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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20年關于哈葛德“《迦茵小傳》兩譯本”公案的研究綜述

2023-07-17 18:20劉思羽
文教資料 2023年6期
關鍵詞:林紓

劉思羽

摘 要:晚清翻譯小說之《迦因小傳》與《迦茵小傳》的先后問世引發的公案不僅受到當時學界的廣泛關注,還引發了后世對該問題的激烈爭論。審視的角度也從雙方文本內容敘述的差異性,擴展到“爭論”背后可能蘊藏的內涵。本文通過總結近20年來學界對于《迦茵小傳》兩譯本所引發爭論的相關研究,創造性地將研究時區分為“研究的過去時”和“研究的現在時”,以厘清學界對此問題的研究脈絡,為后世研究者提供相關研究思路。

關鍵詞:《迦茵小傳》 林紓 包笑天 《佳因小傳》

一、《迦茵小傳》原文介紹

《迦茵小傳》描述了一名平民女子迦茵與貴族青年亨利的戀愛悲劇。美麗的迦茵自幼在姨媽家長大,但在家中備受輕視,后來與貴族子弟亨利相愛,但亨利因重振家業而不得不與富豪聯姻。迦茵決定犧牲自己,違心地嫁給了石茂。最后卻被妒火中燒的石茂誤殺?!叭崆榘V愛如迦茵,真潔自好如迦茵,世界全球殆無匹也?!边@些出現在當時報刊上夸張的贊譽,是世人追捧其文最好的見證。這是一本用今天的眼光來看極其樸素的文學作品,然而卻在20世紀初的中國引發了學界的激烈爭論。

二、“兩譯本公案”大致概括

《迦因小傳》原名Joan Haste,經楊紫麟、包笑天潤色后,取名《迦因小傳》,先于1901年在《勵學譯編》雜志上連載,后由上海文明書局于1903年出版單行本的半部譯本。其中,譯者曾提及“惜殘缺其上帙,而郵書歐美名都,思補其全,卒不可得”[1];而當這本書被林紓讀罷之后,認為“譯筆麗瞻,雅有辭況”,可惜未能譯全。而在后來翻譯哈葛德的小說時意外得之,于是1904年與魏易合譯,并自謙云“向秀尤生,郭象豈容竄稿;崔灝在上,李白奚容提詩”。為了與前者有所區別,他又在“因”字上加以草字頭,而這就是后來我們所能到的林譯版《迦茵小傳》,1905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孰料,此書一出便引起了當時文壇的廣泛爭論,這之后,包括抱殘守缺的頑固派在內興起針對林紓的攻擊,不僅如此,就連倡導譯介西學的改良派人士也對林紓大加鞭笞。當時被尊為“女界盧騷”的金松岑在《新小說》17號撰文稱楊紫麟和包笑天的譯本為“半面妝文字勝于足本”,并對《迦茵小傳》等寫情小說的濫觴表示憤怒,將當時社會道德混亂、西方思潮和生活方式的流行同歸咎于林譯小說。這場激烈的道德紛爭不僅轟動了當時的文壇學界,還使得在英國名不見經傳的Joan Haste一躍成為“影響中國近代歷史的十六本書”之一。

三、近20年來“兩譯本公案”研究概況

20世紀以來,有關于林譯小說和林紓本人的研究達到了一個高潮,比較有貢獻的有薛綏之、張俊才、曾憲輝、孔立、孔慶茂等人。其中最有成就者應當屬薛綏之和張俊才,他們出版的《林紓研究資料》是對1982年之前有關林紓研究資料的匯編總集,收錄了林紓研究的主要成果,影響了后來的林紓研究。另外,韓洪舉撰寫的《林譯小說研究——兼論林紓自撰小說與傳奇》是新世紀林紓研究的第一部專著,全書介紹了林紓的文學活動并考述其翻譯的小說類型,系統闡述了林譯小說的歷史地位及其影響,對研究中國近代翻譯文學史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但與此同時,有關《迦茵小傳》以及相關公案的研究卻不多,有的只是在研究《迦茵小傳》這部作品時,將這段公案作為一種論述背景加以鋪敘,并沒有對其本身做詳細的探討。

(一) “研究的過去時”:21世紀初前10年研究概況

21世紀初前10年是“研究的過去時”,與后10年的研究相比,無論是研究的時間還是在研究的內容上都存在很大的差別。從時間上來說,“研究的過去時”是相對比后10年的研究來說的;從內容上來看,這一時期的研究內容聚焦于“女性與女學”“翻譯的價值觀問題”“讀者接受的問題”,可以說“研究的過去時”是站在現代的角度,研究蘊藏在公案爭論這一“過去”事件之中已有的價值和內涵。

1. 本時期相關期刊研究論文概況

論者郝嵐在2003年發表的《被道德僭越的愛情——林譯言情小說〈巴黎茶花女遺事〉和〈迦茵小傳〉的接受》一文中首次針對“兩譯本公案”進行論述,這是近20年來關于該公案研究的開端,其論點繼承了以往學界對“兩譯本爭論”問題的看法——

“佐證近代中國翻譯文學所面對的復雜讀者群和脆弱的讀者心理”[2]。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之上,郝嵐還從公案的歷史背景入手,引申出作家包笑天的筆調必然受到林紓影響的新見解,這是論者向深處挖掘公案內涵的新方向。而在此之后,相關研究不再同以往僅限于林譯版《迦茵小傳》挑戰了“晚清時期對中國傳統倫理道德”的論點而朝向公案的背景價值,公案所涉及相關人物的可能蘊含的思想價值。此后韓洪舉在2005年《林譯〈迦茵小傳〉的文學價值及其影響》一文中專門引述魯迅先生對于該公案的評價,認為其實際上說明了“近代中國人追求個性解放,渴望戀愛自由、要求婚姻自主,向往以愛情基礎的浪漫型男女關系,但這種愛情理想受到封建禮教學家的扼殺與抨擊”[3]的社會歷史事實。這些研究專注于公案影響的外延,真正轉向公案文本內容研究的是學者沈慶會,其在2006年所發表的論文《談〈迦因小傳〉譯本的刪節問題》中,將引起公案的發端的“林譯本刪節問題”設立為研究主題,顛覆了以往研究中僅將公案作為相關研究問題的發生背景,重新定位公案學術研究的位置,并在此過程中糾正了一些過往學界遺留的枉論,從歷史的、事實的文本對比研究中,較客觀準確地得出對公案的科學研究。他從還原歷史現場出發,仔細梳理公案的前因后果,認為《迦因小傳》確系半部,這是一種事實上的殘缺,并非楊包二人因避開迦因懷有私生子之事而故意刪節,這和學界歷來論證相反。沈慶會的論述并非對學術界評論的責難,也不是為包楊二人翻譯價值觀的翻案。他的研究為后繼的研究糾正了一個錯誤的見解——“《迦茵小傳》的半部缺失完全等同于有傷風化內容的刪節”起到了掃清重大障礙的作用。沈慶會的研究是進入21世紀前10年以來有關于公案研究問題的一個承上啟下的軸承點,糾正并簡要總結了前面研究的總體觀點。至此,后續有關于“兩譯本公案”的研究又向上邁了一個臺階。

2. 本時期相關學位論文研究概括

遺憾的是,這一時期卻并沒有出現以公案問題作為主題的專著,但是在相關學位論文中明顯加強了對爭論涉及問題的研究比例。以2009年學者周羽的學士論文《清末民初漢譯小說名著與中國文學現代轉型》為例,文章不僅提出公案具有“啟蒙力量”的性質,還指出公案對后世的影響——“對郭沫若這樣日后的大作家的成長起過重要影響”。另外,周羽還注意到“公案與哈葛德”之間的關系,認為“從名著建構的角度看,這一事實上起過重大影響并有過很大聲名的小說文本也可作為小說名著來看待”[4]。類似的研究還有易圖強于2006年發表的《兩部墻內開花墻外香的近代暢銷書》,在涉及“公案與哈葛德”相關關系上,從傳播學的角度,指出由公案事件引起的巨大輿論對“哈葛德作品”的影響,同時也指出,正是媒體的介入,才使得《迦茵小傳》能夠在晚清時期廣為流傳。幾乎同時期,郭揚在《林譯小說研究》中設立了專章專節,從翻譯學的角度出發,采用文本對讀的方式論證了此時期先前學界的研究成果(如沈慶會的相關結論)頗有新意。

3. 以往研究問題的發展

本時期,對于過往學界中出現的兩譯本公案問題,不同的研究呈現出繼承融合的傾向,但總的發展傾向則是指向對公案背后更深的社會價值研究。

首先,在“佐證了近代中國翻譯文學所面對的復雜讀者群和脆弱的讀者心理”這一過往論點上,周羽的研究指向讀者接受心理機制,指向的是這種心理機制內涵所體現的歷史的文學的價值。論者通過分析兩譯本《迦茵小傳》的不同翻譯策略,得出“兩者隱含的不同的道德觀念以及引起的泛化道德的文學批評,正是中國愛情觀念、性道德觀念的艱難的初步現代轉型在文學上的反映”[5]。這是對以往公案研究問題深入化研究趨勢。從以往那種隔離現場的、僅限于文本表面的研究,轉向綜合的、深入式的研究,研究重心從得出“脆弱的讀者心理內涵”轉向“中國讀者心理內涵的具體象征——兩性情愛觀念上”。類似的研究如羅列的《在傳統與現代之間:論林譯〈迦茵小傳〉中女性形象的重構》,認為從人們對愛情所持有的不同觀點可以反映出不同讀者所持有的不同的文化立場,并得出“潛藏了人們對新型性別秩序的焦慮和想象”[6]的結論。這和周羽的觀點不謀而合。兩位論者的研究都不約而同地指向以往公案研究的關注焦點,總結這一時期對這一問題的研究:兩譯本的爭論實際上顯示了晚清時期譯者對于譯本的不同形式以及讀者的不接受態度,展現出主體文化在轉型時期新舊意識形態共存并沖突、抗衡的局面。

其次,在研究《迦因小傳》和《迦茵小傳》兩譯本文本差異方面,以往學界的研究重心是兩譯本的差異引起的社會爭議所帶給學界的影響。但是這一時期的研究顯然比之以往更為深入,也更加細致。研究更為關注的是差異的內涵意蘊。這在羅列的《在傳統與現代之間:論林譯〈迦茵小傳〉中女性形象的重構》一文中就已顯端倪,羅列認為,林紓保留關于迦茵懷孕的描寫是為了保持故事的完整性。這點的研究和過往無異,但他還在此基礎上通過談論作家本人在塑造人物形象的不同行為本身蘊含的心理內涵后得出:林紓內心其實同晚清社會文化有著相同之處,從作家的道德準則就可以見一二,因此他不會認可婚前的親密行為,但兩譯本的差異還是一定程度上表明林紓本人“無意中保存著西方文化對個人價值和生命價值的肯定”。類似的研究還有陳愛釵《近現代閩籍翻譯家研究》。也同樣從文本的保留中,看出林紓內在具有的啟蒙光芒。

最后,由爭論引起的“女權和女學”的研究也是歷來學界研究公案問題的焦點所在。此時期的研究,超越過往直接從結論出發探討“封建道德婦女觀與西方現代愛情觀的交鋒”[7]這一層面。從研究記敘有關公案內容的文本敘事層面出發,顯示出對爭論研究的深入性。如郝嵐引用了當時反對者諸如“松岑、寅半生、鐘俊文”的現世評論,通過對文本的具體分析,闡述在中西文化交匯的轉折時期,新舊觀念、新舊秩序在同一歷史時段的共存之狀,不同勢力的較量為翻譯文學的被接受創造了多元的接受環境,為新思想的輸入提供了歷史的契機。在褒與貶之中,傳統宗法禮教與西方自由精神的較量,在歷史大潮的涌動中推動著中國性別觀念的革新,翻譯也成了新舊觀念抗衡與對話的場所。

總而言之,這一時期關于公案的研究貫穿并融匯了幾個孤立的概念,相關研究者紛紛從動態變化的角度審視這場公案,認為對林譯《迦茵小傳》各種意見相左的評價,見證了晚清以來中國性別觀念革新的曲折道路。

(二) “研究的現在時”:本世紀近10年研究概況

縱觀本世紀最近10年的研究,相對比“研究的過去時”,研究者在這一階段的研究呈現出更加細致化的傾向,更多的研究越來越傾向于從真實的角度出發,試圖還原這場爭論背后的歷史情境。研究者已不滿足單純地了解爭論的原因和得出相關的結論,而是通過對大量的“時人評論”資料進行研究,從當時的爭論資料和已有的研究中得出有關爭論事件本身和所涉及譯者研究的新的發現。研究者從更加寬廣的研究視角出發,采取更加新穎的研究方法,開拓了諸如生態學、修辭學等研究領域,試圖對公案事件做出新的闡釋。

1. 相關期刊研究現狀

和前10年一樣,沒有以此為題的相關研究著述,但是專門研究此事件的論文以及相關學位論文中以此為專章問題設置的研究,相對比前10年有所增加。2010年潘紅在《似是而非說迦茵:林譯〈迦茵小傳〉中迦茵形象的修辭解讀》一文中通過列舉歷來學術界對爭論問題已有的研究,如“一些研究認為迦茵反映了林紓‘不同于世俗的反傳統反封建的進步思想”“體現了中國傳統女性美德和西方女性的獨立氣概”“認為林紓是中國女性解放的急先鋒”[8]來揭示學術界林紓研究逐漸升溫的研究動態。次年,潘虹另在其所撰另一篇文章《林譯〈迦茵小傳〉道德話語的修辭建構》中,以林譯本道德話語方式和修辭設計研究為基點,將發生于晚清的這樁公案與譯本所蘊含的“道德話語”層面相結合,并指出無論是發生在晚清時期的爭論抑或公案現時所受到的關注都是圍繞著小說的道德話語所展開的,從廣義的“修辭學”視角審視“兩譯本事件中譯文和原著語義研究”的相關問題,為兩譯本公案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

2. 相關學位論文研究現狀

相關研究者對于公案的研究與同期刊物的研究現狀類似,著重研究公案所涉及的更廣闊的方面。在有關學位論文中,提及公案問題相關研究者開始注重爭議事件和當事人之間的某些聯系和這些關聯背后所隱藏的意義。

李寧在2017年其學士論文《場域理論視角下的“林譯小說”研究(1899—1919)》一文中引用當時寅半生在其作《讀〈迦茵小傳〉兩譯本書后》對林譯本有悖于中國傳統倫理道德的失準之處加以批判地評論,認為寅半生的刻薄評價恰恰反映出林紓譯作在當時腐朽社會觀念的束縛下綻放出的啟蒙之光。這種對公案爭論發表的時人論述的重看與反思從側面揭示了林紓本人思想觀念中的啟蒙因素。類似研究還有杜聰的學位論文《林紓思想發展研究——以“林譯小說”序跋為中心考察》。無獨有偶。2017年蔡靜在《場域理論視角下的“林譯小說”研究(1899—1919)》中也同樣引用當時林紓本人對于爭論看法的材料(林紓為《洪罕女郎傳》所做具有深意和趣味的序言,借佛法之道對時人滿口的“偽道德”進行了反諷和抨擊),論證林紓思想本身所具有的“趨新求變”的開放包容的意識,這和李寧的論證不謀而合。蔡靜的精彩之處還在于從傳播學、心理學相結合角度分析、論證林紓的這番序言對當時讀者心理起到的巨大影響作用,指出“輿論”媒介因素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推動林紓譯作的傳遞的獨特作用。類似的研究還有章艷《清末民初小說翻譯規范及譯者的應對》,同樣立足傳播學、倫理學的角度,討論公案對近代中國社會封建道德產生的巨大沖擊。這一時期,國內研究者以多學科交叉融合的方法,紛紛將研究的重心轉移到研究另一陣地——剖析“譯者”的文化思想內涵,如2018年張瓊方的《近代之林紓與現代之文學——從林紓與“五四”文學新舊之爭說開去》,從文學的、心理學的角度論證了這段公案,正可以說明林紓性格中“多情回蕩”的特殊情愫。

3. 以往研究問題的發展概況

首先關于“晚清時期對兩譯本的爭論事件客觀上促進了哈葛德作品名著化進程”這一論點的研究:對比前10年研究的卓越成果,近10年就稍顯遜色。在這類研究中,研究哈葛德作品與林譯小說關系的專著和論文頗多,但在這些研究中,這段公案往往被設計為研究問題的歷史背景進行鋪敘,如潘紅于2012年發表的《哈葛德小說在中國:歷史吊詭和話語意義》以及2014年張潔的《林譯哈葛德小說中的文化共振與轉換》,二者都涉及林譯哈葛德小說作品在晚清時期中的文化共振與轉換,但是可惜的是,在這些林譯哈葛德的研究中并不涉及公案本身,只是從林紓本人具有強大社會影響力、相關傳媒方式的演變促進作品的流通等方面對這一問題進行了探討,而對公案開啟了“哈葛德”作品在中國名著化的過程的調查卻并沒有提及。這一時期,相關的學位論文也沒有以爭論問題作為專章專節進行調查研究,只能從一些論者零星的言論中看到“爭論”對林譯哈葛德作品可能具有促進作用的意味,如龔瓊芳在2013年《林譯小說在清末民初的傳播研究》的博士學位論文中從傳播學的角度出發,認為正是爭論的存在提升了小說的知名度;又如周旻在2015年發表的《從《紅星佚史》看周作人早期翻譯與林紓的離合》,也是立足傳播學、心理學、讀者接受的層面認為正是“一書多譯”事件,真正使得小說家哈葛德得以成為話題,正式進入公眾的視野中。

4. 星星之火:公案事件問題研究的新進展

2018年陳大康發表《晚清報刊上的林紓軼聞》,該文關于“兩譯本爭論的敘述”更像是對爭論問題本身的一次詳細的總體陳述,對“爭論”研究中出現的幾個問題做了總結式梳理。首先,關于兩譯本情節的刪節問題,陳大康認為林紓因忠實原著故而全文照譯;其次,同前期李寧、潘紅的論述方式相似,陳大康也引用了時人對于公案的爭論,再現公案歷史的真實情形,并得出“這樁公案實際上是兩種不同翻譯價值觀和文學道德觀的爭論”[9]這樣帶有總結意味的觀點。而在此之后,相關公案的研究基本都是沿著前人的大致方向行進,其中也出現了一些新的開拓,如魏學敏、高常秋月的《生態翻譯學視角下解讀林紓的〈迦茵小傳〉》,從翻譯生態學的角度研究公案的社會背景,并將其歸因于近代中國特殊的“生態取向”;又如2019年趙雅琪的《近代小說中的異國女性形象分析》,立足女權女性價值觀,審視這場公案帶給國人傳統封建價值觀的巨大沖擊。值得一提的是,2019年安婷在其碩士學位論文《清末民初文明書局小說刊行研究》一文中從探究譯者創作動機的角度出發,采用文本細讀的方式,將研究的焦點聚集到公案中另一位譯者——包笑天的身上,通過研究包笑天翻譯《迦茵小傳》過程中所出現的矛盾行為探究包笑天身上新舊思想和道德沖突的一面(既贊賞西方女性的獨立,又不能完全否定傳統道德),得出包笑天本人實際上即是轉型時期知識分子的典型代表這一結論,這和以前學界對于包笑天“封建衛道士”的評論有所差別。在此之前,2011年李國濤在《譯文的影響力》引述公案的發生細節時就曾將研究的眼光指向包笑天,但是其關注的重點卻落在林紓譯文對包笑天潛移默化的影響上。類似的研究還有徐萍《從晚清至民初:媒介環境中的文學變革》,關注的焦點也是發散到與公案相關的人物(寅半生)和事件上,以上這些逸出主流之外的研究也未嘗不可成為公案后續研究的新方向。

四、結語:“研究的將來時”

“過去時”的研究立足“晚清時期,中國封建文化道德觀與西方現代文化道德觀的激烈交鋒”,研究涉及“女權與女學”“翻譯學”等研究領域,竭力挖掘公案爭論問題背后所存在的思想價值內涵?!艾F在時”研究則是力求在繼承“過去時”研究基礎之上,不斷努力地向新的研究領域進行開拓。于是跨學科研究成為這一時期人們研究公案的切入點,研究者引入了生態學、修辭學等跨學科觀點、方法。其實,公案研究過程中出現的研究角度、方法的變化不僅僅是公案研究的個例現象,從文學史的角度來看,類似“《迦茵小傳》兩譯本爭論事件”還有很多,小到對中國傳統“世情小說”的微妙轉變的談論,大到可以在中國文學史上留下濃墨重彩一筆的“文白之爭”,這些事件共同見證了中國近現代文學的發展之路。公案也是如此,它們伴隨著文學運動在此起彼伏的研究中不斷向前發展。筆者不僅僅希望疏通“公案問題”過去的研究脈絡,更能希望在未來——“研究的將來時”之中對未來的研究者能有所啟示。

最后,盡管國內已有不少學者對哈葛德“《迦茵小傳》兩譯本”公案做了許多研究,從總體上說,有關于“兩譯本公案”本身的研究還存在些許不足之處,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對于《迦茵小傳》兩譯本公案相關的具體文本的研究偏少,研究成果大同小異,相關研究結論只是從結論到結論,沒有將結論本身進行對比研究,研究范圍也顯得十分狹窄。

(2)有的學者沒有認真地對照原著、原文、原評進行深入的比較研究,只是簡單地套用一些西方理論,研究的實例不充分或者不恰當,發現的問題也缺乏全面性和系統性,難以準確系統地反映兩譯本公案問題的思想內涵。

(3)學者多從社會歷史的角度研究兩譯本公案,較少從文學的或者其他學科方面的角度研究兩譯本問題,缺少創新性研究意識。

(4)目前為止,《迦茵小傳》兩譯本公案問題的相關研究基本上還是定性的研究,缺乏較全面地分析研究公案本身的論文或著作。這是該問題未來研究的一個嶄新領域,或許可以借助定量研究的方法,借助大數據分析模式,將相關研究信息與數據進行匯總分析,找到新的研究角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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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陳大康.晚清報刊上的林紓軼聞[J]. 世紀,2018(2):7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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