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畏的想象：《白鹿原》暴力書寫的再發現

潘志恒　黃行云

內容摘要：《白鹿原》作為新歷史小說代表作，通過對情欲、命運等進行書寫，呈現出豐富深刻的暴力意蘊——它們奉現代之名，以生活的、日常的姿態，在情節藝術層面上更有效率的，也更合理的，規約著小說人物，形成獨特的美學特征，展現歷史對個體造成的深層創傷。在文本意義層面上，使作品意義上升到一個全新高度，體現作者對真善美的呼喚。

關鍵詞：陳忠實 《白鹿原》 暴力書寫 歷史時空

《白鹿原》作為一部“民族秘史”，其細膩深沉的筆觸、可畏的想象，脫離了“歷史＋英雄”的傳統敘述模式，以家族日常世俗經驗描述了近代以降，以中國傳統儒家文化為根基的土地，在各種力量角逐下，發生的血腥悲劇。同時，從民族文化高度，思索鄉村、民族的變遷因由與軌跡沉浮，冷靜呈現宏大敘事下，歷史暴力與個體生命間繁復多姿的互動，奠定了滄桑悲涼的文學基調。

本文所謂的暴力書寫其來有自，“不僅是諸如戰亂、饑荒、瘟疫等歷史變遷所帶來的天災人禍；更體現著現代化進程中，國族的、階級的、身體的意識形態與心理機制，加諸個體的圖騰與禁忌?！盵1]雖然有泛化之弊，卻正如“奧斯維辛之后，詩不再成為可能”——它辯證于歷史與再現歷史、前現代與現代性之間，作為一種意蘊豐富的創作傾向，介入文本敘事中。主要有兩重內涵：第一，顯在書寫層面。如歷史變遷中，“戰亂、革命、饑荒、疫病等所帶來的慘烈后果”[2]直接作用于個體的創傷及主張、實行某些群體性觀念而導致上述內容的書寫；第二，潛在隱性書寫層面。主要有倫理、心理兩層內涵：首先，倫理層面主要指社會主、潛流的倫理禁忌、宗法習俗、意識形態之下，預設、暗含的暴力文化；其次，心理層面則是長期受倫理指涉影響，并與人性原惡所混雜形成的有意無意的心理暴力機制，“由于創傷的不可言說性，由碎片化的創傷記憶構成的見證/證詞，往往超越理性和詮釋的能力”[3]，形成加諸個體的隱秘規訓。以上兩者環環相扣，互為表里。

《白鹿原》的暴力書寫，不僅是小說創作成就和文學價值的集中體現，更點出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農村變遷晦暗不明的歷史盲點，體現了作者對傳統文化的現代反思、人性的理性剖析， 以及對歷史社會命運的深刻認識。這為我們探討不同歷史時空中，文學現代性價值觀獲取與民族品格嬗變提供一個重要研究界面。本文即從顯性、隱形兩個層面，點選典型人物、情節，探討暴力書寫的特點、意義與價值。

一.顯在層面的暴力書寫

縱觀《白鹿原》，可以發現外在自然或社會環境的變幻莫測，導致不同時期群體主流觀念經歷著隨之而來的異動。從而建構歷史時空中，如疾病、饑荒、戰亂等形式導致的外在顯性暴力，讓讀者直面死亡恐懼，觀看他者死亡過程，從而走向對個體生命的深層把握和主體意識的思考，體現作者對民族苦難歷史的悲憫意識。

第一，來源于疾病的暴力。在《白鹿原》中較為標志性的自然災害是病痛、干旱及其帶來的饑荒。小說開篇不久，就對白嘉軒早殤的孩子、妻子及白父在“瞎瞎病”的折磨中死去進行了敘述。作者以一種近乎零度的筆觸，以數量的堆砌和語言的幽默，營造出一種逼近死亡的氛圍，留下強烈的閱讀沖擊，反襯個體如何在自然病痛面前所承受的極致痛苦，及其對抗的無力感。

第二，來源于自然災害的暴力。小說從第十八章開始，用三個章節描寫白鹿原大旱的不同尋常之處。小說寫道，那年的干旱始于春季末，一直持續到中秋節，到處流傳著人吃人的傳說，人們對死亡已經習以為常。白嘉軒的兒媳婦死了，但她的娘家只派了一個親人來參加葬禮，而當他來到時，卻在廚房偷吃東西而忘了來時目的。最后，災難以在鹿三供認自己是殺害田小娥的兇手，期盼已久的雨終于到來而結束。文本描繪的餓殍遍地、尸橫遍野慘烈景象與旱災結束時“整個白鹿村響歡鬧聲，叫聲哭聲咒罵聲一齊拋向天空”，共同營造出嘉年華式的狂歡化敘事效果，將旱災輕描淡寫地掩蓋過去。在自然災害面前，苦難的大眾亦是喋血的大眾，人性的弱點不可避免地表現出來。點面結合的自然暴力書寫消解了主流倫理規范，祛除了歷史崇高的話語外衣，抽離出人性內核。

第三，來源于戰亂的暴力。群體宏觀意義上看，黨派紛爭、家族恩怨、土匪侵掠等群體性暴力直接作用于原住居民，造成個體的傷殘、毀滅。而文本的意義在于，關注戰時場域中文化心理結構的異化和人性的消亡：首先，戰爭暴力帶來文化原鄉的沒落。土匪、軍隊的入侵導致傳統文化美德、淳樸鄉情的鄉土中國在戰爭中被解構，生命個體也在戰爭中萎縮。其次，改變了人物命運。文本中田小娥、白孝文等人的命運軌跡在戰爭書寫中被不斷改寫，作為傳統宗法符號的白嘉軒被打斷腰，預示著儒家文化的退場、傳統倫理的破碎和民族文化內在損傷。

第四，來源于瘟疫的暴力。其中，典型的情節是白嘉軒率眾修筑白塔，消除田小娥“陰魂”帶來的一場“沒有什么能夠佇立其間，以阻擋這種瘋狂”[4]的集權式暴力恐懼。其內部體現著兩層運作機制：第一，是扮演共謀角色的普通百姓。他們對瘟疫的恐懼被白嘉軒、朱先生為代表的統治階層以簡單二分法操縱，變為反對“怪異信仰”的共同體。第二，是起主導角色的統治階層。鄉土宗法勢力以消除“瘟疫”為契機，以倫理權威性、宗教神秘性、大眾敬畏心態為武器，向田小娥的異質性發起猛烈反擊。他們以懲惡、祛魅之名消解其訴求的正當性，維護封建禮教觀念的統治地位，企圖鞏固絕對話語權威，加強對治理轄區內蒙昧大眾的控制。此間，以情欲放縱、受盡屈辱為符號的瘟疫肆虐、宗法禮教的虛偽訓誡、男權傳統對女性的異化，三者混雜為一，呈現出集體內部相互扼殺的悲劇現象。

二.潛在層面的倫理暴力書寫

倫理暴力往往伴隨著宗法習俗、倫理禁忌、意識形態——三者共同搭建的歷史暴力展臺，諸如白靈、黑娃等人的人生軌跡，無不體現著倫理暴力的統攝。倫理暴力將三者融入宏大歷史進程中的微觀社會單位，在放映倫理暴力對個體傷害過程同時，拓展了主流權力觀圖解之外的歷史運轉機制。

第一，作為宗法習俗暴力承受者的孝文、孝武。宗法暴力交匯在祠堂這個“異托邦”空間中，孝武對孝文的鞭笞情節上。當白孝武毫不手軟“刷抽去”時，鄉土宗法倫理對個體情欲放縱、叛逆的規訓——一種行刑狂歡的“劇場向度”，摻雜著大眾病態而復雜的獵奇情感、道德優越感和施虐傾向，封建宗法暴力在群體“看客”的包裹下，瘋狂摧殘著自然親情關系，宣泄著對年輕生命力不可言說的妒恨，成為“砍頭情結”[5]的又一呈現方式。

第二，作為倫理禁忌暴力發出者的鹿子霖。鹿子霖之死仿佛是一則惡之花的寓言，是暴力美學集中呈現的場面之一。他受白鹿兩家明爭暗斗的不甘、縱欲亂倫的刺激、自然病痛等因素影響下死去。其外在污穢形象，隱喻其一生以統治階級的合法名目，為自身辯護開脫，掩蓋道貌岸然下冷酷自私的嘴臉，體現鄉土之惡在現代性轉向中的毀滅路徑。

第三，作為意識形態暴力承受者的白靈、黑娃。

首先，白靈在沉悶的鄉土宗法氛圍中，跳躍于革命與情愛、歷史想象與欲望實踐間，為小s說帶來青春氣息。她豐富著“革命+戀愛”的敘述模式——不僅具有女性啟蒙先聲意識、叛逆意識，更提出了女性逃逸他律生命軌道實踐的可能性，成為近代知識女性反抗封建壓迫的縮影。

然而，歷史的暴力總是無孔不入，人性向善的面向總籠罩在暴力的陰影之下：首先，本應屬于私人領域的情感，被潛藏的政治倫理動員起來，成為主流話語的一種表述方式，一種蘊含集體性建構的訴求。如白靈對鹿氏兄弟的情愛需革命話語包裹以表達。個體微觀的情愛被宏大敘事賦予超量內涵，高度政治化敘事造成了感覺結構異化。這種出于政權合法性建構的媾和式書寫，極易導致女性敘述處于“在而不屬于”的尷尬處境。其次，以跨代抒情敘述呈現其暴烈之死，體現暴力寫實論述的種種情感政治吊詭：第一，在這一現代性闡釋過程中，白靈獲得政治、經濟等社會意義上的翻身同時，還獲得了愛情解放，這無形中使她對“浪漫革命”景觀產生認同，參與建構階級性、群體性政治烏托邦共同體。但在激進的政治運動催化下，其女性意識消融于集體、消融于崇高，為暴力以更隱秘的方式控制。第二，革命內部不同面向所產生的荒謬，只能以主體的毀滅來進行抗爭。第三，個體對美和自由的向往，如同她與鹿兆?！皵S硬幣”的情節，籠罩著叛逆帶來的某種無意識“過失性”色彩。這從一而終地隱喻著人物的宿命，為小說的蒙上一層波希米亞式的反諷帳幕。

其次，黑娃高傲倔強、追求自由的個性使他獨步于等級森嚴沉悶壓抑的封建宗法氛圍。公共層面看，在“風攪雪”運動中，黑娃作為施暴者，打斷白嘉軒脊梁的寓意性描寫，暗示著：第一，新興政治力量的某種單向見證帶來的庸俗社會學處理方式，對暴力的二元對立式理解使他埋下了另一批暴力的種子，模糊了同情與共謀的界限。第二，在小說反復強調儒家傳統美德之下，一種無法泯滅的原始野蠻滋長。顯然，黑娃并沒有做好迎接“革命第二天”的準備，體現著革命初期部分人觀念的不成熟和信念的不堅定，沒有把個人命運同民族和國家前途密切聯系，缺乏鮮明的階級意識和繼續革命的目標，最終只能復歸于墮落與罪惡。

黑娃始終帶有一種原始的生命意識，無法與現代革命相適應，超越了基本社會倫理道德，精神世界的荒蕪使得他陷入一次次危機之中，屈服于命運，并回歸到曾經憎恨的生活模式?？v觀全文，他彷徨于鄉土和革命這兩股精神生殖力之間。他的悲劇與創傷的發生，昭示著：苦難不應等同于施加暴力的合法性，創傷更不應成為凌駕于他人之上的資本。私人層面看，他和田小娥之間的愛恨恩怨，鋪陳一個深受倫理暴力傷害，隱含在傷痕矛盾里的表意系統——一方面想要抹除傷痕，一方面卻又不斷追憶暴力現場。在檢視個體傷痕的同時，受暴的記憶魂兮歸來，以暴制暴的敘事循環于焉成形。

三.潛在層面的心理暴力書寫

心理暴力受歷史、倫理影響，與人性原惡所交雜，導致欲望、意識的異變、扭曲，并以日常的、合理的姿態活躍在文本里，更細膩地揭橥暴力與身體政治間錯綜復雜的論辯。從鹿三殺害田小娥等典型情節中，人性暴力因子顯而易見，體現作者對儒家文化花果飄零、鄉土傳統—現代革命、文明轉型的復雜態度、隱憂與無奈。

第一，鹿三殺害田小娥的暴力書寫。在特定歷史時空中，田小娥仍不得不依靠強勢話語，來抵御外界人為或自然暴力，以保證女性個體的畸形完滿，其悲劇性不言而喻。然而，鹿三秉持一種近乎樸素的正義意識殺害了她，這深層次的暴力擁有著天然的合法性、正當性。深入其間會發現，鹿三殺人動機是浸淫于封建忠君、紅顏禍水思想中，所形成的無意識行為沖動，暗示著底層個體長期受到歷史暴力，已然將意識層面的執行準則轉化為橫越普遍良知的公理，并為群體所認可的最高準則，襲擾著復仇與正義的現代性邏輯。

第二，鹿家先人發家史的暴力書寫。在鹿家家史的敘述中，為實現“掌勺”夢想從而發家，鹿家先人以曖昧的性別身份，遭受既得利益者的蹂躪。當鹿家先人獲得相應資本、地位后，受性暴力扭曲的內心支使他以暴力的方式加倍奉還。作者以同性暴虐的另類書寫，揭示了歷史血脈中，性與社會、國族間的混亂不公和精神閹割造成的焦慮；言說著在社會轉型的廢墟上，本能欲望與禁忌余威的錯綜復雜間，性別反串引起的性別角色錯亂和性別自主權所面臨的威脅。這種具有受內外雙重壓迫特征的獻祭式行為所形成的性別癥結，對中國現代性轉向的表征體系儼然形成威脅，妨礙了欲望的正常生長、流通，與小說敘述者對鹿家難以啟齒的扭曲、斷裂家史及人格預言若合符節。

第三，冷秋月、鹿兆鵬婚姻的暴力書寫。冷秋月原欲的被壓抑與鹿氏兄弟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鹿兆鵬逃離包辦婚姻自然有其合理性，但是，其追求自由戀愛，與弟弟所愛的白靈結合，其對鹿兆海、冷秋月的雙重背叛，看似合乎五四傳統敘事，卻映襯出鹿兆鵬自私虛偽的人性陰暗面。這不得不讓人思考文本所剝離出的如下命題：以鹿兆鵬為代表的保有新知優越感、歧視蒙昧大眾、家庭角色缺位、文化臍帶斷裂的新青年群體，是否能如其所說，在鄉土革命空間中，承擔感時憂國歷史使命的同時，克服自身局限，彌合覺醒理想與現實約束的鴻溝？所謂新知不應是部分知識精英階級的專利乃至新型暴力工具，該如何實現大眾傳播，以應對歷史暴力？革命正當性在歷史洪流中，又該以何種姿態面對原鄉文化？

同樣，對于冷秋月而言，封建守貞倫理、蒙昧傳統的規約與鹿子霖帶有家長權威的情欲相交錯，共同形成一種“全景敞視監獄”，壓抑規訓著冷秋月原欲資源的援引與分配——這種凝視被冷秋月的心理認知結構所框范整合，從而造成她生命最后階段一種瘋癲狀態。同樣，這不啻隱喻著一段缺失斷裂的、無法言說的暴力經驗——它拒絕認識、敘述和符號化，如夢魘般不斷回歸，直接作用于無意識層面，形成重復強制的表征模式，形成其內心深處的創傷經驗，成為一種具有代表性的近代女性文明癥候。

綜上所述，《白鹿原》構筑的歷史展臺，有三種文學意義：

第一，對民族秘史進行發掘、再現。作者在“記史”的掩蓋下，將正史轉化為一種符號，突出民間歷史的本來面目，重構本然存在的記惡想象；實現傳統二元對立的既往歷史敘述模式的超克，具備一種解構歷史、重寫歷史的理性意識。這響應了市場化進程下，人們反思過往歷史，闡釋社會現實與文化狀態的心理渴求。

第二，文體創造意識增強，對小說人物見解獨到。作者注重探索特定歷史時空中的命運與人性，深刻剖析、批判了人性暴力的無情；以現代視野進行再認識，重構個體歷史話語。體現在文本時間和現實時間的復調書寫中，知識分子身份轉換帶來的社會角色和文化功能邊緣化、價值立場與話語體系破碎的焦慮。

第三，著眼于擬構一種具體真實的文化歷史氛圍。小說從更深層次突入歷史現場，發掘現代化轉型的錯綜復雜。呼應了九十年代主流意識形態、文化知識分子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間的復雜態勢。同時，小說帶有作者關于時代人文精神貶值、缺失的思考。文本從哲學高度關注人類生存歷史及生命本源，深層體現作者的危機意識、反思意識—控訴社會與政治的不義，憂心群體的蒙昧與殘酷。

總而言之，當歷史的暴力成為個體日常生活看似正常的一部分，文學所虛構的幽暗而真實的層面才得以鮮活展現：在《白鹿原》這曲悲歌中，暴力的凄風冷雨，交相肆虐這個傷痕累累的歷史展臺。作者跳脫出此消彼長的一般歷史行進規律，書寫大言炎炎之下，蕓蕓眾生的涕泗飄零。小說再現歷史的罪與罰，反射人性的傲慢與偏見，探覓真善美靈根自植的柳暗花明。同時，暴力書寫所產生的一種巨大文本張力，提供了燭照“現在”的有效可行的意義框架，奠定了作品蒼涼悲壯的藝術基調，升華了小說作為“民族秘史”的文學意義。如此可畏，如此獨特，這也許正是《白鹿原》的絕對價值所在。

注 釋

[1]王德威.歷史與怪獸：歷史、暴力、敘事[M].麥田出版社，2011，p5.

[2]同[1].

[3]陶東風.奧斯維辛之后的詩——兼論策蘭與阿多諾的文案[j].《文藝研究》，2020（12）.

[4]孔飛力.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M].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上海三聯書店，2014，p291.

[5]王德威.想象中國的方法：歷史·小說·敘事[M]. 百花文藝出版社，2016，p135-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