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傳》“歌詩必類”發微

熊子介

摘 要：《左傳》記載了春秋時期豐富的用《詩》材料。其中，晉平公所言“歌詩必類”蘊含著時人對使用《詩經》話語資源的原則性認識，其也是區別于“賦詩斷章”的另一重要模式。從“歌詩必類”出發，分析《左傳》《國語》所記載的禮儀用詩、賦詩與引詩等現象可以發現，春秋時人對《詩經》具有共通的認識，在一定范圍內，其對《詩經》篇義的闡釋體現出一定的系統性與穩定性因素，而此發展中的闡釋系統，或許也是戰國及以后《詩序》類文本的知識基礎。

關鍵詞：《左傳》 《詩序》 “歌詩必類” 系統性 穩定性

一、問題的提出

《左傳》所載賦詩，起于僖公二十三年（公元前637年）重耳與秦穆賦詩，終于昭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17年）宋公享昭子賦詩，而以文公、成公、襄公時期最為集中，為春秋賦詩活動的高峰?！案柙姳仡悺背鲇凇断骞辍?，“賦詩斷章”出于《襄公二十八年》，分別代表著春秋用《詩》中兩種不同的形態。

《襄公十六年》載：“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于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寧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贝耸掳l生在燕禮上，當是晉平公令在場各國大夫舞且歌詩，并由此“觀志”的一次政治活動，與襄公二十七年晉趙武令七子賦詩以觀其志相類。歌詩內容與其人政治意圖直接相關，齊國高厚因所歌詩不類而被冠以“異志”的罪名，遭到各諸侯國的會盟討伐。所謂“不類”，杜預注云：“歌詩當使各從其義類?！笨追f達云：“各從其恩好之義類?！保?］孔穎達以“恩好”補充杜注，認為當時所歌詩在釋義上應當滿足表達“恩好”的“類”的規則，而這項規則也是不可逾越的政治紅線，參加宴禮的大夫都應遵守。然而與之相對應的，是《襄公二十八年》盧蒲葵“賦詩斷章”說，其言雖為譬喻，卻彰顯出此時期另一種用《詩》的法則。盧蒲葵曰：“宗不余辟，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2］從其比喻來看，“賦詩斷章”的含義即截取所賦詩中一章（或幾章），自成一義，于“本義（宗）”無涉。文公十三年“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薇》之四章”［3］，以及成公九年宋公饗季文子，賦《韓奕》之五章，都是此類賦詩的情形。

針對這兩種不同的用《詩》方法，目前學界的關注仍主要集中在“賦詩斷章”之上，對“歌詩必類”的討論則相對較少。對于“賦詩斷章”的性質，杜預認為：“古者禮會，因古詩以見意，故言賦詩斷章也。其全稱詩篇者，多取首章之義?！保?］后世學者如楊伯峻先生《春秋左傳注》等亦從其說。然而，同時代的韋昭則持異見，同樣是秦穆賦《六月》，其《國語注》云：“《六月》，《小雅》，道尹吉甫佐宣王征伐，復文、武之業。其詩云：‘王于出征，以匡王國。其二章曰：‘以佐天子。三章曰：‘共武之服，以定王國。此言重耳為君，必霸諸侯，以匡佐天子?！保?］可見，韋昭認為此處全稱詩篇即賦出全詩，所用義即全詩之義。當代有學者從讀者接受的角度認為：“從聽詩者或賦詩接受者的‘言（自我闡釋）與‘行（其后行動）兩方面來看，《左傳》未標明賦詩何章時則實為賦出全詩?！保?］本文在討論春秋賦詩時亦取韋昭說。

對于“歌詩必類”，目前已有學者據其指出對“賦詩斷章”的一般性認知的不合理性：“就《左傳》《國語》的賦詩而言，可以說大部分的交流是成功的，如果說沒有一個共同遵守的原則，這簡直是不可想象的……‘歌詩必類也就是‘賦詩必類。所以‘賦詩斷章并非是隨心所欲地亂說詩，‘類應是其約束?！保?］我們認為，“歌詩必類”體現的某種內在原則同樣是春秋賦詩乃至各種用《詩》的重要制約之一，這一限制在禮儀用詩、宴會賦詩、引詩等方面也均有體現，蘊含著春秋用《詩》的規范性與系統性因素，本文將嘗試討論春秋各種用《詩》狀況下的此種因素；而這一成系統的闡釋方式，或許孕育著后世如《毛詩序》一類的《詩經》闡釋體系，為其重要的知識基礎（或稱前文本形態）。

二、饗燕禮用《詩》的穩定性因素

《左傳》所載賦詩共33次，其中絕大多數發生在諸侯及大夫的外交燕飲場合中。春秋時期的燕飲禮儀可被分為饗禮與燕禮兩大部分，饗禮側重禮儀程式，有一定的用樂標準，而燕禮緊承饗禮進行（在《左傳》記載中，緊承饗禮舉行的燕禮多被省略，故于行文中只見饗禮），諸侯大夫賦詩言志的活動多發生于此階段。［8］《成公十二年》郤至言曰：“世之治也，諸侯間于天子之事，則相朝也，于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保?］行禮與布政，是區分這兩種禮儀活動實際性質的重要因素，饗禮用詩與燕禮賦詩，其遵循的原則既有差別也有貫通。

《儀禮·鄉飲酒禮》載：

樂正先升，立于西階東。工入，升自西階。北面坐。相者東面坐，遂授瑟，乃降。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卒歌，主人獻工。工左瑟，一人拜，不興，受爵。［10］

笙人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主人獻之于西階上。一人拜，盡階，不升堂，受爵，主人拜送爵。［11］

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工告于樂正曰：“正歌備?！睒氛嬗谫e，乃降。［12］

類似的記載復見于《儀禮·燕禮》中，所歌詩及程序與《鄉飲酒禮》基本一致，始于《鹿鳴》之三，終于二《南》，工所言“正歌備”，當指行禮至此其所奏樂終滿，鄭玄注云：“樂正降者，以正歌備，無事也?！敝髻e之間的交互也有明確的規定，在特定樂歌奏后，賓客需行拜以完成這一階段的禮儀過程，但在《左傳》記事中，“拜”并不是單純的禮儀程序，而是與宴者表達政治意圖的某種行為符號：通過“拜”與“不拜”的選擇來表達自己是否認可主持者的用樂禮儀，以及可能具有的更深層的政治意圖。

《襄公四年》載穆叔如晉：

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于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段耐酢?，兩君相見之樂也，使臣不敢及?！堵锅Q》，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咨于周。臣聞之：‘訪問于善為咨，咨親為詢，咨禮為度，咨事為諏，咨難為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13］

此次奏詩發生在饗禮階段，賓客不需要賦詩應答，而是用“拜”的方式去回應主持者。在這樣的情況下，《詩》的“禮儀用義”便十分重要，一如“八佾舞于庭”，《詩經》篇目的使用也有其規格限制?！端料摹分?，《文王》之三，穆叔的解釋是“天子享元侯之樂”，“兩君相見之樂”，在晉侯（君）享穆叔（外臣）的禮儀中是超規格的，構成了某種“僭越行為”。穆叔選擇不拜，遵禮的同時也規避了潛在的政治風險，而這種“不拜”行為，或許也對晉國舉行的禮儀進程造成了中斷，使晉國必須“換樂”來保證饗禮繼續進行?！堵锅Q》三詩，據《儀禮》記載為始歌迎賓之詩，穆叔答拜，則是認可此禮儀進程的合法性，由此，饗禮才能繼續進行；而這種以禮為基礎的價值正確原則，晉國君臣是無法公然違背的?？梢娫陴嫸Y階段，《詩經》“樂之語”“樂之辭”的實用屬性以及其本身在禮樂儀式中占據的位置尤為重要，而這也更接近西周禮樂傳統中的《詩經》性質。

文獻所記春秋賦詩，多發生于饗禮之后的燕禮階段，雖有班固所言“不歌而誦謂之賦”［14］，但在實際情況中，詩樂在燕禮賦詩場合中并未完全分離。除上述晉平公燕禮中詩樂舞一體的情況外，《儀禮·燕禮》也有“無算樂”的記載，鄭玄注云：“升、歌、間、合無數也，取歡而已，其樂章亦然?！保?5］可見，燕禮賦詩也有合樂而歌的形式。然而可以肯定的是，燕禮賦詩沒有特定的程序限制。如《小雅·賓之初筵》所載，燕禮飲酒沒有特定的限制（飲酒有度或無度靠與宴者自覺），其賦詩也相對自由，沒有具體的篇目與數量要求，這也使得燕禮進一步成為君臣之間、諸侯之間表達政治意圖的場所，所賦之詩所承載的文意（或篇義）成為政治溝通的重要媒介。

李春青先生指出：“春秋賦詩是西周禮儀形式的遺留與變體……我們從禮樂文化演變的內在邏輯來看，在西周初期詩歌作為樂章乃是禮樂儀式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可能存在隨意賦詩明志的事?！保?6］賦詩與禮儀用詩在周代文化內涵上是一脈相承的，其也在一定程度上遵循著《詩經》在禮樂儀式使用中的規范與共識原則。今人雖無法知曉高厚之詩竟為何篇，《左傳》的記載卻透露出一個重要的信息：雖然燕禮賦詩自由度較高，詩之篇義卻有相對穩定的標準，在一定范圍內被共同接受。下文將以《左傳》《國語》所載賦詩中《六月》《彤弓》《角弓》《黍苗》四篇《小雅》詩為例，討論在燕禮賦詩中體現的《詩經》篇義的穩定性成分。

（一） 《小雅·六月》

僖公二十三年秦穆公重耳賦詩，襄公十九年季武子如晉，賦詩皆有《小雅·六月》?！顿夜辍份d：“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倍蓬A注云：“道尹吉甫佐宣王征伐，喻公子還晉，必能匡王國?！保?7］《國語·晉語四》載秦穆賦《六月》后，“子馀使公子降拜。秦伯降辭。子馀曰：‘君稱所以佐天子匡王國者以命重耳，重耳敢有惰心，敢不從德？”［18］?！断骞拍辍份d：“晉欒魴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為政，賦《黍苗》。季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谷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賦《六月》?！倍蓬A注：“以晉侯比尹吉甫，出征以匡王國?！保?9］兩次賦詩中均見《六月》，而其所表達的意旨基本一致，都是以“尹吉甫佐宣王征伐”對賦詩對象的戰爭行為進行贊頌，前者為重耳對秦穆公支持其返晉的恩謝，后者為季武子對晉伐齊的感謝，其具有相同的表義性質。

（二） 《小雅·彤弓》

文公四年衛寧武子聘魯，襄公八年范宣子聘魯，賦詩皆有《小雅·彤弓》?！段墓哪辍份d：“衛寧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于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于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保?0］《彤弓》序云：“天子錫有功諸侯也”［21］，與衛寧武子之言相契。魯為周公之后，故其可用周天子之禮樂，并非僭禮，故衛寧武子不責魯而自謙，云“不敢干大禮”。襄公八年，季武子賦《彤弓》，范宣子答云：“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為子孫藏。匄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22］彤弓乃周天子冊命諸侯時所賜之物，《尚書·文侯之命》云：“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保?3］同樣是魯賦《彤弓》，行人應答，不管是衛拒還是晉應，其對《彤弓》所蘊含的篇義理解都是一致的，均以周天子冊命禮中所賜彤弓為理解基礎，故兩國行人根據本國實際做出了不同應對。

（三） 《小雅·角弓》

襄公八年范宣子聘魯，昭公二年韓宣子聘魯，賦詩皆有《小雅·角弓》?！墩压辍份d：“韓子賦《角弓》。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武子賦《節》之卒章。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保?4］《襄公八年》：“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宣子賦《摽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于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武子賦《角弓》?！倍蓬A注云：“取其‘兄弟昏姻，無胥遠矣?！保?5］其與季武子所言“彌縫敝邑”，“無忘《角弓》”之義相契。

（四） 《小雅·黍苗》

《詩》云：“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保?6］春秋賦引《黍苗》者多取此“雨潤黍苗”之意?！秶Z·晉語四》：“子馀使公子賦《黍苗》。子馀曰：‘重耳之仰君也，若黍苗之仰陰雨也。若君實庇蔭膏澤之，使能成嘉谷，薦在宗廟，君之力也?！保?7］《襄十九年》載：“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為政，賦《黍苗》。季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谷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28］兩者取義項合。

通過對以上四例的分析可見，至少在一定時段的晉魯兩國中，其高層貴族對《詩經》部分篇目的賦法與篇義的理解是基本相同的，當其賦詩之時，該篇目存在的穩定的意指便能傳達給交流對象。不僅如此，昭公二年季武子云“無忘《角弓》”是直接稱《詩》篇名表意的現象，與《文公七年》“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蔭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比，況國君乎”［29］及《成公二年》“申叔跪從其父將適郢，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30］之例相同。將《詩經》中某一篇名直接取來表意，亦可視為賦詩的延伸與程序簡略，這不是靠“余取所求”的主觀理解可以達成的，而是反映出春秋時人用《詩》的背后存在某種為時人公認的穩定的闡釋體系。據《禮記·內則》所載：“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31］，以及《周禮》所載大師“六詩”之教可知，西周春秋有一定的《詩》教傳統，對于《詩經》篇義的傳授，或許便包含在《詩經》教育之中，使得學習者可以認知《詩經》隱義。當然，對于《詩經》篇義的學習是多方面、多渠道的，但其背后的相對穩定的闡釋體系也是存在的，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制約著人們對《詩經》篇義的理解與使用。

三、《左傳》引《詩》中的穩定性因素

《左傳》所記，除豐富的賦詩記事之外，引詩記言文本也同樣重要，從一定程度上說，引詩即是賦詩的邏輯延伸。從“歌詩必類”出發，若將著眼點放在春秋引《詩》的共通處上，或許能進一步討論春秋所見《詩》義的相對統一性與系統性特征。

當《詩經》從禮樂儀式中逐漸獨立出來，其文本意義（世俗性）越加突顯之時，春秋貴族對《詩》義的關注也更加細化，除探討《詩》之篇義外，還對詩篇中的某章及章中字句的釋義進行討論。這樣的行為引發了兩個相反相成的結果：一是春秋時期賦詩“斷章取義”的興盛，“余取所求焉，惡識宗”，對《詩》章義的闡釋更具主觀性與自由度，其比喻能夠容納的意義范圍也更大。二是正如過常寶老師所指出的：“成鱄在征引時還對詩文進行了較為詳細的闡釋，實際上形成了‘說詩。這一闡釋活動，削弱了‘賦詩和‘引詩中的‘斷章取義的隨意性，突出了《詩經》文本的權威性，而不僅是將其當作旁證?！保?2］從《左傳》記言引詩中部分反復出現的文句可以看出，《詩經》在春秋貴族的說解與反復征引中，逐漸形成了某種“文義”的穩定性，而《左傳》中“君子曰”也部分地繼承了這些闡釋，形成從春秋引《詩》到《左傳》學派《詩》義闡釋的歷史累積。

《僖公二十四年》《襄公二十年》《昭公元年》均存有關《小雅·常棣》的記載?！顿叶哪辍犯怀街G言引《常棣》云：“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勛親親，昵近尊賢，德之大者也”。［33］《襄二十年》及《昭元年》所賦詩亦取“兄弟和睦”之義，可見文義之傳承有序?！冻ｉΑ分x較顯，故容易形成統一相承的釋義，然《左傳》臧文仲羊舌職所引用的《小雅·小旻》文的釋義則相對隱晦，且與《毛傳》所解不同。

《僖公二十二年》載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眾不可恃也?！对姟吩唬骸畱饝鹁ぞ?，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34］《宣公十六年》載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对姟吩唬骸畱饝鹁ぞ?，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保?5］觀其文義，兩人對《小旻》此句的解讀高度相通，均將“戰戰兢兢”的主體視為某位“先王”“善人”。陳奐《詩毛氏傳疏》云：“《呂覽·慎大篇》云：‘賢主愈大愈懼，愈強愈恐。其下即引《周書》曰：‘若臨深淵，若履薄冰。以言慎事也，文義亦同?！保?6］《韓詩外傳》引此詩云：“此謂文王居人上也”［37］，其解義與《左傳》相通。然《荀子·臣道篇》云：“仁人必敬人。凡人非賢，則是不肖也。人賢而不敬，則是禽獸也；人不肖而不敬，則是狎虎也。禽獸則亂，狎虎則危，災及其身，《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之謂也?！保?8］

《毛傳》釋“莫知其他”云：“他，不敬小人之危殆也?！保?9］毛荀義近，均言畏慎小人，而于“賢人在上”無涉?？梢姶呵飳Α对姟肺牧x的說解是“一貫”與“分歧”并存的，從而形成各自不同的闡釋傳統。

上述“說詩”的系統性體現于一定的“共時層面”，集中在《左傳》記言文本中。而若將《左傳》“君子曰”之部分引《詩》與春秋大夫引《詩》相勾連，或許能進一步討論《詩經》文義在“歷時層面”上的系統性。

《襄公七年》載：“冬十月，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將立之。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保?0］《國語·晉語七》同載此事：“韓獻子老，使公族穆子受事于朝，辭曰：‘厲公之亂，無忌備公族，不能死。臣聞之曰：無功庸者，不敢居高位。今無忌智不能匡君，使至于難，仁不能救，勇不能死，敢辱君朝，以忝韓宗，請退焉。固辭不立?！保?1］《國語》不載引《詩》，然其義與《左傳》全同，皆言己之不才、無力而辭立?！蹲髠鳌匪秊椤墩倌稀ば新丁贰柏M不夙夜”句，于此處為引詩者力不能及之譬喻?！蹲髠鳌べ夜辍肪釉唬骸半S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己，而由人乎哉？《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保?2］其喻義正承春秋時人引《詩》而來，并非隨意的“斷章取義”?！蹲髠鳌ば吣辍份d范武子言：“燮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对姟吩唬骸尤缗?，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保?3］其所引《小雅·巧言》句，以君子正亂為義?！段墓辍肪又^：“狼瞫于是乎君子?！对姟吩唬骸尤缗?，亂庶遄沮。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44］其義與之相通，亦具有知識上的繼承痕跡。

進而，當對《詩》文義的解釋形成較為固定的程式之時，其不僅體現在后代引《詩》用義的一貫性中，在《詩經》本身也有所體現?！缎⊙拧な蛎纭吩疲骸捌M芃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45］《曹風·下泉》云：“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伯勞之?！保?6］兩詩所用文句基本一致?！对娦颉沸颉断氯吩诓芄补珪r，而明何楷《詩經世本古義》據《焦氏易林·蠱之歸妹》“下泉苞糧，十年無王，荀伯遇之，憂念周京”之語序其為魯昭公二十二年至三十二年間，王子朝作亂之時。［47］無論是據《詩序》還是《焦氏易林》，《下泉》都是《詩經》最晚的篇章之一，其寫定時春秋賦詩活動已經興起。上文已述《黍苗》之義，此不再贅言，而《下泉》中此句之義正與《國語》及《襄公十九年》引《黍苗》之義相通，可見“黍苗陰雨”在春秋時已然形成相對固定的表義，并且在多種言說行為與文本中充當穩定的話語資源。由此可見，春秋引《詩》固然有不少是“斷章”“主觀”的，但這并不能否定春秋《詩》義在傳承中的穩定性，以及其闡釋體系在不斷揚棄中的發展歷程。

四、《詩序》可能的知識基礎

從春秋燕禮賦詩與引詩說詩現象可見，春秋貴族對《詩》義的理解與使用并非純然隨意，而是帶有一定的系統性特點，《詩經》之義同時呈現出穩定與不穩定這兩種面貌。如前所述，《詩經》在一定范圍內有其使用意義的穩定性，各國貴族在部分場合需要自覺遵守《詩》之義類，不可隨意取用。除此之外，從《左傳》時人，“君子”，以及《曹風·下泉》所透露的信息可見，賦詩與引詩之義在獲得一定穩定性后也成為依附于《詩經》的重要知識，被不斷地繼承與使用，于縱向上亦體現出一定的穩定面貌。結合《左傳》所記載的這些用《詩》情況，我們可以大致認為春秋用《詩》具有一定的規范與系統性，形成在一定范圍內為各國貴族共同遵守的闡釋體系。這一圍繞《詩經》之義形成的闡釋系統，我們難以考證其是否具有書面形式，但如果此推測成立，其很可能就是《詩序》的知識基礎（或稱前文本形態），而《詩序》當是在春秋時期不斷發展的《詩》義解讀體系中生成的文本。

《詩序》是經歷漫長寫作歷程的累積的文本，孔穎達引沈重云：“案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之意有不盡，毛更足成之?！保?8］鄭玄對《詩序》非一人所作的看法激起了后代學者綿延不絕的討論，但多數參與者都繼承其說，以發端的一句或兩句為漢代以前寫定的部分，以部分篇目中的“第三句”為漢以后增補的部分。若以《詩序》“首兩句”為其主體，則其寫定年代與《左傳》成書之時也相距不遠。［49］ 《詩序》中有不少與《左傳》相同，或直接得之于《左傳》的部分，然《詩序》中亦有許多與《左傳》相異的部分，通過解讀兩者對《詩》義解讀的差異，我們或許能分析《詩序》對春秋時期《詩經》的闡釋系統的繼承與發展關系。

在對《詩》義的解讀中，圍繞“鄭公子忽拒婚”的部分是兩者爭議較大的地方，對于此事件，《左傳·桓公六年》載云：

公之未昏于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大子忽。大子忽辭，人問其故，大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对姟吩疲骸郧蠖喔?。在我而已，大國何為？”君子曰：“善自為謀?！?［50］

“君子”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左氏的整體判斷，對于公子忽拒婚，左氏給予了贊賞的評價。就實情而言，公子忽此舉當有深遠的政治考量，為避免日后遭大國控制，此次拒婚是必要的。然而《詩序》的定性卻與之相反，認為忽之舉是錯誤的?！多嶏L·有女同車》《山有扶蘇》《萚兮》之序均言“刺忽也”，《有女同車》序云：

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大子忽嘗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于見逐，故國人刺之。［51］

就結果而言，《詩序》所論亦有其理，但本文更想關注的，是鄭國諸卿賦詩與《詩序》所論間的重要差異?！墩压辍份d：

夏四月，鄭六卿餞宣子于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弊淤x《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弊赢a賦鄭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弊哟笫遒x《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于他人乎？”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萚兮》。宣子喜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52］

根據此段記載可知，鄭國諸卿所賦詩皆“昵燕好也”，從篇義上說皆為美詩。然而，在《詩序》闡釋中，六詩皆為不同面向的刺詩。從《有女同車》與《萚兮》的表面文辭來看，其都是男女歡愛之詩，以之譬喻國家相好，是春秋賦詩中的常見路數，而《詩序》之解，顯然是越過了表面文辭，以公子忽事相比附，將其定性為刺詩。若以《萚兮》序“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53］解之，則《萚兮》不可能出現在這樣的交好賦詩中。同樣，《野有蔓草》據《詩序》也是“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54］之詩，與上述相同，均體現出《詩序》與春秋時人對《詩》義理解的較大差異。

另外三首詩則不同，《詩序》的解讀在差異中更體現出一定的繼承性?！陡狒谩沸蜓浴八脊胖印?［55］，《風雨》序言“亂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56］，均于對面作解，從詩所誦的對象性質而言，《詩序》與《左傳》的理解并無大異?！跺缴选沸颉皣怂即髧阂病保?7］也與韓宣子“敢勤”之語相符，可見《詩序》對此三詩篇義的繼承是較為明確的。

總體而言，《鄭風序》體現出的一大特征，便是其勾勒的歷史脈絡尤為清晰，與從鄭莊公到鄭厲公的歷史進程相當契合?！多嶏L序》重點關注的“共叔段之亂”“公子忽拒婚”“公子五爭”這幾個事件也在《左傳》中有詳細記載。再結合上述對六卿賦詩的討論，可以認為《鄭風序》在繼承春秋解《詩》中部分內容的基礎之上，通過比附歷史的方法對其中篇義進行了重新解讀，呈現出前后闡釋系統相混的復雜面貌。

《左傳》記錄的春秋時人對《詩經》的解讀包含各個不同的面向，既有對《詩》禮儀之用的解讀，也有對《詩》的篇義乃至文句詞義的細節解讀。整體看來，春秋時期的《詩經》闡釋系統仍較為分散，其整體性不強，《左傳》所錄也多為“實錄”，于《詩經》各篇的整體性意義無涉。從《鄭風》這一點出發，《詩序》則可能在很大程度上繼承了春秋用《詩》的闡釋成果，并且以嚴密統一的體系化思想將《詩經》篇義貫通，形成完整的經典闡釋系統。在這個過程中，《詩》的原有篇義將不可避免地被重讀、改造，成為新的帶有更強學派色彩闡釋的一部分。

五、結語

從《左傳》記載的“歌詩必類”出發，我們可以挖掘出《詩經》在春秋社會不同層面用義的穩定性特征。在春秋時人對《詩經》于禮樂儀式中位置的理解，對其篇義的理解，以及對部分篇章中重要文句的理解中，《詩經》篇義體現出一定范圍的共通性。若將此共通性進行重疊關聯，我們便能隱約窺見春秋時期依附于《詩經》文本的意義闡釋體系，它使得基于《詩經》進行的溝通能夠有效進行，在重要的政治場合中準確傳達意義。

在《論語》的記載中孔子提出了對《詩》的多種學習與使用面向，其中，“不學《詩》，無以言”，“使于四方，不能專對”等語突出了《詩經》話語系統在政治外交場合中的重要作用，更貼近春秋貴族在賦詩場合中對《詩經》的實用性理解；而“繪事后素”，“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也與”等論《詩》之語，則蘊含著《詩經》進一步脫離特定儀式，走向在文本意義上的經典化的過程?？鬃拥囊簧洑v了春秋賦詩的興盛與衰微，其《詩》學思想也透露出《詩經》在先秦文化中轉型的經過，蘊含著傳統與新變的雙重因素?！对娦颉肺粗欠駷樽酉乃?，但其與孔子學派密切的聯系卻是毋庸置疑的。在《詩序》的解《詩》體系中，我們能見到上承自春秋賦詩之語的文本信息，也能讀出其在學派累積中對原有解《詩》之義的創新之處?？傮w而言，春秋賦詩是禮儀與政治活動的產物，其孕育的《詩》義服務于實際活動；《詩序》是學派活動的產物，它的完整性與體系性是前者無法比較的，但這種闡釋體系或許正源于春秋時期長期用《詩》形成的公共知識，是在并不成熟的規范與早期系統中不斷總結與完善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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