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人日記》與《河童》瘋癲敘事的比較研究

王夢如　胡云川

內容摘要：魯迅的《狂人日記》和芥川龍之介的《河童》都塑造了患有精神疾病的“狂人”形象，但目前學界鮮少從瘋癲敘事的視角來探究二者的異同。研究發現，二者的同質性集中體現在三個方面：以瘋癲敘事建構“理性與非理性”辯證統一的復調話語體系；通過細致刻畫狂人的病癥，形塑狂人的藝術形象，進而搭建架空的敘事空間；借助瘋癲敘事隱晦地批判社會現實。它們的異質性則表現在《狂人日記》側重批判封建禮教文化，而《河童》側重批判資本主義制度。

關鍵詞：魯迅 《狂人日記》 芥川龍之介 《河童》 瘋癲敘事

《狂人日記》是魯迅創作的第一部現代白話文小說，開啟了“20世紀中國文學史上癲狂書寫的新紀元”[1]?！逗油肥墙娲堉橥砟甑拇碜?，他以“狂人”的視角，抨擊了日本近代社會的諸多弊病。這兩個文本在人物形象設定、第一人稱敘事手法等方面，存在較多相似之處。目前國內有關它們的比較研究，或局限于探討二者創作手法的異同（毛娟，2006），或側重分析《狂人日記》對《河童》可能產生的影響（王虹，2008），而較少從“瘋癲”這一視角來辨析二者的異同。因此，本文主要探討瘋癲敘事如何巧妙地建構了文本的敘事話語，它作為一種隱喻，又蘊含著作家怎樣的社會批判意識。

一.瘋癲敘事與復調話語

巴赫金在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時，借用交響樂的概念，提出了“復調小說”的理論。[2] “復調”也叫“多聲部”，本為音樂術語。巴赫金借用這一術語來概括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的詩學特征，用來區別那些基本屬于獨白型（單旋律）的已經定型的歐洲小說模式。復調小說的特色在于文本中存在著不同角色的聲音，包括作者或敘述人、作品主人公、其他角色，都只是以自己獨立的意識或“聲音”參與對話，這些主體之間相互平等，各自保持著獨立性和自主性，從而使小說敘事形成由多個獨立聲部組成的復調結構。復調小說的主旨不在于展開故事情節，而在于展現那些擁有同等價值、具有平等地位的不同主體的獨立意識。簡言之，在復調小說中，作者與人物之間、人物與人物之間各自保持著彼此獨立（乃至對立）的聲音，這些不同人物的聲音本質上屬于不同思想、不同意識的人格化身，它們構成了互動共生的統一體。

《狂人日記》的序言部分就存在著兩套不同的敘事話語體系：一個是文言的、理性的敘事話語體系，一個是白話的、非理性的敘事話語體系。這兩個不同敘事話語體系之間，構成了相互比照、對立共生的結構關系，使文本具備了復調小說的典型特征。具體而言，在《狂人日記》的序言中，狂人的“迫害妄想癥”正好發揮著區分日記整理者“余”與狂人故事敘述者“我”這兩個不同敘事主體的話語體系的作用。日記整理者“余”的話語體系是文言的、理性的，但狂人“我”的話語體系則是白話的、非理性的?！坝唷迸c“我”雖然都屬于第一人稱，但它們分別代表著一文一白、一古一今的文化語義系統，顯示出雙方不同的文化身份和社會地位，構成了“雅”與“俗”、“理性”與“非理性”的復調對話模式。

同樣，《河童》的序言也存在著不同的敘事話語體系，具備了復調小說的基本構成要素。序言部分，東京某精神病院的瘋子“我”與故事記述者“我”分別代表著兩套不同的敘事話語。瘋子“我”的敘事話語系統是混亂的、偏離常規的、不可信的，而記述者“我”的敘事話語系統則是理性的、符合常規的、可信的。譬如，瘋子“我”只要一見到人，就會不斷重復講述同一個故事，并且這個故事還發生在架空的河童國。講完故事以后，瘋子“我”還會掄起拳頭打人，無論對誰都破口大罵，毫無理性可言。然而，記述者“我”則認為，自己能精確地記錄下瘋癲者的話語，對自我的理性充滿信心和認同感。結尾部分，記述者“我”指出“狂人”沒有收到河童送的花，“狂人”甚至把筆記本錯認成書籍，再次指認了“狂人”話語的失真性、不可靠信，也反向證明了“我”話語的真實性、可靠性?？梢?，“我”與“狂人”分別代表著“理性/非理性”兩套不同的敘事話語體系，形成了復調的對話模式。

簡言之，《狂人日記》與《河童》都具備兩個第一人稱敘事者“我”，兩個“我”分別屬于理性與非理性、常規與非常規、可信與不可信、中心與邊緣等二元對立話語體系的人格化身，參與建構了文本的復調話語。

二.瘋癲癥候與虛構世界

《狂人日記》的“狂人”到底是不是瘋子？這個問題一直是學界爭論的焦點。張夢陽把學界的狂人形象爭論，概括為“狂人說”“戰士說”“寄寓說”[3]?？袢耸钦娴幕加小氨黄群ν氚Y”的瘋子，還是一個清醒的“反封建戰士”，歷來都是學界爭論的焦點。公蘭谷認為：“狂人是清醒與病狂的混合體，即瘋子是假象，戰士是實質”[4] 。不難看出，狂人的形象實際是含混的，他既可能是病態的瘋子，也可能是清醒的戰士。

依筆者之見，狂人的精神病是魯迅建構瘋子形象的藝術手段，目的在于以狂人的瘋言瘋語搭建架空的、富有隱喻意義的“吃人”世界。在此過程中，魯迅運用自己的醫學知識，對精神病的癥候作出了細致的刻畫。比如，狂人見到趙貴翁的眼色時，心想：“似乎是怕我，似乎想害我”。一路上，很多人都在“交頭接耳的議論”，“又怕我看見”，甚至連小孩子也“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魯迅刻畫了狂人的心理活動，讓狂人在一系列的病態狂想之中，虛構了一個與現實世界迥異的、充滿血腥的“吃人”世界。換言之，魯迅以細致的筆觸刻畫了精神病的疾病癥候，使瘋子的藝術形象顯得立體而逼真，并且通過狂人的言行舉止又建構出一個虛構的、充滿隱喻意味的“吃人”世界。

《河童》中瘋子的“早發性癡呆癥”與前者有著異曲同工之妙?！逗油烽_篇就交代主人公是某精神病院的二十三號病人，且“逢人就講的一個故事”，這突出了瘋子話語的重復性與非理性。這位精神病人每次講完故事還會掄起拳頭打人，無論對誰都破口大罵。通過芥川簡短的瘋癲病癥描寫，一個精神失常、行為暴戾的瘋子形象便躍然于紙上?！翱袢恕睆暮油瘒氐饺祟惿鐣?，甚至產生了河童國的朋友曾來精神病院看望自己的種種幻覺。例如，音樂家巴略為“我”演奏小提琴、哲學家馬咯為“我”讀詩歌。芥川細致地刻畫了狂人的精神病癥狀，突出了瘋子行為的乖張和敘事話語的不可信。隨后，芥川又借助狂人的“瘋言瘋語”，巧妙地建構了“河童國”這一架空的敘事空間。

如此以來，《狂人日記》和《河童》都以“精神病”為切入點，生動地刻畫出狂人的瘋癲形象，又通過狂人的非理性話語，建構起一個迥異于現實的、虛構的敘事空間，從而形成“精神病”→“狂人形象”→“虛構世界”的敘事邏輯結構。簡言之，兩位作家通過對精神病癥候的細致刻畫，形塑著狂人的藝術形象，并且借助狂人的瘋癲話語建構起虛構的敘事空間。盡管由狂人的瘋癲話語建構起來的虛構世界顯得荒誕無稽，但這種病態的虛構世界本質上是現實社會形態的投影或映射。因此，魯迅和芥川在小說創作中都沒有刻意回避現實世界的矛盾和沖突，反倒是在由精神病患者的瘋癲話語建構起來的架空世界之中，盡情地表達著自己對現實社會的批判與反思。

三.狂人幻覺與“吃人”現象

《狂人日記》和《河童》都利用狂人的幻覺，巧妙地刻畫出社會上普遍存在的“吃人”現象，從而隱晦地表達了作家個人對社會現實的批判。

魯迅以患有“被迫害妄想癥”的狂人視角，描繪了一幅吃人者橫行的地獄圖景。最先出現的吃人者是打兒子的女人：“我要咬你幾口才出氣”；之后，佃戶帶來了“大惡人”被吃的消息；出診的醫生“也仍然是吃人的人”，與大哥合謀要吃我，說“趕緊吃罷！”然而，狂人也懷疑自己“未必無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幾片肉”。[5]這些不同的人物代表著社會的不同階層，他們都曾經吃過人，甚至不認為吃人是一件值得大驚小怪的事情?？梢?，“吃人”現象并非個案，而是普遍存在的社會現象。

無獨有偶，《河童》中也有類似的“吃人”情節。當河童國推廣大規模機械化生產以后，被解雇的工人就要被宰殺掉，而他們的肉也會被當做其他河童的食物?？袢恕拔摇睂油澜缋锕と说娜鈺煌槌缘舻默F象，感到異常震驚，表示不敢相信。但是，河童國的查咳卻笑話“我”這副大驚小怪的樣子，諷刺地說道：“在你的國家里， 工人階級的閨女不也在賣身嗎？對吃河童工人的肉表示憤慨，這是感傷主義”[6]，甚至還勸“我”把用河童工人的肉做成的夾心面包吃掉?？梢?，狂人的幻覺中出現的“吃人”世界，本就是人類社會的現實在河童國的投影，人類社會的工人與河童國的工人一樣，都屬于被資本家壓迫和剝削的對象。

盡管兩部小說都有關于“吃人”現象的描寫，但二者的隱喻意義也有所不同?！犊袢巳沼洝分饕械氖欠饨ǘY教制度對人性的戕害和壓抑，而《河童》主要批判的是資本主義制度對人的剝削和壓迫。

魯迅對《狂人日記》為何要刻畫狂人眼中的“吃人”現象，曾有過明確的釋義，即揭露封建禮教對人性的戕害。1935年3月2日，魯迅在《新中國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中如此寫道：“但后起的《狂人日記》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禮教的弊害，卻比果戈里的憂憤深廣，也不如尼采的超人的渺?！?。[7] 《狂人日記》里所謂的“吃人”，指的是封建的禮教文化、家庭制度摧殘人的個性，壓制個人的自由發展。魯迅在《燈下漫筆》這篇雜文中就曾發出如此感嘆：“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別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別人?！薄八^中國的文明者，其實不過是安排給闊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盵8] 魯迅看透了封建社會恃強凌弱的本質，批判了封建等級社會對人性的戕害。

《河童》創作于1927年，芥川對資本主義的批判與當時的歷史語境息息相關。1919年以后，受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日本反政府的群眾活動不斷涌現，革命的、民主的力量迅速增強。第一次世界大戰后，資本主義的危機也波及日本，使日本國內的社會矛盾日益激化?！逗油氛墙娲▽Φ谝淮问澜绱髴鸷笕毡炯彼侔l展的資本主義制度的深刻批判。[9]芥川借助狂人的幻覺，將資本家對工人階級的剝削以“吃人”這一具體的意象，赤裸裸、血淋淋地呈現在讀者面前，揭露了資本家為追逐利益最大化、不惜犧牲同胞的罪惡嘴臉。芥川曾經在晚年的著述中解釋過自己之所以批判日本資本主義制度的原因。他寫道：“為什么要攻擊現代的社會制度？”“因為我目睹了資本主義產生的罪惡”（《某傻子的一生》）[10]?？梢哉f，芥川通過描寫河童國的“吃人”現象，隱晦地表達了個人對資本罪惡的批判。這種批判正是源于芥川對日本近代化進程中出現的諸多問題的反思。

魯迅和芥川都借助狂人的幻覺，隱晦地批判了社會上普遍存在的“吃人”現象。這種瘋癲敘事手法，本身就具有功能性和目的性。他們將正常人一般不會提及的“吃人”問題，通過“狂人”的瘋言瘋語藝術化地呈現出來，進而揭露了不同社會制度對人的壓抑和迫害。

瘋癲敘事可以作為探究《狂人日記》和《河童》兩個文本同質性與異質性的新的學術生長點。瘋癲敘事作為一種文學敘事手法，它不僅幫助兩個文本建構了相互比照、對立共生的“理性與非理性”復調敘事話語，還建構了迥異于現實的虛構敘事空間，讓作者可以隱晦地表達個人對社會現實的批判。不同的是，《狂人日記》側重批判封建禮教文化對人性的戕害與壓抑，而《河童》側重批判資本主義制度對人的剝削與壓迫?？梢?，瘋癲敘事為進一步探究中日文學的共通性與差異性提供了新的研究視角。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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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魯迅研究室.1913-1983魯迅研究學術論著資料匯編（5）[M].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1989.

[5]魯迅.魯迅著譯編年全集（3）[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2-23.

[6]芥川龍之介著，段樹軍譯：諸神的微笑[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5： 86.

[7]魯迅.魯迅全集（6）[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239.

[8]魯迅.魯迅全集（1）[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74.

[9]王傳禮.《河童》中的芥川龍之介[J]. 山東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01）：119-122.

[10]芥川龍之介全集（4）[M].筑摩書房，198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