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生態足跡法的寧夏生態移民區可持續發展能力研究

董 麗，王滿旺，東 梅

（1.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北京 100193；2.寧夏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寧夏 銀川 750021）

破解生態環境資源約束是可持續發展的重要研究議題。遷移作為打破生態環境資源約束的一種手段，不僅是對時空資源變化的反應，還是為獲得更多資源一種行為選擇［1-2］。不同于一般移民的自發遷移行為，生態移民是我國組織的大規模政策性移民。生態移民工程是基于人口、資源環境與經濟社會的協調可持續發展原則形成的一種保護生態和扶貧的專項工程［3］。寧夏回族自治區（簡稱寧夏）作為生態移民典型示范區，自20 世紀80 年代起，先后實施6 次大規模移民，累計搬遷1.23×107人，占全區總人口的17.8%①數據來源于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官網（http://www.gov.cn/xinwen/2020-10/26/content_5554743.htm）。。學界對于生態移民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支持、社會融入與生態移民貧困脆弱性［4］、生計狀況［5-6］、政策滿意度［7］、政策實施效果［8］、心理適應性［9］、經濟收入狀況［10-12］等，但針對其生態效益的研究較少，對生態移民區生態環境和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研究更少?；谏鲜銮闆r，本文關注的問題是：生態移民工程實施后，遷入區與遷出區的生態可持續發展能力如何變化？生態移民區的生態環境與經濟發展之間有什么關系？

生態足跡法可用來評估地區可持續發展能力［13-16］。本文采用生態足跡法，系統收集了2000—2020年寧夏縣域數據，評價了寧夏生態移民區生態可持續發展能力，并在此基礎上采用脫鉤模型，分析了生態環境壓力與經濟發展脫鉤關系。為該區域和同類地區可持續發展的政策制定提供一定的理論依據和經驗借鑒。

1 材料與方法

1.1 研究區概況

1.1.1 遷入區的界定與概況寧夏同一縣域內可能同時存在遷出、遷入兩種情況。從人口增量角度來看，紅寺堡區位于寧夏中部干旱帶核心區域，原為無人居住區，后因移民工程逐步發展成為灌區，人口逐漸增多?，F隸屬于寧夏回族自治區吳忠市，行政區域面積2.767×103km2。不僅是寧夏最大的生態移民安置區，也是我國最大的生態移民集中安置區，共搬遷安置移民2.3×106人①http://www.hongsibu.gov.cn/。。因此，選擇紅寺堡區作為生態移民遷入區。

1.1.2 遷出區的界定與概況按照安置方式來分，寧夏的生態移民可以分為縣內和縣外安置兩種。從人口增量角度看，縣內安置和本縣原居住人口仍然生活在原縣內，同時縣內安置只安排本縣人口，并無外縣人口遷入，此時如果存在縣外移民，我們即可視其為遷出區。從人口統計數據變化看，西吉縣、隆德縣、同心縣是生態移民的主戰場，且近些年來基本處于人口凈流出狀態，因此將其視為移民遷出區（西吉縣隸屬寧夏固原市，總面積3.13×103km2；隆德縣隸屬寧夏固原市，總面積9.85×102km2；同心縣隸屬寧夏吳忠市，總面積4.66×103km2）。

1.2 數據來源

本文數據來源于《寧夏統計年鑒（2001—2021年）》《寧夏調查年鑒（2014—2021 年）》《固原年鑒（2004—2021年）》等。

1.3 研究方法

1.3.1 生態足跡法

（1）生態承載力（Ecological carrying capacity，EC）

人均生態承載力計算公式為：

區域生態承載力計算公式為：

式中：ec 為人均生態承載力；aj為人均生物生產面積；rj為均衡因子；yi為產量因子；EC 為區域生態承載力；N為人口總數。生態承載力結果需扣除12%的生物多樣性面積。

（2）生態足跡（Ecological footprint，EF）

人均生態足跡的計算公式為：

區域生態足跡計算公式為：

式中：ef 為人均生態足跡；j為生物資源折算后的生物生產性面積類型；rj為j的均衡因子；Pi為生物資源i的全年總產量；Yi為生物資源i的全球平均產量；N為區域人口總數；Ck為能源項目k的人均消費量；βk為k的折算系數；aek為k的全球平均能源足跡；EF為區域生態足跡。生態足跡計算所涉及的項目以及均衡因子、產量因子［17］見表1。

表1 生態足跡計算涉及的消費項目及其對應的生物生產性土地類型Tab.1 Consumption items involved in ecological footprint calculation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biologically productive land types

（3）生態盈余或赤字（Ecological deficit，ED）

人均生態盈余/赤字：

區域生態盈余/赤字：

式中：ed為人均生態盈余或赤字；ED為區域生態盈余或赤字。

1.3.2 生態可持續發展能力在生態足跡法基礎上可以使用生態壓力指數（Ecological pressure index，EPI）、生態足跡指數（Ecological footprint index，EFI）、生態可持續發展指數（Ecological sustainability index，ESI）、萬元GDP 生態足跡（Ecological footprint per ten thousand GDP，EFG）等指標對區域生態可持續發展能力進行評價［18-21］。首先，根據指標含義和作用的正負方向對所使用指標的權重平均賦值。其中，生態足跡指數和生態可持續指數背后含義的側重點基本一致，故二者權重賦值0.125，其他各指標的權重賦值分別為：ED 為0.25，EPI 為-0.25，EFG為-0.25。最后，對遷入區與遷出區的生態可持續發展能力進行綜合評價。具體計算公式如下：

生態壓力指數：

式中：EPI為生態壓力指數。根據EPI指標值判斷生態安全狀況可分為6 類，很安全（＜0.50）、較安全（0.51～0.80）、稍不安全（0.81～1.00）、較不安全（1.01～1.50）、很不安全（1.51～2.00）、極不安全（＞2.00）［22］。

生態足跡指數：

式中：EFI 為生態足跡指數。EFI 指數在0～1 之間，區域為可持續發展狀態；若指數為負，區域為不可持續發展狀態；如果指數低于-1，表明區域不可持續發展狀態嚴重［23］。

生態可持續發展指數：

式中：ESI為生態可持續發展指數。ESI值越接近1，表明生態可持續性越強；相反，該值越接近于0，表明生態可持續性越弱，0.5表明供需平衡［24］。

萬元GDP生態足跡：

式中：EFG為萬元GDP生態足跡；GDP為地區生產總值。EFG值越大，區域系統資源的利用效率越低［25］。

區域生態可持續發展能力綜合指數：

式中：C為區域可持續發展能力綜合指數；Xi為i指標的單項安全值；ωi為i指標的權重。C值越大，說明可持續發展能力越強。

1.3.3 脫鉤評價模型使用生態足跡法評價生態可持續發展能力，不能完全反映經濟發展和生態環境之間的關系。因此，使用Tapio 脫鉤模型分析寧夏生態移民遷入區與遷出區生態壓力與經濟發展之間的脫鉤情況，公式如下：

式中：Tn為第n年生態足跡與經濟發展的脫鉤指數；Δef為生態足跡變化率；ΔG為GDP變化率；efn和efn-1為第n年和第n-1年生態足跡指數；Gn和Gn-1分別為第n年和第n-1年GDP值。脫鉤程度衡量標準[26］見表2。

表2 Tapio 彈性指數脫鉤程度判定標準Tab.2 Criteria for determining the degree of decoupling of Tapio elasticity index

2 結果與分析

2.1 生態移民區生態盈余狀況判定

2.1.1 遷入區生態盈余（赤字）分析2013—2020年遷入區（紅寺堡區）生態承載力略有提高，但生態足跡持續快速增長，導致生態盈余持續下降，從2013年0.730 hm2·人-1下降到2019 年0.083 hm2·人-1，2020 年下降為生態赤字-0.054 hm2·人-1?？傊?，遷入區生態盈余持續下降，說明該區域近年來經濟發展與生態資源供給之間的矛盾加大（圖1a）。

圖1 生態移民區生態盈余（赤字）分析Fig.1 Analysis of ecological surplus(deficit)in ecological migration areas

2.1.2 遷出區生態盈余（赤字）分析2000—2020年遷出區生態承載力呈現“W”變動趨勢，但變動幅度較小。生態足跡呈上升趨勢，生態盈余狀況呈倒“U”變動趨勢。生態盈余（赤字）具體情況：西吉縣基本處于生態盈余，但盈余有所下降，從2000 年1.226 hm2·人-1下降到2020年0.963 hm2·人-1；隆德縣生態盈余從0.760 hm2·人-1下降到2020 年的生態赤字-0.113 hm2·人-1；同心縣總體處于生態盈余，但盈余有所下降，從2000 年0.755 hm2·人-1下降到2020年0.347 hm2·人-1（圖1b～d）。

2.2 生態移民區可持續發展能力判定

2.2.1 遷入區生態可持續發展能力分析遷入區各項指標計算結果表明：2013—2020 年紅寺堡區EPI不斷上升，生態狀況從較安全狀態走向較不安全狀態。EFI 不斷下降，生態狀況從可持續發展走向不可持續發展。ESI 不斷下降，生態可持續性不斷減弱。EFG 指數表明，紅寺堡區自2018 年之后，資源利用效率有所提高。據此計算的紅寺堡區生態可持續發展能力綜合指數呈“W”變動趨勢，且可持續發展能力整體降低，2013 年從-0.012 降低到2020年-0.325（圖2a），遷入區人口數量持續增加，消費水平提高，造成遷入區的生態壓力增大，可持續發展能力降低。

圖2 生態移民區生態可持續發展能力綜合指數Fig.2 Comprehensive index of ecological sustainability in ecological migration areas

2.2.2 遷出區生態可持續發展能力分析遷出區各項指標計算結果表明：2000—2020 年西吉縣EPI 上升，EFI、ESI、EFG 指數下降。由此計算的生態可持續發展能力呈上升趨勢，C從-0.324 上升到0.037，說明西吉縣的生態可持續發展能力有所提高。同心縣EPI 上升，EFI、ESI、EFG 指數下降。由此計算的生態可持續發展能力變化除2010年之外，波動平緩，從-0.552上升到-0.125，說明同心縣的可持續發展能力有所提高。隆德縣EPI 快速上升，EFI、ESI、EFG指數明顯下降。由此計算的C波動下降趨勢明顯，從-0.029 下降到-0.375，說明隆德縣生態可持續發展能力有所下降（圖2b～d）。西吉縣和同心縣生態可持續發展能力提高的原因是該縣隨著人口遷出，生態不斷修復，生態承載力有所提高。隆德縣生態可持續發展能力下降的原因是該縣生態承載力不足，生態足跡數值不斷增加。

2.3 生態移民區經濟增長與生態壓力分析

2.3.1 遷入區經濟增長與生態壓力脫鉤狀態時間變化分析通過對遷入區（紅寺堡區）2014—2020年生態足跡與經濟發展脫鉤關系分析，紅寺堡區經歷了弱脫鉤、擴張性負脫鉤、強脫鉤、過渡負弱脫鉤階段。2014—2015 年經濟增速快于生態壓力減速。2015—2016年和2017—2018年處于最佳狀態，呈現了經濟增長而環境壓力減少的狀態。但2014—2015年和2016—2017年的經濟增長是以環境加速破壞為代價取得。2018—2020年經濟增速快于生態壓力減速。整體來看，遷入區生態環境與經濟發展不協調（表3）。

表3 生態移民區生態足跡與經濟發展脫鉤關系Tab.3 De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logical footpri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ecological immigrant regions

2.3.2 遷出區經濟增長與生態壓力脫鉤狀態時間變化分析西吉縣2011—2020年生態環境與經濟增長共經歷了過渡弱負脫鉤、擴張性負脫鉤、強脫鉤、弱脫鉤4種狀態，脫鉤彈性總體上呈現“上升-下降-上升-下降”周期性變化。2012—2013 年、2014—2016年、2017—2018年處于最佳狀態，實現了經濟增長而環境壓力減少的狀態。其余年份生態環境與經濟發展不協調（表3）。

隆德縣2011—2020年生態環境與經濟增長共經歷了弱脫鉤、強脫鉤、擴張性負脫鉤3種狀態，脫鉤彈性總體上呈現“下降-上升-下降-上升”周期性變化。僅有2012—2013年、2014—2015年處于最佳狀態，呈現了經濟增長而環境壓力減少的狀態。其余年份脫鉤狀態以擴張性負脫鉤為主，其次是弱脫鉤，說明隆德縣的經濟增長是以環境加速破壞為代價取得，生態環境與經濟發展之間關系不協調（表3）。

同心縣2011—2020年生態環境與經濟增長共經歷了強脫鉤、弱脫鉤、擴張性負脫鉤3種狀態。脫鉤彈性總體上呈現“上升-下降-上升-下降”周期性變化。脫鉤狀態以強脫鉤為主，生態壓力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程度在減小。說明同心縣生態環境與經濟發展之間關系基本協調（表3）。

3 討論

本文基于生態足跡法，構建評價指標體系，對2000—2020年寧夏生態移民區生態可持續發展能力進行評估。囿于連續年份數據獲取困難，生態移民相關研究多注重其經濟和社會效益，對生態效益較為忽視，對生態移民區生態環境和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研究更少，因此，本文的研究重點是評價生態移民區域的生態可持續發展能力，以及關注生態可持續發展能力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在方法上通過對相關指標進行分析篩選，確定了評價指標體系，對生態移民區域生態可持續發展能力進行綜合評價，彌補了單一評價方法的局限性。

2000—2020年生態移民區域的可持續發展能力變化具有波動性。比較而言，遷出區生態可持續發展能力高于遷入區。生態移民區域經濟快速發展，但經濟增長與生態壓力之間的脫鉤彈性總體上呈現“上升-下降-上升-下降”周期性變化。生態環境與經濟發展關系不協調，且生態移民遷入區與遷出區在生態環境資源、經濟發展水平等方面差異性較大。生態移民區如何實現生態與經濟協調發展，如何平衡遷入區與遷出區之間均衡發展是生態移民工程實施之后的重要研究議題。因此有必要對生態移民區域的可持續發展能力以及生態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進行研判，并以此為依據，為生態移民區經濟與生態協調發展提供建議。

4 結論與建議

4.1 結論

（1）遷入區與遷出區生態盈余呈下降趨勢。紅寺堡區生態盈余從2013 年0.730 hm2·人-1下降到2020 年-0.054 hm2·人-1；西吉縣生態盈余從2000年1.226 hm2·人-1下降到2020 年0.963 hm2·人-1；隆德縣生態盈余從2000 年0.760 hm2·人-1下降到2020 年-0.113 hm2·人-1；同心縣生態盈余從2000 年0.755 hm2·人-1下降到2020 年0.347 hm2·人-1。從數值上來看，造成遷入區與遷出區生態盈余下降的原因是生態移民區生態承載力波動不大，但生態足跡數值呈上升趨勢，資源消耗和環境代價變大。

（2）遷入區生態可持續發展能力下降，遷出區生態可持續發展能力整體較高，但內部發展不均衡。遷入區（紅寺堡區）生態可持續發展能力綜合指數從2013年-0.012降低到2020年-0.325。遷出區中西吉縣和同心縣可持續發展能力提高，隆德縣可持續發展降低。2000—2020年西吉縣生態可持續發展能力綜合指數從-0.324上升到0.037，同心縣從-0.552上升到-0.125，隆德縣從-0.029下降到-0.375。隆德縣生態可持續發展能力下降的原因是隆德縣生態承載力不足，生態足跡數值不斷增加，即資源稟賦有限，資源消耗量增加。

（3）遷入區生態環境與經濟發展未實現協調統一發展，遷出區經濟增長與生態壓力脫鉤狀態呈現區域性差異。2013—2020年遷入區經歷了弱脫鉤、擴張性負脫鉤、強脫鉤、過渡負弱脫鉤階段，強脫鉤說明實現了經濟增長環境壓力減弱的理想狀態，但這種理想狀態僅僅持續2 a，生態環境與經濟發展還未實現協調統一發展；生態移民遷出區在生態環境資源、經濟發展水平等方面差異性較大。西吉縣生態環境壓力減少速度慢于經濟增長速度，隆德縣經濟增長的同時生態壓力增大，同心縣最優，生態環境的壓力減小，基本實現了經濟與生態環境和諧發展的狀態。

4.2 建議

（1）堅持生態保護優先，走綠色發展之路。遷入區土地資源有限，遷入居民增加了對生態資源的壓力，尤其是耕地資源的占有與分配，成為了生態移民搬遷后面臨的首要社會問題。即如何破解在保護生態的前提下有限耕地資源和發展需求之間的矛盾。其工作重點是平衡人地關系，優化產業結構。

（2）促進生態修復，走科技創新治理之路。遷出區因人口流出，緩解了生態壓力，生態可持續發展能力提高。但結合調研與實際情況，遷出區以自然修復為主。即面臨生態自然修復耗時長和居民對生態環境等公共性生態產品迫切現實需求之間的矛盾。其工作重點是以理論、方法、技術作為指導和支撐，大力研發綠色、節能、低碳、循環、環保、生態技術，利用科技開展國土空間生態修復。

（3）優化資源配置，走協調發展之路。遷入區和遷出區存在區域發展不均衡問題。遷入區移民抱怨搬遷后沒有遷出區發展好，而遷出區原居住居民抱怨現在沒有政策讓他們走出大山，悖論原因錯綜復雜，其反映出遷入區與遷出區發展不平衡問題。如何實現遷入區與遷出區均衡發展是生態移民工程之后的重要研究議題。均衡發展不是同步發展，其工作重點是減少區域差異，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遷入區不應急于求成，快速謀求經濟增長而過度開發。遷出區不應受資源約束，固步自封。在實踐中需要根據各地區的條件，優化資源配置，走協調發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