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貴族墓葬出土動物紋馬飾研究

周立剛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本文所研究之馬飾是指在蒙古國和俄羅斯境內匈奴貴族墓葬中出土的一類裝飾性器物，一般由金銀等材料捶揲成薄片，包在鐵質基座上，有相對固定的形狀、尺寸和組合，表面有獨特動物紋樣，裝飾于馬身體的不同部位。此類器物最早發現于蒙古國諾音烏拉墓M6，因其裝飾的獨角獸紋飾受到學者關注。

近10 年來，隨著蒙古國境內高勒毛都2 號墓地M1 和M10 先后發掘，新出土這類馬飾數量超過以往總和，并且在器物的材質、紋飾和組合方面都有新發現，尤其是高勒毛都2 號墓地M10 出土了第一套組合完整的銀馬飾，使我們對這類器物的文化特征和內涵有了新認識。本文在全面梳理相關考古資料的基礎上，對匈奴動物紋馬飾的紋飾、組合、等級及來源等問題進行綜合考察，并與中國境內出土的相似器物進行對比，以期為研究匈奴文化、兩漢時期草原和中原的交流以及歐亞大陸不同文化之間的互動提供新線索。

一、動物紋馬飾出土概況及研究現狀

自上世紀20 年代以來，在蒙古國境內諾音烏拉①、高勒毛都②、高勒毛都2 號③，以及俄羅斯境內查拉姆④等4 個墓地的匈奴貴族墓葬中都先后發現有數量不等的動物紋馬飾（下文在表示具體墓葬單位時，相關墓地名稱只取第一個字作為簡稱）。截至2020 年，出土保存相對完整的此類器物共計155 件，各墓地出土情況簡介見表一。

表一 蒙古國、俄羅斯境內匈奴墓葬出土動物紋馬飾信息統計表

出土這類器物的墓葬均為甲字形墓，是比較典型的匈奴貴族墓葬形式之一。部分墓葬中出土漢代耳杯上的銘文能夠提供年代上限信息：諾M6的年代不早于西漢元壽元年（公元前2 年），諾M20 的年代不早于西漢元延四年（公元前9 年）⑤；查M7 不早于公元前8 年⑥；高M20 不早于公元前16 年⑦?？紤]到器物制造年代與下葬年代之間的差距，這些墓葬的實際年代可能都在公元1 世紀上半葉，相當于中國的新莽到東漢早期。2017-2019 年中蒙聯合發掘的高2M10，碳十四測年結果表明其不早于公元66 年⑧，高2M1 年代也在公元前1 世紀到公元1 世紀之間⑨。整體上，這些墓葬年代都比較接近，應當屬于匈奴帝國晚期貴族遺存。

目前為止蒙俄兩國境內發現的匈奴貴族墓地

共計13 處⑩，不同國家學者先后在9 個墓地發掘不同規模的甲字形墓葬33 座，出土動物紋馬飾的墓地（4處）和墓葬數量（至少7 座）分別接近一半和五分之一?？紤]到已發掘墓葬大部分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壞，這類馬飾的實際隨葬比例應高于現狀，可以認為是匈奴貴族墓中一種較普遍的隨葬器物。

俄羅斯、蒙古國、德國等國學者先后針對此類馬飾開展了相關研究。因所依據的材料都分別來源于被不同程度盜擾的墓葬，缺乏完整器物組合信息，不同學者的關注點大都集中于紋飾的含義及其與漢代麒麟的關系等?，并對其裝配方式嘗試進行了復原?。中國學者中，孫機先生最早關注到這類器物?，近年來韋正等學者也將中國境內出土類似器物與匈奴馬飾進行了對比研究?，并討論了其中反映的文化交流現象?。

二、動物紋馬飾的紋飾、材質與組合分析

（一）紋飾特征

這類器物上的動物紋飾有牦牛、鹿、龍、山羊、馬、羊形獨角獸、神獸形獨角獸等。另外還有一些看不出明顯種類的獸形紋飾，如諾M20 的蜷曲獸紋，高2M1 的虎頭神獸紋。

雙角山羊紋飾見于查M7 和諾M20（圖一，3、7；圖二，3、9），牦牛、鹿、馬、龍紋飾分別見于諾M20、 M6 和M22（圖一，1、5、6、8；圖二，1、8）。在葫蘆形器物上，馬、龍紋飾和查M7 所出的山羊紋飾均順著器物的長軸橫向布置，頭朝向較寬的一端（圖一，5-7）；其余包括牦牛、鹿、和各種形態獨角獸在內的紋飾，均垂直于短軸方向站立，頭朝向較窄的一端。

圖一 匈奴貴族墓葬出土葫蘆形馬飾

圖二 匈奴貴族墓葬出土圓形馬飾

羊形獨角獸紋飾出現頻率最高，分別見于諾音烏拉、高勒毛都和高勒毛都2 號這三個墓地的5 座墓葬中。但是各墓地所見紋飾特征有明顯區別。第一，諾音烏拉墓地的動物都是側身回首姿態（臥姿立姿皆同），而另外兩個墓地的動物都是側身面向前。第二，諾音烏拉墓地的動物形象裝飾簡單，頭頂獨角僅在根部有1-2 圈環形紋飾，背景無云紋，軀干上無其它裝飾（圖一，2、4）；另外兩個墓地的獸角上均有很長的螺旋紋，背景點綴云紋，軀干上都有繁縟的卷曲狀毛發或短翼（圖一，9-12）。第三，諾音烏拉墓地的葫蘆形器物的下部明顯較寬較圓，器物外緣凸棱上壓印有短斜線紋；后兩個墓地同類器物外形明顯細長，外緣凸棱無斜線紋。另外，高2M1 中的一組羊形獨角獸形體明顯纖細，下頜沒有胡須（圖一，11），另一組形體壯碩，下頜有胡須（圖一，10），應該是分別代表雌性和雄性。這種雌雄成對的情況未見于其它墓地。

神獸形獨角獸紋飾僅見于高2M1（圖三，1-4），且大部分為金器（13 件），只有2件銀器。這類紋飾頭部似猛獸，怒目圓睜，口部大張，獠牙外露，形態猙獰；長頸，肩生雙翼，雙腿長且粗壯，足部可見鉤狀三趾。蒙古國學者認為其頭部形象是以雪豹為原型?，但是其軀干和雙足明顯接近禽類，身體各部分比例夸張，藝術化或神化風格明顯（圖三，6）。此獨角獸紋裝飾于金質長條形、大圓形和葫蘆形器物上，其中葫蘆形器物上下有兩只（下面一只形態相似，但無角）；另外兩件銀質長條器物上也見此紋飾。金質器物上，背景有繁縟云紋和花葉紋飾，花瓣及獸身各部分點綴不同形狀的紅綠石塊，整體風格奢華且威嚴，完全不同于其他同類器物（圖四）。

圖三 匈奴貴族墓葬出土當盧及神獸形獨角獸馬飾

圖四 高勒毛都2 號墓地M1 出土部分金馬飾

蜷曲獸紋僅見于諾M20（圖二，10），看不出具體特征?；㈩^神獸紋僅見于高2 M1 的小圓形器物，頭部接近虎形，肩有雙翼（圖二，13、14）。

（二）材質

從目前出土資料看，這類器物以銀包鐵最普遍。諾M20 出土有帶獨角獸紋飾的圓形銅飾件，查M7 的葫蘆形飾件也是銅質，可以肯定也有部分馬飾是銅包鐵。金包鐵的情況雖僅見于高2M1，其重要性不容忽視。因大部分墓葬都遭盜擾，不能否定其它墓葬也有金馬飾的可能性。例如諾M23 出土1 件形態接近葫蘆形的金飾?，也可能屬于此類。

（三）器物形態與組合

從外形觀察，這類器物主要包括長條形、圓形（大小兩種尺寸）和葫蘆形（亦稱為梨形或者匕形）等三種不同形態。不同墓地所出器物雖然存在細節上的差別，但相同形態器物的尺寸都是接近的。

長條形器物僅見于高勒毛都2 號墓地，共計4 件，長度都在26～28 厘米之間。其中高2M10的一端呈圓形，寬6.5 厘米，另一端寬2 厘米；高2M1 的三件寬度均為2 厘米。圓形器物包括大小兩種尺寸，較大者直徑10～14 厘米，小者直徑3.6～5 厘米之間，區別十分明顯。葫蘆形器物的長度13.5～17 厘米，寬度6.5～9 厘米；僅諾M6有一件尺寸明顯偏小者，長6.5、寬3.7 厘米。

根據高M20 出土材料，尤如勒額爾頓(Yeruul-Erdene Ch.)對這類馬飾的裝配方式嘗試進行了復原。他認為葫蘆形器物裝飾于臀帶兩側，左右各三；小圓形器物分別裝飾在胸帶兩側，左右各四?。額爾登巴特爾（Erdenebaatar D.）對高2M1 出土的金馬飾裝配方式也進行了復原，他認為長條形器物縱向裝飾在額部正中，葫蘆形器物分別裝在臀帶和胸帶兩側，小圓形器物位于臉頰兩側和其它位置，大圓形器物則是位于車衡上?。這兩座墓葬都遭到不同程度盜擾，出土器物組合信息不完整，因而兩位學者各自的復原方式也存在明顯差別。

高2M10 沒有遭到任何擾動，器物信息保存完整，其出土馬飾應該是一套完整匈奴馬飾的基本內容（圖五）。長條形器物僅有1 件，根據其尺寸和形狀特征判斷其為額飾，即中國所稱之當盧，應該是沒有疑問的。兩件直徑11 厘米的大圓形器物，根據器物上獨角獸面向相對的情況推測，應當是對稱裝飾于兩側使頭部都向前，并且可能是裝飾于馬的臉頰兩側而不是在車衡上（高2M10的馬車極為簡陋，沒有任何金屬裝飾）。10 件小圓形器物上的獨角獸5 件面向左，5 件面向右，應當是裝飾于馬匹軀干兩側，使動物頭部都向前；12 件葫蘆形飾件也是如此，較窄的一端向上，在軀干兩側的皮帶上各裝6 件。

圖五 高勒毛都2 號墓地M10 全套馬飾

高2M1 的器物組合可與M10 進行對比。M1出土金馬飾主要包括1 件長條形、2 件大圓形、10 件葫蘆形和9 件小圓形器物，與M10 組合情況十分接近（小圓形器物可能有缺失）。銀馬飾包括2 件長條形、4 件大圓形、20 件葫蘆形和17 件小圓形器物，還有部分器物已經損壞。兩件長條形當盧表明這些銀馬飾應當分屬于兩套，葫蘆形和大圓形器物上的羊形獨角獸紋飾也明顯分為雌雄兩組，進一步確認它們分屬于兩套馬飾。其余小圓形器物無法詳細區別，也當分屬于這兩套。故此處一套銀馬飾也包括1 件長條形、2 件大圓形、10 件葫蘆形、10 件左右（完整數量應為偶數）小圓形器物，與M10 相似。

根據上述對比可以對匈奴馬飾的組合情況作出如下判斷：成套馬飾中，1 件長條形（當盧）、2 件大圓形、10 左右件小圓形和10-12 件葫蘆形器物應屬于基本配置。除了長條形和大圓形器物數量固定之外，其它小型器物的數量可能略有差異，但總數都應是偶數，以保證在馬匹軀干兩側對稱。

三、動物紋馬飾與貴族等級

目前成套金馬飾僅見于高2M1，風格盡顯威嚴奢華之氣；而銀馬飾上獨角獸形象基本都是以羊為原型，裝飾簡約且風格浪漫溫和。從數量上對比，高2M1 隨葬3 套馬飾（1 金2 銀），高2M10 僅1 套銀馬飾。再結合墓葬規模的巨大差異（表二），我們認為這類馬飾在材質、紋飾和數量上的差異可能與墓主身份有關。

表二 匈奴貴族馬飾的紋飾、材質、數量及墓葬規格統計表

表二中，除高2M10 之外的上述所有墓葬都被不同程度盜擾，反映的馬飾數量顯然不完整，但是在紋飾、材質、套數等方面的差別已經十分明顯。1 套金飾、2 套銀飾和神獸形獨角獸紋飾是目前所見最高規格，結合其出土墓葬的規格和隨葬特征判斷，其主人很可能是某代匈奴最高統治者單于。1 套羊形獨角獸銀馬飾是目前所見最低配置，其出土墓葬的隨葬特征也暗示其主人是匈奴貴族中級別較低者。

中間規格的墓葬中，雖然個別可能最多有4套（諾M20），但是紋飾明顯較雜，并且還有銅質器物，也不排除同一套馬飾由不同紋飾組成、總套數小于4 的可能性。其余都是1-2 套銀馬飾，查M7 還有銅馬飾。高M20 雖然只出一套銀馬飾，但是其表面鎏金的特征顯然不同于高2M10，反映了兩者之間的等級差別。這些墓葬主人的身份地位可能都介于高2M1 和M10 之間，屬于匈奴貴族的中間階層。

四、匈奴之外的類似器物對比

中國和朝鮮境內也分別出土有類似動物紋器物。包括河南杞縣許崗村出土兩件西漢晚期羚羊紋葫蘆形銀牌飾，兩件器物的動物頭向一致?（圖六，1）；廣西西林普馱銅鼓墓出土5 件西漢早期葫蘆形鎏金銅牌飾，上面的獨角山羊頭向一致?（圖六，2）；江西?；韬钅钩鐾恋奈鳚h杏葉形?和圓形獨角山羊紋銀馬飾（圖六，3、4）?。此外，形態相似、紋飾不同的器物還有云南晉寧石寨山M7 出土12 件西漢中期孔雀紋葫蘆形鎏金銅飾（圖六，5）?；?；韬钅钩鐾量兹讣y葫蘆形銀飾（圖六，6）?；朝鮮樂浪王根墓出土12 件東漢初年葫蘆形龍紋銀馬飾（圖六，7）?。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曾展出兩件葫蘆形金馬飾，一件為回首山羊紋，另一件為回首鹿紋，長寬分別為13.3 和6.7 厘米，據稱出自中國北方，年代為漢代?（圖六，8）。

圖六 中國、朝鮮境內出土類似器物

盡管這些器物在紋飾或者外形上與本文討論的匈奴馬飾有相似之處，但是差異十分明顯。許崗村漢墓雙角羚羊頸部、前胸和臀部的卷曲毛發特征在諾M22、高M20 和高2M1、高2M10 等都有見到，但是位置和形態都有明顯區別，其頭頂雙角和回曲程度、肩部長翼等特征也與上述各例明顯不同。普馱銅鼓墓與?；韬钅顾娏⒆霜毥巧窖蛐螒B如出一轍，兩者在姿態上與諾M20 和M22 相似，但角、尾部和軀干毛發特征又存在明顯區別。?；韬钅沟呐P姿獨角羊紋飾與匈奴器物相比，只有姿態相似，其余特征迥異。?；韬钅?、石寨山M7、樂浪王根墓的葫蘆形器物僅外形與匈奴馬飾相似，紋飾完全不同。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所展兩件器物在裝飾特點和尺寸上非常接近匈奴馬飾，但因缺乏背景信息，無法深入研究。

除上述藝術風格或紋飾內容的差異之外，漢墓所見器物的外緣都沒有凸起的邊框，整體裝飾相對簡約。出土頻率上，相對于已發掘的高等級漢墓數量，目前發現的這幾個案例顯得十分偶然，并且地域分布也非常分散。

這類馬飾中最早受到關注的是葫蘆形器物，因其與漢代當盧有一定相似之處，有不少文章都將其誤稱為當盧，實際上應當是孫機先生所指的珂?。云南石寨山報告雖然將其命名為當盧，但同時也認為數量不符合當盧特征。匈奴的葫蘆形馬飾在裝配時應當是上窄下寬以保證動物紋飾頭部向上，而漢式當盧在裝配時應當是上寬下窄以適應馬頭部形狀，兩者存在明顯區別。

朝鮮樂浪王根墓出土的馬飾中，除動物面向相同的12 件葫蘆形器物之外，其余器物形態與匈奴墓所見完全不同（圖七）。中國境內漢代墓葬均未見完整組合，因此無法判斷這些馬飾的具體內容是否與匈奴相似。整體上，這些器物與匈奴馬飾相比，器物形態、組合、紋飾特征都存在明顯差異。中國境內所見這些器物的年代均為西漢時期，要早于匈奴類似器物的年代。形成這些差異的原因，除了年代因素之外，還應當考慮文化背景的不同。

圖七 王根墓出土其它馬飾

五、匈奴動物紋馬飾來源新探

波羅斯馬克（Polosmak N. V.）認為匈奴貴族墓中出現的這類馬飾可能本來是由中國工匠為漢朝貴族制作，被作為禮物贈給匈奴貴族?；韋正認為高M20 的馬飾可能直接來自漢廷，而諾M20、M6 等出土的邊緣凸棱帶有壓印短線紋飾（麥穗紋）則是匈奴自己仿制的?；蘇奎認為查M7 中的羱羊紋馬飾也是賞賜之物?。而蒙古國和德國學者則持不同看法，認為這些馬飾更像是草原文化自身產物?。

匈奴貴族墓葬中確實葬有部分漢代馬飾，可能為漢廷所贈。例如諾M25 出土的兩件銅當盧，長度分別為23 和26 厘米，背后有三個環，面上可能有錯金紋飾?（圖八，1、2）；高2M1 出土31 件尺寸相近的銅當盧，背后各有三個環（圖八，4），其中有17 件鎏金、10 件鎏銀，另4 件在表面有錯金（或銀）龍鳳紋飾?（圖八，3）。從形態和紋飾上看，這些器物都具有明顯的漢代風格，尤其高2M1 所見龍鳳紋與?；韬钅顾鍪窒嘟?，在滿城漢墓等漢代貴族墓中也有發現。但是，這些漢式馬飾與本文討論的動物紋馬飾在形狀、材質、裝飾內容各方面都截然不同。尤其是高2M1 中，3 套動物紋金銀馬飾與31 件漢式銅當盧同出，兩類器物顯然不像是同出一源。特別是長條形當盧、神獸形獨角獸紋飾等特征在漢墓中未曾發現，很難說是漢廷制造或者仿制漢式器物。

另外，高2M10 的情況也不能支持贈送說。此墓為已發掘的最小規模甲字形匈奴墓之一，墓中無漢式青銅器，隨葬馬車既無車傘也無任何金屬構件，是目前所有甲字形墓中所見最簡陋者?？紤]到墓葬規格所反映的墓主級別，這種簡陋馬車顯然不可能是漢廷所贈，其隨葬的成套動物紋銀馬飾也不大可能是漢廷贈物。

匈奴貴族墓葬隨葬此類器物的現象較為普遍，不同規格墓葬所見動物紋馬飾盡管存在某些細節差異，但在組合內容、器物形狀和尺寸等方面大體相似，甚至不同質地的器物在這些方面也是相似的。再結合其中體現的等級規格差異，我們認為這些馬飾的制造和隨葬都遵循著某種固有的范式和規則，有自己相對固定的體系，是匈奴貴族身份的反映，不像是外來饋贈之物或者仿制物品。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高2M1 的金馬飾中，長條形、大圓形和葫蘆形器物都裝飾神獸形獨角獸，但小圓形器物紋飾為虎頭神獸；兩套銀馬飾中，長條形器物都裝飾神獸形獨角獸，大圓形和葫蘆形器物上都是羊形獨角獸，小圓形器物上則是虎頭神獸。這種虎頭神獸紋飾與同出的銀帶扣上虎形紋飾相似，在游牧文化器物上非常普遍?？梢姴煌螒B的獨角獸形象在匈奴文化中可能是一種熟知的藝術形象，并且已經與其它常見動物紋飾組成了獨特的游牧文化藝術體系。

六、結 語

結合近年來新出土材料，本文對匈奴貴族墓葬中發現的動物紋馬飾從紋飾、材質、組合等方面進行了梳理分析，并與匈奴之外文化區域內出土同類器物進行了對比。結果表明，匈奴貴族墓葬中此類馬飾出土頻率高、數量多、組合完整，紋飾內容和材質情況都比此前研究所反映的要復雜。這些器物在形狀、紋飾和組合方面的特征表明，它們是遵循某種固有的范式制造。并且在隨葬活動中也遵循一定規則，紋飾、材質和數量與墓主身份級別存在明顯關系。因此本文認為，這類馬飾應當是專門為匈奴貴族制作，并且可能就是在匈奴境內所作，是匈奴貴族身份的代表性器物之一。

目前的考古材料中，匈奴帝國晚期貴族墓葬中的動物紋馬飾已經能構成比較完整的體系。中國漢代墓葬中所見類似器物雖然年代略早，但分布零散，紋飾內容和組合都未見完整體系。關于兩者之間的源流關系，以及其中獨角獸形象是否與中國的麒麟有關，值得進一步研究。

附記：本文為中蒙聯合考古項目“古代北方游牧文化研究”系列成果之一。感謝開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廣西壯族自治區博物館提供相關器物照片，感謝匿名審稿人對本文提出的寶貴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