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彝尊和宙亭禪師的清初洪澇災害詩歌研究

王栩

內容摘要：清初洪澇災害頻發，影響了朱彝尊、紀蔭的詩歌創作。他們一個是以遺民身份入仕、晚年退居返鄉的博學鴻儒；一個是從俗家背景出世、不避方外往來的寺廟住持。二者身份雖然殊異，卻都不約而同地承擔了歷史使命、自覺用大量筆墨書寫災況。本文將以二者的洪災詩歌創作為重點，結合相關歷史背景，從同中存異的記錄功能、不謀而合的抒懷價值與各具特色的現實意義三方面，分析其詩歌創作特色，并總結其成因。

關鍵詞：朱彝尊 紀蔭 洪澇災害 詩歌

有清以來，洪澇災害頻發。據統計，自順治初至清朝覆亡的268年間，全國“共發生水災19009縣次，年均約71縣次”[8]?？梢姙那橹畤乐?。

水患泛濫，廢生產、傷民財，在造成毀滅性后果的同時，也促進詩歌的繁榮發展，形成史料之外的災難書寫樣式。這些詩歌作者的身份各不相同，他們或是朝官茂宰：如時任江淮巡撫的宋犖；或為地方紳士：如嘉慶六年中舉后應試禮部不第、返鄉侍母的焦循；甚至還有生長于斯的平民：如鹽民出身、入清不仕的吳嘉紀。盡管詩人的背景殊異，他們的創作卻有共通性，即都致力于反映見聞，具備寫實抒懷乃至溝通干預的價值。朱彝尊與紀蔭也以詩敘災，其身份則更加特殊——朱彝尊早年作為布衣漫游南北，對當時水患的認識頗為深刻；后受變易動搖的觀念、出處兩難的境遇影響，他開始從不同的立場出發理解現實、關懷社會。紀蔭少時積極進取，罹難而落發為僧，但他學貫儒釋、以詩為媒，與眾官僚文士交往密切，又兼行躬耕之事、注重民生，并不全然超脫于世俗。此二者用獨特的經歷涵養文氣，使自身創作得江山之助而別具價值。故筆者將以朱彝尊與紀蔭為重點，參閱他們的生平交往始末，對相關詩歌予以考察分析。

一.朱彝尊、紀蔭生平及其詩歌創作概述

朱彝尊（1629-1709），字錫鬯，號竹垞，浙江秀水人。祖朱大競為明朝官吏，清廉；父朱茂曙、嗣父朱茂暉則為文士——故耳濡目染之間，朱彝尊亦精通古文，兼工詩句。

1644年，崇禎帝自縊，明朝滅亡，朱彝尊時年16歲。受政權更迭、家世背景的影響，他對新朝的態度有所變易。以五十一歲（1679）的經歷為界，其生平可分為前后兩個階段：前期作為明朝遺民、一介布衣，朱彝尊積極參與反清復明的活動，卻遭遇挫折。通海案發，他“踉蹌走海上”、“乃賦遠游”，常年入幕寄食，多與志士交往；到了第二階段，也就是康熙十八年（1679）、朱彝尊以博學鴻詞登科釋褐后，他先除翰林院檢討、參加《明史》編纂，繼而入直南書房，可惜不久即遭彈劾降職，直至康熙二十九年（1690）才官復原職。但此次復職并未給朱彝尊帶來太多榮耀與安慰，僅僅體驗了兩年的官場生活，他便又引疾罷官，返歸嘉興、漫游終老。[2]16-18

盡管朱彝尊的思想幾經變化，其創作卻始終堅持關注民生，留下不少記錄災難的詩歌：《平陵東》（1646）反映強盜橫行勒索的現實；《捉人行》《馬草行》（1646）諷刺酷吏強征的暴行；《地軸》（1669）展現地震下萬家驚悲的場面；《常山山行》（1698）感嘆賦稅苛重帶來的民怨……朱彝尊的洪災詩歌創作亦遵循此路，體現出他對儒家詩教傳統的貫徹。

紀蔭（約1644-1710）與朱彝尊活動時期大體接近，二者的經歷卻不盡相同。[3]（前言）最初，紀蔭以俗名游啟甲應試科舉，舞勺之年便得秀才功名。然而1659年前后，他受時局影響而被迫流亡、頗為失意，遂于1661年祝發出世，得法名紀蔭，字湘雨，號宙亭。進入佛門伊始，紀蔭行腳前往各寺參學，此一活動持續到1674年。這十三年中又有兩個時間節點需特別注意。第一是1669年，由于先師卑牧式謙退居，紀蔭開始住持鹽城兜率寺。隨后數年，黃河決口，紀蔭多有詩歌敘述災情，如《鼠渡江》、《河決》、《與射陽周居士談淮南災異書此慰之》等。第二個節點是1672年，師翁弘儲擔雪老人圓寂，卑牧式謙繼住蘇州靈巖寺廟，紀蔭隨之前往擔任記室，居兩年而返，在此期間與眾官員、遺民文人交往，留下無數詩作，如《錢大可觀察齋》、《九日同宋射陵晚登琴臺》、《同顧子云美看浣花池前孤鶴》……其中宋曹（字射陵）等人與紀蔭結下終身友誼，在1674至1704年紀蔭住持祥符禪、天寧二寺時仍有詩歌往來，構成他一生中較為重要的交游經歷?？上У搅?705年，紀蔭知交零落，他本人在受命住持高旻寺后，亦僅歷五載而寂。故這一階段《宙亭詩集》并不存稿，其往來狀況亦無從知曉。

通過對朱、紀二人的分析可知，雖然他們的生平經歷相異，但雙方都關注社會、用大量的筆墨書寫災難現象。以下將從同中存異的記錄功能、不謀而合的抒懷價值與各具特色的現實意義三方面進一步對照研究，從而歸納這類詩歌的創作特色及其成因。

二.同中存異的記錄功能：詩史互證、構建記憶

朱彝尊與紀蔭主要生活于順治、康熙二朝，此間洪澇災害不絕，成因復雜。其中最為典型的便是由“黃河決口”帶來的禍患。黃河奪淮入海多年，當二者逐漸合流之時，“黃河南行”，則“淮先受病，淮病而運亦病”、“人民田廬之頻歲受災，未有甚于此者”[4]3770，如康熙七（1668）至十一（1672）五年間，高郵、興化、寶應、清河等地一度出現的連歲洪澇現象就與“黃河決口”事件關系密切，有“康熙七年淮安山陽等州縣水災”[6] 《乾隆淮安府志（一）》264頁、“七年七月十二日河決邳州城”[5] 《乾隆徐州府志（二）》233頁等文字為證。

河決則淤泥易積、風波四起，而人力忽微，自然難以抵抗?？滴醢四辏?669）秋，朱彝尊過淮安城時，曾作《度駱馬湖》一首，對災況進行詳細記錄：“自從前度黃河決，董口填淤駱馬過。夫柳至今喧里巷，客帆終覺厭風波。東南民力愁先竭，西北源泉棄尚多。安得歲星長守越，年年挽粟上盤渦?！盵1]卷七駱馬湖跨宿遷、徐州二地，在董口淤塞之時充當了聯系南北的重要通道。然而“湖淺水面闊，纖纜無所施，舟泥濘不得前”[4]3773，行船依舊困難。與此同時，陸上百姓要面對淤泥堆積、西北決口余波的雙重威脅：每年水災卷土重來之時，貧苦大眾只能被動地“挽粟上盤渦”，可嘆可哀。作者從災難的大背景出發，聚焦巷柳客帆、東南民生，從因到果，觀察細致?！爸两裥?、“終覺厭”，“愁先竭”、“棄尚多”，推己及人、善用對比——故作者縱為游客之身，亦能寫出災后實感，使作品具有“在場性”特征。

關于這場水災，紀蔭亦有《鼠渡江》、《河決》[3]卷一（約1669-1671）二詩作為印證。前者以1668年淮北鼠銜尾渡江而南之事為背景：“食君田，無半菽；棲君梁，水漂屋……子銜我尾江南陌。明年后年且看君，欲如我輩渡江渾不得。嗚呼！欲如我輩渡江渾不得?！庇檬笾谖羌难杂谌?，語言詼諧而有悲意；后者化用李賀、武帝等文學典故，渲染水災與兵禍下，人民的痛苦無奈，兼有呼吁之功：“天潢一夕裂秋濤，四望平疇雪浪高。應有魚龍從變化，更無藪澤可逋逃。酸風黑夜吹茅屋，寒雨空村哭石壕。宣室何年歌瓠子，繪圖人自臥漁舠?！?/p>

無論采取何種角度書寫，這些詩歌對于水災的描繪都與方志資料基本一致，實現了史詩互證、以詩存史的記錄價值。這種記錄受制于主體行為，因此它不僅是對現實的直陳，還具有“構建記憶”的意義，體現在：

1.對詩歌場景、內容選擇的主觀差異性

記憶可以是集體性質的，但更是私人的。盡管朱、紀二人都有描繪災情與民生之作，二者所采取的書寫立場并不全然一致。

（1）朱彝尊：民生的觀察者

“秀水朱氏，始以醫術顯，繼以科舉興”，“而門望清正，為世所稱”[9]。朱彝尊作為名門之后，先天便擁有良好的教育環境與廣泛的人脈關系，故縱使家族“易代而衰”，他也能漫游各地，通過做寄食幕僚的方式謀生。加上儒教經義的影響，朱彝尊的詩歌多與尋常百姓的生活保持距離，實際是將創作主體定位成“勞心者”的身份進行社會觀察。

且看《淮南感事》[1]卷七（1669）與《旱》[1]卷八（1671）。前者重點敘述大水下淮安堤壩傾圮、連年災荒的現實狀況：“城樓高見碧湖懸，湖堰將傾近百年。比歲兇荒耕未得，自來修筑計誰先。預愁四瀆江河合，直恐三吳財賦捐。開濟何人翰上策，升虛急誦楚宮篇?！焙笳邉t通過江淮旱情回顧其久被洪災的歷史：“水潦江淮久，今年夏旱荒。翻風無石燕，蔽野有飛蝗。桎梏懲屠釣，橧巢迫死亡。虛煩乘傳使，曾發海陵倉?！痹趧撟鬟@兩首詩時，作者都選擇從高處（“樓”）、廣處（“懸湖”、“蔽野之蝗”）出發，以俯視的姿態交代因果、描繪現實、呼吁賑濟，眼界開闊又不乏淑世情懷，是典型的儒士之作。

（2）紀蔭：農事的參與者

紀蔭雖與朱彝尊一樣關心民瘼，但他的思想呈現出貫通儒釋的特殊形態。此外，少年時父母見背、祝發出家的經歷讓他常有朝不保夕之感。故其詩歌對災下農事的重點書寫，一方面是出于佛家的慈悲心腸，另一方面則是他躬耕畎畝之間，自覺關注的結果。

如《秋饉》（1695）[3]卷二十四：“今年春夏雨，已壞我二麥。一秋復苦暵，菜畦兆龜坼。晚稼雖登場，收成亦逼迫。去歲谷價賤，今更賤于昔。菜蝗及青蟲，蟠旋泥潦跡。嘉蔬不充盤，苦荬淹齏液。曳杖每行圃，灌溉憐日夕。嗟哉藜藿情，空對高天碧?！彼到惶?、菜壞谷賤，不僅是紀蔭的困境，更是無數百姓苦難的縮影。相似的筆觸亦可見于《憫雨》[3]卷二十（1690）：面對“瓜菜爛壞”“無米路艱”的現狀，作者以憂心對孤燈，顯示出一個以慈悲為懷，卻又自身難保的釋子的無奈情緒。

2.內容更加細膩、抒情更具感染力

盡管詩歌是作者實錄精神的體現，且對災難記憶的“構建”具有能動作用，但這種記憶仍以人為載體，以歷史為基本框架，通過生活細節加以填充，因而是細膩、豐富，有溫度的。無論在《旱》、《淮南感事》，還是《河決》、《秋饉》中，作者的文字都不僅僅停留于對基礎事件的把握，而是大膽勾勒“碧湖高懸”、“飛蝗蔽野”、“酸風寒雨”的惡劣環境，通過民無生計、迫近死亡的具體場景，使得一切都可哀可感，如在目前。朱、紀二者的洪災詩歌成功做到將讀者與歷史的距離拉近，讓個體經驗通過文字媒介進行跨時空的交流，由構建記憶走向喚醒記憶、重建記憶，從而展現出極富感染力的一面。

三.不謀而合的抒懷價值：含憂吐憤、托物以諷

洪災詩歌具有無可比擬的感染力，歸根到底是因為它發自人心。即便詩歌所描繪的題材具有公共性質，甚至其寫作目的也只是為了示眾，但作為個人寫作的產物，災害詩歌不可避免地要包含有作者的主觀傾向。無論是朱彝尊還是紀蔭的詩歌，都體現了對“民胞物與、仁民愛物”這一思想主題的重視。

1.悲憫百姓遭遇，憂慮農家生計

“國以民為本，民以衣食為本，衣食以農桑為本”，在洪災之中，百姓不僅要面對“驚濤壓城堙，狂瀾洗鄉曲”、“東家屋塌復壁倒”所帶來的生命威脅，還需處理“豈徒滌釜嗟無米，那得黑煙炊濕薪”[3]卷十一的生存困境。這種困境并不如大水初降、一夕致命，反似久治不愈的痼疾，將那些“幸存”的個體磨損至于形銷骨立的狀態，更加驚悚，也更能牽動詩人的內心。

且看紀蔭《苦雨仍用前韻》[3]卷六。此詩作于康熙十五年（1676），當時馬山雨水成災，使得田間一片荒蕪：“陂塘麥亂漂，魚鱉供咀嚼。秧畦水滿路，草根生郭索”。然而積水久不退去，釜上流泉、镈滿泥苔，阻止農民重操就業，更加重了這番苦難：“稼檣食艱辛，對此寧不戄”。居則“樵青煙不興”、“破屋漏茆茨”，行則“米價涌溪橋，舟杭黯業薄”。百姓無以謀生，在恐懼中度日，其殘酷程度，竟有“過于鼎鑊”：這一句既寫出百姓精神上的煎熬，也暗示了他們飽受摧殘的肉體狀態，令人聞之心驚。

“田中麥與禾，民生命所托”。紀蔭以《苦雨仍用前韻》一詩，點出民生之要害，不僅是出于躬耕者的共鳴。作為佛門弟子，他也冀圖承擔救世的使命。然而“救荒無策可搜尋，血淚枯來只此心”[3]卷二，唯有詩歌成為他抒發滿腔悲憫情懷的出口。在《書感》[3]卷十五（1683）中，紀蔭目睹雨水毀田的慘象，為大眾生計而憂：“河潤沮洳九里田，長林豐蔭草阡眠。煙霞敢遂忘憂世，畎畝唯知望有年。鼙鼓東南方歇手，兇荒吳越又隨肩。沉沉日夜梅花雨，菜麥千疇盡可憐?！?；寫作《閔雨用韻二首 其二》[3]卷十一（1680）時，他見田有未收之麥、滿地受災之民，更是“自愧此身非藥材”。

與紀蔭“嘔心瀝血”之態不同，朱彝尊雖亦有悲憂民生之作，其語言卻更加克制。如《送喬舍人萊還寶應》[1]卷八：“今秋甲子雨不絕，小池殘暑風凄凄。棧車難行瘦馬滑，終朝兀坐愁云低……灣頭清水聞更決，上流未筑歸仁堤。千村廬舍總昏墊，可知雁戶猶悲啼。漕船萬斛挽不上，荒岡斷岸何由梯。太倉紅粟漸已貴，曷歸長水親鋤犁。期君歲暮白田上，班草城南手重攜?！贝嗽娮饔诳滴跏辏?673），時喬萊因兄喬邁辭世，告假返鄉，朱彝尊前往送別。

按喬萊為人洞達、清正愛民。時淮揚久罹水患，他拒絕厚利賄賂、不懼權貴報復，率同僚慷慨進言，揭露河臣假治水之名而侵吞民財的私心。[5]《民國寶應縣志》181-182頁故朱彝尊寫作此詩，頗有深意——“班草”、“攜手”，實為知交共進之旨。朱詩以秋天久雨、氐惆昏昧的環境切入，逐步轉向對寶應現狀的描繪——水決侵戶、流民悲啼、交通阻斷。這是耳聞之事，朱彝尊卻憑借“寸心千里隨輪蹄”的想象，反復切換敘述視角，如同親睹現場：于百姓，“漕船萬斛挽不上”；于己，則太倉糧貴，萌生歸去躬耕、知交重逢的愿望。故此處“背面敷粉”，語淡而意不淡?？梢妼τ诹麟x失所的貧苦大眾，生存境況之艱難，已不忍直敘。朱彝尊通過對災情的描繪，與友人產生了心靈的溝通，在換位思考、精神共鳴中隱含著對百姓命運的憂慮與悲憫。

2.批判催科強征，諷刺尸位之官

洪澇災害之下，農田被毀、糧價抬高——“山廚尚苦樵蘇盡，城市難教珠桂”，人民生活無以為繼。但自然環境顯然不是壓垮百姓的全部因素：小吏橫征暴斂、長官無所作為，給勞苦大眾的身心又一次帶來創傷。

紀蔭《山行口占》[3]卷十（1678）有言：“數千里內盡啼饑”、“年荒更苦征輸迫，地僻猶欣盜賊稀”，可見饑荒、征輸、盜賊，常被百姓視為洪水猛獸。當民生凋敝之時，“但愁催科吏打門”[3]卷十更是普遍的心態。

除了歲歲難逃的賦稅之災，徭役之禍也時有發生。如《追呼行同杜石壕吏韻》[3]卷十一（1680）：“……昨歲告乾荒，入奏十分苦。蠲免僅三分，馀欲輪征戍。今年大水災，十室九病死。死者不須哭，生不如死矣。耕田努力作，將以養子孫。寧知旱復潦，典貸盡釵裙。官司豈不聞，溝壑速之歸。釜蛙閣閣鳴，何以問朝炊。生趣已決絕，吞聲徒更咽。流離向他方，骨肉甘拋別?！彼疄倪^后，百姓十之八九，經歷死別。然“幸存者”更不幸：縱財與力盡，亦難免生離。作者用“死者不哭，生不如死”之語，給人以普遍的價值觀下，是非倒錯的震撼。同時，耕戶的勤勉在災難下化作徒勞——平民的渺小卑微與自然、奸吏的殘酷任性形成鮮明對比，令人扼腕。

小吏之所以跋扈，多因為主官懶于政治，不能以身作則。對此，朱彝尊有《水帶子歌》[1]卷二十，托物以諷：“……中流踏浪如御風，過涉不愁滅頂兇……黃梅時雨水稽天，甓社湖流人罷市。無朝無暮慮覆舟，且喜今朝得到此。掛之駝鉤壁上懸，與論往事增凄然。初聞淮南減水壩，開設天子謂是一壩一口決。俄而僉謀滋異同，爾考直前奏事真剴切。迄今黃流泛濫軫，帝情雁戶豈得安其生。桃花春水縱不發，河堤使者毋遽誇平成。吁嗟乎，河伯不仁亦無害，準備家家蓄水帶?！?/p>

“水帶子”：“環外虛其中”，形似當今的救生圈。朱彝尊結合高郵洪水稽天的現實，闡述“水帶子”的用法及效果，明確得此物可免覆舟喪命之慮，故不禁與民同喜。然而這“喜”中又含著“滑稽”、透著“悲”：采購“水帶子”并非治本之策，若以“準備家家蓄水帶”對抗洪流，則不免可笑；百姓本應以安居樂業、豐衣足食為人生理想，但此時免于死亡已經成為一大幸事，故其情甚哀。此詩以物為題，以水災為背景，最終目的卻是要引向對現實的反思與批判——與喬萊“剴切直言”相反，當今“河堤使者”尸位素餐、虛夸功績，令人不齒。末句以戲筆、反語出之，在看似松弛的氛圍中灌注濃烈的諷刺意味，增強了詩歌的藝術魅力。

四.各具特色的現實意義：溝通請命、宣政參政

紀蔭、朱彝尊憂心民生，以詩歌寫殘酷之行，對尸位素餐的官僚極盡諷刺，具有動人心弦的情感力量。但二者的志向遠不止于此，以洪災詩歌為媒介，他們還取得了溝通請命、宣政參政的現實成果。

1.溝通與請命

這是紀蔭詩歌的特色。作為住持，紀蔭承擔著維持寺廟運轉的責任?！皻埳s有三十口，饑來冷眼看甑缶”[3]卷十，每當缺糧腸饑之時，僧人便會組織“分衛”活動——“半缽尚煩金粟借，一茅難刈綠蘿荒”[3]卷十九，被視作紓解困難的最快途徑。

但事實上，身處兇年，五谷不登，“分衛”往往收效甚微。于是尋求更有力的支援就顯得尤為重要。故紀蔭居留石巖寺二載，與眾文士唱和留贈，是因為情投意合，亦是前者出于謀求援助的現實考量而有意促成的結果。當結交的官僚、遺民紛紛伸出援手，紀蔭也積極溝通，并傳達謝意?！独C衣衲子餉粟書感》[3]卷十七（1684）即是紀蔭感念許之漸所作：“赍來莫謂等監河，減旨分甘及綠蘿?？v使虛空消受得，詎能毛孔不香多。諸天較色應輸白，大地輕拈試問顆。一飽忘饑無所事，卻將高臥答維摩?！痹S之漸字儀吉，號青嶼。性好參禪、通佛法。據《光緒武進陽湖縣志》記，約崇禎六至十五年間，許之漸曾作《天寧寺飯僧田記》[7] 《光緒武進陽湖縣志》741頁。而紀蔭在《和青嶼侍御病起感秋十首》[3]卷十（1679）中亦有“今年更比去年荒，一飽因緣杳莫償”的感嘆，可見許之漸十分關注禪寺狀態，在與紀蔭的交流中多次給予其援助。1684年，常州府屢遭雨雪侵襲，祥符寺眾僧舉步維艱，年屆七十、退居數年的許之漸遂濟以米糧。能夠再度得到這位長者的支持，紀蔭喜不自禁，故其詩大贊“減旨分甘”之舉，字里行間充滿了崇敬、愉快的情緒。

除了以詩歌溝通、解決自身溫飽問題，紀蔭還心系蒼生。江淮流域水旱交替，康熙十七年（1678），先是淮南射陽“清水潭口夜沖湱”[3]卷九，至六月而常州酷熱。紀蔭胸懷天下，主動寫詩《贈郭邑宰虞修》[3]卷九，贊美武進縣令郭萃仁德雙修，同時為民請命、呼吁賑濟：“我公循良命世才，軼群作略馳風雷。來為蒼生作霖雨，行將鼎鉉需鹽梅……今年旱虐幾千里，六月炎炎苗槁矣。我公茹檗且餐冰，呼天吁地勤禱祀……立德立功名不朽，山高水遠足人思?！贝舜握埫Y果全如紀蔭所愿：按“十八九年兩逢水旱大災”，郭萃“蓋厰哺饑，按戶授粟，尤見撫綏”[7]《民國上杭縣志》368頁，拯救了無數落難的百姓。

2.宣政與參政

當紀蔭作詩勸勉郭萃之時，朱彝尊正初涉仕途?？滴跏吣辏?678），清圣祖玄燁下令征召舊朝文士，次年朱彝尊便以博學鴻儒的身份授官。然而天有不測，康熙二十三年（1684），他在數月之內便經歷了侍宴、降職等重大變革。與此同時，山東境內，濰河、小清河“湮道橫決”，剛剛上任山東巡撫的張鵬“浚河、建閘道”，并“力言于主者”，請求豁免稅銀、米麥，終“活人不可勝計”。[6]第124冊《憺園文集》卷二十九《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張公墓志銘》

朱彝尊與這位張巡撫是舊雨。故九月二十八日，康熙帝南巡，過山東，“命（張）公陪祀闕里”時，朱彝尊聞此倍受精神鼓舞，熱情洋溢地“寓書張鵬，請立周公后”，并作《嘉禾篇頌張先生》[1]卷十二（1684）一首：“康熙二十三年冬，天子將登日觀峰。十行詔下軫三農，薄徭放稅寬租庸……先時水旱頻告兇，北達河泲東濰灉。晨炊不舉夜不舂，夫子下車憂? 。請發倉粟救鞠讻，鄉師為粥吏佐饔。饑者得食皆歡悰，有如雁唼魚噞喁……靈苗驛驛芒茸茸，八月其穫崇如墉。輸之天庾惟正供，我聞樂事舒心胸。大賢美政孰比蹤，不貪為寶民吏宗。主圣臣良時乃雍，五風十雨殊乾封?！贝嗽姅⑹鏊禐暮蟮膱鼍?，側重點卻與往日不同：起首一句交代天子登峰日程，有昂揚之氣，接著詳述圣主下詔安民、輕徭薄賦；張公上策憂民、榮獲嘉獎；百姓受賑歡悰、恢復生產，以至糧足輸庫、有備無患——總體基調趨于祥和。

如果說應試博學鴻詞科是他作為明遺民的第一次妥協，此處的高歌則體現出朱彝尊思想上的進一步迎合：雖才罹降職之禍，但登科后所受的侍宴榮寵、張鵬的仕進歷程讓他依舊對清朝政權抱有希望，期待一次起復的機會。 “大賢美政”、“主圣臣良”、“五風十雨”等具有鮮明的思想傾向性語詞，在一定程度上折損了朱彝尊詩歌原初的藝術魅力，扼殺了個性。但一方面，通過對明君的揄揚，朱彝尊表露自己的心跡，冀圖以擁護態度實現一種政治上的靠攏；另一方面，對張鵬的表彰，實際上是在為統治集團樹立一個榜樣，有促進后來者踔厲奮發之效，契合王朝“頌美時政”的需求，能夠發揮宣政撫民的作用，鞏固了社會穩定的基石。

康熙二十九年，經過長久的留京等待，朱彝尊終于官復原職。然而，統治者的冷遇、官場傾軋的亂象讓他惴惴不安，在思想的再度搖擺之下，朱彝尊引疾致仕，轉而用另一種方式表達自己對社會政治的關心——康熙三十九年（1700），在《陳君緘寄普光王寺二碑索余游記復成三十韻兼寄錢上舍高處士》[1]卷十九中，朱彝尊記錄自己游于吳地，目睹“波潮息廣澤，禾麥交平畬”的景象，于是“忽念淮泗沖，濁河苦填淤”，針對水患提出明確的治理方案：“沽有七十二，可以通沮洳。淀有九十九，可以興耰鋤”。盡管這只是朋友間的一次通信，朱彝尊并未能直接參與政治治理。但此詩已有更為深廣的社會意義：它不僅提取出“憂”的意識，還尊重“患”的實在。伴隨著對“憂患”理解的更加深入，詩人開始主動探討災難下的出路。

退職還鄉的朱彝尊，以詩歌的特殊形式參與社會政治——這種“主動”讓他把自己從抒情者提升到了謀劃者、干預者的地位。明末清初，各方治亂思潮涌起，前朝遺民紛紛強調儒士責任。尤其是黃宗羲，一度提出“天下為主，君為客”、“學校議政”的口號，主張經世致用。朱彝尊與這位長者相識，對其頗為尊敬，更曾在《黃徵君壽序》[1]卷四十一中坦言自己變節的懊惱，有學習之意：“予之出也，有愧于先生……明年歸矣，將訪先生之居而借書焉……冀先生之不我拒也?！彪m然二者對于前路的選擇并不一致，但朱彝尊借書寫水災提出治理方案，有意無意地與黃宗羲的理論暗合，頗具公共理性與民主思想萌芽的意味，這是作者在進退失據的歷程中尋得的自洽方式，與清初思想相互促進，同時也與其晚年的賑濟行為相互配合，發揮了參與政治、干預社會的功能。

清代洪澇災害頻發，引起了詩人的廣泛關注，朱彝尊、紀蔭亦投身于書寫災難的行列。二者巧妙利用詩歌的敘事傳統，記錄災情、構建記憶；充分尊重詩歌的抒懷本質，悲憫百姓、諷刺昏官；并進一步結合自身經歷，突破文學的價值，使詩歌發展出溝通請命、宣政參政的現實作用。故這些創作與歷史相比更為細膩可感，與公文諫書對照更加委婉含蓄，成為舉步維艱的僧人謀求援助的手段、進退失據的文士尋求自洽的方式。

參考文獻

[1]朱彝尊.曝書亭集[M].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原刊本.

[2]張宗友.朱彝尊年譜[M].江蘇：鳳凰出版社，2014.

[3]紀蔭.宙亭禪師詩集[M].江蘇：廣陵書社，2021.

[4]趙爾巽.清史稿[M].北京：中華書局，1976.

[5]江蘇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江蘇歷代方志全書[M].江蘇： 鳳凰出版社，2017.

[6]清代詩文集匯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7]中國地方志集成[M].江蘇： 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

[8]張琨佳，劉璐，蘇筠.中國清代歷史水災時空特征研究[J].自然災害學報，2015，（4）：104-110.

[9]張宗友，薛蓓蓓.“誰憐春夢斷”，“相期作釣師”——朱彝尊的江湖之行、仕宦之旅與難歸之隱[J].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學報，2019，（4）：44-56.

項目：江蘇省高等學校大學生創新創業訓練計劃項目“面對災難，詩歌何為——清代江淮地區洪澇災害的詩體敘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