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五大創設監察委員會的原因探賾

紀中強 熊鑫鵬

摘? ?要：黨的五大創設監察委員會，是革命時期黨的自身建設的偉大壯舉，是響應共產國際要求、適應中國共產黨發展狀況和地位變化、加強黨內團結統一的需要，同時中國共產黨早期監察工作的實踐探索也為創設監察委員會提供了可能。監察委員會的創立，基本確立了黨內監督的基本模式，一定意義上加強了黨內民主，是大革命時期黨的自我革命的突出成果之一。

關鍵詞：黨的五大；監察委員會；共產國際；黨的建設

中圖分類號：D262.6? ? ?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 ? ? 文章編號：1674-9170（2023）02-0057-08

黨的五大是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不久召開的一次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大會結合黨的建設實際，創設了監察委員會，成為黨的建設史上一座光輝的里程碑。長期以來，學術界對五大創設的監察委員會關注不多，研究成果也較少。通過對五大前后共產國際關于監察委員會的決議和中國共產黨早期監察實踐進行考察，將有助于總結黨的五大創設監察委員會的現實原因，并對五大創設監察委員會的歷史意義做出探索。

關于中共五大創設監察委員會的原因，學界已經有了一些探索，有學者比較了五大通過的黨章修正案中關于監察委員會的規定和蘇聯共產黨黨章中關于監察委員會的規定，指出五大黨章基本是移植了蘇共黨章的結果，并由此認為五大創設的監察委員會并不是中國共產黨人的自我意識。[1]也有學者持不同的觀點，認為中共五大創設監察委員會是共產國際因素和中國共產黨人主觀努力共同作用的結果，但是并未說明共產國際因素和中國共產黨人主觀因素分別起了什么作用。[2]我們認為，中共五大創設監察委員會，共產國際關于各國共產黨組織建設的要求和中國共產黨面臨的挑戰構成了創設監察委員會的必要性；中國共產黨人在組建安源工人俱樂部、組織省港大罷工、參與國民黨監察委員會和開展地方監察工作過程中的實踐構成了創設監察委員會的可能性。

一、創設監察委員會是響應共產國際決議的需要

共產國際要求各國共產黨成立監察委員會的規定肇始于1921年6月，在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上，為了應對歐洲各國共產黨頻繁發生的黨員私吞經費、違反紀律等行為，列寧在給組織問題決議案起草人庫西寧和克南的信中指出：“建議——各國黨都建立一個由經過考驗、富有經驗的優秀工人組成的監察委員會?！盵3]498經過大會委員會討論后，此次代表大會通過的《共產黨的組織建設、工作方法和工作內容》規定：“中央委員會和各級地方委員會之下都應設有由久經鍛煉和富有經驗的黨員同志組成的監察委員會，負責監督出納和會計工作，并定期向擴大中央委員會報告工作?！盵3]428歐洲部分國家的共產黨由此相繼開始了建設監察委員會的工作。共產國際監察委員會也在共產國際“三大”召開后成立，其職責有監督共產國際執委會財務、處理對執委會的申訴和建議等。

在推進共產國際內部統一為“世界革命黨”的過程中，各國共產黨監察委員會的建立進程加快。1922年12月，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把推進共產國際成為一個“統一的世界革命黨”寫入了共產國際綱領，并將各國共產黨組織上的統一作為這一目標實現的重要條件之一。在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的報告中，季諾維也夫在總結近一年共產國際的工作時指出共產國際“三大”通過的組織問題決議“寫得很好”，但“幾乎沒有一個外國人能把他讀完”，導致“決議中所說的一切都成了一紙空文?！盵4]267季諾維也夫認為，在加入共產國際的各國共產黨中大部分都未能很好地貫徹第三次代表大會所確立的組織問題決議，今后要把落實組織問題決議作為各國共產黨的重點工作。共產國際四大上當選為執行委員會成員的埃貝萊因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改組及今后的工作》報告中也提到“一些支部還沒有共產黨所必需的組織”，“明年（1923年）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必須把自己的最大注意力放在各支部的組織建設上，從組織上完善各支部，幫助各支部進行這一工作”[4]292。埃貝萊因還向與會代表們講述了共產國際執委會關于這項工作的大致規劃。共產國際執委會成員格律恩也提出：“根據組織委員會的建議，共產國際中央機構的設置應當成為各個支部機構設置的榜樣……讓各國支部的中央組成相應機構，以便進行相應來往?！盵4]303雖然季諾維也夫、埃貝萊因、格律恩的發言并沒有直接提到“監察委員會”，但是他們評判“組織是否完善”的標準來自于《共產黨的組織建設、工作方法和工作內容》決議案，而在這個決議案中，建立監察委員會對于各國共產黨來說是一項硬性規定，由此可以認為季諾維也夫等人所說的“完善組織”的任務實際上帶有催促各國共產黨建立監察委員會的意味。此外，格律恩還建議共產國際監察委員會每年由兩個國家的共產黨負主責，從其中央委員會成員中各選3名代表擔任國際監察委員會的監察委員。格律恩的這項建議從1924年7月召開的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開始真正付諸了實踐。負責國際監察委員會的工作無疑需要有參與過監察工作的實踐經驗，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催生了各國共產黨監察委員會的建立。

到了1925年1月29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組織部將其擬定的《共產黨模范章程》發表在《國際新聞通訊》第5卷第1期上，在與其一同發表的按語中寫道：“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向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作報告時說，自1925年年中起，各支部開始在組織部的指導下修改章程。這項工作曾經遭到很大阻力，但是在大多數歐洲國家中都已完成，在殖民地和拉丁美洲國家中則剛剛開始?！盵5]240而當時的中國共產黨就屬于共產國際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的支部?！豆伯a黨模范章程》在第十部分“黨代表大會”中規定黨代表大會的主要任務有“（a）聽取中央委員會和中央審計委員會的報告；（b）決定黨的綱領問題；（c）就一切政治、策略和組織問題作出決定；（d）選舉中央委員會和中央審計委員會”四項；在第十一部分“中央委員會”和第十三部分“黨紀”之間，單獨設立了“中央審計委員會”一章，規定：“黨代表大會選舉中央審計委員會管理黨的財務和賬目并監督黨的一切事物?！盵5]246-247《共產黨模范章程》的發布意味著共產國際執委會組織部已經擬定好了修改各國共產黨黨章、增設相關紀檢監察機構的時間表，作為共產國際的“中國支部”，應當也必然要執行這一任務。

因此，就當時共產國際的決議來看，中國共產黨成立中央監察委員會確是貫徹共產國際精神的產物。那么既然建立監察委員會的決議早已有之，《共產黨模范章程》從1925年年中就已開始逐步落實，為什么中國共產黨在1927年的五大上才創設監察委員會？這和五大召開之際中國共產黨發展狀況及地位有關。

二、創設監察委員會是中國共產黨發展狀況及地位變化的需要

共產國際“三大”召開時，中國共產黨還沒有宣告正式成立，也并非共產國際的“中國支部”，更遑論執行其關于組織問題的決議案。黨的二大制定并通過了較為完備的黨章，宣布正式加入共產國際并作為其在中國的一個支部。但是即便到了黨的四大召開時，中國共產黨黨員人數也只有994人，從黨的一大到黨的四大，黨面臨的中心工作都是黨的群眾化、推進工農運動和國民革命，按照《共產黨的組織建設、工作方法和工作內容》第51條的規定，“在制定黨章時，必須考慮使之不致阻礙黨的發展和壯大”[4]429。黨的四大召開時黨員數量不多，質量相對較高，也鮮見貪污腐化等不良現象，沒有建立監察委員會之必要，建立監察委員會的任務自然無從提出。黨的四大召開時間也早于共產國際執委會組織部發布《共產黨模范章程》的時間，按照當時黨章的規定，黨章修正案一般情況下只能由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通過才能奏效，因此，即便新的黨章修正案已經擬定完畢，也只能在下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時才能正式通過。況且，按照《共產黨模范章程》發布時的說明，“殖民地和拉丁美洲國家”的共產黨從1925年年中開始在共產國際組織部的指導下修改黨章，《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修正章程決案》的擬定工作只會是在黨的四大召開半年后才開始的。而黨的五大由于選址問題以及和共產國際代表意見的分歧，直到1927年才召開，故中國共產黨在五大上才創設中央監察委員會。

黨的四大通過的《組織問題議決案》指出要在全國范圍內建立黨的組織，加強黨的建設，擴大黨員的數量。到1926年7月，中共黨員發展到18526人。北伐戰爭取得階段性勝利后，黨員數量增長速度更快，至中共五大召開前，黨員人數已達到57967人，黨的影響力也與日俱增。有參會代表回憶起這樣一件事情：當時駐武漢的北伐軍隊缺少糧食，“國民黨設盡辦法買不來”，由共產黨發出了號召農民捐助軍糧的通電，不到一個星期就買到100萬擔糧食，可見黨在群眾中的威望是非常之高的。[6]272隨著黨的組織規模擴大，黨員人數的迅速增多，黨的政治角色也由一個“秘密的黨”向“半公開的半政府黨”轉換，由于當時黨中央為各地區設定了發展黨員數量的指標，發展黨員時的審查和篩選條件較寬，一些投機分子紛紛混入黨內。在1926年7月發布的《中央政治報告——九個月中黨的發展及工作》里就指出“黨員數量雖然發展了但質量確是退化了”，部分黨員缺乏理論和革命的人生觀，部分黨員缺乏刻苦奮斗的精神，部分黨員發生了“貪官污吏化”。對此，1926年12月5日發布的關于黨內組織狀況的《中央局報告》中總結道：“北伐軍事這樣迅速的發展……許多社會上投機分子均想加入C.P.，不僅是一般知識分子，小商人，大商人，甚至許多擁有重兵的高級軍人也來敲C.P.的門?！盵7]在黨的地位的轉變和黨員質量相對下降的共同影響下，貪污腐化、違紀蛻化等不良現象開始在一些黨組織和黨員干部中出現。針對黨員質量問題，中共中央于1926年8月發出了《堅決清洗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要求各級黨部審查、開除各類投機分子和問題黨員。但是，對于正在走向“半公開的半政府黨”地位的中國共產黨來說，僅有懲處辦法是遠遠不夠的，制度的生命力在于執行，當時黨的機關雖有懲處違紀分子的權力，但缺乏實際執行政策的能力，如黨的五大通過的《組織問題決議案》中就指出：“黨的干部缺乏而幼稚”，陳獨秀在五大上的報告中也指出，“在中央工作的只有兩三個委員，有時只有一個委員”，中央機關大部分的工作都不盡人意。[6]46可見，為了加強“半公開的半政府黨”的內部紀律、保持黨員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增加在中央工作的人數、成立一個負責紀檢監察工作的專門機關已經成為當時黨的迫切需要。

黨的五大召開之際，中國共產黨不僅在國內已經成為一個“半公開的半政府黨”“群眾的黨”，在共產國際中的地位也日益提高。1922年加入共產國際時，中國共產黨僅有黨員195人，在加入共產國際的各國共產黨中不過是“寸絲半粟”，甚至沒有中共黨員參與到共產國際執委會、共產國際各部門的主要工作中，在共產國際執委會討論各項事宜時由日本共產黨創始人片山潛代表東方各國共產黨的總體意見。鮑羅廷在國共合作之際與國民黨代表談話時還認為“中國共產黨歷史甚短，在中國無十分勢力”；到中共五大召開之際，有著近六萬名黨員的中國共產黨在數量上已經超過了一些“共產國際最優秀的歐洲各黨”，共產國際自己都承認“共產國際過去過多地注意了西方”，譚平山在1926年11月至12月期間召開的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七次擴大全會上還當選為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成員。而同期其他國家的共產黨如德國共產黨、法國共產黨、奧地利共產黨、甚至拉美地區的共產黨都已設置了監察委員會或專門的監察機構，中國共產黨作為在共產國際中的大黨，其逐漸上升的地位也催促著中國共產黨建立監察委員會。

三、創設監察委員會是為了加強黨內團結統一維護黨中央權威的需要

黨的五大授權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修正章程決案》第六十一條指出：“為鞏固黨的一致及權威起見，在全國代表大會選舉中央及省監察委員會?！盵6]33這一條例指明了五大設立監察委員會的目的——加強黨的團結統一和黨中央權威。黨的五大通過的《組織問題議決案》認為我們黨“已變成了真正群眾的黨”，但是“本黨迅速的發展，黨的干部人才缺乏而幼稚，我們的黨部自然沒有完備的組織和鞏固之可能。在這里隱藏著很大的危險?！盵6]18這些危險主要有哪些呢？

一是地方主義的危險，黨中央的決議得不到地方委員會的積極執行。陳獨秀在五大的發言中就曾抱怨過郭松齡倒戈、帝國主義開始干涉中國革命后，北京的同志想組織“首都革命”的問題，他指出“這個危險的政策，是北方同志沒有經過黨中央的同意而擅自決定的”[6]39。盡管相關黨史資料已經證明陳獨秀的這句話和實際狀況有一定出入，但是這也能從側面反映出黨中央和地方委員會的關系是不緊密甚至是松散的狀況。如果說僅根據陳獨秀在五大上的發言就判斷當時中央不能很好地領導地方是不嚴謹的，那么王若飛在1943年向黨的高級干部做《關于大革命時期的中國共產黨》的報告時的論述也可以作為佐證。王若飛在回憶自國民黨改組到大革命時期黨的狀況時提到：“此時中國黨的領導有三個中心：上海、北京、廣東……形式上各地都受中央領導，中央當時還作了些工作，但許多問題各地是獨立作主的。許多意見中央主張是不能到各地的?！盵6]299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六次擴大全會在《關于中國問題的決議》中也特別指出：“黨在組織上還很不完善……從政治上和組織上加強黨，定將大大有助于消除和防止上述背離正確策略路線的現象?！盵8]該決議中所說的“背離正確策略路線的現象”指的正是黨的地方委員會和中央不和、地方委員會擅作主張的問題。對于在五大召開之際已經成為“群眾的黨”“半政府黨”甚至“全國工農唯一的領袖”來說，不處理好黨中央和地方委員會的關系，保持黨的團結統一，樹立中央在全黨的權威，對外形成一致的意見，很容易使團結在黨周圍的群眾組織（工會、農會、青年團等）失去方向、無所適從，最終給革命事業帶來損失。

二是黨內政治紀律松散的危險，不僅黨員甚至黨的地方委員會都不嚴格地遵守黨的紀律。黨的二大閉幕后，張國燾等少數中央委員未通過中央而召開會議，形成了和中央相左的意見，造成了一些不良影響。在黨的三大上，陳獨秀就批評了張國燾在黨內“組織小集團”的錯誤，使得張國燾在三大上未能當選中央委員。在《中央通告第二十一號——加強黨的組織觀念和匯報工作》中，陳獨秀還說到：“有的地方許久沒有報告，有的雖寄報告，不是漫無系統，便是失之簡略?！狈从吵鳇h的部分地方委員會組織觀念較弱、政治紀律不強的狀況。黨的一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綱領》第十二條就指出：“地方委員會的財務、活動和政策，應受中央執行委員會的監督”[9]1，黨的地方委員會不報告、亂報告的現象無疑是對政治紀律的嚴重破壞。四一二政變后不久，瞿秋白同志私下召集魯易、維經斯基、張國燾等人進行小范圍內的會談，對黨中央的主張表示不滿。在五大召開前，瞿秋白同志又寫了名為《第三國際還是第零國際》的小冊子，散發給參會同志，批評中央委員會特別是陳獨秀和彭述之等人的多項主張。在黨的四大上通過的《黨章》紀律部分第二十一條明確指出“對于中央執行委員會有抗議時，得提出全國大會或臨時大會判決”[9]18。共產國際的紀律規定中也指明：“如果有些黨員認為黨組織或黨的領導機關的決議是錯誤的，他們在公開發表談話時也不應忘記：削弱或者破壞隊伍的團結是最惡劣的違反紀律的現象，是革命斗爭中最嚴重的錯誤?！盵3]429按照當時的相關規定，在未經中央委員會討論的情況下散發小冊子，無疑是違背紀律的行為。誠然，瞿秋白同志的部分批評是正確的，其動機也是忠于黨的事業的，小冊子在五大召開時也并未造成太大影響，但是這樣的做法已經體現出當時黨的政治紀律松散的狀況。

三是四一二政變后黨內意志分裂的風險。早在“是否應該與國民黨合作”的問題上，黨內就曾發生過激烈的爭論，并間接導致了李達等一批早期中共黨員退黨。在中山艦事件發生后，黨內在關于“是否繼續與國民黨合作”“應采取什么樣的策略”等問題上又發生了爭議。根據陳獨秀的回憶，中山艦事件發生時，黨的策略并不是一致的。廣東區委和鮑羅廷認為當時應采取進攻的策略，“不僅不應當容忍三月二十日事變，而且應當進行一個自己的三月二十日事變”。而當時黨中央和陳獨秀認為應該采取退讓的策略，避免沖突愈演愈烈。對黨中央和陳獨秀的這種擔憂，廣東區委和鮑羅廷認為不鎮壓國民黨右派就不能鞏固同國民黨左派的聯盟。但鮑羅廷和廣東區委又沒有向中央提出這個意見。[6]39中山艦事件作為大革命時期國共關系發展的轉折點，未能對其進行妥善的應對，極大地影響了黨中央的權威，也讓黨內有了發生意志分裂的風險。而后在是否接受蔣介石、譚延闿等在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提出的《整理黨務案》的問題上，不僅出席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的中共黨團內部發生了爭論，鮑羅廷在未同中共中央協商的情況下直接全盤接受，更是引得黨內對共產國際、對黨中央產生了很多看法。四一二政變發生后，黨內一些同志不僅對黨中央在中山艦事件、《整理黨務案》決議等問題的處理上不滿，對主張“繼續與國民黨左派合作”的策略也抱有懷疑態度，黨內意志分裂的風險加劇。據楊之華的回憶，中央在五大開幕前的預備會議上就發生了爭論。陸定一在回憶黨的五大召開時的狀況曾說：“這次大會反映了黨內在許多重大問題上存在著意見分歧?！盵6]278這些“意見分歧”的具體體現就是黨的五大上魯易和鮑羅廷的“兩種完全不同的思想和政治路線”之間的爭論[6]265。遺憾的是，黨的五大并未能解決這些爭議，“眾多的具體問題，往往是為理論爭辯了幾個鐘頭之后，出席的人們也已聽的倦態畢露之時，才草草的做出決定?！?/p>

因此，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在五大閉幕式的發言中談到：“在代表大會以前，黨就有一種不只是由政治原因引起的病癥。由于客觀原因和其他原因，不是存在一個中心，而是兩個中心?！盵6]67如上所述，既然當時中國共產黨已經作為全國性的、“半政府狀態”的黨，為了保持全黨的團結統一，勢必要加強政治紀律的執行，而為了保障政治紀律的執行，必需設立相應的紀律檢查機構。

四、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和參與的監察實踐使創設監察委員會成為可能

早在安源路礦工俱樂部時期，黨在工人組織內部的紀檢監察機構設置中就做了一定的探索，如：設置監察隊（后改為糾察團），“對內監察工友之行動……禁止工友不正當之行為——如賭博……”[10]363；設置經濟審查委員會，“專門保管本部經濟并審查各項賬目”[10]141；設置裁判委員會，規范俱樂部內部部分工人“輕于動武”“不繳常月費”“吃飯不做工”“不聽指揮”等不良行為，并將所受理案件分為“不遵部章”“斗毆”“銀錢賬務”“竊盜”“工程糾葛”“賭博”“妨礙公安”“不守廠規”“瑣事”9個大類進行了統計和分析。[10]160其中，為了保證紀檢監察機構的獨立性，經濟審查委員會和裁判委員會被設為俱樂部最高代表大會的直轄機關，定期向最高代表大會作報告，其成員均由最高代表大會選舉產生，撤換和增補均需要最高代表大會通過。經濟審查委員會和裁判委員會成立時還各自設立了較為完備的章程，對工作流程、職責權限等做了規定?？梢哉f，黨在組織安源路礦工俱樂部的過程中，已經探索出了在工人組織內部開展紀檢監察工作的相關經驗。

1924年，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時，就設立了監察委員會，譚平山、楊匏安在任國民黨組織部部長、秘書時都參與過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和廣東省監察委員會的工作。在1926年1月召開的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毛澤東、林祖涵、譚平山、楊匏安等13名中共黨員當選為國民黨的中央執行委員或候補委員，高語罕、江浩任國民黨的中央監察委員或候補中央監察委員，在國民黨的二屆一中全會上，高語罕當選中央監察委員會常委，惲代英當選了黨務審查委員會的成員。根據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檔案的記載，1926年2月1日—10月30日期間，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共召開常務委員會會議66次，常務委員會的決議中“照中央監察委員會辦法執行”“交中央監察委員會審查”“交中央監察委員會辦理”等字樣達24次，中央監察委員會處理的事項涉及到擬定監察委員會章程、處理黨務糾紛、處分黨員冒領款項、打擊黨內派別活動、處分黨員公開發表不當言論等多個方面，處理黨員時給予的結論有“警告”“嚴重警告”“開除黨籍”“恢復黨籍”等，處理組織時給予的結論有“責令整改”“解散”等，說明這一時期國民黨監察委員會的工作已經較為成熟。而歷次執委會常務會議楊匏安、林祖涵基本都有參與，中央監察委員會提出的部分方案還是在楊匏安的主持下擬定的。[11]在國民黨中央工作的楊匏安等人已經熟悉了監察委員會的組織體系、基本任務、工作流程等內容。楊匏安也正因有著長期從事紀檢監察工作的經驗，而參與到省港大罷工委員會的組建和相關組織條例的制定工作，并在黨的五大上被選為中央監察委員會副主席。

1925年6月，為了支援上海人民開展的反帝愛國“五卅運動”，香港、廣州等地爆發了海員罷工運動，由于港英政府的武力鎮壓，罷工隊伍死傷慘重。為了更好地引導工人開展有序的斗爭，中華全國總工會和中共廣東區委發動罷工工人組成省港罷工工人代表大會作為罷工的最高議事機關；由代表大會選舉產生罷工委員會作為最高執行機關。省港罷工委員會自1925年7月3日正式成立后，面臨著極其復雜的形勢和任務，能否保證組織內部團結一致、紀律嚴明，是關系到能否取得罷工最終勝利的重要條件。為此，紀檢監察工作被省港罷工委員會置于極為重要的地位。一是建立專門的監察機構。先是成立了罷工工人代表大會，作為最高權力機關，罷工委員會各機構要定期向代表大會報告工作情況。恰如鄧中夏所說：“罷工委員會的會務及財政，皆經常在代表大會報告，以致外面一切謠言都失其效用?！盵12]30根據省港罷工工人代表大會第一百次會議資料的記載，從罷工委員會成立到1926年3月31日，代表大會共通過決議案285項，其中關于“內部組織”和“整飭紀律”的決議案就有109項，占比近40%。[12]211罷工委員會設立了財政委員會，負責財政收支及使用情況公開的工作；設立了糾察部，組織工人糾察隊（后改為模范隊），以便“糾正工友及一切錯誤行動及鎮壓一切反革命行動”[12]155；設立了會審處，審判“破壞罷工、私運糧食、偷賣仇貨”的行為；設立審計局，負責審核各個機關的收支賬目。二是制定相關的監察法規。1925年12月，《省港罷工委員會組織法則》公布，規定“無論各部何項機關有舞弊受賄等情，應依合法手續嚴厲取締，施以相當應得之罪，無得庇縱”；“罷工委員會的執行委員如有違法行為，被人告發或為法制局彈劾于工人代表大會及各部機關，一經查確，應罪加一等”；為了便于會審處開展工作，省港罷工委員會還公布了《會審處辦案條例》，列舉了必須懲處的27種罪行，其中由會審處判決的罪行14種，移送特別法庭判決的罪行13種，為整飭紀律的罪行占大半。[12]246為了防止紀檢監察機構自身的腐化，罷工委員會還制訂了《糾察隊紀律》，規定了隊員的四等罪行，如“包運糧食，盜賣截貨”等屬于一等罪行，經代表大會通過后處以槍斃；“失誤戎機，遺失槍械及糾眾威逼上級機關”屬于二等罪行，處以監禁；“玩視職守，侮辱長員，越級言事以及賭博、宿娼、酗酒、鬧事”屬于三等罪行，處以撤職或監禁；其他違紀行為由大隊長、支隊長等“酌量處以申斥、罰立正、打手掌之懲罰”。糾察隊隊員犯錯時，其上級視情況也要受到相應的處分。另外，《糾察隊紀律》還特別規定了“各級隊部不得越級呈報”，越級上報也“以違背紀律論”，以免引起事權糾紛。[12]237-238三是靈活運用各種監察方式。會審處制定的辦案條例詳細規定了違法分子處理方案，情節較輕的由會審處判決，給予的處分包含警告、記過、除名等，情節較重的移送特別法庭，給予的處分包括監禁、拘留以至死刑。糾察隊設立了“告密箱”，“如隊員得到某人舞弊之真確證據，投入告密箱”[12]238，經糾察隊委員會核實后，送交糾察總部或會審處依相關規定辦理。此外，罷工委員會還利用機關報《工人之路》進行輿論監督，一經發現工友或罷工委員會下屬機構成員有違反罷工紀律的行為，即在機關報上公布其姓名、職位、所犯罪行、處理結果等。

此外，根據陳弘君先生的考證，1925年2月至6月期間，中共廣東區委監察委員會就已經成立了，林偉民、楊殷先后任中共廣東區執行委員會監委書記，楊匏安、梁桂華任副書記。[13]雖然由于檔案材料缺失等原因無法獲知中共廣東區委監察委員會的詳細活動材料，但到中共五大召開之際，中共廣東區委的黨內監察工作已經有了兩年左右的實踐經驗。

五、結? ?語

縱覽從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閉幕后一段時期黨的重要文獻，除“王荷波與楊匏安以中央監察委員的身份參與八七會議”之外，再沒有看到關于中央監察委員會相關工作和公告的情況。而在五大上當選的中央監察委員們也命運多舛，根據相關資料的記載，五大選舉出的中央監察委員和候補監察委員們，大多不到一個月即被安排至其他機關開展工作，如王荷波、許白昊被調至工人委員會，阮嘯仙、蔡以枕被調至農民委員會，10人中有7人在半年內相繼犧牲，“缺少監察委員的監察委員會”自然也無法有效開展監察工作。五大召開半年后，中共中央在《中央通告第二十六號——關于監察委員會的問題》中即說：“監察委員會似已成為不必要的組織?！钡搅?928年召開的中共六大上，監察委員會被檢查委員會取代。那么，創設監察委員會的舉措是否因“慘淡的現實”就黯淡無光呢？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其有三個方面的歷史意義：

一是基本確立了黨內監督的基本模式。黨的五大授權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修正章程決案》不僅規定了監察委員會的職責——“鞏固黨的一致及權威”，賦予監察委員會以獨立性——“中央及省監察委員，不得以中央委員及省委員兼任”、“中央及省委員會，不得取消中央及省監察委員會之決議”，還規定了監察工作的從屬地位——“中央及省監察委員會之決議，必須得中央及省委員會之同意，方能生效與執行”[6]33。從黨的五大設立中央監察委員會到十八大以來深化推進的國家監察體制改革，無論黨的紀檢監察機構名稱如何改變、領導體制如何調整，其黨內監督的核心職責始終沒有變、紀檢監察機構的獨立性始終沒有變、紀檢監察工作的服從性始終沒有變?？梢哉f，“兩委基本平行、互相制約，黨內專門監督機構比較獨立完整地行使監督權”[14]的黨內監督基本模式正是以五大創設監察委員會為標志開始確立的。

二是一定意義上加強了黨內民主。黨內民主是共產黨自身建設的重要方面，中共五大的重大意義之一就在于把“民主集中制”寫入黨章，加強了黨內民主。同樣，監察委員會的創設，也為加強黨內民主作出了一定的貢獻。民主和集中是一對不可分割的范疇。黨內缺乏民主，往往導致思想僵化、積極性創造性不足；黨內紀律渙散，往往導致不正之風興起、腐敗現象叢生。高度的民主往往需要完備的監督作保證。因此，黨的五大創設的監察委員會作為嚴明政治紀律的專門組織，間接地為加強黨內民主做了貢獻。另外，黨的五大創設監察委員會增加了在中央工作的人數，同樣加強了黨內民主。陳獨秀在五大報告上說：“在中央一起工作的只有兩三個委員，有時只有一個委員。這樣一來，中央自然而然就產生了獨裁?！盵6]46相較前幾次全國代表大會而言，黨的五大選舉出中央委員（含候補）45人、中央監察委員（含候補）10人，極大地提升了在中央工作的黨員數量，事實上也為加強黨內民主提供了條件。

三是創設監察委員會是大革命時期黨的自我革命的突出成果之一。從共產主義者同盟的創立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自我革命、刀刃向內從來都是共產黨的突出特點與優勢。早在《德意志意識形態》里，馬克思恩格斯就曾指出無產階級的自我革命是領導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的重要內容，因為無產階級“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拋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陳舊的骯臟的東西”。在領導俄國革命與建設和加強布爾什維克黨自身建設的過程中，列寧多次強調：“我們并不害怕把不十分可靠的人開除出去”。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們的相關論述為黨的自我革命提供了基本的思想武器，但理論并不會自動變為現實，自我革命需要主體自身來實踐。黨的五大把“刀刃向內”作為一項極為重要的工作，并成立了與中央委員會平級的專門機構——監察委員會。雖然黨在此前也處理過一些違紀黨員、腐化分子，針對黨員質量問題，中共中央還于1926年8月發出了《堅決清洗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要求各級黨部審查、開除各類投機分子和問題黨員。但是，當時黨的機關雖有懲處違紀分子的權力，但缺乏實際執行政策的能力，不僅“黨的干部缺乏而幼稚”，而且就連中央各部門大部分的工作都不盡人意。[6]46為此，黨的五大創設監察委員會填補了從紀檢監察制度制定到紀檢監察制度執行所缺失的主體，以強有力的自覺把自我革命落到實處，實現了思想、制度、實踐“三位一體”的系統工程?？梢哉f，創設監察委員會、確立黨內監督的基本模式就是大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進行自我革命的最重要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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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校? ?王學青

Exploration of the Reason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upervision Committee at the Fif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JI Zhongqiang，XIONG Xinpeng（College of Marxism，He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Luoyang 471023，Henan，China）

Abstrac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upervision Committee at the 5th National Congresse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as a great feat of the Partys self-construction during the revolutionary period.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upervisory committee is in response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to adapt to the development and status changes of the CPC，and to strengthen unity within the Party.The early practice and exploration of the CPCs supervisory work made it possible to establish the supervisory committee.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upervisory committee has basically set the basic mode of inner-Party supervision，strengthened inner-Party democracy to a certain extent，and is one of the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of the Partys self-revolution during the Great Revolution.

Key words： The 5th National Congresse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upervisory committe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Party buil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