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戰略競爭與國際秩序變革

云新雷 馬忠法

[摘要]在百年大變局加速演進的當今時代，中美兩國圍繞國際秩序而展開的戰略競爭日趨激烈。中美戰略競爭的緣起在于中美兩國不同國際秩序觀的沖突，其本質是關于國際秩序的合法性與權力。雖然中美戰略競爭的領域幾乎包括國際秩序的高政治領域和低政治領域，但國際秩序變革的走向并非僅僅取決于中美兩國，也取決于除中美兩國之外世界其他地區和國家的普遍認同和接受。

[關鍵詞]百年大變局；中美戰略競爭；國際秩序

[中圖分類號]D822.371.2 ? ? ? ?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0274（2023）03—0082—07

[作者簡介]云新雷，男，西安石油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博士，研究方向：國際法；馬忠法，男，復旦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研究方向：國際法。

自文明之初，競爭就存在于人類社會，不論是同一社會內部，還是不同社會之間。其中，就國際關系史而言，其本身可被視為大國競爭史的化身或投影，并伴隨大國的興衰而不斷變化。因為作為國際關系的主角，大國間的競爭，特別是大國間的戰略競爭，既造成國際環境的重大變化，也不斷型構國際秩序的框架及走向。檢視歷史，可以看到自15世紀以來，隨著“西方的興起”，在全球化500多年的“世界歷史”進程中，大國間的戰略競爭不僅誘發了大國間的戰爭及興衰，也推動了國際秩序變革。有鑒于此，面對百年大變局加速演進中的中美戰略競爭，有必要就中美戰略競爭與國際秩序變革展開分析，深入探討中美戰略競爭與國際秩序變革的互動關系。

一、中美戰略競爭的緣起：不同國際秩序觀的沖突

國際秩序觀即一國對待國際秩序問題的基本看法，基于歷史文化而形成，通過國家外交政策演進而集中展現，也會隨著現實國家利益與國際環境的變化而不斷調整。[1]據此論之，國際秩序觀作為現實世界的重要組成，既高度體現了一國在重塑國際秩序時對本國文化理念的維護和拓展，也涵蓋了其對自身國家利益的現實考量。在一個由眾多主權國家建立的國際關系體系，因各國不同的歷史文化、國家利益和戰略認知差異，不同的國際秩序觀必然造成國家之間的利益和安全沖突，對大國來說，尤為更甚。

然而，更為重要的問題是關于一個具有普遍性的國際秩序的實質是什么？正是在此問題上，世界各國有著迥異的認知和立場，特別是對西方國家和非西方國家來說，可謂截然不同。自文藝復興以來，西方國家始終堅信，作為外部因素的現實世界只能通過人的理性和知識的累積來增進理解和認知，而知識的獲取和探索必須源于翔實且廣泛的可支撐材料和數據記錄。在此意義上，正如培根指出，“知識就是力量”?？墒?，在非西方國家看來，現實世界只是人的內在認識的反映，是由心理、哲學或宗教理念界定的。因此，在一個沒有哲學就沒有外交政策標準[2]抑或在一個西方國家和非西方國家無法就一個具有普遍性的國際秩序的本質達成決定性共識時，建立在不同外交政策之上的國家間競爭便趨于激烈，尤其是當各國按照自己的國際秩序觀重塑國際體系時，大多數都導致了國家間的戰爭。這是因為歷史文化作為構建國家文明理念和強化國民身份認同的最大公約數，始終根植于民族國家的共同歷史意識里，始終存在于直接的國內社會經歷中，而非潛在的國際社會經歷中。

在大國無戰爭的核時代，特別是對地緣位置迥異和國內體制不同的中美兩國來說，這種最具根本性的挑戰顯得極為迫切。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中國快速崛起，中國不僅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也迎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時期。在“中國的世界”與“世界的中國”日趨緊密互動的國際進程中，一系列基于中國實踐探索和檢驗的“中國方案”愈來愈受到國際社會的一致贊譽和熱烈期待。與此同時，作為世界霸權國的美國卻日漸陷入相對衰落的狀態，特別是在應對2008年的歐美債務危機中，中國在全球事務中發揮的巨大建設性作用越來越引發了美國對中國的戰略疑慮。[3]面對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持續展開，美國日趨陷入戰略焦慮，隨即轉變對華戰略策略。繼美國奧巴馬政府意在圍堵中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之后，特朗普政府更是將中國定義為“戰略競爭對手”和“修正主義國家”，并直言不諱地指出，“中國在經濟、價值觀和國家安全三大方面對美國構成強烈挑戰”。[4]當前，拜登政府在延續特朗普政府對華戰略競爭的主基調下，聯合盟友及伙伴國，在所謂“民主國家聯合體”的價值觀導向下，視中國為“最嚴峻競爭者”，全面組建對華遏制國際統一戰線。[5]至此，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作為“兩個代表不同版本例外主義的社會”[6]和不同國際秩序觀的國家，中美戰略競爭可謂是大國競爭的時代必然，勢必產生推動國際秩序變革的核心動力。

二、中美戰略競爭的本質：國際秩序的合法性與權力

不管是就個體組成的國內社會來說，還是就主權國家構成的國際社會而言，尋求和構建秩序始終是人類社會文明的內在需求，因為秩序標識著“一個社會系統內的可預測性（可預見性）的程度”。[7]溯及國際秩序的起源，自威斯特伐利亞體系成立以來，在以主權國家為構成單元的國際關系體系里，任何國際秩序的建立和維持既需要大國權力的運用和護持，也需要除大國之外其他重要地區和國家都能接受現有安排的規則規定，即“建立在被所有主要國家所接受的各種基本協議基礎上的國際秩序，是合法的國際秩序”。[8]然而，在一個深刻復雜演變的世界，每一種國際秩序都要面對挑戰其合法性與權力之間平衡的大國關系變化，可以說，國際秩序變革往往是隨著大國權力關系的變化而變化的，體現的是大國權力競爭的歷史和現實。這是因為橫向型的國際社會不同于縱向型的國內社會存在著一個中央權威政府，所以大國作為國際社會最主要的行為體，在以權力界定利益的國家間斗爭中或競爭中，大國的對外政策有可能維持或損害既定國際秩序，尤其是當既定國際秩序不能適應或者調和大國之間權力關系的重大變化時。就當前國際秩序的合法性與權力來說，中美戰略競爭的本質主要體現如下。

其一，美國全力爭奪以美國霸權為中心的國際秩序。二戰以來，尤其是冷戰結束以來，作為一個明確建立在“三權分立”思想之上的大國，美國不僅把自身的崛起視為自由和民主的擴展，而且確立了以美國霸權為中心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該秩序集中表現為在美國領導下，美國與西方國家共同創立和管理一個基于規則的，開放且自由的國際秩序。但是，該秩序是一種僅在西方國家間具有合法性的國際秩序，并不涵蓋世界其他地區和國家，尤其是處在蘇聯陣營之內的地區和國家。然而，隨著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而產生的所謂“歷史的終結”，該秩序愈發穩固，并迅猛擴展至世界其他地區和國家，以致形成以美國霸權為中心的國際秩序“單極時刻”?？墒?，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國際政治多極化進程的不斷推進，“世界多極化”日趨成為一種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歷史發展趨勢。[9]在一個任何超級強國都無法主宰世界格局多極化的國際體系里，因應眾多發展中國家的群體性崛起和新興市場國家的快速發展，過去由幾個大國或者少數強國運用權力或霸權治理國際事務、改造世界其他地區的能力已經大為降低，甚或一去不復返，尤其對21世紀的美國來說，更是如此。[10]可是，這一歷史發展趨勢卻日漸遭遇西方政黨政治極化帶來的民粹主義挑戰。例如，在美國特朗普政府時期，美國為了避免其國內政治極化的掣肘、對外獲得實際利益和贏得選民支持及匯集選票，便加緊將國內問題的矛頭轉向國際，導致國內政治極化加速向外交領域外溢延伸。[11]因此，面對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群體性崛起帶來的國際權力格局變化，美國為了繼續維持其不可持續且缺乏合法性的全球霸主地位，先后出臺和實施了一系列所謂“美國優先”的對外政策，不但對其盟友，如歐盟和日本出口美國的商品征收高關稅，還把矛頭直指中國和俄羅斯等國家。[12]就其實質來說，不外乎是為了持續維護以美國霸權為中心的國際秩序。

其二，中國堅定維護以《聯合國憲章》為核心的多邊主義國際秩序。作為一個特定術語，多邊主義是用來研究多邊外交行為及其活動的理論，是理解和分析國際關系以及促進國家間更廣范圍合作的路徑，也是對國際社會普遍行為原則遵守的一種體現。[13]就國際社會對多邊主義國際秩序的實踐來看，多邊主義國際秩序可追溯至國際法的產生。比如，誕生于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就明文規定各締約國“有義務保持和遵守本和平條約的規定”，“所有各方應有義務保衛和保護本和約的每一項條款不受任何人的侵犯”，“違法者應被視為和平的破壞者”，“受害者首先應告誡違反者不要采取敵對行動，并將案件提交一個友好人士組成的組織或采取通常的司法程序”。[14]此后，隨著多邊主義國際秩序理論及實踐的豐富和發展，這些集中體現為普遍行為原則的多邊主義國際秩序得到國際社會的高度重視，被逐漸載入眾多國際條約及協議，成為規范和約束各主權國家的行為準則。特別是在國際安全領域，這種基于多邊主義國際秩序的安全合作是以國家間廣泛合作而實現國際社會集體安全。從國際法的角度看，其主要特點就是突出國際法原則及規則的普遍性，強調三個或三個以上的國家通過協商與合作以簽訂國際條約或協定的方式來實現國際社會安全，并建立權威性的國際組織，從而有效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毫無疑問，最具代表性的多邊主義國際秩序是二戰之后由世界各國締結的《聯合國憲章》及以其成立的聯合國?！堵摵蠂鴳椪隆吩诿鞔_宣示其四大宗旨之一，即在“促成國際合作”的前提下，就體現多邊主義的國際社會集體安全明確規定，“為保證聯合國行動迅速有效起見，各會員國將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的主要責任，授予安全理事會并同意安全理事會于履行此項責任下之職務時，即系代表各會員國”。[15]顯然，與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建立的國際聯盟相比，《聯合國憲章》及聯合國更具全面的合法性、權威性和普遍性，幾乎涵蓋了當今國際社會中所有的主權國家，是真正的多邊主義國際秩序。這不僅在于《聯合國憲章》集中體現了國際社會關于多邊主義國際秩序的共識，還在于以《聯合國憲章》為核心的多邊主義國際秩序所彰顯的國際法基本原則及規則既涉及國際安全，也涵蓋國際經濟發展、宗教、人權、環境治理等各領域，其內容幾乎擴展至包括核裁軍和防核擴散、國際公海、大陸架及外層空間等國際法各個分支領域。正是鑒于此，在第一個簽署《聯合國憲章》之后，中國始終堅定奉行多邊主義國際秩序，把以聯合國為中心的國際多邊架構當作國際合作的主要平臺。因此，作為聯合國創始會員國和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國毫不動搖堅定維護和踐行以《聯合國憲章》為核心的多邊主義國際秩序，在以合作求和平謀安全促發展求共贏的歷史潮流中，“始終做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16]

三、中美戰略競爭的領域：從國際秩序的高政治領域到低政治領域

檢視歷史，不難發現任何既定的國際秩序并不能預先阻止大國關系變化帶來的競爭或博弈，但只要競爭或博弈是在現有國際秩序涵蓋的領域內展開的，那么這種競爭或博弈就不會對現有國際秩序造成根本性挑戰或顛覆。就當前中美戰略競爭涉及的領域來說，主要包括了有關國際秩序的高政治領域和低政治領域。

其一，在國際政治制度領域，美國以“長臂管轄”式的單邊規則持續干涉中國內政。自特朗普政府以來，美國政府置國家主權平等和不干涉內政等國際法基本原則于不顧，肆意干涉中國內政和國家主權獨立與領土完整。在把與中國的競爭視為“贊成專制體制者和贊成自由社會者之間的政治競爭”[17]的前提下，美國以“長臂管轄”式的單邊規則繼續推行美國霸權主義。繼2018年3月的《與臺灣交往法案》之后，美國相繼制定了《2019年臺灣邦交國際保護與促進倡議（臺北）法案》《2019年西藏政策及支持法案》《2019年香港人權和民主法》《2020年維吾爾人權政策法案》等諸多干涉中國政治制度的法案。顯然，諸如此類基于美國單邊規則的法案及其實施，不僅標志著美國對華戰略競爭態勢的“法案化”，還嚴重損害了以《聯合國憲章》為基石的國際法治體系。而中國則在堅定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和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下，秉持與美國所簽訂的三個聯合公報的國際法治精神，堅決反對美國把自身的價值觀強加于中國且破壞一個中國原則，并敦促美國同中國相向而行，在相互尊重基礎上，管控中美戰略競爭，擴大合作共贏，共同推動中美關系回到健康穩定發展的正確軌道上，最終造福兩國人民和世界各國人民。

其二，在國際軍事安全領域，美國以實現自身“絕對安全”的戰略優勢肆意踐踏善意履行國際法義務原則。善意履行國際法義務原則是指作為國際法主體的國家必須依據國際法淵源的規定，在享有國際法權利的同時必須善意履行其相應的國際法義務。該原則不但為1945年的《聯合國憲章》所明確規定，還被1948年的《美洲國際組織宣言》、1969年的《維也納條約法公約》、1970年的《國際法原則宣言》以及1982年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等一系列國際條約所重申。[18]然而，自特朗普政府以來，美國為了追求和實現自身“絕對安全”的戰略優勢，無視國際法義務原則等規定，先后退出有關國際軍事安全的國際條約和協議，如《中導條約》《關于伊朗核計劃的全面協議》《開放天空條約》等。無疑，美國這種“退群毀約”的不負責任行為不但嚴重沖擊全球戰略穩定，更對世界和平與安全帶來重大負面影響。

其三，在國際經貿金融領域，美國以其固有的金融權力優勢和新的全球基建計劃抗衡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構建地區性國際貿易金融制度的倡議和建設。二戰之后，由美國主導建立的國際貿易金融體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世界貿易組織構成的布雷頓森林體系——是以“配額＋加權”投票制為基本運行規則。在美國擁有一票否決權的前提下，任何有關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改革方案都可謂是“紙上談兵”。為此，面對亞洲眾多發展中國家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巨大的投融資需求，中國不僅全力籌建了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還提出了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體系新倡議的“一帶一路”建設。然而，美國卻認為這些由中國發起的地區性國際金融機構和倡議，包括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金磚銀行和“一帶一路”倡議，都是意在取代美國長期主導的國際貿易金融體系，爭奪美國治理國際經貿金融秩序的領導權。所以，在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特朗普政府公然指出，中國創建的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為代表的新國際機構的行為，就是修正主義的表現。為了對抗和削弱中國“一帶一路”倡議帶來的國際政治經濟影響力，繼特朗普政府成立新的海外開發援助機構——美國國際開發金融公司之后，拜登政府更是提出了“重建美好世界”倡議。該倡議作為美國領導下西方國家集團應對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西方方案”，集中宣示了拜登政府正式實施美版全球基建計劃以弱化和抗衡中國通過“一帶一路”倡議所獲取的全球影響力。

其四，在國際網絡空間領域，美國強調網絡規范應以信息自由流動為目的而非以信息安全為保障。在科學和技術作為主導理念的當今社會，隨著信息技術迅猛發展帶來的通信方式巨大變化，遍布全球各地的個人和社團都能通過互聯網即時取得聯絡，海量信息的交流和提取自然而然地加速了社會信息化乃至數字化的趨勢。在此背景下，作為社會信息化的產物，網絡空間已進入傳統社會，并主導了實體空間，越來越成為人類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且變得愈來愈“數據化”或“數字化”，特別是伴隨著云計算、物聯網、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術的持續升級和及時應用。與此同時，這種全新圖景帶來的“大數據時代”也產生了許多跨國性威脅和風險，如網絡黑客攻擊、網絡恐怖主義襲擊等。對此，美國強調網絡是用于傳遞信息的，自由流動應成為國際網絡空間治理的根本規則。而中國認為，國際網絡空間治理事關國家網絡主權安全，國際網絡空間治理應以安全為優先規則。所以，作為中美戰略競爭的重要領域之一，中美兩國有關國際網絡空間治理的規則之爭就體現為規則制定權之爭。

其五，在全球氣候變化領域，美國以自身“碳達峰”規則標準壓迫中國“碳中和”減排目標。共謀全球生態建設之路，實現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及人的全面發展，是世界各國的共同事業和責任。面對日益錯綜復雜的全球性問題和挑戰，特別是在北極冰融、溫室氣體排放和全球氣候變化等方面，不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共同面臨諸多巨大困難。為此，世界各國只有不斷加強彼此之間的全球性合作，才能有效應對全球氣候變化挑戰，并打造一個清潔美麗的世界?？墒?，就積極應對全球氣候變化來說，盡管中國始終“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也與美國共同發表了《中美應對氣候危機聯合聲明》，但中美在氣候領域的競爭與博弈也不容忽視，這不僅是因為美國與中國保持競爭乃至對抗的關系將直接影響雙方氣候合作的范圍和深度，還有美國政黨政治極化導致的政府氣候政策不確定性。與此同時，美國有可能通過綠色經貿、綠色產業研發和綠色金融等手段在氣候治理中與中國展開競爭與博弈，以自身提前達到的“碳達峰”規則標準逼迫中國脫離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情況而一味地實現為了減排而減排的“碳中和”目標。[19]

四、中美戰略競爭的展望：國際秩序變革的走向

自建立在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之上的民族主權國家體系以來，所謂的國際秩序要么是區域性多于全球性的國際秩序，如1815年維也納會議體系所確立的歐洲國際秩序，要么是權力多于合法性的國際秩序，如二戰至今以美國霸權為中心的國際秩序。因此，嚴格來說，當前的國際秩序是一個混合物式的和非靜態的國際秩序，其變革的走向既要受到大國興衰歷史規律下中美戰略競爭的重大影響，也要取得除中美兩國之外世界其他地區和國家的普遍認同和接受。

首先，中美戰略競爭引起國際秩序變革的深度會受到世界權力中心多元化格局的結構性影響。就構成當今世界多元化格局的權力中心來說，主要包括美國、蘇聯（俄羅斯）、中國、日本和歐共體各國，即“五大政治實體”，[20]亦即“五大權力中心”。從國際政治現實主義的角度看，一俟任何有關國際秩序的重建或者變革是由五大政治實體的國家決定的話，那么最好加入由五大政治實體的國家組成的集團。因此，無論是中國還是美國，要想在中美戰略競爭中獲取相對優勢并對國際秩序變革產生重要影響，就必須協調好與其他三大政治實體的國家之間的關系。確切地說，在一個“滿意”國家和“不滿意”國家充滿持續競爭的國際體系，當中國或美國與其他任何競爭方的關系都勝過競爭方相互之間的關系時，中國或美國就會獲取更大的戰略優勢，從而在更大程度上按照自身的價值觀推動國際秩序變革的走向。然而，在一個權力不僅在國家行為體之間轉移，也在非國家行為體之間轉移的全球化時代，即使中美戰略競爭的深度在不斷推進，中美兩國都會面對國家性質或能力遭遇拆解的重重壓力，更會受到世界權力中心多元化格局的結構性影響，尤其是來自其他三大政治實體的國家或國家集團的影響。

其次，中美戰略競爭拓展國際秩序變革的廣度難以覆蓋全球范圍之內的所有地區和國家。在一個由不同地區構成的世界，任何具有普遍性規則的國際秩序或多或少都要被運用于某一具體的地區和國家，并將不同地區秩序相互聯系起來，才能最終形成一個全球范圍的國際秩序。就構成國際體系基本單元的國家來說，每個主權國家一定程度上都會受到其所在地區的文化觀念影響，并成為一個有著明顯相互依賴性的國家群體或國家集團的成員，從而不斷促進地區一體化進程的發展，如歐盟、東盟和非盟等。在此期間，在美國政策的激勵或改造下，有些地區已經不是封閉的，而是開放的和多孔的，且成為地區核心國家，如歐洲的德國和亞洲的日本。[21]而有的地區，則成為反對美國霸權主義的前沿陣地，如伊斯蘭極端主義最猖獗的中東地區。因此，在一個不同地區秩序并存的國際社會，中美戰略競爭的范圍廣度很難擴展至那些不為外界和地區所理解或所接受的國家及社會。所以，中美戰略競爭拓展國際秩序變革的廣度只能是一種將幾個重要地區秩序相互關聯起來的一致目標，無法真正有效覆蓋全球范圍的所有地區和國家。

最后，中美戰略競爭推動國際秩序變革的向度必須指向國際社會法治化的歷史文明進程。作為人類社會文明進程的最高標識，推進法治文明程度的更高實現，不但深受國際關系建構主義理論的極力推崇，也倍受國際法學界的高度肯定。路易斯·亨金指出，文明的進展在國際關系中是從武力到外交再到法律的運動。[22]這是因為利益是法理之源和法理之本，多元利益的競爭甚或沖突產生了法律命令，并進一步體現為法律責任。而不同的、多元的利益一致之處和共同之處又驅動了廣泛社會聯系的建立和民主法治社會的管理。[23]因此，在一個人類利益深度融合、責任共擔的當今世界，作為人類社會文明共同參與者、建構者和貢獻者的中美兩國，既有利益共同體根本性的一面，也有責任共同體普遍性的一面，更有命運共同體統一性的一面。所以，在不斷推進和實現國際社會法治化的歷史文明進程中，中美戰略競爭推動國際秩序變革的向度必須基于諸多源于國際條約、國際習慣和國際一般法律原則的國際法規則體系。這不僅有助于防范中美戰略競爭引起的系統性風險，也有助于設立“護欄式”的規則來管控中美戰略競爭，使之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變革。

五、結語

在中美戰略競爭與國際秩序變革的百年大變局時代，中美兩國都在以各自的方式參與人類進步事業，但彼此不同的國際秩序觀不應成為中美戰略競爭不斷加劇的緣由所在或心理投射，更不能成為中美文明沖突的文化預言。因為人類的歷史畢竟是文明的歷史，也是不斷走向國際法治文明的歷史。因此，在推動和實現國際關系和國際社會的國際法治進程中，中美兩國都必須以大國法律責任感彌補歷史責任感的不足，既要克服不同秩序觀所暗含的思維定式和思維模式，也需要默許任何通往未來國際秩序之路上的各種努力和階段性目標。在當前的歷史時刻，一種肯定所有國家主權獨立、相互平等對待、共同遵照一致同意的規則、開展富有全球性合作的國際秩序可謂是真正意義的國際秩序，即在全面遵循以《聯合國憲章》為核心的國際法律規范體系下，包括各國之間就政治體制長期安全穩定、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科學技術教育衛生合作、知識產權保護、文化旅游交流等諸多領域達成的國際公約、多邊協議和法律文件等，使之真正付諸實踐且實現其現代化。這也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國際法治理念的真義所在，亦即通過和平安全的國際法、開放共贏的國際法、包容互鑒的國際法和可持續發展的國際法，推動世界朝著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方向發展。[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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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楊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