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第四權”的嬗變

周棟棟 鄭易平

摘要?美國“第四權”經歷了一個長期的嬗變過程并在不同階段產生了不同的影響。殖民地時期及美國建國初期的媒體可被視為美國“第四權”的雛形，其產生和發展同當時存在的較為寬松的言論、新聞及出版環境密不可分，早期媒體具有顯著的黨派性，這促進了美國政黨政治的形成。從1830年代開始，美國出現了以大眾性及獨立性為明顯特征的大眾媒體，“第四權”開始形成。20世紀后期，“第四權”逐步成熟。在這期間，“第四權”對美國政治社會產生了比較正面的影響，包括推動早期政治改革、促進利益集團繁榮、減少政府腐敗與特權、修正美國權力運行缺陷并保障政治體制良性運轉等。但進入21世紀，特別是奧巴馬上臺后，“第四權”開始發生蛻變。這主要體現為媒體在新聞報道中背離平衡報道的原則，傳統主流媒體及社交媒體的立場明顯政治化，基本成為民主黨的“喉舌”?！暗谒臋唷敝酝懽?，主要根源在于媒體人的主體是知識分子，他們具有天然的左翼偏好，深受“政治正確”這一已成為民主黨意識形態的政治社會思潮的影響?！暗谒臋唷钡耐懽儺a生了諸多政治后果，包括加深了美國政治極化的程度，破壞了美國相對平衡的兩黨制，動搖了美國相互制衡的政治體制等。

關鍵詞 “第四權” 主流媒體 社交媒體 政治正確 政治極化

19世紀的英國歷史學家托馬斯·卡萊爾（Thomas?Carlyle）認為，“The?Fourth?Estate”即“第四權”或“第四等級”的概念最早是由埃德蒙·伯克（Edmund?Burke）在1787年提出的，主要指除英國議會中的上議院神職階層、貴族階層和下議院“第三等級”之外的等級。?Ejvind?Hansen.?The?Fourth?Estate：?The?Construction?and?Place?of?Silence?in?the?Public?Sphere［J］.?Philosophy?and?Social?Criticism，?2018（10）：?10711089.美國歷史學家丹尼爾·布爾斯廷（Daniel?Boorstin）認為，“第四權”的概念最早起源于英國輝格黨歷史學家托馬斯·麥考利（Thomas?Macaulay）。麥考利將坐在議會中的記者們稱作“王國的第四等級”，?Jesse?Owen?HearnsBranaman.?The?Fourth?Estate?in?the?USA?and?UK［D］.?PhD?Thesis，?Leeds：?The?University?of?Leeds，?2011：1.即除貴族、僧侶、資產者之外的“第四等級”。1850年，F·K·亨特（F.?K.?Hunt）出版《第四等級》一書，追溯了新聞的歷史，肯定了媒體的貢獻。Frederick?Knight?Hunt.?The?Fourth?Estate：?Contributions?Towards?a?History?of?Newspapers，?and?of?the?Liberty?of?the?Press［M］.?London：?David?Bogue，?1850：38.還有學者認為，托馬斯·杰斐遜（Thomas?Jefferson）在為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辯護時提到了“第四權”，他認為新聞界在監督政府機構方面占據首要地位。?Warren?Francke.?The?Evolving?Watchdog：?The?Medias?Role?in?Government?Ethics［J］.?The?Annals?of?the?American?Academy?of?Political?and?Social?Science，?1995，?537：109121.卡萊爾在《英雄和英雄崇拜》一書里給出了關于“第四權”的一般定義。他指出，印刷和寫作使新聞界成為“第四等級”，記者們由此被賦予了一種新的權力——“第四權”?？ㄈR爾寫道：“現在無論誰都能對整個國家講話，這變成了一種權力，政府的一個分支，這種權力在立法以及所有的政府行為中有不可剝奪的分量?！?［英］托馬斯·卡萊爾.英雄和英雄崇拜［M］.何欣，譯.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69.可以說，自19世紀始，“第四權”或“第四等級”就開始專門指新聞媒體，而新聞界也逐步認為自身是代議制民主和言論自由的重要組成部分。?Julianne?Schultz.?Reviving?the?Fourth?Estate：?Democracy，?Accountability?&?the?Media［M］.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8：48.在美國，大眾傳媒因其無所不在的社會影響力被人們普遍視為是除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四權”或“第四等級”。對此，美國學者道格拉斯·卡特（Douglass?Cater）指出，“美國的第四階層實際上是政府的準官方第四部門”。?Douglass?Cater.?The?Fourth?Branch?of?Government［M］.?Boston：?Houghton?Mifflin，?1959：13.綜合上述定義，本文認為，所謂“第四權”，主要指美國的大眾媒體，包括傳統主流媒體如《時代周刊》、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able?News?Network，CNN）、美國廣播公司（American?Broadcasting?Company，ABC）、《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等，以及20世紀末至今因網絡信息技術的進步所產生的新媒體，有人稱之為“網絡第四權”?Yochai?Benkler.?A?Free?Irresponsible?Press：?Wikileaks?and?the?Battle?over?the?Soul?of?the?Networked?Fourth?Estate［J］.?Harvard?Civil?RightsCivil?Liberties?Law?Review，?2011（4）：311397.，主要包括新興大科技公司所運行的社交媒體，如臉書（Facebook）、推特（Twitter）、照片墻（Instagram）等。

大眾媒體從產生就對美國的政治社會發展產生了很大的推動作用，尤其是從1830年代“第四權”開始形成到20世紀70年代“水門事件”時“第四權”進入成熟期，其對美國政黨制度及經濟生活發揮了比較正面的影響。奧巴馬上臺之后，美國“第四權”開始蛻變?！暗谒臋唷睘楹螘懽?，其具體表現及發生機理是什么？“第四權”蛻變產生的后果有哪些？這都是很有意義且具有挑戰性的課題。

一、美國“第四權”的雛形：殖民地時期至美國建國初期的

黨派媒體及其作用殖民地時期至美國建國初期，美國媒體還不是真正的大眾媒體，它最初受制于政府，而后主要變為黨派媒體。美國這種早期媒體與較為寬松的言論出版環境緊密聯系，對政府有一定程度的監督，其具有“第四權”的一些特征，因而被視為美國“第四權”的最初表現形式，在美國兩黨制形成及發展的過程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推動作用。

（一）美國早期媒體的產生

美國早期媒體的產生及發展與其較為寬松的言論、新聞、出版環境密切相關。追溯歷史可以發現，美國很早就出現了媒體。1638年，馬薩諸塞殖民地創辦了印刷機構，并出版書籍以促進殖民地教育事業的發展。媒體誕生之初，其力量比較弱小，而且大多依賴于政府，受殖民地當局的扶持和控制，當時的報社幾乎都在其發行的報紙上印有“Published?by?Authority”（官方出版）的字樣。不過，在殖民地時期，媒體發展在受政府限制的同時，也享有一定的言論空間，因而在17世紀末18世紀初，美國媒體得到較大發展并呈現出繁榮之勢。

獨立戰爭前期，隨著革命形勢及啟蒙思想的發展，媒體得到更大的發展，其社會及政治影響力也逐步提高?！霸癜浮?1734—1735年，印刷業者曾格被訴其印刷的一份名為《紐約周刊》的報紙非議當時的紐約殖民地總督威廉·科斯比（William?Cosby），違反了《反煽動性誹謗法》，當時的法官裁斷曾格犯有誹謗罪，但陪審團最終判定曾格“無罪”。擴大了新聞言論空間，激發了殖民地民眾對新聞事業的熱情，進而為媒體在革命中發揮動員民眾、傳播思想等作用埋下了伏筆。1765—1766年，北美殖民地爆發了以“印花稅法案”為標志的抗稅運動，印花稅法規定對殖民地的印刷品征印花紙稅，而這不利于北美印刷業和新聞業的發展，引起了殖民地民眾的強烈反對，加劇了獨立戰爭前的緊張局勢。在這一時期，啟蒙思想家的作品及其思想大多是通過小冊子等印刷品被廣大殖民地民眾所熟知的。在風云激蕩的1776年，美國革命者們紛紛利用媒體的力量來宣傳他們的革命主張和政治理念，托馬斯·潘恩（Thomas?Paine）的《常識》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標志著美國誕生的《獨立宣言》也是由大陸會議交給《賓夕法尼亞郵報》大量印刷成宣傳品而得到廣泛流傳的。在革命中，新聞、出版得到了更多重視，這成為獨立戰爭所追求的基本目標之一。

美國建國后，1787年憲法最初沒有關于言論、新聞、出版的規定，但美國國父們已經認識到媒體對政府行政的重要意義。杰斐遜就稱，“如果讓我來決定我們應該擁有無報紙的政府，還是無政府的報紙，那我將一刻也不猶豫地選擇后者?！?From?Thomas?Jefferson?to?Edward?Carrington［EB/OL］.?（17870116）［20221011］.http：//founders.archives.gov/documents/Jefferson/0111020047.在杰斐遜等人的努力下，1789年通過的《權利法案》第一條就規定國會不得制定法律來剝奪言論或出版權利。自此，美國的言論、新聞、出版權利在憲法上得到確認，新聞媒體由此獲得了廣闊的發展空間。

（二）早期媒體的黨派性推動美國政黨政治的形成與發展

如前所述，在殖民地時期，美國印刷業、出版業大多依附于政府，這種特征使得美國早期媒體在獨立戰爭前就表現出一定的黨派性。例如，支持獨立的愛國派，以及支持喬治三世的?；逝苫蛲欣h，都在各自的報紙上與對方口誅筆伐。在這一過程中，愛國派及其報紙極大地宣傳了革命思想，成為推動獨立戰爭的催化劑，而反對獨立的思想則在北美失去根基，托利黨也逐漸在政治舞臺上消失。

眾所周知，華盛頓、富蘭克林、杰斐遜等美國國父們對政黨都持比較厭惡的態度。華盛頓在其告別演說中警告世人，黨派“是政府最危險的敵人”。?Washingtons?Farewell?Addresss［EB/OL］.?（17960919）［20221011］.?https：//info.mysticstamp.com/washingtonsfarewelladdress/.只有麥迪遜比較清醒，他認為黨爭的根源在于利益分配及利益沖突，因此難以避免。他對于黨派政治的預見在美國建國不久后就成為了現實。在黨爭及政黨政治形成的過程中，黨派媒體發揮了重大作用。

具體而言，從制憲時期直至1830年代，美國媒體相對于政府的獨立性增強，但同時也開始更多地依附于政黨，受到黨派的資助，明顯地成為各黨派的宣傳工具，這使美國媒體基本成為精英媒體或黨派媒體?？陀^地說，這是一個報紙必須選擇某個政黨并為之服務的時代，媒體的黨派性是不可避免的。最初，聯邦黨和反聯邦黨紛紛創辦報紙并在報紙上刊文闡述自身政治理念來擴大自己黨派的影響力。聯邦黨的領袖亞歷山大·漢密爾頓（Alexander?Hamilton）、詹姆斯·麥迪遜（James?Madison）、約翰·杰伊（John?Jay）等政治家以相當于今天報紙社論的形式發表了一系列宣傳政治思想的文章，即《聯邦黨人文集》，以宣傳聯邦主義并解釋新制定的憲法。漢密爾頓還親自出資創辦了聯邦黨人的報紙《合眾國公報》，從而向建立政黨邁出了第一步。同樣，支持杰斐遜及其代表的反聯邦黨人的主編本杰明·富蘭克林·貝奇（Benjamin?Franklin?Becky）則為民主共和黨的建立作出了巨大貢獻。同時，一大批具有鮮明政黨色彩的主編及編輯涌現出來，成為服務黨派事業的核心人物。無論是聯邦黨人還是反聯邦黨人的報紙，都在主編的領導下積極闡述自己黨派的綱領，毫不留情地攻擊對手黨的方針政策，駁斥對手黨的攻擊，揭露對手黨的隱私內幕，甚至互相辱罵。?［美］邁克爾·埃默里，等.美國新聞史［M］.展江，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88.

可以說，這一時期美國報紙的黨派偏見最為強烈，而兩黨制及其基本原則也正是在這個時期發展起來的。首先，通過激烈的辯論，黨派的原則和政黨的分歧變得旗幟鮮明。通過在內政外交一系列問題上的較量，聯邦黨人所主張的國家主義價值觀和反聯邦黨人主張的“民主”價值觀都得到了充分的體現。正如托克維爾所注意到的，“它經常瞪著眼睛不斷地觀察政治的秘密動力，把搞政治活動的人依次推向輿論的法庭”。?［法］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M］.董果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210.其次，通過對反對派的無情揭露，客觀上達到了減少黨派欺騙性的效果。原本厭惡政黨的杰斐遜不得不承認“黨派是相互行為的監察員，公眾的有用的警衛員”，?［美］托馬斯·杰斐遜.杰斐遜選集［M］.朱曾汶，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681.黨派報紙則無疑是實現上述功能的最佳工具。雖然雙方往往是通過惡毒的謾罵來攻擊對手，但不可否認的是，沒有什么比黨派報紙之間的互相監督更易揭露政黨不誠實的行為和意圖。再次，政黨通過自己報紙的宣傳鼓動，把社會上具有相同或類似政治利益和理想的群眾、小黨派和個人團結到一起，即“它把人們的注意力集結到某種主義或學說的周圍，并為政黨樹立旗幟”?［法］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M］.董果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210.。最后，黨派報紙因言論出版而遭到的很多起訴無形中壯大了政黨集團的力量，鞏固了早期的政黨制度。例如，1798年，亞當斯總統及其所在的聯邦黨控制下的國會兩院通過了《外僑與懲治煽動叛亂法》，意圖壓制言論出版權利并打擊反聯邦黨，在這個法律下，先后有25名支持反聯邦黨的報紙發行人和主編被起訴，10人被判有罪，但這最后反而加強了反聯邦黨的聲譽和在公眾中的影響力。

二、美國“第四權”的建立：19—20世紀大眾媒體的發展及其功能

由于較為寬松的言論、新聞及出版環境，美國早期富有黨派色彩的媒體得到了長足發展，而同樣由于這種環境，從1830年代開始，美國新聞媒體開始逐步擺脫黨派性，走向大眾化，具有了更強的獨立性。從19世紀中后期以揭露政府黑幕為己任的“扒糞運動”到20世紀早期的兩次世界大戰，再到冷戰中的“水門事件”，在經歷長期的發展演變之后，美國媒體最終成為“第四權”或“第四等級”，對美國政治社會產生了深刻影響。

（一）新聞媒體走向大眾化并取得獨立性

19世紀前期，相對于早期對政府的依附而言，美國新聞業在“誹謗罪”的法律尺度下努力爭取寬松的報道環境，獨立性大大增強。1830年代，托克維爾訪問美國，當時新聞媒體正朝著大眾化的方向發展。他觀察到，美國的報刊業在社會生活中十分活躍，正享受著放任的出版環境，甚至在濫用這種環境。19世紀后半期，美國自由市場經濟和“民主”改革的潮流為報紙帶來了歷史性變革，面向大眾的“便士報”開始出現，報紙從政黨的代表逐漸轉變為公眾的代表。這在約瑟夫·普利策（Joseph?Pulitzer）的辦報綱領中得以體現：“報紙將永遠為爭取進步和改革而戰斗，絕不容忍不義或腐??；永遠反對一切黨派的煽動性宣傳，絕不從屬于任何黨派；永遠反對特權階級和公眾的掠奪者，絕不喪失對窮苦人民的同情；永遠致力于公共福利，絕不滿足于僅僅刊登新聞；永遠保持嚴格的獨立性，絕不害怕同壞事作斗爭，不管這些事是掠奪成性的豪門權貴所為，還是貪婪的窮人之舉?！?［美］邁克爾·埃默里，等.美國新聞史［M］.展江，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219.

從這時起，獨立性和大眾化成為美國新聞業最重要的兩個特征。報紙逐漸擺脫黨派政治的束縛，開始以平民大眾為受眾，試圖以無黨派偏見的辦報原則報道政府活動，以社會正義感和批判性立場關注公共事務。這一時期，報紙監督政府的重要手段是社論。人們普遍認為，報紙要更好地履行監督政府權威的職能，就必須與政府和政黨劃清界限，而報紙社論形式的出現標志著報紙對政黨的反叛。報紙編輯試圖超然于黨派意志之上，對任何政黨及其政策予以批評，這一點對媒體的監督質量來說十分關鍵。如果不能脫離黨派的辦報導向，報紙報道的公信力和公正性都會受損，監督的效果也會打折。因此，獨立的社論對于報紙的監督功能有重大意義。這種監督政府及更活躍地參與公共生活的意圖及行動使媒體初步具有了“第四權”的地位。

在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里，媒體不斷與政府進行斗爭，爭取更為寬松的言論出版環境，以保護“第四權”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一方面，1917年，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戰造成的緊張局勢，美國國會頒布《間諜法》，1918年又通過了《煽動法》，將矛頭對準言論環境。大批社會主義者如查爾斯·申克（Charles?Schenck）、尤金·維克托·德布斯（Eugene?Victor?Debs）等因分發反對一戰的傳單或者發表擁護共產主義的言論而被控違法或被判有罪。另一方面，為了對抗一戰期間因言獲罪的逆流，并進一步擴大言論出版權利，媒體及一些公民組織奮起抗爭。在“基特羅訴紐約州案”（1925）中，最高法院將憲法第一修正案所規定的言論和出版權利強加于各州。此后，雖有麥卡錫主義等侵犯言論和出版權利的意識形態的回潮，但這已不過是美國出版史上的一段不愉快的插曲了。此后，“紐約時報訴沙利文案”（1964）、“五角大樓文件案”（1971）等則標志著美國的新聞媒體在爭取權利和獨立性的道路上屢戰屢勝，高歌猛進。

越戰及美國民權運動期間，大眾媒體十分活躍，它對美國政府及其內政外交政策進行了全方位審視、深度監督與批評質疑，媒體從業者開始成為真正的“無冕之王”。隨著越戰的升級，媒體記者意識到美國政府正在越戰問題上向公眾隱瞞信息、篡改真相，他們從質疑轉向反對政府的對外政策，并以領導者的身份參與了反越戰運動。美國媒體的反越戰立場表明媒體第一次從國家戰爭的同情者轉變為反對者，并竭盡全力向公眾說明政府的政策不僅是錯誤的，而且充斥著謊言。另外，在美國民權運動中，媒體報道既沒有輕信來自政府的信息，也沒有屈從公眾輿論，而是以前所未有的積極性參與到國家的政治生活中，許多報紙、雜志、電視等的新聞工作者致力于報道政府機器的黑幕，關注弱勢群體的公民權利，探究毒品、犯罪、貧富差距等社會問題，尤其在戰爭問題上打破了政府營造的“國家一致”的言論氛圍，這些都為日后“第四權”的擴大打下了良好的基礎。20世紀70年代，使媒體權力與聲望大增的“水門事件”可以說是美國民權運動時期及反越戰運動中媒體進取精神的延續?！八T事件”使媒體牢固確立了“第四權”的地位，并對美國政治產生了深遠影響。

（二）“第四權”對美國政治社會產生了深刻影響

從19世紀初到20世紀后半期，“第四權”在這一時期的發展演變中對美國早期政治理性化、利益集團發展、政府制度改革特別是權力制衡體制的發展完善產生了深遠影響。

首先，“第四權”推動了美國早期政治改革?？梢哉f，報紙是19世紀美國政治改革的推動者。1831年至1832年，托克維爾在美國旅行期間目睹了報紙給美國政治帶來的變化。他認為雖然報紙帶有粗野偏狹的習氣，但仍然為大眾參與政治生活提供了廣闊的空間。當時的報紙配合了杰克遜時期的政治改革行動，其貢獻主要表現在：第一，報紙不僅成為傳播信息的主渠道，而且在拓荒時代成為開啟民智的教育工具。一般認為，知情權以及受到良好教育的公民是構成理性社會的兩個基本要素。而在美國內戰以前相當長一段時期里，盡管獲得選舉權的平民在增加，民眾的政治參與權利在擴大，整個社會正朝著大眾“民主化”的趨勢蓬勃發展，然而公共教育機構的不健全和信息流通的緩慢明顯阻礙了平民百姓充分地理解自己的權利以及直接地監督政府活動。不像古希臘城邦的公民那樣可以聚集到一起討論國家事務，分散在各地的聯邦居民只能依賴報紙給他們提供信息和觀點，以此去了解政府以及其他公民在做什么，因此，報紙所提供的信息在通信手段單一的時代更顯得珍貴。正如托克維爾觀察到的，美國的地方報紙十分繁榮，而這種繁榮促進了民主實驗的成功。?［法］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M］.董果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209210.第二，報紙作為一種社會公共機構在公眾與政府之間創造了公共領域?，F代理性國家的標志就是公域和私域的分開，而媒體對公域的形成和維護起到關鍵作用。哈貝馬斯在其名著《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中對媒體與公共領域進行了批判性研究。他指出，公民社會具備健全的政治論辯及公共參與機制，在其中理性與合理的論辯可以發揮實質的作用，個人不僅能發展其自身的能力，還能通過參與公共領域的活動去實踐公民權，理性地塑造他們所希望的政治體系。?［德］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M］.曹衛東，等，譯.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35.我們可以看到，美國報紙積極發揮了這一功能。報紙不僅告知人們信息，而且成為政治交流的主要社會空間，能夠使公民以平等的身份進行交流，公開對公共事務的個人看法。因此，報紙把私人觀點轉變為公共輿論，增強了民眾對公共利益的理解。

其次，“第四權”促進了美國利益集團的繁榮。托克維爾指出，報刊不僅和政黨唇齒相依，而且和社團共生共榮。他認為，在社團和報刊之間，存在著一種必然的聯系：報刊在制造社團，社團也在制造報刊。?［法］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M］.董果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642.這是因為在美國社會中，人人身份“平等”，大家分散于各地，互不相識，人們需要聯合也希望聯合，而如果沒有報刊作為聯系的媒介，他們就很難找到志同道合者。有了報刊，他們就仿佛在黑暗中看到了亮光，向著這束亮光聚集，結果，相距遙遠的人們就組成團體，并且通過閱讀報刊上的文章來了解彼此的情況和想法。這樣，盡管他們業務繁忙，還是能夠獲得溝通的渠道。因而，報刊使人們組成的團體獲得了持久的凝聚力，促使他們完成共同的志業。同時，正是因為美國利益集團數量眾多，媒體的數量也甚為可觀，托克維爾發現，“在美國，幾乎沒有一個小鎮沒有自己的報紙?！?［法］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M］.董果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209.其深層原因在于，美國是一個自下而上的分權自治的國家，全國有八萬多個地方政府，地方權力機構越多，依法行使地方權力的人也就越多；而越需要隨時知道本地和全國的事情，就越需要更多的報刊。民眾最關心的是自己身邊的事務，更關注自己的切身利益，因此，當地的小報刊對他們的重要性就超過了那些具有全國影響力的大報刊。

再次，“第四權”推動了美國政治制度的進步，特別是推動了文官制度的建立，減少了政府腐敗與特權?！俺舐劷野l”作為報紙監督政府的主要行動，成為腐敗的政治和經濟環境的“凈化劑”。南北戰爭后，美國社會環境動蕩不安，各種社會利益集團時有矛盾沖突，而盛行“政黨分肥制”的各級政府腐敗無能，這驅使社會責任感強的報紙大量揭發政客與企業之間的金錢交易丑聞，如尤里西斯·辛普森·格蘭特（Ulysses?Simpson?Grant）任總統時層出不窮的賄賂詐騙問題被迅速揭露出來，直接導致了共和黨政府的國會選舉失敗?！都~約時報》等報紙和埃德溫·勞倫斯·戈德金（Edwin?Lawrence?Godkin）等報刊主編堅持站在進步主義的立場上，不屈服于政治集團的威脅，抨擊道德敗壞的政客，積極倡導改革文官制度，對“政黨分肥制”進行了聲討，從而迫使立法者通過新法律結束了這一腐敗的官員任用制度。20世紀初，托拉斯壟斷和政治機器的腐敗使媒體站在社會改革的立場上，發動了“扒糞運動”，將揭發丑聞的戰斗推向頂峰?！鞍羌S運動”持續時間不長，但戰果卓著。另外，媒體還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管理及市政改革。例如，《堪薩斯城明星報》的創辦人威廉姆·納爾遜?（William?Nelson）直接發動了對堪薩斯城這個落后城市的改革；《明星報》為改良公共交通而奮斗，同政客和賭徒作斗爭，改善了城市環境，幫助堪薩斯城建立起市政委員會制。?［美］邁克爾·埃默里，等.美國新聞史［M］.展江，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211212.?可以說，這一時期，報紙雜志對經濟政治特權階層的討伐和對公共利益的維護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媒體對丑聞的挖掘喚起了廣泛的公眾輿論，為進步主義政治力量的興起奠定了強大的輿論基礎，為“保證經濟、政治的進步和一種更公正的社會模式”發揮了強大影響力，以致這一時期的新聞媒體被稱為“人民的斗士”。?［美］邁克爾·埃默里，等.美國新聞史［M］.展江，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280.

最后，“第四權”部分修正了美國權力制衡的缺陷，保障了美國政治體制的運轉?！八T事件”被公認為是媒體權力在新聞史上的一個里程碑。它一方面樹立起了一個強大的調查性新聞媒體的形象，另一方面，從“第四權”對當代美國政治體制的意義這一角度而言，“水門事件”留下了一筆重要的政治遺產。筆者認為，媒體在這個事件中所做的不僅僅是把一個總統給拉下了馬，更重要的是，它起到了完善整個政治體制、強化政治制度穩定性的關鍵作用。

我們先來看一下“水門事件”中媒體影響政治機器運轉的大致過程：《華盛頓郵報》記者進行調查——獨家披露——其他媒體跟進報道——引起公眾關注——國會和司法部門正式調查取證——公眾群情激憤——尼克松被迫辭職——國會通過修補性立法?？v觀整個過程，盡管媒體沒有直接導致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Nixon）總統辭職，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水門事件”中新聞媒體自始至終都表達了對白宮行為動向的強烈關注。媒體的追蹤報道使公眾輿論傾向發生了改變——從信任總統轉為懷疑總統，直至對總統濫用職權以及欺騙行為產生憤怒。媒體的口誅筆伐和公眾輿論的廣泛譴責，成為推動國會及法院展開調查程序的直接動力。有觀點認為，即使沒有新聞界的參與，“水門事件”也會導致尼克松下臺，因為聯邦調查局的調查、共和黨和民主黨之間的黨派利益之爭再加上國會及法院的相互制衡同樣會導致這個結果。?Mark?Feldstein.?The?Myth?of?the?Medias?Role?in?Watergate［EB/OL］.?（19740809）［20221101］.?https：//historynewsnetwork.org/article/6813.這種觀點也許過高估計了美國政治機器的自我修補機能。

不可否認，美國的政治制度設計的確精心地利用了政府權力部門之間相對獨立運作和互相監督的復雜關系，使政府機構能夠在憲法的保障和約束下平穩運轉，避免美國出現統治者因權力失去控制而出現暴政的危險。盡管如此，歷史經驗表明，美國制度內的監督制衡并不是完美無缺的。正如前文所述，19世紀后半期聯邦政府的“政黨分贓制”和市政當局的貪污腐化都暴露了政府機構內部監督不力的問題。還有越戰時期美國行政當局的一意孤行、國會的軟弱，以及司法機構“回避政治問題”的立場，都造成了越戰的不斷升級，使美國“深陷泥潭”?！八T事件”發生前后，尼克松總統在對外政策上的獨斷專行，雖然引起國會兩院的不滿，但總統仍然可以通過攔截國會撥款等手段達到自己的目的，而國會顯然也沒有有效地制約住總統權力的膨脹。即使在“水門事件”發生后，聯邦調查局也基本持一種消極態度。權力部門之間關系的不平衡是現代權力結構組成的特點和發展趨勢。因此，媒體“第四權”的地位及其監督職能才顯得尤其珍貴。

那么，在“水門事件”中，媒體具體如何影響了美國的政治體制呢？一是“水門事件”暴露了權力監督機制的缺陷。正如上文所說，三權分立且制衡這樣一種制度設計并不能保證政府官員不濫用職權，或者杜絕政治腐敗現象。事實上，當權者不可能自己約束自己，除了尼克松，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Franklin?Delano?Roosevelt）、約翰·F·肯尼迪（John?F.?Kennedy）、林登·貝恩斯·約翰遜（Lyndon?Baines?Johnson）等在其總統任期內都不同程度地濫用過權力。而國會雖然擁有調查行政部門的權力，最初卻沒有積極調查，同時，最高法院歷來有保持司法克制的傳統，因此三權分立中的兩個部門基本保持了沉默，制衡的機制顯然沒有很好地發揮作用。此時作為“第四部門”的新聞媒體就充當了一種“反對黨”的角色，代表“不同的聲音”發言，這彌補了美國權力制衡體制的不足。在“水門事件”發生后的最初半年，《華盛頓郵報》共發表了200多篇相關文章，矛頭指向尼克松政府的種種違憲行為。經過媒體的曝光，尼克松在國防外交領域濫用總統權力的一系列行為被置于國會和公眾的眼前，使公眾輿論發生了明顯轉變，民眾紛紛要求國會立即采取行動。在這種情況下，國會才開始履行調查權，舉行聽證會。正如調查“水門事件”的記者鮑勃·伍德沃德（Bob?Woodward）所說，“記錄顯示，如果新聞界不做他們的調查工作，總統及其領導班子仍然會繼續隱瞞下去”，沒有新聞界帶來的外在壓力，“法官們不會在真空環境中變得強硬起來，議員們也不會在真空中決定有所行動?！?Mark?Feldstein.?The?Myth?of?the?Medias?Role?in?Watergate［EB/OL］.?（19740809）［20221101］.?https：//historynewsnetwork.org/article/6813.

二是在立法機構修補政治體制的過程中，媒體發揮了重要作用，使政治機器的運作更加透明化。媒體鍥而不舍的調查不僅使尼克松政府倒臺，而且促成了對原有體制弊端進行修補性立法?！八T事件”后，美國國會通過了旨在限制總統權力和行政官員違法行為的一系列法規，如《戰爭權力法》《預算和攔截控制法》《政府部門道德準則法》等。媒體在其中的作用是：通過關注某一政治問題，發動公眾對該問題表態支持或反對；通過內幕調查，使人們意識到某些可能縱容腐敗濫權行為發生的法律政策或制止相關行為的法律的缺失；通過對某些政府官員的“揭丑”，迫使搞陰謀的政客辭職；發動司法程序，維護某一原則；促使權力機關反省。值得注意的是，羅斯福政府時期，最高法院曾經通過判決促使逃避自身責任的國會覺醒，而“水門事件”中，促使國會反省自身權力的不是最高法院，而是政府體制之外的“第四權”，即媒體。此外，媒體重新塑造了自“水門事件”之后的政府部門的公眾形象?！八T事件”是媒體與政府關系的一個轉折點，從此，不管在事實判斷上政府的活動是對還是錯，媒體總是假定自己被告知的是不真實的信息。盡管美國從來就有不信任政府和權力的傳統，但是美國人不會或至少不會從根本上對其政府的動機或誠信產生懷疑，而“水門事件”所造成的政治危機打破了美國人心中的這個“規范性假設”，大大降低了政府和政治人物的公信力，而媒體則幫助公眾培養了這些反面情緒。

三、美國“第四權”的蛻變：21世紀以來大眾媒體的變異及其政治后果

長期以來，作為“第四權”的大眾媒體雖然在很多方面推動了美國政治的發展，但21世紀以來，特別是2008年奧巴馬當選為美國總統后，大眾媒體特別是主流媒體明顯蛻變，喪失了客觀性、獨立性及大眾性，不再無差別地監督民主黨政府和共和黨政府，反而主要成為民主黨的擁護者和“喉舌”。這種蛻變對美國當前的政治社會產生了一系列負面影響。

（一）美國大眾媒體蛻變的表現與根源

美國大眾媒體蛻變的第一個表現是報道嚴重失實，“假新聞”泛濫成災。近十年尤其是2016年來，“假新聞”這一現象開始逐漸為人們所關注。主流研究機構及多數學者基本形成共識，認為“假新聞”不同于謠言，謠言是八卦、流言蜚語及一些未經過證實的主張，而“假新聞”則是故意制造信息，嚴重歪曲真實新聞，傳播虛假性、誤導性或欺騙性內容。?Savvas?Zannettou，?Michael?Sirivianos，?Jeremy?Blackburn，?Nicolas?Kourtellis.?The?Web?of?False?Information：?Rumors，?Fake?News，?Hoaxes，?Clickbait，?and?Various?Other?Shenanigans［J］.?Journal?of?Data?and?Information?Quality，?2018，?11（3）：126;?汝緒華.國外假新聞研究：?緣起、進展與評價［J］.新聞與傳播評論，2019（5）：5870.無論是在傳統主流媒體還是社交媒體上，“假新聞”不斷泛濫，因此，2016年，強調情感而不注重理性及事實的“后真相”（posttruth）成為《牛津詞典》的年度熱詞。2017年，《柯林斯英語詞典》又將“假新聞”選為年度熱詞。事實核查網站“PolitiFact”也將2016年稱為“撒謊年”。2016年，蘭德公司發布名為《真相凋零》的報告，該報告指出新一輪“真相凋零”的浪潮正在極大地沖擊著美國新聞界。?Michael?D?Rich.?The?Erosion?of?Truth：?Remarks?from?Politics?Aside?2016［EB/OL］.?（20161111）［20221109］.?https：//www.rand.org/pubs/corporate_pubs/CP875.html.

民主黨及其支持者、觀點“左傾”的研究者以及美國主流媒體所塑造的社會輿論將“假新聞”的泛濫主要歸咎到特朗普及其支持者對社交媒體的不當使用上。這當然有合理性，但更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的一系列跟蹤調查研究顯示，包括民主黨支持者在內的美國人開始認為主流媒體不可信。例如，Morning?Consult的調查顯示，美國人對其國內的九家主要媒體——三家廣播新聞臺（ABC、CBS、NBC）、三家有線電視新聞（CNN、Fox?News、MSNBC）、兩家報紙（The?New?York?Times、The?Wall?Street?Journal），以及其他如美國國家公共電臺（NPR）等的信任度持續下降。其中，共和黨及其支持者對保守的?？怂剐侣劦男湃味认陆捣容^小，為6%，對自由派的媒體信任度下降幅度較大，為16%。值得注意的是，民主黨及其支持者對自由派媒體的信任度也有所下降。?Joanna?Piacenza.?News?Media?Credibility?Rating?Falls?to?a?New?Low［EB/OL］.?（20200422）［20221127］.?https：//morningconsult.com/2020/04/22/mediacredibilitycablenewspoll/.蓋洛普分別從1973年和1993年開始追蹤調查美國人對報紙和電視新聞的信心，數據顯示，2022年美國這兩類媒體的民眾信心評級創歷史新低，共和黨人和獨立人士對報紙的信心是有記錄以來最低的，民主黨人對媒體的信任雖然高于共和黨人和獨立人士，但也低于平均水平，甚至在拜登總統上任后還有所下降。?Megan?Brenan.?Media?Confidence?Ratings?at?Record?Lows［EB/OL］.?（20220718）［20221127］.?https：//news.gallup.com/poll/394817/mediaconfidenceratingsrecordlows.aspx;?Megan?Brenan.?Americans?Trust?in?Media?Remains?Near?Record?Low［EB/OL］.?（20221018）［20221127］.?https：//news.gallup.com/poll/403166/americanstrustmediaremainsnearrecordlow.aspx.

共和黨人、獨立派人士甚至是民主黨人不信任“第四權”，主要是因為近年來大眾媒體特別是自由派媒體背離了其傳統的以“公正、準確、專業和證據”?［美］?比爾·科瓦齊，湯姆·羅森斯蒂爾.新聞的十大基本原則［M］.劉海龍，連曉東，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4.為主要內容的價值觀，丟掉了其對客觀性、平衡和基于事實的報道的承諾。?孟蘭娟.當代美國新聞界的信任危機、治理舉措及局限［J］.中國新聞傳播研究，2021（5）：153170.具體而言，包括《時代周刊》、CNN、ABC、《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等在內的美國主流媒體在新聞報道中拋棄了客觀性，歪曲事實的現象十分明顯。若新聞內容與美國主流媒體的政治傾向不符，他們會選擇特定的報道方式，并從特定的角度對事件進行選擇性掩蓋解讀，試圖操縱輿論，從而影響美國民眾對事實真相的認知，這其實就是制造“假新聞”。一個典型的例子是2018年《時代周刊》刊登的一張廣泛流傳的照片。在照片中，特朗普高高在上，低著頭蔑視地看著一個痛哭流涕的移民小孩。?Hannah?EllisPetersen.?Time?Magazine?Puts?Trump?Opposite?Sobbing?Child?on?Cover?［EB/OL］.?（20180622）［20221127］.?https：//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18/jun/22/timemagazineputstrumpoppositesobbingchildoncover.但是，這張照片實際上是兩張照片合成的，特朗普和這個小孩根本沒有在一起拍過照。另外，《時代周刊》在介紹這張照片時指出，這個孩子之所以大哭，是因為特朗普的移民政策迫使其與母親分開，將其暗示為特朗普移民政策的犧牲品。但事實上，這個孩子從未與其母親分開，他之所以哭，是因為其母親需要接受邊防檢查而暫時把她從懷里放下來。但《時代周刊》卻通過合成照片并配上文字撒了一個彌天大謊，以攻擊共和黨政府的移民政策。第二個例子是《華盛頓郵報》制造的“邊防人員對難民使用化學武器”的假新聞。?Alex?Horton.?Why?Tear?Gas，?Lobbed?at?Migrants?on?the?Southern?Border，?Is?Banned?in?Warfare?［EB/OL］.?（20181127）［20221128］.?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ationalsecurity/2018/11/26/whyteargaslobbedmigrantssouthernborderisbannedwarfare/.?2018年，幾乎所有的美國主流媒體都刊登過這樣一張照片：一個南美的難民帶著兩個孩子，從催淚彈中往外逃跑，對此，主流媒體以“美國邊防人員對孩子的父母使用化學武器”?作為新聞報道題目。事實上，主流媒體只報道了結果，還是錯誤的報道，沒有報道原因。真實的情況是，平民用石塊攻擊邊防站人員，企圖非法越境，邊防人員為了保護邊境及自身安全，被迫使用催淚彈進行還擊，而且，催淚彈并不是化學武器。第三個例子是2019年發生的關于白人學生尼克·桑德曼（Nick?Sandmann）的“種族歧視”騷擾謊言事件。?Robert?C?Bordone.?MillionDollar?Lawsuits?Are?Not?the?Way?to?Learn?from?the?Covington?Catholic?Incident?［EB/OL］.?（20190217）［20221128］.?https：//www.americamagazine.org/politicssociety/2019/02/27/milliondollarlawsuitsarenotwaylearncovingtoncatholicincident.在這一事件中，《時代周刊》利用圖片剪裁與拼貼技術制造假圖片，支持假新聞。CNN也選擇利用視頻鏡頭剪接技術，制造顛倒黑白的假新聞。假照片、假聲音和假視頻圖像使得假新聞更加“真實”和“可信”。事實上，完整的錄像和其他現場錄像都清晰有力地證明：桑德曼并不是挑釁者，而是被挑釁者。結果，由于偽造事實，CNN及《華盛頓郵報》被告上法庭并最終支付桑德曼巨額賠償。

美國大眾媒體蛻變的第二個表現是立場政治化。政治化就是媒體在新聞報道中刻意拉動仇恨，明顯傾向于某一政治勢力。對美國主流媒體來說，其政治化主要表現為黨派化、意識形態化，即大眾媒體逐漸拋棄了賦予其“第四權”這一重要地位的獨立性和大眾性，不再努力秉持中立的立場，而是極力追逐黨派議程，重新回到黨派媒體的角色。一般認為，ABC、CBS、NBC、CNN、MSNBC等廣播新聞及有線電視新聞，《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洛杉磯時報》《波士頓環球報》《時代周刊》等報紙雜志傾向于民主黨，其意識形態的自由派色彩濃厚，還有許多非主流的極端自由主義網絡媒體也屬于此類；而?？怂剐侣勵l道是主要的保守派媒體，在特朗普時期，其因對共和黨的公開支持而被稱為“特朗普的國家電視臺”，它甚至被批評與特朗普之間存在一種“排外封閉的關系”，?David?Enrich.?The?Incestuous?Relationship?Between?Donald?Trump?and?Fox?News［EB/OL］.?（20200823）［20221129］.?https：//www.nytimes.com/2020/08/23/books/review/brianstelterhoax.html.《華爾街日報》的評論版也具有一定的保守色彩，其他的還有《紐約郵報》等右翼小報及布萊巴特新聞網等非主流網絡媒體。

其實，在美國大眾媒體的黨派化傾向中，更關鍵的一點是，這種黨派化是不平衡的，即大眾媒體政治化、黨派化的自由主義的色彩越來越濃。長期研究大眾媒體與美國政治的學者道瑞斯·A·戈瑞伯爾（Doris?A.?Graber）指出，廣為流傳的看法是“新聞報道帶著自由主義的印記?！?道瑞斯·?A·戈瑞伯爾.大眾媒體與美國政治［M］.張萍，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1：311.從上文也可看出，美國大眾媒體中偏自由主義及民主黨的媒體機構較多，而偏保守主義及共和黨的媒體機構較少，?？怂剐侣勈侵饕谋Ｊ嘏擅襟w。因此，民主黨及其支持者在觀看新聞方面有更多的選擇，但會避開?？怂剐侣?；而共和黨支持者則主要看?？怂剐侣?。?［美］阿莉·拉塞爾·霍赫希爾德.故土的陌生人：美國保守派的憤怒與哀痛［M］.夏凡，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142145.CNN記者布賴恩·斯泰爾特（Brian?Stelter）曾專門撰寫《騙局：唐納德·特朗普、?？怂剐侣劸W以及對真相的危險歪曲》來說明?？怂剐侣勁c特朗普之間互相勾結并制造傳播有利于共和黨的假新聞等。?Brian?Stelter.?Hoax：?Donald?Trump，?Fox?News，?and?the?Dangerous?Distortion?of?Truth［M］.?London：?Atria/One?Signal?Publishers，?2020：3.如前所述，數量更多、影響力更大的傳統主流媒體也制造并傳播了不少流傳甚廣的假新聞，且其主要目的是反對共和黨，支持民主黨。從這個角度來說，除了?？怂剐侣劶捌渌贁灯Ｊ氐拿襟w外，美國大眾媒體基本上已淪為民主黨的宣傳工具。

大眾媒體變成民主黨“喉舌”的一個典型例子是，自奧巴馬上臺開始，美國主流媒體開始基于其左翼立場強調黑人與警察的沖突是由于美國存在系統性種族歧視，并在其報道中不斷宣傳這一觀點，給民眾造成一種美國警察專門針對黑人開槍的印象。事實上，根據《華盛頓郵報》的統計，警察卷入槍殺黑人的比例不到0.03%，?Police?Shootings?Database?20152023［EB/OL］.?（20150530）［20221129］.?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graphics/investigations/policeshootingsdatabase/.且這些黑人的死亡幾乎都是在犯罪過程中同警察對抗造成的。又如，在前文所述的關于桑德曼的“種族歧視”事件中，主流媒體報道時懷有強烈的政治目的。美國新聞廣播公司主持人一語泄露“天機”：“我們犯錯誤是因為我們不顧一切，要把特朗普趕出白宮?！?Alex?Marlow.?Breaking?the?News：?Exposing?the?Establishment?Medias?Hidden?Deals?and?Secret?Corruption［M］.?New?York：?Threshold?Editions，?2021：7.《紐約時報》公開發表評論員文章和社論，稱他們的職責是要成為反對特朗普和共和黨的力量。再如，在2020年10月9日的一次內部會議上，CNN總裁杰夫·扎克（Jeff?Zucker）對他的編輯部門下達政治命令：不得把對特朗普的報道“正?；?。?Joseph?A?Wulfsohn.?CNN?Boss?Jeff?Zucker?Urged?Staff?Not?to?‘Normalize?Trumps?Behavior?During?Election，?Leaked?Audiotapes?Show［EB/OL］.?（20201201）［20221203］.?https：//www.foxnews.com/media/cnnjeffzuckerprojectveritas.在同一場會議上，扎克接受記者杰米·甘格爾（Jamie?Gangel）的建議，確定了該電視臺的輿論導向：當前不要給特朗普太多平臺，“冷處理”特朗普，待拜登政權完成交接再說。扎克還提出CNN的另一項政治任務：攻擊政敵，尤其是共和黨重磅參議員林賽·格拉漢姆（Lindsey?Graham）。此外，在美國新冠疫情大流行中，主流媒體盛贊民主黨籍紐約州州長科莫的防疫措施，卻選擇性忽視紐約州因疫情死亡的人數居美國第一的事實。美國主流媒體偏向民主黨的另一個案例是，眾所周知，民主黨支持烏克蘭，俄烏沖突爆發并持續至今，離不開拜登政府的拱火，而當前美國媒體基本不批評烏克蘭，即使有也會遭到封殺。例如，2022年8月4日，國際特赦組織發布了題為《烏克蘭的軍事策略危及平民》的文章，指責烏克蘭軍方將軍事設施部署在人口密集的居民區、醫院及學校，?Ukraine：?Ukrainian?Fighting?Tactics?Endanger?Civilians［EB/OL］.?（20220804）［20221203］.?https：//www.amnesty.org/en/latest/news/2022/08/ukraineukrainianfightingtacticsendangercivilians/.美國政治精英對此予以嚴厲指責。國際特赦組織基輔辦事處負責人辭職，該文章因此在美國主流媒體及社交媒體上被封殺。另外，對俄烏沖突的戰場報道很大程度上也不再追求真實性，而是為了政治宣傳。美國著名專欄作家帕特里克·勞倫斯（Patrick?Lawrence）指出，因吸取了美越戰爭中媒體報道的教訓，當前通訊員只能跟隨軍方人士在離前線很遠的地方待幾個小時，不再是真正的前線報道。對此，美國著名記者、主持人克里斯·赫奇斯（Chris?Hedges）也指出，《紐約時報》的記者們住在大酒店，根據大使館提供的資料撰寫新聞報道，根本不再是戰地記者，記者們如果不遵守上級的指令，就會危及自身職業。?Chris?Hedges.?The?Chris?Hedges?Report：?Ukraine?and?the?Crisis?of?Media?Censorship［EB/OL］.?（20220922）［20221203］.?https：//therealnews.com/thechrishedgesreportukraineandthecrisisofmediacensorship？gclid=Cj0KCQiAgOefBhDgARIsAMhqXA4mI6P0HSb46oezR4AecI1TmXnit8IWpAaLU_d6wL0RvPRLVY4aAizpEALw_wcB.主流媒體中當然也存在對民主黨的監督和批評，但這些批評要么無傷大雅，要么很快會被修改以降低影響，如主流媒體在報道拜登和特朗普所涉及的文件泄密問題上持雙重標準，CBS對援助烏克蘭的武器流向的調查報告被修改重發等。

除大眾媒體外，以臉書（Facebook）、推特（Twitter）等為代表的美國社交媒體的政治化問題更加嚴重。2020年大選中，羅伯特·亨特·拜登（Robert?Hunter?Biden）的“電腦門”丑聞被揭露出來，如果傳統主流媒體和社交媒體廣泛報道，就會對民主黨的選情產生非常不利的影響。于是，傳統主流媒體對此事視而不見。影響力甚大、受眾廣泛的臉書對此也裝聾作啞，其創始人馬克·扎克伯格（Mark?Zuckerberg）公開承認，他接到聯邦調查局的暗示，亨特·拜登的事不能上臉書。?Diana?Glebova.?Zuckerberg?Admits?Facebook?Suppressed?Hunter?Biden?Laptop?Story?ahead?of?2020?Election［EB/OL］.?（20220826）［20221203］.?https：//www.nationalreview.com/news/zuckerbergadmitsfacebooksuppressedhunterbidenlaptopstoryaheadof2020election/.比臉書影響更大的推特的政治傾向更加強烈。根據馬斯克公布的推特文件，推特在2020大選中直接幫助了民主黨。2022年10月14日，右翼小媒體《紐約郵報》報道了亨特·拜登的“電腦門”丑聞，推特迅速將這個爆炸性新聞壓下，并封禁了《紐約郵報》的賬號。在2020年大選中，推特擔心擁有8000萬粉絲的在任美國總統特朗普煽動暴力，故宣布對其推特賬號予以永久封禁，引起世界震驚，一向討厭特朗普的德國時任總理安格拉·默克爾（Angela?Merkel）都對推特這種打壓舉措表示擔憂。?Guy?Chazan，?Henry?Foy，?Hannah?Murphy.?Angela?Merkel?Attacks?Twitter?over?Trump?Ban［EB/OL］.?（20210112）［20221207］.?https：//www.ft.com/content/6146b3526b4048efb10ba34ad585b91a.此外，推特的審查機構承認，為了支持民主黨，他們對30多萬反對民主黨的用戶作了標記，以示不可信。而且，在大選中，推特高層和民主黨競選團隊一直保持密切聯系，隨時可以做出有利于民主黨的管控推特言論的舉措。而馬斯克收購推特后，將推特與民主黨的關系公之于眾，立刻引起了民主黨的猛烈攻擊，包括拜登在內的民主黨人都抨擊馬斯克的收購案，美國財長珍妮特·耶倫（Janet?Yellen）改口說推特收購案有些方面是值得調查的。民主黨及其支持者力圖搞垮推特，一些大公司宣布不在推特上做廣告，導致推特每天虧損數千萬美元。

作為美國“第四權”的大眾媒體之所以會蛻變，原因有很多，不少人認為全球化是重要原因之一?？鐕Y本大多支持全球化，包括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的老板都是跨國企業的擁有者，而民主黨大力支持全球化。從傳統上看，大資本、大企業是共和黨的擁躉，但由于近年來民主黨堅定支持全球化，所以，不少大資本、大企業選擇站在了民主黨一邊。不過，最主要的原因其實是另外兩點：一是大眾媒體的從業者以知識分子為主體，他們本身傾向于左翼；二是美國“政治正確”對大眾媒體的影響。

具體來說，首先，媒體的一個主要任務和職責是揭露社會的陰暗面，反映大眾的要求和呼聲，推動社會改革和進步。因此，從總體上說，媒體往往傾向于自由主義或進步主義，而且通常也是社會變革的推手和先鋒。正是由于美國主流媒體的這一定位，它的從業者基本都是一心要匡扶正義、捍衛公平的滿懷理想、充滿激情的知識分子。決定他們觀點的“既不是自私的利益，更不是罪惡的動機，而是一些最為真誠的信念和良好的意圖”。?［英］弗里德里?！ゑT·哈耶克.經濟、科學與政治：哈耶克思想精粹［M］.馮克利，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239.知識分子所塑造的左翼神話之所以如此誘人，就是因為他們具有一種詩意的魅力，?［法］雷蒙·阿隆.知識分子與鴉片［M］.呂一民，顧航，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2：3839.同時，知識分子大多不是某個特定知識領域的專家，相反，他們幾乎都是只懂得知識傳播技巧的更活躍、更聰明、更有創見的“專家”。?［英］弗里德里?！ゑT·哈耶克.經濟、科學與政治：哈耶克思想精粹［M］.馮克利，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237.?由于他們充當了記者、編輯、演說家、政論家、電臺和電視臺的評論員、牧師和教師，現代社會賦予了這些知識分子左右公眾輿論的影響力。?［英］弗里德里?！ゑT·哈耶克.經濟、科學與政治：哈耶克思想精粹［M］.馮克利，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235.由于知識分子特別是媒體人“天生”的“進步性”，他們通常都把抱負理想化，并把它推向極端。在他們看來，既然“民主”是件好事，于是他們便認為“民主”的原則貫徹得越徹底越好。?［英］弗里德里?！ゑT·哈耶克.經濟、科學與政治：哈耶克思想精粹［M］.馮克利，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242.同樣，在社會變革的過程中，他們也努力地把平等的理想推向極致。知識分子常常通過把當前的現實與理想進行比較，而不是把這一現實與其他現實相比較。?［法］雷蒙·阿隆.知識分子與鴉片［M］.呂一民，顧航，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2：200.

其次，“政治正確”對美國政治社會影響很深，大眾媒體及其從業人員也深受這種思潮的浸潤并成為這種思潮的最有力的推動者和傳播者。作為一種左翼社會思潮的“政治正確”，在其誕生和發展的過程中，都與美國政治光譜上偏左的民主黨密切相關。當前，它已成為民主黨的主導意識形態。20世紀三四十年代，法蘭克福學派提出的批判理論認為，為了實現對西方進行社會革命和重建的目的，必須對西方文化中的基督教、民族主義、保守主義、道德習俗等核心理念進行批判，使之走上“政治正確”的道路。因此，批判理論開風氣之先，把黑人、同性戀、女性等弱勢群體作為主要關注對象，自此，以批判理論為內核的“政治正確”開始在美國高校里受到大批知識分子及青年學生的歡迎。20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民權運動風起云涌。高校知識分子及大學生積極參與甚至領導了民權運動。他們認為，美國民權運動及其所表達的保障少數族裔及弱勢群體的權利及利益的訴求是“政治正確”的，符合社會進步方向，契合打破白人統治及其文化壓迫的正當要求。法蘭克福學派所推動的“政治正確”在占領了文化高地后，其影響力開始溢出高校校園，向社會及政治領域迅速擴散。為了順應美國民權運動及“政治正確”的要求，民主黨總統肯尼迪和約翰遜頒布了《民權法》《選舉權利法》等，為實現及保護以黑人為主的有色人種以及以女性為主的弱勢群體的平等權利提供了制度及法律層面上的保障。此后，這兩屆政府又出臺了“肯定性行動”政策，該政策除進一步保障了有色人種等少數群體享有平等權利外，還在就業、就學、獲得政府商業性合同等方面為他們提供了優先權。另外，“政治正確”還極力主張用一整套中性語言來替換原來暗含或直接含有歧視、侮辱意義的詞匯，例如，用非裔美國人來代替黑人等。應該說，“政治正確”及其同情、保護甚至傾斜照顧弱者的理念訴求體現了社會的進步與文明，所以得到了美國社會各階層的較為廣泛的理解和支持。也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政治正確”才能迅速走出校園，在美國蔚然成風，并于20世紀90年代發展到高潮。在當代美國，“政治正確”已經儼然成了一種在語言上判斷對錯的規范，在意識形態和道德上判斷是非的標準，以及在社會政策上判斷是否公平公正的尺度。

由于“政治正確”的上述特征，它得到了同樣關注社會平等及弱勢群體的、整體上偏左的美國知識界、教育界、新科技公司特別是主流媒體的支持。近年來，“越自由越好，越平等越好，越多元越好，越民主越好”開始成為“政治正確”擁護者的主要訴求。?叢日云.民粹主義還是保守主義——論西方知識界解釋特朗普現象的誤區［J］.探索與爭鳴，2020（1）：118137.由于美國主流媒體的全力支持，誰宣揚“政治正確”，誰就能夠掌握輿論話語權，占領道德制高點。水漲船高，船借水勢，主流媒體和“政治正確”由此互相促進，結果是主流媒體、“政治正確”和民主黨緊緊捆綁在一起，分別在美國輿論界、思想文化領域及政壇取得了顯著的優勢地位。

（二）美國大眾媒體蛻變的政治后果

“第四權”蛻變的主要政治后果有三點，即加重美國政治極化的程度、破壞美國相對平衡的兩黨制，以及動搖美國相互制衡的政治體制。

首先，大眾媒體的蛻變加深了美國政治極化的程度。

美國建國伊始，由于華盛頓、富蘭克林等建國先賢厭惡黨爭，美國沒有建立政黨。直至1787年制憲會議召開時，美國的建國精英們在一系列政治問題上產生了重大分歧，才產生了現代政黨的雛形——以漢密爾頓為首的聯邦黨人和以杰斐遜為首的反聯邦黨人。兩派的斗爭最終導致了1792年前后以杰斐遜為首的民主共和黨和以漢密爾頓為首的聯邦黨的建立。美國的兩黨政治就此拉開了序幕。

此后近一百年的時間里，兩大黨經過了錯綜復雜的重組，到1884年民主黨人格羅弗·克利夫蘭（Grover?Cleveland）當選總統時，美國的兩黨政治才真正穩定下來。雖然20世紀五六十年代民主、共和兩黨又出現了分裂與重組，但在1884年之后的一個多世紀的時間里，除了在進步主義運動時期兩黨斗爭相對激烈，美國基本實現了民主、共和兩大黨穩定的輪流執政。在大蕭條時期、一戰、二戰和冷戰期間，兩黨還能攜手共同應對挑戰。之所以能夠如此，是因為兩黨都信奉以“美式民主”和市場經濟為圭臬的資本主義制度，都堅持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和以個人主義為中心的自由主義價值觀。兩黨的這一同質性決定了它們在意識形態上不會有大的分歧，在所代表的階級利益上也沒有根本的區別。同時，為了獲得聯邦和地方政府選舉的勝利，兩黨必須盡可能地爭取多數選民的支持，而大多數選民都是中產階級，政治態度比較溫和，因此兩黨在理念和政策上都避免走極端，盡量迎合中間階層的需求。

但如前文所述，自20世紀60年代美國黑人民權運動爆發以來，“政治正確”思潮從高校和學術界涌入社會，成為美國具有主導性的社會意識形態，在這種情況下，民主黨不斷“左傾”化，甚至成為支撐“政治正確”思潮的重要政治力量。面對民主黨咄咄逼人的攻勢，不滿“政治正確”的持保守主義理念的共和黨人（特別是廣大基層共和黨人）予以反擊，逐漸告別溫和的中間路線。美國兩大政黨由此出現了自1884年兩黨制穩定后的極化局面。所謂政黨極化，“就是指政黨不走中間路線而是趨向極端，政黨之間斗爭激烈”。?Keith?T?Poole，?Howard?Rosenthal.?The?Polarization?of?American?Politics?［J］.?The?Journal?of?Politics，1984，?46（4）：10611079.在政黨極化不嚴重時，兩大政黨之間可以跨黨投票，國會立法中存在著比較普遍的政黨合作現象。但當政治極化嚴重時，跨黨投票會被視作違背黨紀、背叛政黨的行為，“兩黨就不再視對方為政治對手，而是視為敵人，南北戰爭期間美國民主、共和兩黨兵戎相見就是政黨極化最極端的狀態?！?鄭德洛.論“政治正確”統攝美國政治的負面效應［J］.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2022（3）：3461.

由于“政治正確”思潮的流行和向黑人、少數族裔等弱勢群體傾斜的平權法案的通過和落實，20世紀70年代美國政黨的極化開始抬頭。到2008年奧巴馬總統上臺后，美國政黨極化程度迅速加深。而到了2016年特朗普勝選時，兩黨的極化趨于白熱化。2017年特朗普上臺伊始，民主黨就發起了長達三年、耗資數千萬的“通俄門”調查，即指控特朗普“勾結”普京贏得總統大選的調查。其后，民主黨又在國會發動了兩次對特朗普的彈劾。2020年大選，特朗普堅持認為拜登“偷竊”了總統大位，發動了一系列指控民主黨在大選中舞弊的司法戰，其頂峰是共和黨陣營的德州總檢察長率17個“紅州”的總檢察長向最高法院提告民主黨獲勝的四個“搖擺州”在大選中違憲。這差點導致美國憲政史上最令人震撼的訴訟，險些引發美國的分裂。2021年1月6日，國會對大選結果進行認證時，不甘失敗的數十萬共和黨人發起了聲勢浩大的“向華盛頓進軍”運動，部分情緒激動者甚至沖入并一度占領了國會，釀成了轟動世界的1月6號國會暴亂事件。為應對危機，數萬美軍進駐華盛頓，開創了美國歷史上第一次在美國大兵刺刀保護下實現總統權力交接的先例。2022年的美國中期選舉，民主、共和兩黨為勝選投入了創紀錄的167億美元巨款，競選中雙方火力全開、相互攻訐、互揭其丑，可見美國政黨極化程度之深。

政黨極化的白熱化不僅嚴重破壞了美國的政治穩定，還使美國出現了僅次于南北戰爭時期的社會撕裂。最典型的例子是在2020年5月25日爆發的聲勢浩大的“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這場運動是由白人警察暴力執法導致黑人犯罪嫌疑人喬治·弗洛伊德（George?Floyd）死亡觸發的。在主流媒體的廣泛報道和渲染之下，美國黑人長期遭受白人歧視的不堪回首的歷史傷疤被揭開。這場運動蔓延到美國幾百座城市并在幾十座大城市引發嚴重騷亂。在長達數月的騷亂中，大批黑人及其支持者砸爛了大量商鋪，搶劫了財物，并造成了47人死亡，不少居民為了保護自己的財產自發組織了武裝護衛隊。在此次運動中，包括華盛頓、杰斐遜和林肯在內的眾多歷史人物的雕像被推倒。華盛頓和杰斐遜是因為蓄過奴，而為“廢奴運動”獻身的林肯的雕像之所以未能幸免，是由于林肯雕像下有一個仰望林肯的黑人雕像。在這場運動中，美國民眾明顯分為兩個陣營。持自由主義觀點的民眾認為該運動是正義之舉，因而大力支持。為了順應這種觀點，當時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拜登和眾議院議長南?！づ迓逦鳎∟ancy?Pelosi）等民主黨政要甚至用集體下跪的方式表達他們對這場運動的支持。與此相反，持保守主義觀點的民眾認為這場充斥著“打、砸、搶、拆”的運動是在嚴重破壞法治，歪曲美國歷史。

毫不夸張地說，美國政治極化從萌發到如今的不可收拾，主要受到由主流媒體和大科技社交平臺構成的美國“第四權”的推動。正如前文所述，美國的媒體人是典型的知識分子，他們深受“政治正確”思潮的影響并把它奉為圭臬，自覺和不自覺地充當了民主黨的宣傳工具。在主流媒體鋪天蓋地的狂轟濫炸之下，在民主黨支持者和部分持中間觀點的民眾眼中，共和黨成了愚蠢守舊和堅持“開歷史倒車”的反動力量。主流媒體把特朗普描繪成“白人至上主義者”“種族主義者”“精神病患者”“法西斯”“獨裁者”“普特勒”等。面對主流媒體的攻擊，共和黨人則在小媒體和自媒體上抨擊民主黨人是“社會主義者”“叛國者”等。由此可見，當今的“第四權”是美國政黨極化不斷走向極端的極其重要的推手。

其次，大眾媒體的蛻變沖擊了美國相對平衡的兩黨制。

美國自政黨制度建立以來，一直都是兩黨制。兩黨制比多黨制優越的地方在于，多黨制下的各個政黨都受到其背后利益集團的操控，多個政黨在政壇角逐，其實質是各大利益集團之爭，由于多個利益集團的利益難以整合，所以經常導致政局混亂。而兩黨制下的兩大政黨都要努力爭取多個利益集團的支持，不可能只受某一個利益集團的控制，因而會想方設法整合多個利益集團的訴求。同樣，利益集團為了獲得政黨的支持或庇護，也要自我約束，有所妥協。這樣一來，政黨和利益集團的關系就處于一種既互相支持又相互妥協的平衡狀態。?［美］塞繆爾·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華，劉為，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253257.正是由于兩黨制的這一優勢，才使得美國政壇上的角逐有章可循，斗而不亂，社會沖突不太激烈，政治制度保持了較長期的穩定。

可是從歷史上看，美國兩黨制給其政治制度帶來穩定性需要兩個條件：一是兩黨同質性要強，都走溫和的中間路線，即政黨不極化或基本不持有激進的態度；二是兩黨的力量大體平衡，從而能夠相互競爭、互相監督。如上文所述，第一個條件已不復存在，當前美國政黨極化的情況相當嚴重，而第二個條件自2008年奧巴馬入主白宮后也逐漸消失了?？傮w上看，當前美國兩黨制處于民主黨較強勢而共和黨較弱勢的力量對比狀態。盡管2016年大選共和黨人特朗普獲勝，但其選民票比希拉里少了近300萬。特朗普剛上臺，就受到了民主黨發起的“通俄門”調查。2020年和2021年，民主黨主導的國會成功發起對特朗普的彈劾，使其成為美國歷史上唯一的兩次被彈劾的總統。在2020年大選中，兩黨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爭議。共和黨人發起了多次訴訟，特朗普和副總統邁克·彭斯（Mike?Pence）還上訴到最高法院，但最高法院不愿使兩黨斗爭更加激烈，因而將這些上訴全部駁回。特朗普下臺后，民主黨在眾議院成立了1月6日委員會，重點調查特朗普煽動1月6日國會暴亂事件。2022年中期選舉前，聯邦調查局在司法部長梅里克·加蘭（Merrick?Garland）的授意下，以特朗普非法藏匿絕密文件為由突擊搜查特朗普的海湖莊園。2022年11月15日，特朗普宣布參加2024年總統競選，次日，美國司法部就宣布任命對特朗普懷有敵意的杰克·史密斯（Jack?Smith）為特別檢察官，負責監督對特朗普所涉及的煽動1月6日國會暴亂罪和非法藏匿絕密文件罪的調查與起訴。民主黨對特朗普及共和黨的上述調查不僅壓低了共和黨在2022年中期選舉中的聲勢，還可能會對共和黨在2024年美國大選中的選情造成不利影響。

另外，在2022年中期選舉前，民調機構都普遍認為共和黨將涌起難以阻擋的“紅潮”，在中期選舉中獲得大勝。從經驗上看，在總統第一個任期內的中期選舉中，大部分選民會把選票投給在上次大選中失敗的政黨，以便使兩黨的力量變得相對平衡。同時，大部分人預期會出現“紅潮”的更重要原因是，拜登上臺將近兩年，通貨膨脹率創近40年以來的新高，社會治安情況惡化，民眾嘖有煩言，70%的民眾認為國家走在錯誤的道路上，拜登的支持率降至40%以下?？墒浅龊醵鄶等说念A料，共和黨的所謂“紅潮”被民主黨的“藍色堤壩”所擋住，變成了“紅色漣漪”。共和黨不僅沒能拿下參議院，反而比選前少了一席，本來預計會大勝的眾議院也僅僅獲得微弱多數?？梢娒裰鼽h自奧巴馬勝選以來就基本處于優勢地位。

民主黨之所以能處于優勢地位，除順應和利用了“政治正確”的潮流占據道德的制高點、利用支持大政府的政策獲得了龐大的掌握很多實權的文官系統的支持，以及利用贊成全球化的理念贏得跨國公司和華爾街資本的加持外，不夸張地說，由美國主流媒體和大科技社交平臺構成的“第四權”也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其原因是，主流媒體秉持“政治正確”的立場，而部分中間選民以及年輕人則容易受到“政治正確”及其價值觀的感召，因而在主流媒體的宣傳下，他們會更傾向于站在民主黨一邊。

共和黨知道“第四權”的威力，也想打造支持自己的媒體和社交平臺，比如特朗普被推特封號后就創辦了“真相社會”，但有影響力的媒體和社交平臺的創建是個漫長而艱苦的過程。近期，雖然推特被馬斯克收購后開始重新遵守媒體平衡報道的原則，企圖糾正“第四權”對民主黨的支持傾向，但這受到了民主黨及其支持者尤其是左翼媒體的阻擊。因此，從上述意義上說，美國“第四權”加盟了民主黨，打破了兩黨力量的相對平衡狀態。

最后，大眾媒體的蛻變沖擊了美國現行政治體制。

當前，由于由主流媒體構成的“第四權”與美國民主黨結成了統一戰線，其自覺和不自覺地在很大程度上變成了民主黨的宣傳工具。如此一來，它很難遵守尊重客觀真實和平衡報道的新聞理念，因此在保守派民眾和部分持中間立場的民眾中喪失了公信力，也基本失去了反映廣大民眾呼聲并代表它們去問責和監督政府的這一“第四權”的最基本的功能。當然，美國的“第四權”雖說基本上已變為了民主黨的“喉舌”，但它仍然保有自己的獨立性，對民主黨還可以進行一定程度的監督，但這些批評和監督已經從異體監督變成了同體監督，監督的力度和效果大打折扣。

美國現行政治體制雖然設計比較精巧，但不同部門之間的權力制約畢竟是體制內的，而且行政權、立法權和司法權除了相互監督外還互相滲透和配合，比如副總統擔任參議院的議長、最高法院的大法官由總統提名、司法部門的判決經常要由行政部門執行等。但是，出于共同利益的考慮，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權完全可能互相勾結。所以，媒體這個體制外的代表大眾利益和呼聲的監督就變得不可或缺。如前文所述，著名的“水門事件”就是由“第四權”首先揭發并推動，然后國會和最高法院介入，最終迫使總統尼克松狼狽下臺。也就是說，在“第四權”沒有蛻變前，它較好地發揮了使美國政治體制良性且穩定運轉的功能。但當“第四權”蛻變后，美國就喪失了“第四權”這個在體制外進行強有力監督的力量，美國現行政治體制就失去了穩定運行的重要外部保障。

四、結論

美國“第四權”的蛻變使其明顯偏向民主黨，對此，共和黨人以及對“第四權”的蛻變不滿的人進行了反制。一方面，共和黨人想方設法地打造為自己發聲的媒體和“喉舌”；另一方面，一些人則致力于使美國大眾媒體恢復其平衡報道的原則，特朗普創立的所謂“真相社會”及馬斯克對推特的改造就是上述嘗試的體現。隨著時間的推移，美國“第四權”將持續蛻變，大眾媒體將變得更加黨派化，類似于美國建國初期的黨派媒體?？梢哉f，早期黨派媒體推動了美國政黨政治的形成與發展，進而對“美式民主”起到了比較正面的促進作用。但是，在當前及可預見的未來，美國大眾媒體的黨派化則很有可能會進一步刺激兩黨極化，加深美國社會的撕裂，美國政治的前景將變得黯淡。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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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清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