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產業空間集聚影響因素探析

葉堂林,劉哲偉,張京亮

(1.首都經濟貿易大學 城市經濟與公共管理學院,北京 100070;2.伊利諾伊大學芝加哥分校 城市治理與公共事務學院,美國伊利諾伊州 芝加哥 60607)

0 引言

以數據資源作為生產要素的數字經濟正成為我國經濟發展動力變革的重要推動力,合理引導數字產業發展是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保障。2015年以來,國家層面十分重視數字經濟對經濟社會發展效率變革的支撐作用,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文件支持和引導數字經濟發展:2016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國家信息化發展戰略綱要》;2017年,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十九大報告中提出建設數字中國;2019年,國務院辦公廳發布《國家數字經濟創新發展試驗區實施方案》;2021年,“十四五”規劃將加快數字化發展專門成篇?？梢?發展數字經濟已成為新時期國家戰略布局中的重要一環。數字產業作為當前及未來一段時期對經濟社會發展起關鍵引領作用的新興產業,探究其空間分布規律具有較強的理論與現實意義。

我國數字經濟整體規模不斷擴大,對經濟發展的支撐作用持續增強,逐漸成為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新引擎,但由于經濟的空間異質性,區域間數字經濟發展出現明顯的兩極分化態勢,數字產業呈現出空間集聚特征[1-4]?，F有文獻主要從要素稟賦、區域通達性、集聚外部性以及市場規模與潛力等視角探究這一現象的成因?；谝胤A賦視角的研究發現,數字經濟傾向于在城市基礎設施與公共服務保障較為完善的區域集聚[5];相較于勞動力等傳統生產要素,人力資本等高端要素對數字經濟集聚具有更顯著的正向影響[6-7]。在區域通達性視角下,學者們將區域通達性分為交通可達性和“流空間”可達性兩個方面,并且發現地鐵等交通基礎設施完善程度,高鐵、飛機等中遠程交通可達性以及本地數字經濟在全國數字經濟網絡中的位置均能促進數字產業在不同空間尺度上集聚[8-11]。

現有文獻一般從集聚推動和需求拉動兩個角度探究數字產業空間分布格局變動。在集聚推動視角下,一方面,鄰近城市數字經濟高水平發展產生的空間外溢會驅動本地數字產業集聚程度提升[12-13];另一方面,本地數字產業集聚程度提升帶動數字基礎設施的完善與更新[14-15],適宜的發展環境成為吸引數字產業空間布局的重要保障[16-17]。在需求拉動視角下,本地制造業升級對數字經濟賦能具有強烈需求,數字經濟通過數據這一關鍵生產要素為制造業部門提供科學有力的生產經營決策依據。此時,數字產業作為一種關鍵要素的供給部門,需求旺盛將使數字經濟獲得良好的發展環境[18-20]。因此,擁有大量制造業數字化轉型需求的區域理論上應是數字產業布局的優先考慮區域。

上述文獻從不同角度闡述了影響數字產業空間選址的重要因素,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理論基礎。本文認為科技創新是數字經濟發展的根本保障,區域間創新互動、區域內科技資本投入與科技成果儲量決定區域創新水平,進而成為影響數字產業布局的重要因素,由此提出數字產業集聚過程中的創新關聯水平決定論、創新投入產出決定論等理論猜想。

1 理論基礎與研究假設

數字產業作為數據爆炸和技術進步的產物,其發展核心在于獲得堅實的技術支撐[21-23]。一方面,市場對于數字產品的需求通常具有較強的時效性[24],加之數字產品具有可復制特性,這就意味著新的數字產品推出市場后會很快被競爭對手模仿[25-26],數字企業需要不斷迭代從數據采集清洗一直到產出的結構化數字產品過程中的數字技術,以保持自身競爭力。另一方面,數字經濟發展的活力在于不斷拓展數字產品應用場景[27-28],這意味著跨界是常態,而進入新領域后,之前的技術不一定能適應新的場景需求。同時,新的數字產品需求產生后,新的競爭能力和生產能力疊加會對數字企業的技術快速迭代能力提出更高要求[29]。

數字產業是一種典型的技術密集型產業,需要專利、人力資本等作為關鍵投入要素,在數字產業空間布局過程中不可避免地需要考慮技術及科技資源的可獲得性。專利的產生和技術的推廣應用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創新成果的誕生需要各類創新主體高頻度互動(張娜,孫超,2022),互動過程中會產生關于整個創新活動的大量信息流,這些信息流構成支撐數字產業發展的專利等創新成果誕生的基礎。隨著知識與技術復雜度的提升,地理空間鄰近性和本地化學習促使知識交換和新知識產生的作用逐漸減弱,依靠本地技術創新網絡中創新主體互動獲得創新成果的邊際成本不斷上升(陳暮紫等,2019),通過與其它區域建立科技聯系,將更豐富的創新主體引入本地創新成果的形成過程,創造技術紅利[30]?？鐓^域創新主體互動形成規模更大、類型更豐富的信息流,而且跨區域互動頻率越高,越有利于本地創新活動的發生,從而提供更多支撐數字產業發展的創新成果。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H1:數字產業空間集聚可能受到區域間科技聯系的影響,與其它區域建立的科技聯系越多,就越能夠吸引數字產業集聚。

數字產品的生產經營模式和應用場景拓展決定了數字企業需要不斷進行技術迭代,以保持技術優勢。除專利、人力資本等要素外,資金也是研發環節的關鍵投入要素,而且資金投入是專利、人力資本等要素投入的前提。數字企業需要投入更多資金維持技術快速迭代的需求,但是任何技術研發或創新活動都存在失敗風險,過高的資金占用成本是制約數字企業作出技術迭代決策的現實因素。作為新興行業,數字產業的高技術特征較為符合各地區推出的科技支持項目要求,因而利用各地區研發支持政策緩解自身資金壓力是數字企業的現實選擇。財政科技支出具備特有的科技屬性以及專業性、靶向性和政策性特征[31],通過直接的財政資金支持方式給予數字企業專項研發補助,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其研發風險[32]。在獲得政府資金支持后,數字企業可以騰出更多資金用于應用場景的拓展和數字新產品的研發,進一步提高自身發展活力與市場競爭力。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H2:數字產業空間集聚可能受到區域科技資本投入的影響,財政科技支出強度越高,越能吸引數字產業集聚。

以上理論假設從過程控制視角闡述了區域間科技聯系和區域內科技資本投入通過影響數字經濟發展所需的專利技術改變數字產業空間布局的理論邏輯。下文將從結果控制視角分析區域內擁有豐富的科技創新成果后,如何作用于數字產業布局調整。

技術擴散是技術發展的核心邏輯,專利作為技術創新成果的重要表現形式,其內容包含解決領域具體實際問題的創新技術[33],是創新主體技術轉化活動中核心信息流的載體,也是公開的信息和知識來源。隨著區域技術創新步伐的加快,除需要與其它區域創新主體開展創新互動外,創新主體還會選擇將已有科技成果推廣擴散到其它領域,擴大技術影響力,最大限度發揮技術創新的價值,專利引用則是最直接的技術擴散方式[34-35]。初始專利被后續出現的專利不斷引用,技術知識擴散范圍不斷擴大,需求方的知識搜尋成本在技術知識擴散過程中不斷降低,新知識產生并重新凝結為科技成果的可能性不斷提高。創新主體通過對專利的前向和后向引用分析,厘清知識吸收擴散與技術創新的關系,并通過制定不同創新戰略對區域創新水平產生影響。顯然,區域內專利等科技成果儲量越豐富,蘊含知識擴散與技術創新的作用關系就越多,越能夠激發區域創新活力。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H3:數字產業空間集聚可能受到區域科技成果儲量的影響,科技成果儲量越大,越能吸引數字產業集聚。

2 實證設計、變量與數據說明

2.1 模型設定

為提高估計效率和有效性,本文設定基準回歸模型如下:

lndigit=β0+β1lnoutit+β2lnscexit+β3lnpatit+β4lnsurecpit+β5emploit+β6pergdpit+β7diveit+β8thirdit+β9persalit+εit

(1)

其中,digit表示城市i在t年的數字產業集聚程度,outit表示城市i在t年的對外創新互動水平,scexit表示城市i在t年的政府科技資本投入,patit表示城市i在t年的科技成果儲量,surecpit表示城市i在t年政府對其它領域的資金投入,emploit表示城市i在t年的就業人員數,pergdpit表示城市i在t年的經濟發展水平,diveit表示城市i在t年的數字經濟多樣化程度,thirdit表示城市i在t年的產業結構,persalit表示城市i在t年的數字產品消費能力,εit為隨機誤差項。

2.2 變量選取

2.2.1 被解釋變量

依據《數字經濟及其核心產業統計分類(2021)》,考慮數據可得性,本文數字產業最終包含專業設計服務、互聯網其它信息服務、互聯網安全服務、互聯網廣告服務、信息技術咨詢服務、信息系統集成服務、其它廣告服務、其它軟件開發、基礎軟件開發、應用軟件開發、支撐軟件開發、文藝創作與表演、物聯網技術服務、互聯網零售、其它互聯網服務、互聯網接入及相關服務、信息處理和存儲支持服務、其它電信服務、固定電信服務、有線廣播電視傳輸服務、移動電信服務、運行維護服務、金融信息服務、集成電路設計、非金融機構支付服務、地理遙感信息服務、互聯網公共服務平臺、其它衛星傳輸服務、互聯網生產服務平臺、其它數字內容服務、互聯網搜索服務、互聯網數據服務、無線廣播電視傳輸服務、家用電子產品修理、音像制品出版、其它互聯網平臺、新聞業、互聯網游戲服務、互聯網生活服務平臺、互聯網科技創新平臺、廣播電視衛星傳輸服務、其它信息技術服務業、電影放映、計算機和輔助設備修理、通訊設備修理、互聯網批發、電子出版物出版以及動漫、游戲數字內容服務等行業。

本文被解釋變量為數字產業集聚程度(dig),采用每平方千米建成區內數字產業在營企業累計注冊資本規模表示。根據這一指標排序結果,2010年數字產業集聚程度排名前10位的城市依次為北京、杭州、成都、上海、濟南、鄭州、長沙、昆明、廣州、合肥;到2015年,天津、深圳、武漢成為新進入前10的城市;到2020年,?？?、長沙、貴陽成為數字經濟發展的新秀。已有研究證實,北京、成都、杭州、上海、深圳、貴陽、天津、武漢、長沙等是全國數字產業集聚規模較大的城市[36-37]。本文結果與已有研究結論較為吻合,說明每平方千米建成區內數字產業在營企業累計注冊資本規模能夠較好地衡量區域數字產業集聚程度。

2.2.2 核心解釋變量

依照前文研究思路,本文利用城市間科學技術和研究服務業產業資本流動數據構建城市間產業資本關聯網絡,并運用復雜網絡分析方法計算得出各城市科學技術和研究服務業發展外向度,用于表征城市間創新互動水平(out);采用財政科技支出占一般財政支出的比重表征政府科技資本投入水平(scex);采用各城市累計授權發明專利數量表征科技成果儲量(pat)。

2.2.3 控制變量

參考劉軍等[2]、鐘業喜和毛煒圣[3]、何菊香等[38]的研究,選取政府對其它領域的資金投入、就業人員數、經濟發展水平、數字經濟多樣化、產業結構和數字產品消費能力作為控制變量。其中,政府對其它領域的資金投入(surecp)是指除財政科技支出外的其它一般財政支出總額,本文重點探究財政科技支出對數字產業集聚的影響,而財政資金投入到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可能對數字產業集聚產生影響,因而對其進行控制?？紤]到數字產業作為新興行業,其產品主要面向中青年群體,根據目標群體的年齡特征,用年末從業人員數(emplo)控制因數字產品消費規模變動產生的影響。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地區普遍對數字經濟發展更為重視,其數字基礎設施完善度、數字產品消費市場規模與潛力等都具有較為明顯的領先優勢,鑒于經濟發展可能存在“大而不強”的現象,因而選取人均GDP反映經濟發展水平(pergdp)。由于相關多樣化是吸引產業集聚的重要因素,因而采用本地區數字產業細分行業數量表征數字經濟多樣化(dive)。產業結構與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密切相關,產業高級化的過程會不同程度地影響數字產業布局,因而采用第三產業占GDP比重反映產業結構(third)。數字產品交易行為會影響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數字產品消費能力越強,數字產品交易就越頻繁,數字經濟發展水平也就越高,因而采用人均工資水平反映數字產品消費能力(persal)。

2.3 數據來源與描述性統計

數字產業在營企業累計注冊資本規模、城市間創新互動水平、科技成果儲量以及數字經濟多樣化數據通過龍信企業大數據平臺匯總計算得出,建成區面積數據來源于各城市統計年鑒,其余變量數據來自《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以上樣本構成了涵蓋2010—2020年中國289個地級及以上城市相關數據的面板數據。變量描述性統計結果見表1。

表1 描述性統計結果Tab.1 Results of descriptive statistics

3 實證結果及分析

3.1 實證結果

在進行回歸分析前,運用方差膨脹因子法進行多重共線性檢驗。結果顯示,VIF值均小于7,可以判斷不存在多重共線性。采用F檢驗和Hausman檢驗選擇最優估計模型,結果顯示,F檢驗拒絕原假設,Hausman檢驗在1%的顯著水平上拒絕原假設。綜合考慮,使用固定效應模型能夠有效提高估計效率。表2匯報了基準回歸結果,模型(1)只控制了個體固定效應,模型(2)只控制了時間固定效應,模型(3)同時控制了時間和個體固定效應。

表2 實證模型回歸結果Tab.2 Regression results of empirical model

無論在單向還是雙向固定效應模型中,城市間創新互動水平均在5%的水平上均顯著為正,表明與其它區域之間的科技聯系是影響本地數字產業集聚的重要因素。因此,H1得到驗證,即數字產業空間集聚受到區域間科技聯系的影響,與其它區域建立的科技聯系越多,越能夠吸引數字產業集聚。在所有回歸結果中,政府科技資本投入均在5%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表明政府對科學技術的支持力度是影響數字產業集聚的重要因素。因此,H2得到驗證,即數字產業空間集聚受到政府科技資本投入的影響,財政科技支出越多,越能夠吸引數字產業集聚?？萍汲晒麅α恳苍?%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表明區域科技成果儲量是影響數字產業集聚的重要因素。因此,H3得到驗證,即數字產業空間集聚受到區域科技成果儲量的影響,區域內科技成果越多,越能夠吸引數字產業集聚。

3.2 考慮行業異質性

根據《數字經濟及其核心產業統計分類(2021)》,數字經濟可劃分為數字產品制造業、數字產品服務業、數字技術應用業、數字要素驅動業以及數字化效率提升業5個大類,除數字化效率提升業外,其余產業均屬于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從四大核心產業要素投入以及提供產品或服務的方式看,各產業之間存在明顯的異質性:數字產品制造業注重數字經濟硬件設施制造,數字產品服務業以數字產品為載體提供服務,數字技術應用業主要為數字產業提供技術支撐,數字要素驅動業則為數據要素的使用提供多種場景。表3匯報了行業異質性回歸結果,其中,模型(4)的被解釋變量為數字產品服務業集聚程度,模型(5)的被解釋變量為數字技術應用業集聚程度,模型(6)的被解釋變量為數字要素驅動業集聚程度。

表3 行業異質性回歸結果Tab.3 Regression results of industry heterogeneity

結果顯示,數字經濟核心產業集聚具有顯著的行業異質性。在模型(4)中,城市間創新互動水平與數字產品服務業集聚程度在5%的水平上呈顯著正相關關系,政府科技資本投入、科技成果儲量與數字產品服務業集聚程度在1%的水平上呈顯著正相關關系,表明城市間創新互動水平、區域科技成果儲量以及政府科技資本投入是影響數字產品服務業集聚的重要因素,其中,政府科技資本投入和科技成果儲量的影響更為顯著。在模型(5)中,政府科技資本投入、科技成果儲量與數字技術應用業集聚程度在5%的水平上呈顯著正相關關系,城市間創新互動水平對數字技術應用業集聚的影響并不顯著?？赡艿脑蛟谟?數字技術應用業主要包含軟件開發、信息技術服務、互聯網相關服務等領域,這些行業起步較早,當前已發展到相對成熟階段[39],不再需要利用區域對外科技聯系帶來外部性,已經形成了基于行業特征的關聯關系。不同于數字產品服務業,科技成果儲量對數字技術應用業集聚的影響更為顯著。在模型(6)中,城市間創新互動水平、科技成果儲量與數字要素驅動業集聚程度在5%的水平上呈顯著正相關關系,政府科技資本投入與數字產品服務業集聚程度在1%的水平上呈顯著正相關關系。相較于數字產品服務業和數字技術應用業,數字要素驅動業集聚受政府科技資本投入的影響更為顯著。

3.3 考慮區域異質性

3.3.1 經濟板塊異質性

我國區域間數字經濟發展程度差異較大,目前仍存在“數字鴻溝”。本文認為,在各區域數字經濟發展差異明顯的背景下,不同區域數字產業集聚程度也可能具有明顯的異質性,因此有必要對此進行深入討論。表4匯報了區域異質性回歸結果,其中,模型(7)～(10)分別為東部、中部、西部和東北地區的回歸結果。

表4 經濟板塊異質性回歸結果Tab.4 Heterogeneity regression results of economic sectors

結果顯示,數字產業集聚具有明顯的區域異質性。在東部地區的回歸結果中,城市間創新互動水平、政府科技資本投入、科技成果儲量與數字產業集聚程度均在5%的水平上顯著為正,其中,政府科技資本投入的系數明顯大于城市間創新互動水平和科技成果儲量的系數。在中部地區的回歸結果中,城市間創新互動水平、政府科技資本投入、科技成果儲量與數字產業集聚程度均在5%的水平上顯著為正,其中,科技成果儲量的系數明顯大于城市間創新互動水平和政府科技資本投入的系數,與東部地區差異明顯。在西部地區的回歸結果中,城市間創新互動水平、科技成果儲量與數字產業集聚程度均在5%的水平上顯著為正,政府科技資本投入的系數不顯著,與東部和中部地區形成明顯差異?？赡艿脑蛟谟?西部地區城市經濟發展水平整體滯后于東部和中部地區,政府財政資金較為緊張,科技投入支持力度不足。因此,相較于東部和中部地區,西部地區的政府科技資本投入并不具備相對吸引力,也就難以對數字產業集聚產生顯著影響。在東北地區的回歸結果中,城市間創新互動水平、政府科技資本投入和科技成果儲量的系數都不顯著?？赡艿脑蛟谟?在較長一段時期內,東北地區的要素流動持續處于凈流出狀態,經濟發展活力不足,制約著數字企業在東北地區的布局決策,由此導致對其它區域數字產業集聚起到顯著促進作用的因素,在東北地區的有效性大幅降低。

3.3.2 城市群異質性

隨著城市群成為承載發展要素的主要空間形式,一定程度上導致城市群內數字經濟同質化與城市群間數字經濟異質化發展[40],因而探討不同城市群數字產業空間集聚的影響因素具有現實意義。表5匯報了不同城市群的回歸結果,其中,模型(11)～(14)分別匯報了以京津冀城市群、長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和成渝雙城都市圈為樣本的回歸結果。

表5 城市群異質性回歸結果Tab.5 Regression results of urban agglomeration heterogeneity

在京津冀城市群樣本中,城市間創新互動水平、政府科技資本投入、科技成果儲量與數字產業集聚程度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在長三角城市群樣本中,城市間創新互動水平、政府科技資本投入與數字產業集聚程度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科技成果儲量的系數在5%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與京津冀地區的回歸結果基本保持一致。在珠三角城市群樣本中,城市間創新互動水平、政府科技資本投入與數字產業集聚程度均在5%的水平上顯著為正,科技成果儲量的系數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為正。同時,政府科技資本投入水平對數字產業空間集聚的影響系數在東部地區三大城市群中均為最大。在成渝雙城都市圈樣本中,城市間創新互動水平、政府科技資本投入、科技成果儲量與數字產業集聚程度均在5%的水平上顯著為正。

整體看,以城市群為樣本的回歸結果在顯著性水平上較四大經濟板塊有明顯提升,說明以松散的經濟社會聯系劃分區域并不能較好地描述數字產業空間集聚特征,城市群正成為數字產業集聚的重要空間載體。

4 穩健性檢驗

4.1 替換被解釋變量

為進一步驗證上述回歸結果的可靠性,本文用城市數字產業在營企業累計注冊資本規模替代每平方千米建成區內數字產業在營企業注冊資本規模。表6報告了更換被解釋變量后的回歸結果,其中,模型(14)只控制了個體固定效應,模型(15)只控制了時間固定效應,模型(16)為雙向固定效應模型的回歸結果。結果顯示,更換被解釋變量后,城市間創新互動水平、政府科技資本投入和科技成果儲量的系數均在5%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與前文回歸結果基本保持一致,說明前文結論較為穩健?；貧w結果排除了多重共線性的干擾。

表6 替換被解釋變量后的回歸結果Tab.6 Regression results of substituting dependent variables

4.2 去除極端值

為消除極端值對回歸結果的影響,利用winsor2命令對所有變量按照不同年份在1%分位數和99%分位數進行縮尾處理。表7展示了去除極端值后的回歸結果,其中,模型(17)只控制了個體固定效應,模型(18)只控制了時間固定效應,模型(19)為雙向固定效應模型的回歸結果。結果顯示,去除極端值后,除科技成果儲量與數字產業集聚程度由在5%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調整為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外,其余核心解釋變量的顯著性水平并未發生改變。從系數變化看,去除極端值后,城市間創新互動水平與數字產業集聚程度的相對系數并未發生明顯變化;政府科技資本投入與數字產業集聚程度的相對系數下降較為明顯,由0.142調整為0.127;科技成果儲量與數字產業集聚程度的相對系數上升較為明顯,由0.134調整為0.168。整體看,結論依然穩健。

表7 去除極端值后的回歸結果Tab.7 Regression results after processing extreme values

5 結論與對策建議

5.1 研究結論

當前及未來一段時期內,我國數字經濟將持續處于蓬勃發展期,作為對經濟社會發展起關鍵引領作用的新興產業,探究數字產業空間分布的內在規律對于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現實意義。本文以2010—2020年我國289個城市的數字產業為樣本,以區域數字產業發展的創新需求為切入點,探究影響數字產業集聚的重要因素,并對各因素的影響程度進行回歸分析。本文主要研究結論如下:第一,區域間創新互動水平會顯著影響數字產業集聚,即與其它區域建立的科技聯系越多,越能夠吸引數字產業集聚。第二,政府科技資本投入是影響數字產業集聚的另一重要因素,即區域內政府科技投入資金規模越大,越能夠促進數字產業集聚。第三,科技成果儲量也會對數字產業集聚產生影響,即區域內科技成果越豐富,越能夠吸引數字企業在當地布局。第四,不同因素對數字經濟核心產業集聚具有明顯的行業異質性,政府科技資本投入和科技成果儲量對數字產品服務業集聚的影響更為顯著,城市間創新互動水平對數字技術應用業集聚的影響并不顯著,數字要素驅動業的集聚程度受政府科技資本投入的影響最大。第五,數字產業集聚因素具有明顯的經濟板塊異質性。城市間創新互動水平、政府科技資本投入、科技成果儲量對東部和中部地區的數字產業集聚均有顯著影響;在西部地區,城市間創新互動水平和科技成果儲量對數字產業集聚具有顯著影響,但政府科技資本投入的影響并不顯著;在東北地區,城市間創新互動水平、政府科技資本投入、科技成果儲量對數字產業集聚的影響均不顯著,可能是因為東北地區城市發展活力不足導致新業態產生與發育較為滯后。此外,以城市群為尺度的樣本顯著性水平較經濟板塊尺度有明顯提升,各因素對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以及成渝雙城都市圈的數字產業集聚均有顯著影響,說明城市群正成為數字產業發展的主要空間載體。

5.2 對策建議

根據上述研究結論,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議:

一是將創新作為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的重要抓手,通過創新發展優化調整數字產業空間布局。各城市要注重開放創新,在與其它城市建立創新聯系的基礎上,構建更緊密的創新協同體,發揮協同創新的外部性,形成循環有序的開放型區域創新生態,圍繞中心城市協同打造區域創新高地,發揮其對周邊區域的輻射帶動作用,提升區域創新績效。

二是注重引入社會資本,增加區域內科技資本積累。數字經濟的特性要求進行持續的新技術、新產品開發投入,這需要充裕的研發資金支持。對于財政資金充裕的地區,可以通過繼續提升財政科技支出占比,滿足數字產業的創新投入需求;對于財政資金較為緊張的區域,可以通過積極引入風險投資機構,利用風險資本等社會投資力量彌補區域內科技資本供給缺口。

三是加強科技成果的深度挖掘利用。以專利為代表的科技成果產出包含豐富的基于創新主體間關聯關系衍生出的知識、信息,是有效知識與信息的核心載體。要進一步提升科技成果的產業轉化效率,引導更多科技成果參與到再生產過程中,織密知識擴散與技術創新的關聯路徑,提升數字企業的知識與信息獲取效率,降低數字產業創新成本,激發數字經濟創新發展活力。

四是強調規劃引領,引導城市間數字產業差異化發展。各城市要充分意識到數字產業是一大類產業的集合,在扶持數字產業成長與發展的過程中,重心應當放在與本地比較優勢、產業轉型升級方向等較為一致的細分領域上,實施差異化發展戰略,推動區域間形成有序分布、協同互補的數字經濟發展格局。同時,鼓勵和引導數據資源、數字產品、數字人才與技術跨區域流動、協同共享,避免區域間嚴重的同質化競爭導致數字基礎設施閑置與浪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