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與文學的關系問題研究

李蕊

內容摘要：文史關系一直都是傳統史學理論的重要議題之一。中國史學自古而來便帶有文史不分的傳統，崇尚“良史莫不共文”，隨著史學自身的成熟，史學與文學之間的關系也不斷的在變化。史學與文學之間“不盡同而相通”，史學為文學的創作提供了大量的題材，文學則在一定程度上豐富補充了史學，文史之間的統一性，使得人們既可‘以文讀史也可‘以史讀文，但這兩者作為不同的文化形態，其中又蘊含著差異性。因此重視并準確的把握文史關系對歷史研究亦或是文學研究都是有利的。

關鍵詞：文史融合 文史不分家 文學派史學

史學與文學之間“不盡同而相通”，史學為文學的創作提供了大量的題材，文學則在一定程度上豐富補充了史學，文史之間的統一性，使得人們既可‘以文讀史也可‘以史讀文，但這兩者作為不同的文化形態，其中又蘊含著差異性。因此重視并準確的把握文史關系對歷史研究亦或是文學研究都是有利的。

一.文史關系嬗變

有關史學與文學的關系，不論在東方還是西方都常有爭議，總的來論，史學雖在一段時間內是由絕對客觀性與科學性占發展主流，但文學始終在史學發展中扮演著時顯時隱的角色，文學特征在史學的發展中也一直如影隨形。而有關史學與文學的關系變化，則經歷了一個由合到分再合的過程。在漫長的文史分化歷程中，史學與文學因處理歷史實在的不同方式，以及史學強化自身學科科學性等需要而被分割開來，直到20世紀中葉，文學與史學才再度趨向大融合。

庫斯馬高亨曾說：“最初沒有文學與歷史的區分，只有故事和關于過去傳說的神話敘事”，由于文學與史學都發端于同一土壤，故而傳統史學基本都帶有文史不分或者說是文史結合的特點。無論東方亦或是西方的文學作品，都帶有了一定的史學色彩，反之亦然。如《論語》中的“文勝質則史”即文飾勝過質樸就會顯得虛浮，其中“史”譯為虛浮不實，也可指詞藻過于華麗，將史筆作成了華美詞章的代名詞；《詩經》以獨特的文學形式，反映了當時社會的部分歷史現實，且又能與其他形式的歷史記錄互為印證，具有獨特的史學價值。梁啟超便是將《詩經》認作“中國最初之史”，另有孟子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后春秋作?！贝嗽捯采羁探沂玖恕对娊洝放c史學的密切關系；古希臘的《荷馬史詩》以特洛伊戰爭等歷史事實為依據，結合神話傳說，反映了當時希臘社會及希臘人民的生活和斗爭，也具有史書的價值。傳統史學時期，人們普遍將文與史合并去進行討論研究，可以說史學在微末時期與文學是同體共生的。

“文史不分”的傳統一直伴隨著史學的成長，李劍鳴先生言：“文史不分最初并不是史家的自覺選擇，而是史學發軔期的自然特征，到了18、19世紀，才出現了一些有意追求文學性的史家”，“文學派”史學便是之一。文學派史學出現于19世紀的英國，代表人物有愛德華、麥考萊、卡萊爾等人，文學派史學可以讓更多人去認識歷史了解歷史，吉本在其自傳中寫到：“歷史書是讀者最廣泛的一種著作，因為它可以適應吸收能力最強的人，也可以適應吸收能力最弱的人?！边@與當今史學適應范圍現狀有著顯著的區別。當然，文學派史學也因此得到對應的弊端，即歷史的真實性程度占比。許多文學派史學作品，更注重的不是史而是文，對史料運用缺乏嚴謹態度，注重用生動敘事和華麗文辭去對歷史事件歷史人物進行描述，易出現以辭害意的影響，另外文學派史學也更易受到當時所處時代的宗教、政治等外部影響。這里以馬考萊的《英國史》為例，馬考萊稱歷史學乃是哲學和詩意的綜合，“歷史，在它的圓滿理想的境界，至少是一種詩與哲學的合成品”，其將個性與個人情感穿插于敘述中，力圖以豐富的想象力將讀者帶入歷史中。這種寫作方法在效果上無疑是成功的，將《英國史》“寫得勝過少婦們梳妝臺上的時髦小說”，但馬考萊所帶有的疏于考訂，缺乏歷史批判等文學派史學通病，使得其著作又在史學真實性上有所缺失。另外馬考萊認為寫史不在于對過去的事情作論斷，而在于拿過去的事實支持現在的主張，顯然是受到了當時時代的政治影響，其帶著個人的政黨偏見和成見撰寫歷史，他關心的不是歷史真相而是藝術和社會影響，如在描述貧民生活時，馬考萊任意選擇有利史料以偏概全以美化現實，在工廠雇傭童工問題上認為十七世紀那種雇傭童工的做法，在當時是令人難以置信的，但現在被禁止了，這顯然與現在的認知與事實相悖。

若論19世紀，我們還應關注到隨著自然科學精神而誕生的客觀主義史學。其強調對原始材料的運用，嚴格文史界限，要求排除史學家的主觀可能性，從而做到客觀公正的如實直書。以蘭克為代表的客觀主義史學過分的講究宏大敘事，迷信純客觀敘述，將文學與史學分割的越來越遠，限制了史學的發展。至后現代主義史學的出現，文史結合、回歸敘事的趨向才日益發展，但又出現了新的弊端。

后現代主義史學理論的興起，將史學又重新打入了文學陣營，認為史學與文學更接近而非科學。在文史關系的問題上，后現代主義史學與文學派史學的觀點是不同的，文學派主張文史聯合，側重史實的可讀性與敘事性；而后現代主義則認為史學家對史料的取舍，對史實的描述都帶有了史學家個人情感，否認史學的客觀性，認為史學與文學一樣都是想象與創作的產物，甚至還有學者認為歷史是一種詩性的比喻。美國歷史學家伯納德貝林在史學與文學的差異問題上，認為史學家在描述歷史時，需要時刻提醒自己那些過去的事情是確實存在的，并且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在對歷史進行描述時，會出現“創造性時刻”，但這種創造性絕不能滑進未知的領域，這就是歷史寫作與文學寫作的區別之一。有關 “文史不分家”的說法，史景遷指出如將“文”理解為文學，便是指一種判斷或是對待文字的方式；若將其理解為小說，則是指方法，采用這種方法就要撇清與真實的關系。后現代主義者便是以個別史學中存在的文學性等同于小說，來對史學的客觀性與真實性進行抨擊的。

新文化史的出現使得史學研究有了新發展，呈現出開放性與跨學科性的特征。這一史觀認同文學對現實的再現方式，在許多層面也逐漸與文學有更多的一致性，不再糾結文學與史學的虛構與真實問題，反而認為這兩者是在不斷的在交織與協作中，共同進行歷史與現實的再現。有關史學與文學的關系，中國現當代史家也進行過探討研究，這里擇選幾家代表為例。梁啟超先生是較早關注文史關系的學者之一，他強調我們應注意文學作品所蘊含的史學價值，認為不僅是六經可為史料，文賦、筆記、小說都可為史料，因為“做小說者無論馳其冥想至何程度，而一涉筆敘事，總不能脫離其所處之環境”，也就是說即使是進行小說的創作，也會在描述中涉及到作者所生活的環境與時代；錢穆先生更重視文學修養對史學之作用，“諸位要學歷史，首先宜注重文學”；顧頡剛則重視對文學作品的科學分析，比如舊小說中就包含了可靠的社會史料；李大釗以馬克思主義史觀為出發點，對文史關系做了深入的論述，強調了文史之間所存在的貫通性，認為其既相通又有嚴格的區分；郭沫若多結合自己的歷史劇創作來探討文史關系，認為歷史研究既要有抽象思維也要有形象思維，既要尊重史學，以此為基礎對歷史進行藝術化加工，又要重視文學的獨立性與藝術性；翦伯贊先生認為文學作品中有著較之史部諸史更為豐富真實的史料，因文學作品的主觀意識沒有保存史料這一功利性目的的存在而有獨特的真實性；范文瀾先生則論述了文字語言對傳播歷史知識的重要性。此外還有一些關于文史關系的論述，主要集中于文學作品可以彌補史料，史學可以借助于文學性創作等方面。

近兩年，文學界出現一種現象，即文學研究的歷史化，歷史化是指將文學類文本如小說、詩歌、戲劇放置在特定歷史時期某一領域中，進行更加細致的研究工作，即將其歷史語境化，這很符合文史不分家的傳統；但也有學者對此表示反對，反對原因有二，一是認為這種現象是社會歷史批評的回歸，二是認為這樣的做法是對文學性的背叛。但不可否認的是，文學歷史化已經成為當前文學批評和文學研究的趨勢之一。

二.文史分家與文史不分家

錢鐘書先生曾說：“史家追敘真人真事……蓋與小說、院本之臆造人物，虛構境地，不盡同而可相通”，這是指史家研究對象與文學的研究對象其實是具有相通性的。文史互證，只是兩者相通的表層特征，文史相通的深層契合點應是文學和歷史兩者都是人類進行自我認識的方式，所以歷史才會具有文學性，文學也才能對歷史進行表達。學者龍應臺指出文學能讓人看清“白楊樹的倒影”，使“看不見的東西被看見”，文學提醒我們除了岸上的白楊樹外，還有白楊樹的倒影存在；史學則能使人明了自己所處的位置，他認為鑒往知來，認識過去才能預測未來。我們常言一個不知道自己來路的民族就是一個沒有出路的民族，這就必然要求我們找準歷史的方位，而要找準歷史的方位，我們就得回頭去認識過去。我們不可能知道所有前人走過的路，也很難進行完全的復原，但不論多難，對于過去的路都要有所認識，至少有一個追求。

歷史研究以客觀存在為基礎，雖然在研究某些暫時缺乏史料的問題時，也會有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存在，但這種推測不是虛構，也不是幻想，而是有一定史實為基礎的有理推測，如果不是有理的推測，那么就不再是歷史研究，而是歷史小說。文學創作在某一程度上也是真實反映了社會的歷史面貌，雖然文學必不可少地會存在夸張的手法，但這種夸張大部分也來源于生活，而不是憑空捏造。當然，文學與史學肯定是不同的，這是毋庸置疑的，文學的真實與歷史的真實側重點不同，文學真實中充滿著作者的個人感情，對一首古詩進行鑒賞就能分析詩人當時是怎樣的心情，可見古詩中蘊含有詩人個人的濃厚情感。而史學創作，雖也不可避免會存在個人的看法，但是作為一個歷史學家、歷史工作者，會不斷地提醒自己注意史學的客觀性，努力減少或去除這種個人情感，這就反映了文學創作與史學創作的差異性?！拔氖贩旨摇笔菍W術發展專門化系統化的必然現象，史學與文學有著各自的專業規范和治學路徑，因此對待文與史的關系，史學研究者須自覺培養“文史分家”的意識，自覺的去審視文學作品、史學作品中真實與虛幻的存在，正如“盡信書不如無書”，正如米切爾所言：“我們讀自傳就和讀小說一樣，都是在想象中進入他人的生活，從而探索世界和我們自己。我們輕易相信自轉的真實性的幻象，這是自傳有別于小說之處……”，對史籍、傳記等史料中的文學性成分保持警惕，提高歷史研究者個人的甄別能力有利于史學的科學性發展。

文史之間雖說細論之仍具有嚴格的學科界限，文學創作源于生活，但仍以虛構想象為出發點，注重個性，多采用想象、夸張等手法抒發個人強烈情感；而史學研究則以實際為本，最大限度的摒棄個人情感，去接近、還原歷史事實，其中所采用的解釋、描寫、引申都須根據經過嚴格證實的史料，以確保所研究歷史事件的真實性準確性。但這些界限并不妨礙學科之間的交融匯通?！拔氖贩旨摇辈⒉灰馕斗指?，不意味著去排斥其他學科。文史的分家是建立在“文史不分家”的基礎之上的，文學與史學在融合中相互借鑒，在再現現實和歷史實在方面具有根本的統一性。文學與史學有著復雜的交叉情況，史學與文學“不盡同而可相通”，許多文學作品中都包含著可以印證史實的歷史資料，對文學作品中的資料進行挑選驗證，并以此來補充史料，也是治史的一條路徑，如陳寅恪的“以詩證史”；又如《詩經》可以促進西周至春秋的歷史研究。文學有獨特的歷史認識和反映能力，恩格斯曾說他從《人間喜劇》中所學到的東西甚至比從歷史學家那里學到的更多，這側面說明了文學對史學研究所起的作用不應輕視，因此史學家不能完全游離于文學之外，在歷史研究中應當重視運用文學性史料，培養良好的文學修養，這些都是有助于提升史家個人的史學修養和史學作品質量的。

文史不分家的治史傳統則提醒我們要堅持史學自身的研究對象與方法去吸納、融通文學的優點，將有益于史學的發展。有關史學對文學的借鑒，首先是方法借用，即在史學敘事上參考文學語言之藝術，準確把握一詞一句，對詞句進行最為合適的布局；其二是情感借用，即運用文學形象思維之藝術，確保史學作品真實性的前提下，提高可讀性；其三是人文關懷共同主題下不同視角的借用，此可以心理史學為參考。歷史文學就是文史不分家的典型代表，近年來，隨著社會的發展、精神文明的建設、文學藝術的盛開，歷史文學的創作又得到了新的發展平臺，大量的歷史小說、歷史電視被創作出來，豐富了人民的精神生活，也使得更多的人了解祖國的歷史。但這其中也有不足之處需要歷史學家們去補充去完善，因為進行歷史創作的部分人并沒有豐富的史學基礎，對歷史一知半解，有時就利用碎片的歷史存在進行隨意的歷史加工，這種影響是巨大的，甚至可以說會導致歷史虛無主義的出現，使得對歷史不了解的人誤以為這就是真實的歷史。這不能指責人民群眾的知識面，因為大多數嚴謹的史學作品、歷史著作的受眾面都是小于文學作品的，而將歷史蘊含在文學中進行宣傳，則能讓更多的人了解歷史背后的內涵，實為傳播和普及歷史知識的便利渠道。這就需要歷史學家們利用自身的史學素質完善歷史創作市場，積極參與歷史文學創作，對此歷史學家們應當正確對待文學與史學的關系，不可片面的否認歷史文學的創作意義與價值。

文學與史學在不同方面不同層次不同程度的相互借鑒、相互融合。正如漢斯所言：“文學與歷史學曾經同樣是“文壇”的組成部分……文學作為一種手法，也融入了歷史學當中，成為歷史學的一種手法?！苯梃b文學研究工具與方法去進行歷史治學，拓寬史學研究的治學路徑、擴大史學觀察世界的視角，在“文史分家”中推動“文史不分家”，促進歷史學與文學共同科學繁榮發展。

參考文獻

[1]李劍鳴著.歷史學家的修養和技藝.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7.01.

[2]董乃斌主編.文學史學原理研究.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8.06.

[3]葛紅兵著.文學史學.湘潭：湘潭大學出版社，2008.08.

[4]姚永樸著.文學研究法·史學研究法.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2009.05.

[5]章朋.文學與歷史的關系嬗變[J].惠州學院學報，2021，41（1）：58-62，122.

[6]陳明鑒.馬考萊的史學觀點[J].世界歷史，1981（4）：50-55.

[7]徐國利.郭沫若的文史關系理論及其史學實踐與特色[J].安徽大學學報，2021，45（4）：70-77.

[8]王光照.“文史不分家”淺議[J].安徽史學，1996（04）：7+97.

[9]程誠.從后現代視角看文史關系[J].哈爾濱學院學報，2013，34（11）：102-106.

[10]黃文麗.文史融合：翦伯贊治學路徑初探[J].理論學刊，2021（06）：160-1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