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紀游》的地理書寫和意識建構

宋荻

（西藏大學文學院 西藏拉薩 850000）

乾隆五十六年（1791），清廷派兵進剿廓爾喀的二次侵藏，周靄聯以幕僚身份隨四川總督孫士毅入藏辦理軍務。軍役之余，他留心搜集材料，“得百余條，藏之篋笥”[1]，到嘉慶六年（1801）匯紀成《西藏紀游》一書①本文討論主要基于中國藏學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張江華、季垣垣點校本?！睬濉持莒\聯.西藏紀游[M].張江華，季垣垣，點校.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6.，為這一時期西藏山川風物、地質水文、人文社會的研究保存了大量的文獻資料。同時，作為乾嘉時期西藏行旅敘事的典型文本，《西藏紀游》的西藏地理書寫在獨特的敘述策略背后隱含著具有鮮明時代特色的意識形態運作，不僅體現了周靄聯個人清醒的主體意識與強烈的表述欲望，而且在一個近乎平均值的水平上代表了乾嘉士人對于西藏地理空間的認知與意識，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義。

一、地理發現：行旅紀游的想象書寫傳統與《西藏紀游》的視角轉換

長期以來，由于《山海經》《神異經》《博物志》等傳統述異文本的影響，行旅紀游文學書寫和異域地理空間呈現始終攜帶著博物學與神話學的基因，殊方異物、遠國異人的講述也總是羼雜了大量的想象。自公元七世紀中葉唐蕃交往將西藏開辟為中國文學書寫的重要地理空間以來，漢語文學的藏地書寫大多仍在《禹貢》《山海經》的想象地理空間秩序中，結合著《山海經·西山經》《穆天子傳》等羼雜神話博物傳統的表述與晉唐以降《佛國記》《經行記》《風土紀》之類旅行記的文學記述而展開。但是另一方面，兩種文明之間頻繁的現實交往交流又為歷代藏地地理的文學呈現爭取了相當比例的理性空間。兩唐書、《太平寰宇記》《宋史》及元、明諸史對于吐蕃、烏斯藏的官方書寫，與《步輦圖》《職貢圖》一類圖形藝術的直觀補充，深刻影響著歷代中原士人的西藏地理認知，也有效牽制了文學書寫中的西藏異域想象。到清代康乾時期，國家系統的西藏自然地理知識結構不斷完善，基于實地測考編制的西藏地圖繪入《皇輿全覽圖》。同時，以清廷經略西藏的幾次重大國家行動為契機又涌現出一大批西藏地理、文學私家著述——如《西藏志考》《西藏志》《西藏見聞錄》《衛藏通志》《衛藏圖識》等——這些著述內容豐富、圖文并茂，為時人認識西藏提供了大量客觀翔實的知識資料。地理勘測考察與實證博物學的長足發展大幅擠壓了西藏地理的想象空間，使清代西藏地理敘述擺脫早期異域行旅小說“略于山川道里而詳于異物”[2]的神話博物學書寫形態，呈現出日益鮮明的科學地理征實色彩。

周靄聯曾自述其《西藏紀游》尤留意于搜集“山川風俗、草木蟲魚之異”，而書中的西藏行旅見聞書寫也確實在相當范圍內表現為對搜奇述異意圖的落實。在他的筆下，丹達山“四時皆雪”[3]，打箭爐“山顛墮石”[4]，折多山“過山必喘”[5]，窟籠山“不可措足”[6]，中渡河“湍流激箭”[7]，無不奇險異常；藏地民居“旁不施柱”，鑿阫漏光[8]，金川碉樓“壘石為之”，“旁設小孔”[9]，藏族熬茶“掘地為爐”，糌粑亦是“手搓成團而啗之”[10]，及至“無冬夏衣褚巴”、“夜即以褚巴蒙首，隨地偃臥”[11]的衣著臥制與男女“攜手圍繞，頓足歌笑”[12]的鍋莊等，盡顯邊地風情；拉薩街頭穿戴各異的巴勒布人、拉達克人、纏頭人、不丹人、畏兀兒各色人等，市肆里陳列的珊瑚、珍珠、木碗、藏香、氆氌、卡契布、豆蔻花、纏頭果等，風土繁華無盡。此外，書中所引錄的靄聯與孫士毅、徐玉厓、吳白華等人互相唱和的50余首詩歌①其中孫士毅26首，周靄聯17首，徐玉厓10首，吳白華3首。，從藏靴、褚巴、青稞酒、藏碗、藏棗、牛皮船、哈達、呀那（黑帳蓬）、嗎密堆、藏香、糌粑、嗎密旗、氆氌、廓羅（轉經筒）等大量藏地風物的詠物詩，到孫文靖《謁丹達山神祠詩》《自提茹至阿孃壩》《過東俄洛至臥龍石宿》八首、《河口阻水》，周靄聯《游莎綠園》《游羅卜嶺岡》，徐玉厓《折多大雪詩》《烏拉行》《巴塘詩》《志阿錯》等邊地行游詩，也都盡量捕捉和凸顯西藏地方的異域特色。凡此種種，似乎都說明周靄聯《西藏紀游》西藏地理書寫對傳統行旅文學慣性述異路向的有意沿襲。

然而，《西藏紀游》的西藏地理空間差異性表述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種行旅文學書寫的理性呈現。作為邊地異域空間，西藏的地理山川、民俗風情和社會風貌與周靄聯所習見的江南或中原地理人文確實大相徑庭，而文學書寫閱讀的傳統對于邊塞文學的異域書寫與神話空間的想象描述這兩種不同修辭策略的認知與接受，也始終保持著涇渭分明的界限?！段鞑丶o游》寫的是實地見聞，其中大多數述異背后隱藏的江南或中原聚焦的認知視角，實際上也是其西藏空間理性征實書寫的一個側面佐證。在文本實踐的互文性結構中審視，《西藏紀游》“鳥鼠同穴”[13]等一類向上古空間經驗書寫回歸的地理輯記，是一種類文化朝圣的地理征實實踐。而周靄聯的大量藏地發現與講述，如皮船“如采菱之桶”，犬“大者如驢”[14]、?！拜^內地常牛大倍之”[15]、鴉“大倍于雞”[16]，以及“東科爾”打扮如“古之侍子”[17]，藏地“弓制較短，箭亦甚短”[18]，鼓“視常鼓較扁”[19]等，都只是以江南或中原地理接受為參照的差異性呈現，其中并不羼雜絲毫想象的成分。同時，在《西藏紀游》大量地方風土民情敘述中——如男女老少同川而浴的民俗[20]，“死則以生前食用之物盡數送廟中”的喪禮[21]，婦女不僅身任井臼、箕帚、樵蘇、炊爨之事，而且參與交易、政治（而“縫紉則專屬男子”）的社會現象，尤其土婦工喀、阿錯衣著禮儀與土司無異的社會地位[22]等——西藏地域文明的異質性也盡源于江南與中原尺度的預設。此外，周靄聯的敘述理性還延伸到對“異”的反思，文中對“吹忠”（藏文chos skyong 的音譯）作法選佛的質疑[23]，對拉里海子奇遇的自解[24]，對番民“以茶為生”的思考[25]，對桃園佛面之汗的發覆[26]等，無不表現其異域地理書寫的理性自覺。周靄聯的西藏空間講述將西藏地理置于自我文化、習慣與社會規范之內，他地理發現中的強烈自反性賦予《西藏紀游》抵制行旅述異的力量，使他的西藏空間書寫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一種他者性隱匿的行旅敘述和非異域書寫的文本實踐，西藏作為異域空間的呈現則表現為一種科學地理征實的文學書寫結果。

不可否認，《西藏紀游》保留了不少神奇怪異、荒誕不經的記述。如書中屢述西藏占卜之術“頗有驗”[27]；借秀水沈硯怡之口述某人佩擦擦佛而中槍不傷之事[28]；又錄存藏地喇嘛以“鲊答”致雨[29]；記多機扎古寺石穴有白土可“食盡復生”[30]，甚至還有藏地“雄雞生卵，雌雞啼明”、番婦配漢兵“生男變女”[31]等極盡荒誕的內容。但是周靄聯曾自述該書“他日歸故山，將舉此以對先大夫之問”的撰述動機，書中的神異敘述或即與他對受述者閱讀預期的視角預判有關。另一個鮮明的例子是書中引陶九成《輟耕錄》、方以智《物理小智》等的大量相關記述來烘托講述藏傳佛教的“歡喜佛”與“演揲之壁”[32]。事實上，周靄聯的佛教修養并不勝任這一講述，這只是一種妥協于元明以來色情化、妖魔化藏傳佛教這一傳統認知的文學書寫。毫無疑問，他認為讀者會期待從他這里聽到這些符合他們西藏異域地理想象的故事。

二、“三危西藏”：西藏地理身份和帝國共同體意識建構

《西藏紀游》介紹和傳播了以“三危西藏”為核心的西藏地理知識，并在此基礎上初步建構“唐古特乃三苗之裔”的族群身份認同。這一西藏地理認知的系統書寫體現了清代前期西藏自然地理知識建構和帝國政治地理意識建構的總體成果，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叭Ｎ鞑亍笔强滴跷迨拍辏?720）康熙帝在清前期輿地學知識發展的基礎上，結合《禹貢》的傳統疆域觀將西藏納入九州中國傳統空間秩序而提出的清代地理新觀念?！队碡暋肥恰渡袝は臅返氖灼?，其中九州中國的傳統疆域觀表述與大禹治理洪水、重別九州的經學敘事，對華夏文明影響至深?！懊⒚⒂碹E，畫為九州”[33]，九州中國的版圖由大禹治水的足跡繪就，這一上古歷史敘事形塑了中國早期地域認同，寄托著華夏文明的無限情意[34]，從源頭上范鑄了華夏文明獨特的地理感知形態。在《禹貢》九州的地理空間結構中，雍州在西，雍州諸山，三危山最西。作為雍州西部的重要地望，“三?！笔蔷胖葜袊鞑窟吔绲臉酥拘缘乩矸?，又是禹跡的西極，對于歷代王朝現實疆域版圖界劃、中國國家地域認同建構與華夏文明共同體自我認同建構都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在王朝政治疆域版圖伸縮和華夏邊緣不斷變遷的漫長歷史中，這一地理概念層層累積出與疆域變遷、文化認同緊密關聯的復雜政治文化意蘊，歷代地理研究對其具體位置的指認也曾出現過敦煌、甘青、西裔、云南等很多種不同說法[35]。

隨著清王朝版圖的空前擴大，清人對于帝國西疆自然地理知識的掌握也得到極大擴充。早在康熙四十八年（1709）至五十年（1711），清廷即派人前往拉薩測繪西藏地理，收集相關資料，到康熙五十八年（1719），西藏地圖錄入《皇輿全覽圖》。[36]康熙五十九年（1720），清軍進藏平定準噶爾叛亂，康熙帝在上諭中發布了他影響深遠的“三危西藏”說①《清實錄》所收康熙帝《地理水源文》為康熙五十九年上諭，周靄聯《西藏紀游》謂“從蔣良驥《東華錄》中伏讀康熙六十年十一月上諭”，未知何故?！洞笄迨プ嫒剩滴酰┗实蹖嶄洝罚?，臺北：華文書局，1954年影印本，第3854-3856頁?！睬濉持莒\聯.西藏紀游[M].張江華，季垣垣，點校.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6:80.。上諭中，康熙先參照《禹貢》秩序梳理諸水源流指出“《禹貢》導江之處，在今四川黃勝關外之乃諸山”，“《禹貢》岷山導江，乃引其流，非源也”，接著結合《禹貢》“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钡拇笥韺肪€指出“瀾滄之西，為哈拉烏蘇，即《禹貢》之黑水,今云南所謂潞江”、“哈拉烏蘇由其地入?！?，再由此推導出“喀木地……危地……藏地，合三地為三?！钡慕Y論。[37]與此同時，康熙上諭又結合河源重申對“阿耨達山”“阿耨達池”的地理指認，完整構織了這一時期以“三危西藏”為核心的西藏地理認知新觀念。上諭重述黃河之源“出西寧外枯爾坤山之東”，長江上游支流岷江、金沙江、漢水皆“源發于西番”，重申了中原水系源于藏地的傳統地理知識。接著上諭將梵書所言“四大水出阿耨達山，下有阿耨達池”的具體地望一一落實到西藏阿里地區，指出西藏阿里岡底斯山即阿耨達山，岡底斯山前湖即阿耨達池，岡底斯東、南、北、西之馬口、象口、獅子口、孔雀口四泉流為“四大水”。上諭又說：“岡底斯之前有二湖連接，土人相傳為西王母瑤池，意即阿耨達池”，謂西藏阿里阿耨達池即中原文明所謂西王母瑤池。本來，隨著佛法在中土的流播，梵書所言“阿耨達山”“阿耨達池”早已在中原文明的空間秩序中得到安頓。唐張守節《史記正義》引李泰《括地志》：“阿耨達山，一名昆侖山，其山為天柱，在雍州西南一萬五千三百七十里”[38]，宋李石《續博物志》引《釋氏西域志》：“阿耨達山……即昆侖山。穆天子所至，即阿耨達宮”[39]，將“阿耨達山”與昆侖山統一起來。宋明之后的地理書寫，如陳善《捫虱新話》：“阿耨達池，分派而出，今黃河蓋其一派”[40]，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阿耨達池……北從獅子口出從多河，入東北海，潛流地下出積石，為中國河源”[41]，也將“阿耨達池”與華夏文明之源的黃河關聯起來。隨著“阿耨達山”“阿耨達池”在傳統空間秩序中的坐標確認及其與上古神話地理空間同一性關系的不斷建構，這一地望對于中華文明溯源、華夏族群文化認同的政治文化功能不斷被強化?？滴跎现I合喀木、衛、藏三地為“三?！?，將西藏納入《禹貢》九州的傳統空間秩序，又明確指出三?！蔼q中國之三省”的空間身份，并通過“阿耨達山”“阿耨達池”建構起昆侖山、瑤池與西藏阿里岡底斯的地理同一關系和中原文明與西藏文明的文化同源關系。在清代疆域版圖擴張、帝國統一共同體建構的政治文化語境中，以“三危西藏”以核心構織的西藏地理身份整體性論證，既是對清代前期西藏地理考察的輿地學知識總結，也是與帝國邊界調整、疆域意識建構緊密關聯的西藏地理文化認同建構，具有非同一般的政治文化意蘊。

現代政治地理學研究指出：“地理空間劃分與描述是政治、歷史和文化的結果，地理空間反過來又是身份認同與文化認同的標志”[42]?？滴醯邸叭Ｎ鞑亍钡闹R建構影響了時人的西藏地理認知和意識，塑造了乾嘉士人的現實政治地理觀念。周靄聯《西藏紀游》成書于嘉慶六年（1801），距離康熙“三危西藏”說的發布已過去八十多年。該書卷三從文獻抄錄——自我表達——深入建構三個層次表述了對于“三危西藏”這一時代地理新觀念的總體認知。周靄聯既從蔣良驥《東華錄》抄錄了康熙上諭《地理水源文》的主體文段[43]，又不避文辭重復累贅之病，不厭其詳地從個人立場介紹康、衛、藏為《禹貢》三危[44]、哈拉烏蘇河即黑水[45]、岡底斯山即梵書阿耨達池[46]等相關地理知識，并借鑒前朝及同時的相關地志學成果，結合自己的實地走訪，頗費筆墨地梳理康藏河流系統①《西藏紀游》的康藏水系梳理：“察木多有二河。舊志謂一名昂楮河，在察木多左，源出中壩，因通云南，亦名云河。一名雜楮河，在右，源出九茹，因通四川，亦名川河。二水合流入云南界?！庇执蚣隣t至類五齊諸河，“一水而隨地異名”，皆為昂楮河之上下流；再以白楮河又為云南“檳榔江之上流”，而洛隆宗、碩板多、達隆宗、拉里、工布諸河皆匯于“前藏之白楮河”等。見〔清〕周靄聯.西藏紀游[M].張江華，季垣垣，點校.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6:80-81.。系統介紹西藏自然地理知識之后，周靄聯又在康熙上諭“今之土伯特即唐之突厥”這一族群認知的基礎上，結合《尚書·虞書》所載舜“竄三苗于三?！钡纳瞎艢v史敘事，提出“自舜遷三苗于三危之后，西藏唐古特乃三苗之裔”[47]的說法，從族源上建構西藏唐古特與中原華夏民族的親緣關系。從《西藏紀游》對西藏山川河流、地理空間身份、唐古特族群淵源等西藏文化地理的全面整理與整體講述中可以看出，周靄聯不僅已經完整接受康熙帝以“三危西藏”為核心的西藏地理知識和觀念，而且這些原來的新地理觀念已經內化并成為他自覺主動傳播的舊地理知識。同時，對“三危西藏”地理認知的接受和內化，又促使周靄聯的西藏地域認同由自然地理認同向文化族群認同的深入，進一步催生了其《西藏紀游》“西藏唐古特乃三苗之裔”這一族群同源觀念的建構和表達。文本中西藏地理認知和意識的完整書寫形態，濃縮了從康熙后期到嘉慶年間八十年來清代士人從全面接受到自覺傳播再到主動參與邊疆地理文化建構與帝國共同體意識建構的整個過程，可視為這一時期西藏地理認知意識形態演化的一個縮影。

三、貢賦關系：歷史地理記憶和帝國空間關系的現實關切

以貢賦關系為地理尺度對西藏地方與歷代中央王朝的歷史空間關系進行反思與講述，是周靄聯《西藏紀游》另一個非常重要的地理書寫策略。書中參引多種文獻，對歷代中央與西藏地方政治文化交往交流、明朝廷對各系喇嘛的封賜進行了梳理。如卷四回顧歷代交流史，歷述唐貞觀八年“贊普弄贊遣使朝貢、請昏”、玄宗時“復進表朝貢如初”、宋太平興國八年后“朝貢不絕”、“遼時亦入貢”、元初封章古為寧濮郡王等史事[48]。卷三梳理明代封賜歷世喇嘛，歷數大乘、大德法王“終明之世，奉貢不絕”，闡化、闡教、輔教王“俱三歲一貢，遂為定例”，贊善王“嘉靖后猶入貢如制”，闡教王“迄嘉靖世，修貢不輟”，輔教王“歷正德、嘉靖世，奉貢不絕”的傳承[49]。入清以后，清中央和西藏地方關系相比前朝發生了很大的變化[50]?！段鞑丶o游》在察木多帕克帕胡圖克圖、昔瓦喇“皆三年遣入朝貢”的記載之外，又著重錄述了某三甲喇嘛胡圖克圖原來不能轉劫，“近亦入貢轉劫”[51]的時事與年班朝覲“須更換本職頂戴”[52]的具體制度禮儀，著眼表明清代西藏地方與中央朝貢關系的變化。要之，“西藏自唐高宗……歷代相沿，均受中國制命”[53]一句概括了周靄聯對西藏地方與歷代中央政治地理關系的總體認知，而貫穿首尾的“貢”“賜”等標志朝貢關系的詞匯是表達這一認知的重要概念。

周靄聯輯錄介紹西藏方物的方式也與他對貢賦關系的理解有關?！段鞑丶o游》卷一篇末的自注中詳記藏地金錢豹、元豹等21種野獸和灰鶴、天鵝等20種野禽之名[54]，卷二篇末自注又記述了察木多以西黃狐、沙狐、元狼、元豹、松根豹等野獸和馬鹿、馬熊、野牛、野騾、羚羊、盤羊、石兔、石雞、旱獺等物[55]。記錄殊方異物固然是行旅文學書寫的一貫傳統，但如此單調冗長的名單開列顯然不完全符合紀游書寫的文學敘事動機。事實上，《西藏紀游》對西藏地方物產的敘述體現了其所受《禹貢》貢法制度設計的影響。據《尚書·禹貢》載，大禹治水之后，制定了“任土作貢”的九州貢法，這種特定的貢賦制度聯結了九州疆域，建構了華夏文明共同體的生活空間秩序。按“任土作貢”的貢法，每一區域都通過為共同體提供特定產品（或勞務）的方式確定自身與共同體的關系及自身的身份位置，這種統一的經濟政治制度體現了最早的大一統國家觀?！叭瓮磷髫暋敝贫恕叭纹渫恋厮?，定其貢賦之差”[56]的貢賦制度，區分了“從下獻上”與“自上稅下”的貢、賦類別，并且規定每一區域貢物的確定及其等級的制定都與州內方物種類、地力肥瘠等級等地理經濟因素的勘考相關[57]?！段鞑丶o游》中上述藏地野獸、野禽的詳細名目清單開列，以及卷一巴塘“瓜蓏蔬菜略如內地，惟成熟較晚”[58]、卷二“藏地土瘠民貧，物產甚少，牛羊、柴草、麥、豆、青稞、氆氌……各隨所產納稅”[59]等記述，都帶有明顯的方物勘考的色彩。此外，根據清代文獻記載，由于朝廷體恤“唐古忒民人勞苦”，藏地喇嘛的例貢僅哈達、銅佛、舍利、珊瑚、琥珀數珠、藏香、氆氌、吉祥佛、金字經、銀塔、七寶、八珍、金碗、黃連等物[60]?！段鞑丶o游》對上述例定的方貢如哈達[61]、藏佛[62]、舍利子[63]、藏香[64]、氆氌[65]等，以及甘肅河州等處喇嘛所貢之番犬、猞猁猻皮、狼皮、狐皮、酥油、腰刀、豹皮等都作了介紹[66]。

《西藏紀游》介紹西藏物產屢及《禹貢》雍州貢物的敘述行為也饒有深意。按照《禹貢》規定，“雍州……貢球琳、瑯玕”[67]。球琳是青金石，瑯玕是綠松石，這是兩種綠色寶石。歷代博物地理書寫的記述，如“槐江之山……多藏瑯玕”[68]、“西北方之美者，有昆侖之球琳、瑯玕”[69]等，都說這兩種寶石產在西方?！段鞑丶o游》對西藏所產這兩種寶石多有介紹。該書卷一記“碩板多地方產催生石（按：催生石是青金石的一種）”，“藏地綠松石甚多”[70]，卷二再記“青金石產碩板多”[71]，卷三又說“碩板多溝往往出催生石，翠藍如青金石……大者可作屏風陳設。小者作決拾、朝珠、佛頭”[72]，喋喋地講述這兩種寶石。根據《清會典》“堆寰丘以青金石為飾……夕月用綠松石”[73]的記載，這兩種寶石當時皆用作清帝祭祀的儀仗飾物。聯系“三危西藏”說把西藏地方納入九州中國傳統疆域的官方政治地理意識建構與周靄聯對于這一認知和意識的自覺接受和主動傳播，《西藏紀游》對西藏所產雍州貢物球琳、瑯玕的反復述說實在是一種實證西藏地域認同的文本實踐。

《西藏紀游》對西藏與廓爾喀等地區和清中央不同貢賦關系的明確區別也體現了周靄聯對貢賦制度的深切關注與理性認知?！段鞑丶o游》明確指出“廓爾喀語以唐古特語譯之，唐古特語以漢語譯之，所謂重譯也”[74]，對廓爾喀、唐古特與中原之間的關系把握，層次很清晰。書中對西藏和廓爾喀及其他地區與清中央的不同貢賦關系也有明白區分。如所述廓爾喀之“投誠”“歸命”[75]，布魯克巴之“領有本朝額爾德尼封號”[76]，是為以進貢封賜為特點的“封貢”關系?，F代相關研究指出，“封貢”作為中原王朝處理民族關系和對外關系的重要手段，理論上是一種外交關系[77]?！段鞑丶o游》又明確記錄了西藏地方與清中央貢賦關系不同于廓爾喀等地的重要表征：“拉里產石青，至今云南土貢用之”[78]?！巴霖暋笔恰盁o朝”“有貢”“無賞”的地方進貢方式，本質上是一種將地方經濟納入國家共同體的內政制度[79]。拉里是今西藏昌都嘉黎縣，這里的方物是地方土貢產品，這是清代藏地土司朝貢向與流官趨同的地方——中央政治關系轉型的重要經濟表征?！胺庳暋迸c“土貢”作為不同貢賦類別，不僅標志著不同的經濟關系，同時也兼具深刻的政治隱喻意味。周靄聯對這一問題的區別表述投射出乾嘉士人對于西藏地方與清中央之間現實關系的深切關注。

四、余論：《西藏紀游》的非精英文學書寫與乾嘉時期的一般社會意識

周靄聯不是專業地理學者，他的《西藏紀游》只是對西藏地理的一般文學書寫。其作品先曾題作“竺國紀游”①《竺國紀游》為《西藏紀游》異名同書，有嘉慶九年金山周氏刻本、道光十二年刻本頌詩堂藏版及民國二年江安傅增湘鉛印本。見王金鳳、胡志杰《試論清人游記〈西藏紀游〉的文獻價值》，《西藏民族學院學報》，2015年1月，第32頁?！扼脟o游·序》有語“西藏于圖經無考，未知即古天竺否？然以方輿大概揆之，當亦皆其境內地”，見沈云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四十六輯《竺國紀游》，文海出版社，1977年，第1頁。，他甚至不了解西藏的準確地理位置。周靄聯不是西藏問題專家，其書中“釋迦牟尼自唐時侍公主進藏，年甫十二成佛”的敘述和“不知公主何以反旁坐”的疑問[80]，以及“唐時公主下嫁吐蕃，尉遲敬德送至此地”[81]的講述，都說明他不僅是佛教的門外漢，而且對唐蕃史事也疏于了解。周靄聯沒有封疆大吏的政治視野和官方書寫的宏大抱負，其《西藏紀游》有意回避重大歷史事件而留心搜匯“山川風俗，草木蟲魚之異”的敘述策略，以及他以父親為假想受述者的撰述動機，都毫不掩飾該書撰述的非官方敘事立場和私人化表述意愿。周靄聯也不算當時的文壇頂流，他雖“少有文名”[82]，嘉慶十九年（1814）還參加宣南詩社，但其文學影響力始終局限在一個有限的文學交游圈，而他的《西藏紀游》文學成就本乏善可陳，因此書成之后未曾廣泛流傳。然而，惟其非專業、非官方、非精英書寫的文本身份，《西藏紀游》可以作為這一時期的一般思想史文本獲得更進一步的討論。

清代前中期，經過平定朔漠、青海、準噶爾、兩金川等一系列國家行為，帝國領土不斷擴張，到乾隆后期帝國版圖達到新的歷史巔峰。帝國版圖不斷擴大的進程中，朝廷總會通過相應的國家渠道及時宣揚皇帝的功績?！叭Ｎ鞑亍币活惖倪吔乩碇R就在這種宣傳中逐漸內化為國民共識，不斷塑造著清人的國家疆域意識。在周靄聯《西藏紀游》之前，李鳳彩《藏紀概》就是從邸抄抄錄“圣祖《地理水源文》”[83]，說明康熙上諭“三危西藏”的系統知識曾以邸抄的形式在帝國各地傳播。這種國家宣傳行為將西藏由原來一般士人較少關注的西陲邊鄙轉變為一個在全國各地到處講說的地理空間。近年來的研究發現，清前期至中葉尤其是乾隆時期，每一次重大平定戰爭的太學告成碑文都會由朝廷通過禮部向全國各地學宮頒發臥碑[84]。因此，伴隨著帝國版圖的擴張，帝國疆域知識、帝國共同體意識就以官方意識形態的身份通過太學這個特殊的文化空間廣泛傳播，在一種輻射全國的宣傳攻略中，動態地塑造著士人們邊疆地理文化、邊地民族族群、帝國共同體建構的整體意識形態。乾隆二十年（1755），乾隆帝親撰《平定準噶爾告成太學碑》，記述康雍乾三朝陸續平定準噶爾的概況，極力宣揚將西北納入帝國疆域的大一統民族國家共同體意識，兩年后，周靄聯出生。乾隆四十一年(1776)，清軍第二次平定金川，乾隆撰《平定兩金川告成太學碑》，記述二戰兩金川的因緣、過程與意義，這一年，周靄聯二十歲。作為一個伴隨著帝國疆域奠定的節奏、浸淫在帝國意識建構氛圍中成長起來的江南士人，周靄聯對遙遠西藏的地理地域認知、對超民族國家共同體的文化族群認同，以及他對帝國共同體意識建構的自覺參與，都表明這一時期國家層面的意識宣傳對士人的意識形態建構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周靄聯的西藏地理認知和帝國疆域族群意識大體能代表同時代士人的一般意識與社會心理的整體狀態，他的《西藏紀游》對于了解和研究清前中期的帝國意識建構和乾嘉士人的邊疆地理意識、帝國空間意識和民族族群意識等都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