背景，陳先達認為，“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之”本身就是傳統治國理政的一條重要經驗教訓，通過革命斗爭打出的天下，不可能在治國理政、調整內部矛盾時照樣沿用革命的方法，照用武裝斗爭的方法。正心誠意修齊治平，不是中國革命勝利之路，卻是取得政權后當權者的修養和為政之道。大力倡導樹立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實現“馬上”奪權到“馬下”治國的精彩轉身。5關于鏡鑒傳統治國理政經驗的具體內容，田學斌指出，可以汲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以民為本”的仁政思想、“知行合一”的實踐智慧、“天人合一”的和諧理念。6王蒙概括了對今天國家治理有意義的八個理念，即“世界大同”“以德治國”“中庸之道”“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物極必反，盛極必衰”“無為而治”“韜光養晦”“治大國如烹小鮮”。7

三是人類命運共同體具有深厚中華傳統文化底蘊。針對西方一些學者所說的“文明沖突論”，習近平從中華文明的發展史及其包容性說明中華文明偉大復興不會與西方文明之間形成“文明的沖突”，并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極富中華文化底蘊的重大戰略思想。張立文認為，中國自古以來都是愛好和平的，大同世界、天下為公、天下和平、民胞物與、天下一家、萬國咸寧、天下和合，是中華民族往圣前賢以其對天下觀的智慧卓識，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的古代中國方案。如此全面、系統、合理、正義、公平的設計智能，是中華傳統文化精華的體現，是中華文明精神文化的根和本的所在，在當時獨領世界之鰲頭，是中華民族對人類的貢獻。8葉自成指出，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和平思維、同舟共濟、見利思義、以民為本等思想有助于破解“修昔底德陷阱”。9孫吉勝認為，理解中國文化是理解中國話語的基礎，加大中國文化理念和思想的宣傳，充分挖掘中國的歷史資源、文化資源和思想資源，是提升中國國際話語權、增強中國影響力的基礎工程。10

四是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方法方針。習近平在繼承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方法方針的基礎上，提出對傳統文化有鑒別的對待、有揚棄的繼承（“兩有”）；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雙創”）；使之與當代文化相適應、與現代社會相協調（“兩相”）。陳來認為，“兩有”是講繼承的區別原則，“兩相”是講繼承的實踐要求，“雙創”是講繼承和創新的關系。繼承是基礎，創新是重點；結合時代條件賦予新的含義就是轉化，以古人之規矩、開自己的生面就是創新。1林國標認為習近平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形成了方法論體系，這些方法有：歷史思維法、辯證思維法、創新思維法、戰略思維法，這些方法的運用為弘揚傳統文化指明了實踐方向。2關于如何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錢遜指出，要從其時代性的具體形態中，剝離出具有普遍性的成分，從而拋棄其形式，析出其內容。對傳統中普遍性內容的繼承也不是簡單地拿來就用，還必須立足于現時代的需要，對它作出新的解釋，賦予它新的時代內容，使它與現代社會相適應。這是一個從個別到一般，再從一般到個別的過程。3

習近平傳統文化觀的專題研究取得一些重要成果，但還需要進一步拓展深化。（1）“不忘初心”的傳統文化根源?！安煌跣摹敝哺谥腥A文化的理念，儒家、道家、佛教里面都可以找到深厚的根源，與中國傳統文化中占主流的性善論也聯系密切。如同王陽明晚年把自己學說的千言萬語都化為“致良知”這句話一樣，“不忘初心”簡潔明了，直指人心，對新時代干部加強黨性修養具有十分重要的方法論意義，但在這方面還缺乏深入研究。（2）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文化自信的關系。習近平經常強調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說到底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基礎上的文化自信，但是5000多年文明在多大程度上堅定文化自信的底氣，怎樣堅定文化自信的底氣，馬克思主義科學指導在堅定文化自信中起到什么作用等問題還需要深化研究。（3）“雙創”方針與“批判繼承”方針的關系。陳來從詮釋學的角度對“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方針進行了深入研究，認為“批判地繼承”不能再作為文化傳承的主導方針4。對此，黃力之認為“不妥當”，對“批判地繼承”口號應予以歷史的尊重，“批判地繼承”之精神實質并沒有過時。5石仲泉也認為習近平仍然堅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批判改造，推陳出新；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方針?！?楊鳳城從中國共產黨傳統文化觀發展史的角度認為“批判地繼承”“作為一種原則或精神并沒有錯，但實踐效果并不佳，往往令人瞻前顧后、裹足不前?！倍半p創”方針“極富時代感也更具理性精神”。7陸劍杰認為楊鳳城對“批判地繼承”的歷史和方針肯定都不夠，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也為“創造性轉化”“有過積極的探索，留下寶貴的成果?！?

二、要全面推進整體研究

習近平傳統文化觀專題研究是整體研究的前提和基礎，但離開整體研究，專題研究容易偏頗，也很難拓展深化。因此，在深化拓展專題研究的同時，還應全面推進整體研究。自2014年起，學術界越來越重視這一問題，與此有關的碩士或者博士論文選題也日漸增多，主要集中于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習近平傳統文化觀的主要內容。多數學者認為，習近平傳統文化觀主要包括三個部分，但對三個部分的認識又有所不同。余衛國認為，從傳統文化觀本身所具有的內在邏輯結構來看，由“傳統文化的本質觀”“傳統文化的價值觀”和“傳統文化的價值實現觀”等三個部分構成。1董根洪認為是由深刻揭示中華傳統文化的歷史定位、系統論述優秀傳統文化的時代價值、科學闡明弘揚傳統文化的正確態度這三個部分構成。2肖喚元等學者認為三個部分是：正視傳統文化的客觀態度、挖掘與闡釋優秀傳統文化的當代價值、傳承傳統文化的多維向度。3王永貴等學者也認為習近平傳統文化觀的思想精髓是三個方面，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根”和“魂”，是價值定位，深入挖掘和闡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是關鍵環節，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是核心要求。4

二是習近平傳統文化觀的重要意義。很多學者認為習近平傳統文化觀為新時代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提供了科學指導和根本遵循。石仲泉從習近平傳統文化觀的內容本身概括了對繼承和弘揚中華傳統文化的三大貢獻：一是站在當代中國和世界發展的大且高的平臺上，與時俱進地闡明了科學對待傳統文化的基本原則；二是高度評價儒家學說和儒家思想對中華文明發展的進步作用；三是充分運用豐富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作為治國理政、經綸安邦的重要思想文化資源。5李翔海分析了習近平傳統文化觀所具有的四個方面的時代意義：一是改變了過去主要是從時代性看待中國傳統文化的思維定式；二是實現了當代中國文化發展中的“通古今之變”，暢通了中華文化的精神生命；三是突顯了中國馬克思主義與中華文化傳統間“傳承發展”的關系；四是立足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時代要求，充分肯定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作為“根基”和“命脈”的當代價值。6陳志剛認為，習近平對中華5000年文明獨特性和優越性的新思想新定位，改變了長期以來對中華文明整體上負面評價的觀點，樹立了中華文明的良好形象，極大地增強了我們的文化認同、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為我們講好中國故事、弘揚中國精神、中國價值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7

三是習近平傳統文化觀的鮮明特點。學術界普遍認為，習近平是繼毛澤東之后對傳統文化論述最多，也最具有創新性的領導人。陳方劉認為具有三個特點：一是立足于新時代重新審視傳統文化的當代價值、傳承和弘揚傳統文化的重點任務以及對待傳統文化的科學方法，具有鮮明的時代性。二是幾乎涵蓋傳統文化中的各個學派，綜合運用各種方法把傳統文化運用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各個領域，具有鮮明的全面性。三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繼承和發展了毛澤東傳統文化觀，延續了改革開放以來日益重視傳統文化的大趨勢，又創造性地發展了中國共產黨傳統文化觀，具有鮮明的創新性。8陳邵輝也認為具有三個特點，即高度的文化自信、鮮明的人民立場、強烈的創新意識。9高長武指出習近平所主要列舉和重點強調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內容具有三個共同點：第一，都是“積極向上向善”、具有正能量的思想精華和智慧啟示；第二，都具有“跨越時空、超越國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當代價值”的特點；第三，都可以對我們今天正在進行的事業發揮積極作用，為人們認識和改造世界、治國理政、道德建設提供有益借鑒和啟示。1

四是習近平傳統文化觀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作為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習近平認識、傳承、弘揚傳統文化的重要目的和視角是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因此，把習近平傳統文化觀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聯系起來，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為視角研究習近平傳統文化觀，并進而揭示對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指導意義，不僅將深化對習近平傳統文化觀的研究，也必將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楊金海認為，習近平關于堅持馬克思主義、弘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講話，標志著我們對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關系的認識以及如何推進中國現代文化建設的認識進入一個新境界。2許全興指出，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大力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中，對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的認識與實踐進入新階段。3陳方劉認為習近平傳統文化觀對于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指導意義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既要重視馬克思主義與傳統文化之間的相通性，又要重視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之間的互補性；二是既要重視馬克思主義與傳統文化在形式上的結合，又要重視馬克思主義與傳統文化在內容上的結合；三是既要重視革命文化傳統，又要重視治理文化傳統；四是既要重視對傳統文化批判繼承，又要重視推動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4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從總結中國共產黨百年歷史經驗的高度，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兩個結合”的重大命題，即“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5。黨的二十大報告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時代化結合起來，再次詳細闡述了“兩個結合”的重大命題。王公龍指出，其重要目的在于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把其中所蘊藏的治國理政智慧和寶貴精神資源充分挖掘出來、激活起來，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提供了豐厚的文化滋養。6劉建軍認為，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所以能夠實現相結合，是由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普世性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包容性等所決定的，是由雙方視域、內容和方法上的契合性所決定的。7

對習近平傳統文化觀整體研究取得一些成果，但也需要全面推進。第一，習近平傳統文化觀形成的時代背景?！皶r代是思想之母，實踐是理論之源”， “兩個大局”是習近平傳統文化觀形成的時代背景，但對這一時代背景研究不夠，黨的二十大之后，尤其要緊密結合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進行研究。第二，習近平傳統文化觀的重要實踐意義。習近平傳統文化觀不僅對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堅定文化自信、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也對推動文化產業的發展、文化遺產的保護、中華文化走出去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但當前主要集中于理論意義的研究，而對實踐意義的研究相對較少。第三，研究習近平傳統文化觀的理論來源。很多學者注意到習近平傳統文化觀對毛澤東傳統文化觀的繼承和發展，張新指出，習近平不僅繼承和發展了毛澤東關于中國傳統文化的科學評價和歷史定位的思想，而且繼承和發展了毛澤東對待傳統文化的批判繼承的科學態度，最主要是指出實現優秀傳統文化當代價值的根本路徑是創造性轉化。1鄭德榮等學者指出，馬克思主義文化觀是習近平傳統文化觀的理論基礎，毛澤東文化思想是習近平傳統文化觀的重要理論來源。2但還需要進一步深化，尤其要把習近平傳統文化觀置于中國共產黨傳統文化觀歷史發展的長河中，包括與毛澤東傳統文化觀、鄧小平傳統文化觀進行比較研究。

三、要把握政治性與學術性

習近平傳統文化觀是指導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很強的政治性，這也是研究習近平傳統文化觀的重要意義之所在，如果理解不準，會帶來理論和實踐上的錯誤。例如，關于“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科學內涵，習近平在主持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體學習時明確指出：“創造性轉化，就是要按照時代特點和要求，對那些仍有借鑒價值的內涵和陳舊的表現形式加以改造，賦予其新的時代內涵和現代表達形式，激活其生命力?！薄皠撔滦园l展，就是要按照時代的新進步新進展，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內涵加以補充、拓展、完善，增強其影響力和感召力?！?《習近平系列重要講話》（2014年版、2016年版）《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三十講》《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學習綱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學習問答》等權威著作都是這樣來界定的，但有的學者在沒有系統研究甚至沒有提到上述重要資料的情況下，自認為：“所謂‘創造性就是在前人沒有的條件下從無到有的新的創造，所謂‘創新性就是在前人已有基礎上進行新的發現、發明、創造?！?顯然是對“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科學內涵的誤讀。

當然，僅僅把握習近平傳統文化觀的政治性是不夠的，要深化研究，還必須提升學術性，而學術性不足是當前研究中的重要問題，突出表現為研究簡單、重復、口號化，尤其是習慣于用“習近平講話”解讀“習近平講話”，也可以說是“用政治講政治”。這種“用政治講政治”的“研究”好像在政治上沒有錯誤，但由于缺乏學術研究，并不能掌握其精神實質而只能斷章取義式地把習近平針對不同問題提出的觀點到處套用或者簡單羅列，又由于這種研究的視野常常比較狹隘，角度也比較單一，所以，很難提出具有創新性的觀點，雖然希望緊密結合“習近平講話”精神，但實際上又容易偏離“習近平講話”精神，其實是“不講政治”。

把握習近平傳統文化觀研究的政治性，提升研究的學術性，要學會“用學術講政治”，防止“用政治講政治”，注意分清習近平傳統文化觀研究中的政治問題與學術問題的界限，這也是落實意識形態工作責任制的需要。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在這方面曾經有過深刻的教訓，例如，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就把“批林”與“批孔”結合起來，并發動“評法批儒”運動。需要特別說明的是，習近平傳統文化觀是“習近平”傳統文化觀而不是學者個人的傳統文化觀，學者當然可以闡發個人的學習認識，也可以提出新的學術觀點，包括指出需要深化研究的問題，也只有這樣才能推進習近平傳統文化觀研究，但前提是不能曲解習近平關于傳統文化的相關論述。

四、要關注傳統文化學者的研究

當前對習近平傳統文化觀研究主要有兩部分學者，一部分是從事馬克思主義（包括馬克思主義哲學、科學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理論等等）研究的學者，一部分是從事傳統文化（包括中國哲學、中國歷史等）研究的學者，但是學術界對第一部分學者的研究關注較多，而對第二部分學者從傳統文化的角度對習近平傳統文化觀的研究則關注不夠，對一些自稱是新儒家或者文化復古主義者關于習近平傳統文化觀的認識和解讀也關注不夠，推進習近平傳統文化觀研究需要在這方面開拓視野。

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從來都是黨和人民實踐經驗和集體智慧的結晶，習近平傳統文化觀吸收了學術界的研究成果，其中自然也包括傳統文化學者的研究成果，從習近平對中國傳統文化歷史地位和當代價值的高度肯定、對中國傳統文化歷史淵源、發展脈絡、獨特理念的精準把握；對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方法方針的創新發展，都可以看出習近平對傳統文化學者研究成果的積極吸收。因此，準確把握習近平傳統文化觀，需要對中國傳統文化有比較深入地認識，而這常常是研究馬克思主義學者的不足之處，因此，吸收傳統文化學者的研究成果也有利于提升習近平傳統文化觀研究的學術性。從這個意義上講，關注傳統文化學者的研究，還不限于這些學者對習近平傳統文化觀的直接研究，所有與習近平傳統文化觀有關的研究都值得關注。例如，費孝通曾提出不同文明之間應該堅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交往原則。2014年6月28日，習近平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發表60周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中引用這一觀點。2019年5月15日，他在亞洲文明對話大會開幕式上的主旨演講中提出文明交流的四點主張，即堅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堅持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堅持開放包容、互學互鑒；堅持與時俱進、創新發展。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多次請研究傳統文化學者擔任主講，也從一個方面說明習近平對傳統文化學者研究成果的重視和吸收。

當然，在吸收傳統文化學者的研究成果時，還要看到少數學者在習近平傳統文化觀研究中存在的突出問題。第一，用傳統文化的解釋范式對習近平傳統文化觀進行過度學術化解讀。從中國傳統文化現代化轉型的角度來看，習近平傳統文化觀也可以看作是中國傳統文化現代化的光輝典范，把習近平傳統文化觀納入傳統文化的學術框架和話語體系進行解讀不僅本身無可厚非，也有利于拓展研究視域，提升學術性，但不能過度學術化解讀，否則容易使習近平傳統文化觀脫離大眾、脫離實踐，這就失去了習近平傳統文化觀的實踐意義，也容易曲解習近平傳統文化觀。第二，站在狹隘的中華文化道統進行解讀。有些學者從狹隘的“夷夏之辨”，特別是儒家道統對習近平傳統文化觀進行解讀。例如，王大千高度肯定2013年11月習近平的曲阜之行，認為這是對“傳統尋根問道的文化之旅”，提出要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中，以儒家文化的價值追求，樹立“半部《論語》治天下”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覺。1有些學者甚至把習近平對傳統文化的弘揚簡單地與漢武帝“獨尊儒術”類比起來，有的認為習近平倡導傳統文化說明中國共產黨在走第三條道路或者構建第三套話語。個別學者認為習近平雖然重視傳統文化的態度是應該肯定的，但卻是機會主義和工具理性的，還有人提出文化上必須“驅除韃虜、恢復中華”，明指或暗喻馬克思主義的傳入隔斷了儒家道統，而這些正是習近平批判的文化復古主義的觀點。因此，關注傳統文化學者對習近平傳統文化觀的研究，也是對文化復古主義進行批判和引導的需要，這也是研究習近平傳統文化觀的一個重要目的。需要強調的是，習近平傳統文化觀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重要成果，從性質上屬于馬克思主義傳統文化觀，解讀習近平傳統文化觀同樣離不開馬克思主義的指導。當前，方克立、劉倉等學者站在馬克思主義立場上對上述錯誤觀點進行了有力的批判， 但還需要進一步深化。劉倉指出，習近平倡導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根本目的在于發展先進文化，創造中華文化新的輝煌，為“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服務，不是要走“第三條道路”，要搞“中共第三套話語系統”或者搞“儒家社會主義憲政”2。

五、要借鑒和批判國外學者的研究

習近平在國內外講話中大量運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以及講話所體現出的深厚中華文化底蘊，也引起國外學者的廣泛關注。他們對習近平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態度和舉措多表示認同，也提出一些值得借鑒的觀點。例如，反對“西化”思想是習近平傳統文化觀提出的一個重要時代背景，熊玠敏銳地指出，隨著中國的日益發展，其領導人會更多地將中國傳統的治理思想運用到處理國際關系中去。這在大量西方“文化污染”的情況下，是一種自然的選擇。1尤里·塔夫羅夫斯基也指出：中國已認識到，因循蘇聯模式是危險的，中華文明也越來越面臨“普世價值”的威脅，最重要的還是為當代社會提供了一個能夠取代“西方夢”的“中國夢”，“中國夢”凝聚著中華五千年文明的精髓。2此外，增強國家和民族凝聚力是習近平傳統文化觀提出的另外一個重要時代背景，德國前總理施密特為《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寫的書評中說：在中國這樣規模的大國，國家的凝聚力至關重要。但寄希望于民族主義會反受其累，因為這很可能引發并非本意的危機甚至戰爭，而歷史悠久、內容豐富的中華文明更能提振中國人的自信和自覺。3

但由于意識形態和中國傳統文化缺乏深入理解等原因，國外學者對習近平傳統文化觀還很少有深入、系統的研究。有些簡單的評述也常常語焉不詳，有些還帶有嚴重的偏見，甚至帶有常識性的錯誤，所以對國外學者的研究既要“借”，還要“鑒”，絕不能采取拿來主義，對一些錯誤觀點必須進行澄清和批判，這也是關注國外學者研究的重要意義之一。如有國外學者認為習近平是儒家文化的信仰者，是“紅色新儒家”，正悄然主導一場革新中共執政理論與法理基礎的革命。4尤里·塔夫羅夫斯基說：“在過去的幾個世紀，中國的皇帝甚至非漢族（女真族、蒙古族、滿族）的王朝統治者，都去曲阜拜謁孔府、孔廟和孔林，以示對圣人的尊敬。中國領導人從未以官方或個人名義拜訪過這些圣地。2014年9月24日，習近平借曲阜舉辦‘孔子誕辰2565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暨國際儒學聯合會第五屆會員大會之機到了那里。他在大會上發表了演講，內容是關于繼承儒學中的和平與發展理念，并將其運用到當代中國共產黨實踐中?！?這段話至少有四個錯誤。第一，不是所有的中國皇帝都去曲阜拜謁孔府、孔廟、孔林，歷史上有些皇帝不僅不祭孔，甚至批孔，包括第一個皇帝秦始皇不僅沒有去，而且“焚書坑儒”。第二，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等都曾以黨和國家領導人或者個人的名義去曲阜參觀考察孔府等地，習近平也不是第一位在任內去曲阜參觀孔府的領導人，但以總書記的身份出席孔子誕辰的紀念活動并發表講話（《在紀念孔子誕辰2565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暨國際儒學聯合會第五屆會員大會開幕會上的講話》），這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是第一次。第三，孔子誕辰2565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暨國際儒學聯合會第五屆會員大會是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辦的而不是在曲阜舉辦的，習近平更不可能“借機”去曲阜，如果說“借機”，最多只能說習近平借2013年11月在山東考察之機到曲阜參觀考察孔府和孔子研究院，并同有關專家學者座談。6第四，不能把習近平與封建社會的皇帝相提并論。即使在這次講話中，習近平也指出中國傳統文化，包括儒家文化的缺陷和不足，并主張即使是優秀傳統文化也實現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

總之，習近平傳統文化觀研究已經取得豐碩成果，但專題研究既需要拓展，更需要深化，而且要把專題研究與整體研究結合起來。無論專題研究還是整體研究都要把握政治性與學術性，關注傳統文化學者的研究，借鑒和批判國外學者的研究。

責任編輯：張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