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現代化的實踐超越與價值理解的中國邏輯

王永鳳 楊忠林

（北京交通大學，北京 100044）

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人民的偉大創造， 展現了“中國之治”的宏偉圖景和強大氣魄。 黨的二十大報告建構了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論框架并明確指出要“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1]。 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人民對現代化道路的全新體認， 是中國人民理性選擇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行動框架， 是中國人民對現代化道路探索的生動轉向和內在拓新的生動彰顯。 中國式現代化經由實踐的反饋， 規避了西方現代化道路的既有缺憾，解決了西方現代化發展的異化癥候，克服了西方現代化的固有弊端，展現了中國智慧、中國風格，為世界提供了東方經驗。中國式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融通聯動，相得益彰。 因此，把握中國式現代化對西方悖謬場域的實踐超越和獨特貢獻， 闡明中國式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內在關系， 有助于我們更好致思中國式現代化價值的中國邏輯， 使中國式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在新征程上交相輝映，同頻共振，為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助力。

一、實踐超越：中國式現代化對西方現代化陷阱識別與破解的踐履圖式

現代化陷阱是現代化進程中的遲滯力量，會逆轉乃至顛覆國家的現代化發展道路。 厘清西方現代化陷阱的本質并對其規避、超越，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內在使命。中國作為后發展大國經濟體，改變了我國邊緣者的地位， 破解了西方現代化進程中的陷阱， 突破了西方現代化道路普世性面貌的藩籬， 豐富了后發展國家追趕先發展國家的發展模式， 昭彰了中國擁抱現代化的主動性和趕超目標的堅定性，為我國走穩現代化道路注入了動能。

（一）超越“資本至上陷阱”，實現全面發展

“資本至上陷阱”作為橫亙在現代化進程中的重大陷阱，影響了各國的現代化進程。中國抓住現代化這一稍縱即逝的機會窗口，巧妙超越“資本至上陷阱”，彰顯出了中國智慧。 自我增殖性是資本的首要特性， 資本的這一特性不斷超出其應有的合理邊界，僭越人的主體地位，隱匿其應有的真實價值，無限擴大在社會發展中的地位。西方國家在實現現代化過程中奉資本為圭臬， 以資本邏輯為社會運轉的底層邏輯， 這便使資本更加堂而皇之地剝削、宰制。西方國家極力鼓吹資本具有的價值效力，不斷建構資本的生產強制邏輯、消費強制邏輯、文明強制邏輯等結構性社會范疇，以此攫取更多利益來維護自身統治。 西方國家以資本為社會的基本經濟法則， 又以私人所有制作為資本邏輯的運轉載體， 掩蓋了人與人之間社會關系的不平等性，經濟學家借此不斷炮制“活勞動”和“死勞動”之間存在平等關系的假象。雖然西方國家把資本邏輯遮蔽得臻于完美，稱之為“普照的光”和“特殊的以太”[2]，但是仍有諸多弊端：在經濟方面，資本增值邏輯衍生出金融資本， 為經濟危機的發生藏下禍根，且忽視初次分配的實際勞動，否定再次分配的調節作用；在政治方面，資本家以維護自身利益為導向，將資本與政治權利、法律制度等政治因素相勾連，出現“金錢政治”；在文化方面，資本以“魔法師”的身份顛倒、扭曲人的主體地位，實現人的單向發展， 使人的精神文化需求湮沒于奴役生產中；在社會方面，羽翼日漸豐滿的資本在社會道德等領域恣意橫行， 又以財富積累的多少為尺度，不斷固化貧富代際傳遞的階層；在生態層面，為滿足資產階級擴大生產規模的野心，不斷破壞生態環境，征服自然，完全忽視環境的公共效益問題。

中國式現代化不對西方國家奉行的資本至上邏輯做鸚鵡學舌式的比附， 中國式現代化以人本邏輯為底層邏輯， 遵循人的基本價值取向， 指出“人是現代化的前提和歸宿”[3]，以人的全面發展為定位羅盤，不斷沿著全體人民的最大福祉攀升、累進。中國共產黨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同時，積極建構基本經濟制度體系：所有制層面，以公有制為主體的所有制結構為經濟長期向好發展提供了制度性保證， 從量和質兩個角度夯實了我國的經濟基礎， 同時非公有制經濟發揮其作為活力因子的調節作用；分配層面，我國既注重初次分配勤勞致富的勞動邏輯， 又注重再次分配調節機制的補充邏輯， 現階段我國從道德價值角度鼓勵有能力者參與第三次分配， 實現活力競相迸發和扶危濟困的雙重作用；經濟體制層面，激活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積極為市場與政府角色的發揮搭建舞臺，跳出傳統經濟模式的泥淖，發揮二者補充、協調的合力作用。[4]中國共產黨找到破解“資本至上陷阱”的鑰匙，擺正了資本的工具地位，實現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的統一，“共同富?！薄懊利愔袊钡戎匾l展理念則是其生動的注腳。

（二）超越“福利過度陷阱”，實現可持續發展

現代福利制度肇始于1942 年英國的《貝弗里奇報告》，該報告以普享性理念和統一性理念來指導社會福利建設。 西方國家建立的福利體系主要囊括社會保險、 社會福利和社會救濟三大體系范疇，從為公民繳納各種保險、提供各種補貼和救濟三個角度全方位保障公民的生活。 經過幾十年的發展，西方國家福利制度不斷健全，以至于達到了極化的地步。據不完全統計，英國社會福利項目近60 種，美國社會福利項目多達2000 種。 西方國家在進行社會福利建設的過程中， 沒有合理把控福利發展的度，衍生出了諸多問題：第一，窒息市場活力，嚴重削弱市場的配置作用；第二，削弱國家持續發展力。 過度的福利政策嚴重透支了國家財政實力，甚至為滿足公眾短期福利需求，置國家長期發展于不顧；第三，遏制企業生產力。 國家為維持公民高水平的福利標準，大量征稅，加重了企業負擔。 因此，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因競爭優勢較弱，企業的生產欲望自然下降；第四，阻礙改革發展力。福利過度陷阱使多數成員獲得了利益，因此也得到了雄厚的民意基礎，要想違背其既得利益，該群體也是頑固的阻礙力量。以法國為例，民眾為抗議薩科奇政府的退休制度改革，大規模游行，致使國家交通堵塞，影響社會正常運行；[5]第五，即便法國國民議會表決通過， 但是法國工會依然宣稱將會舉行更大范圍的抗議活動。 民眾抗議的根由在于薩科奇政府的改革觸動了國家的福利制度，危及了自身利益。

中國共產黨解構了福利過度之魅， 在探索現代化的過程中注重民生的改善， 不斷加大對社會保障的建設力度。 中國共產黨在實現現代化過程中，著力建設國家主導型福利體系，充分發揮新型舉國體制的制度內聚力，凸顯經濟發展優勢，內聚共同富裕模式，建構優化治理體系。我國堅持深化福利內容創新，切實依托民眾內在需求，旨在提供較為全面的保障。 政府不“越位”，不“錯位”，清晰界定社會保障的互助共濟功能。與此同時，習近平總書記也深刻指出要防止“福利陷阱”[6]。我國滿足的是人民適度的切實需求， 與西方福利國家過度滿足公民的所有需求不可同日而語。 中國式現代化實施與本國國情相契合的社會保障模式， 追求與本國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福利水平， 且不斷優化社會保障對各個群體的支出結構， 精準把控社會保護邏輯的合理邊界， 實現共同富裕和發展生產力的有機統一。

（三）超越“修昔底德陷阱”，實現和平發展

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 中指出伯羅奔尼撒戰爭爆發的原因在于雅典的日益強盛致使斯巴達恐懼。[7]但他并沒有以自己的名字命名該命題。 2012 年，格雷厄姆·艾利森在英國《金融時報》上提出“修昔底德陷阱”[8]命題，之后廣泛應用于國際關系學界?！靶尬舻椎孪葳濉钡谋举|是國強必霸的叢林法則。 西方發達國家在現代化初始階段， 就開始進行殖民擴張， 掠奪財富，進行資本的原始積累，為實現本國的現代化奠定了物質基礎。 20 世紀，美蘇爭霸再次確證“國強必霸”在國際關系中的固有性。 在政治領域中，美國奉行“涉他性自信的民族主義”和“侵略性挑釁的民族主義”，外顯為民族優越感與排外傾向，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對中國的各項政策不斷指手畫腳。

中國在現代化過程中獲得長足發展，2010 年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GDP 總量約占美國的2/5，2020 年GDP 總量約占美國7/10，經濟實力顯著提高。 經濟上， 中國積極構建普惠性經濟秩序，加強“一帶一路”建設、建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 不斷為他國人民帶去福祉， 幫助他國發展。政治上，中國突破傳統單一的安全觀，超越“中心—邊緣” 的權力結構， 倡導構建復合型國際格局，尊重各國主權。外交上，中國克服文明沖突，不斷加強與各國高層領導人的溝通， 構建多層次的對話機制，保障國際環境的穩定。中國式現代化的“和合之道”等傳統文化基因、共產主義理想和胸懷天下的世界眼光內在決定了中國必定會超越“修昔底德陷阱”，實現和平發展。

二、交匯互生：中國式現代化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共進發展的內在邏輯

中國式現代化是現代性展開視角下的國家建設戰略目標，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民族性重建視角下的國家建設目標， 二者具有共進發展的內在邏輯，主要表現為動力機制的交互關系、邏輯理路的映射關系和發展機理的耦合關系。 把握中國式現代化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共進邏輯有助于二者在新征途上實現良好的互動發展。

（一）交互關系：中國式現代化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動力機制一致

中國式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持續推進，是二者的動力機制驅動的，二者縱橫交錯的動力機制，為其發展提供了強大合力。中國式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交互關系也主要表現在動力機制上，具象為政黨主導型動力、精神支撐型動力和改革內驅型動力的統一。

1.政黨主導型動力統一

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把“堅持黨的全面領導”放在“五個必由之路”的首要位置，并上升到“規律性認識”的高度。 基于本國國情，中國式現代化的推進邏輯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大愿景內在決定了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式現代化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主導型動力。 相較于西方國家中市場經濟和公民社會起決定作用的自然嬗變模式， 政黨主導型發展路徑更適合中國。 后發展國家的社會組織化程度較低，加之中國共產黨具有強大的領導力、科學的執政力和嚴格的組織力， 中國共產黨主導的中國社會主義事業建設具有天然的合理性和歷史的必然性。 中國共產黨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內在使命的驅使下， 一直引領民族復興的前進方向，始終是全體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中國共產黨毅然擔負起為民族謀復興的重大使命， 建立千秋偉業，書寫恢宏史詩，得到了人民群眾廣泛的擁護，形成了人民跟著黨走的和諧局面，這也為全面推進和拓展中國式現代化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了磅礴的主體動力。

2.精神支撐型動力統一

同心共圓中國夢的美好愿景需要不斷厚植偉大的精神力量?！跋冗M的思想文化一旦被群眾掌握，就會轉化為強大的物質力量”[9]，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不能離開精神力量的支撐。 以偉大建黨精神為源頭的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系是中國共產黨在探索中國式現代化與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中精神氣質、精神根脈、精神基因的集中反映， 是百年奮斗歷程中精神因子和精神要素的高度凝聚。 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系和中國式現代化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探索歷程協力共進， 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系流變于二者的實踐過程中， 緊緊圍繞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主題，關涉中國式現代化的實踐，挖掘到自己的“基因鏈”， 實現從樸素自覺到系統完善的理論轉向，為中國式現代化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了精神之本、動力之源。 確然，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系憑借自身具有的推動力、凝聚力和創造力成為中國式現代化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精神支撐型動力。

3.改革內驅型動力統一

改革是我國實現中國式現代化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一步， 是推進現代化事業向前發展的永恒主題。 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涉及“改革”的詞頻高達50 多次，“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實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深化要素市場化改革”“深化金融體制改革”“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深化教育領域綜合改革” 等均有力說明了改革在我國實現中國式現代化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的重要作用。 回顧中國近現代發展歷程，浴血奮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勇于改革創新， 開創了農村包圍城市的正確道路。社會發展時期，中國共產黨勇于改革創新， 掙脫了他國發展模式的束縛， 堅持走自己的路，擺脫了中國的百年屈辱史。改革開放作為我國改革創新中的重要里程碑， 是實現中國式現代化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直接動力，其成效顯著，它使財政、科技、文化、教育、國防、社會保障等領域持續發展，外貿總額勇攀高峰。 總而言之，我國的偉大實踐充分證明了改革是中國式現代化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內驅力， 是決定我國發展的生命線。

（二）耦合關系：中國式現代化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發展機理相融通

中國式現代化是扎根中華大地、 具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光明發展前景的正道。 中國式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發展機理相交， 二者融通于中國共產黨的百年奮斗歷程。

1.發展背景同源

以大歷史觀審視現代化和民族復興的發展源頭，會發現二者在時間和主體兩個層面上相一致。從時間層面來看，中國共產黨于“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10]的困窘境遇中擔負起對現代化的追尋和實現民族復興的宏愿使命。近代已降，中華民族由盛轉衰，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山河破碎， 民生凋敝，“中國人民的貧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見的”。[11]因此，實現現代化與民族復興成為中國人的執著追求。 1924 年初，楊明齋在《評中西文化觀》中就對現代化道路問題做出了系統的闡釋。 1924 年5 月，李大釗在《人種問題》中首次使用中華民族之“復活”話語。[12]諸多史料深刻表明中國共產黨在此時已經對實現現代化與民族復興進行了積極探索。從主體層面來看，中國共產黨的誕生為現代化和民族復興提供了政治力量。 中國共產黨作為馬克思主義指導的完全新式的政治主體，精準把握社會主要矛盾，科學研判社會性質，準確分析當時的革命目標，使實現現代化與民族復興出現重大轉機。

2.發展目標同向

社會主義標明了中國式現代化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發展方向。 中國對現代化道路的探尋經歷了庚子之變、 辛亥革命等模仿資本主義道路的失敗，現代化道路逐漸被開創出來，因此它只能是社會主義性質的道路。[13]中國共產黨把現代化和社會主義建立起必然的聯系， 也使我國的現代化道路擺脫西方資本主義道路的依附性思維。 1949年3 月，毛澤東在《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中提出“把中國建設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14]“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到如今的“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都是中國共產黨在實現民族復興過程中對階段性目標的具體厘定， 共同譜寫出民族復興的偉大輝煌。與此同時，社會主義的價值定向又內在要求二者在推進過程中要注意發展的全面性。中國共產黨從最初的“工業化國家”“四化”“四個現代化同步”到現在的“五位一體”等概念的演變充分體現了我國現代化的全面性。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推進，也是道路、理論、制度、文化的整體推進。 更為重要的是，二者都重視人的全面發展，以人本邏輯為現代化的主導邏輯， 深刻詮釋了社會主義的價值理想。

3.發展道路同程

中國共產黨對現代化的探索和對民族復興的追尋， 經歷了從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革命道路到如今創立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二者齊頭并進，共同發展，主要包括“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道路、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15]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推翻了三座大山，掃除了二者發展的最大障礙，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使中國享有充分自主權。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 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為二者的發展奠定了根本的制度前提。 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時期， 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全方位探索為二者的發展指明了根本的發展方向?，F階段，中國式現代化和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創立為二者的發展提供了全新的發展視野。 中國共產黨肩負的使命任務也內在決定了各個階段要以現代化的發展來助益民族復興的實現。

（三）映射關系：中國式現代化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邏輯理路相照應

中國式現代化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兼具歷史偉力和時代張力。 新時代推進中國式現代化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共進發展， 其邏輯理路必然是圍繞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來展開。

1.邏輯前提相應：堅持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

中國式現代化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邏輯前提問題是關乎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雙因素問題，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對這一問題做出了相應的回答。 中國在探索現代化和實現民族復興的過程中始終堅持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結合實際國情，不斷對科學社會主義的主題、思想理論觀點、科學體系等方面進行豐富和發展， 創造了彪炳史冊的奇跡。實現中國式現代化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須毫不動搖地堅持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邏輯立場， 就要遵循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邏輯要求。一要大力發展生產力。我國想要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在物質資料層面仍需努力，現階段距“現代化強國”的生產力水平還有一定差距。二要堅持生產資料公有制，堅持我國現行的基本經濟制度。 三要堅持以共同富裕為發展導向，使人民都成為“蛋糕”的享受者。四要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充分顯現中國式現代化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政黨主導邏輯。 五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一元主導地位。新征程上， 必須以科學的態度對待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必須善于結合我國的實際國情，從而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賦能。

2.邏輯基點對應：基于現階段中國的基本國情

中國式現代化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邏輯基點問題即立足點和出發點問題， 二者在邏輯基點問題上是一致的，都植根于中國實際，要結合中國最大的國情來實現發展。 我國探索現代化的發展歷程和追求民族復興的實踐軌跡均圍繞革命、建設、改革、復興而徐徐展開。 厘清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認知過程， 有助于把握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所處的國情基礎。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就指出社會主義建設的復雜性，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又以決議的形式強調初級階段的戰略研判，爾后，黨的歷屆全會都繼承這一戰略論斷。 新發展階段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個具體階段，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包含新發展階段，新發展階段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子集。 2021 年1 月，習近平總書記又做出“我國社會主義從初級階段向更高階段邁進”[16]的新論斷，這表征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動態性和發展性， 也說明中國共產黨的積極有為和主動作為。 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在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過程中必須牢牢把握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最大國情，準確把握歷史方位，明確“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

3.邏輯主線呼應：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時代化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作為中國式現代化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邏輯主線， 既是二者的理論主線又是二者的實踐主線。 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時代化與中國式現代化、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高度統一。 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時代化進程中，中國共產黨在救國時創立了毛澤東思想、在興國和富國時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在強國時創立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三次飛躍，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寶庫， 全面推進了中國式現代化與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中國共產黨不斷把馬克思主義與本國實際結合起來， 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結合起來，直面社會問題，注重解決重大時代課題， 實現了彪炳中華民族發展史冊的偉大勝利。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的“六個堅持”的重大論斷為譜寫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篇章指明了方向，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指明了方向。

三、交互為用：中國式現代化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契合的價值哲學闡釋

立足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歷史方位， 基于馬克思主義價值哲學視角審視中國式現代化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內在本質關聯，二者具有鮮明的價值契合性。因此，有必要對二者在價值屬性上的一致性、 價值功能上的互補性與價值目的上的融合性做出準確闡釋， 科學把握中國式現代化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階段性特征和實踐性要求，實現新征程賦予的歷史使命。

（一）中國式現代化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價值屬性一致

中國式現代化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價值范式相通， 二者是中國共產黨接續奮斗的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的道路載體和目標定向， 均具有正當性和證成性。

1.中國式現代化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具有先進性

中國式現代化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實現了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的有機統一， 既遵循了共產黨執政規律、 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和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又以增進人民福祉為價值取向，具有顯著的先進性。 中國式現代化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主導型力量要求二者在發展過程中必須以共產黨執政規律為必然性法則， 中國式現代化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也深刻回答了中國共產黨為何執政、 為誰執政、 如何執政的問題， 從中國共產黨的執政方位、執政環境、執政定位來看，二者的探索歷程符合共產黨執政規律的內在要求。 中國式現代化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價值定向要求二者在發展過程中必須以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為應然性法則，中國式現代化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也深刻回答了社會主義為何實現、為誰實現、如何實現的問題，從社會主義的歷史方位、發展環境、價值定位來看，二者的探索歷程符合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內在要求。 中國式現代化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開闊視野要求二者在發展過程中必須以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為實然性法則， 中國式現代化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也深刻回答了人類社會為何發展、為誰發展、如何發展的問題，從人類社會的發展方位、世界環境、發展定位來看，二者的探索歷程符合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內在要求。

2.中國式現代化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具有正當性

中國式現代化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具有正當性， 這里是指以過去面向的范式理解二者的價值屬性。 現代化和民族復興都產生于國家遭受重創的時代背景下，是中國人謀求發展的主動探索?，F代化是從趕超西方發達國家的角度謀求發展的話語表達， 民族復興是從實現中華民族新輝煌的角度謀求發展的話語表達， 但都是實現由落后到先進轉變的正確路向。 1921 年6 月10 日，張太雷在《致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的書面報告》中首次引入“現代化”概念，指出“受到現代化大工廠廉價生產的排擠”[17]是工人階級打短工的主要原因。 爾后的“歐化”“現代化工業”“四個現代化”“社會主義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等話語的演變，勾勒出了中國共產黨綜合考量中國實際、 不斷豐富和發展現代化內涵的歷史圖景。 中國共產黨的百年奮斗歷程曲折復雜，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主題一以貫之。 中國共產黨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找到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通途正道，創立了社會主義文明新形態。

3.中國式現代化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具有證成性

以未來面向的范式理解中國式現代化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價值屬性，二者具有證成性。證成性主要是說明中國式現代化的目的和效用以及中國式現代化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發展合理性。一個落后國家想要改變當前局面， 就必須要謀求發展，從而使國家富強起來。中國式現代化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是中國共產黨面對本國落后面貌的合理抉擇，是人心所向的戰略決斷，具有豐富的證成性資源支撐。一方面，中華民族作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主體力量， 為其提供了完整的民族基礎，也是推進現代化和民族復興的磅礴動力；另一方面，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強烈動機激發人民追求進步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為推進現代化和民族復興提供了心理認同基礎。 這里需要注意的是， 中國式現代化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手段，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階段性目標，其最終導向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二）中國式現代化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價值功能互補

中國式現代化與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相伴隨，二者呈現良好的互動發展關系。中國式現代化的中國特色、 本質要求等理論的系統建構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具體指導，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中國式現代化標定了價值方向， 二者相互作用，相互發展。

1.中國式現代化提升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穩定性

中國共產黨在實現現代化的過程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 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奠定了堅實的發展根基。 中國一改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積貧積弱的黯然局面， 如今經濟總量穩居世界第二，2021 年的國民生產總值增加到1133239.8億元，2021 年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攀升到80976元，經濟實力顯著躍升。[18]城鄉區域協調發展，從土地改革到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 再到現階段的打贏脫貧攻堅戰、持續推進鄉村振興，農村面貌煥然一新。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價值理念深入人心，我國森林面積從2004 年的19545.22 萬公頃提升到2021 年的22044.62 萬公頃， 森林覆蓋率從2004 年的20.4%增加到23.0%， 生態文明建設成效顯著。 對外開放持續擴大，進出口總額從1950年的41.50 億元增加到2021 年的390921.67 億元， 與世界經濟聯系日益密切。 教育事業快速發展，教育經費投入從1992 年的7315028 萬元增加到2020 年的530338681 萬元，高等教育毛入學率也快速提高。從解決溫飽到全面小康，絕對貧困問題得到歷史性解決，民生福祉不斷增進，人民幸福感不斷增強。 中國共產黨在探索現代化過程中取得的光輝成績提升了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穩定。

2.中國式現代化保障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高效性

中國式現代化具有異于西方先發展國家串聯式發展道路的并聯式邏輯特征， 使我國推進現代化的速度加快，效率提高。中國式現代化在同一時空場域推動了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的發展，使四化同步發展，形成了良好的結構效應，增強了實現民族復興的動力。信息化浪潮方興未艾，中國作為后發追趕型經濟體，信息化的賦能使我國的現代化發展具備西方先發展國家現代化所不具備的優勢。 安東尼·吉登斯在其著作《現代性的后果》 中指出：“任何駕馭現代性經驗的企圖，都必須從這個最終發源于時間—空間的辯證法的觀點出發。 ”[19]時空壓縮的現實境遇“決定了我國發展必然是一個‘并聯式’的過程”[20]，使我國以多域并舉、 四化互動發展等舉措加快了現代化步伐，提升現代化發展質量。我國在現代化發展過程中打破了城鄉二元結構，遵循“一體聯動”的城鄉融合邏輯， 使新型工農城鄉關系得到了良好的發展。形成了多元平臺空間，把握“功能聚合”的平臺生長邏輯，使并聯式戰略載體成功搭建。實行多項改革措施，注重“集成創新”的制度創新邏輯，使改革整體效能顯著提升， 保障了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高效性。[21]

3.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增強中國式現代化的主動性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內蘊著中華民族走向新輝煌的價值需求?！皩崿F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 ”[22]現代化道路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正確道路， 基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大愿景， 中國共產黨人必須帶領中國人民走好現代化道路， 穩步推進現代化進程。從心理過程的角度來分析，中國式現代化主動性的增強， 主要受到中國人民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認知、情感、需要、行為四個心理因素的影響。中國人民對迫切改變國家“邊緣者”角色、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認知結構是形成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心理認同基礎。 中國人民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自豪感、 滿足感的情感體驗是深化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心理認同關鍵。 中國人民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現實效力是增強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心理認同動力。 中國人民對全面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行為強化是鞏固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心理認同方式。綜上所述，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一步增強了中國式現代化主動性。

4.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增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民族性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全方位的復興， 包含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中華文明的復興。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推動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資源， 在推進現代化進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爸袊健弊鳛橹袊浆F代化的前綴修飾語， 標明了中國式現代化與既有現代化道路的迥異之處，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根基正是其獨特性所在。 起源于前現代時期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賡續發展，從未中斷，孕育和積淀了彰顯中華文明內在底蘊和傳統文化基因的智慧。中國共產黨繼承創新“民為邦本、本固邦寧”的政治理念， 展現中國式現代化人民至上的價值情懷。 中國共產黨繼承創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的民生理念，展現中國式現代化共同富裕的本質要求。 中國共產黨繼承創新“通達變化、持守中道”的辯證發展理念，展現了中國式現代化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均衡協調的實踐智慧。 中國共產黨繼承創新“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生態文明理念，展現中國式現代化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基礎要求。中國共產黨繼承創新“親仁善鄰、協和萬邦”的崇尚和諧理念， 展現了中國式現代化和平發展的世界眼光。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帶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為中國式現代化賦予鮮明的民族性。

（三）中國式現代化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價值目的融合

中國式現代化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中國人民集體意志的抉擇，具有鮮明的人本邏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自覺回應二者發展的價值取向，因此二者的價值目的高度融合。

1.價值基點：滿足人的需要

馬克思認為人非“抽象的個人”[23]，而是在具體社會條件下具有物質需要、 精神需要等多重價值訴求的“現實中的個人”[24]，需要“即他們的本性”[25]。 實現中國式現代化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首先要不斷滿足人的需要， 這是二者生成發展的邏輯起點。 人的需要是中國式現代化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推進的最終動力源，是人與生俱來的“內在規定性”。人自身對需要層次的追求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促使人的需求不斷演進， 從作為生命有機體最原始的生存需要到現階段注重提高生活質量的享受需要，從物質需要到精神需要，再到社會需要等多種需求的產生， 這要求中國式現代化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須滿足人的需要， 實現高質量發展、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等，應提供更為優質的各種資源來滿足人的各方面需要。

2.價值中軸：堅持人民主體

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劇作者”和“劇中人”[26]，是中國式現代化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主體力量。人民群眾既是二者的共建主體，又是二者的共享主體。在共建層面，實現中國式現代化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須要發揮人民群眾的主體作用，激發人民群眾的主動性和創造性， 使其積極投身于二者的發展中。在共享層面，實現中國式現代化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須要注重人民群眾的主體地位，保障人民群眾的公平性和權利性，使二者的建設成果充分惠及廣大人民群眾。 在共建和共享的過程中要注意處理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 權利和義務等關系問題，實現共建和共享的良性互動，彰顯中國式現代化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人民主體性，推進二者發展。

3.價值旨歸：實現全面發展

實現人的全面發展是中國式現代化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 人的發展程度是衡量社會進步的重要尺度， 也是評價中國式現代化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度的價值標準?！叭妗笔窍鄬Α捌妗倍缘?，在中國式現代化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過程中要注意“全面”內涵的相對性和絕對性問題，受客觀規律的影響，人的發展程度在不同時期會呈現水平的高低?！鞍l展”強調的是人的完整發展和協調發展、自由發展，要不斷提高人發展類型的豐富程度，充分體現人的個體性和獨特性。一是要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 為改善民生奠定堅實的物質基礎，滿足人民物質資料需要。二是要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使人民有序、切實參與政治生活中，滿足人民行使政治權利的需求。三是要繁榮發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 滿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 四是要堅持教育優先，深入實施科教興國、人才強國戰略，提高人民的整體文化素質。中國式現代化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實現人全面發展的內驅動力，在其過程中要不斷對現存條件進行能動性改造與創新性發展， 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從而實現人在更高程度上的全面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