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本芭娜娜小說中的家庭解構與建構

南家琳

內容摘要：吉本芭娜娜的文學作品中很多涉及與家庭相關的內容，多表現由死亡帶來的家庭解體及在主體行為選擇后的家庭建構。通過家庭的解構和建構，芭娜娜向我們展現她對家庭及社會問題的多向思考。在《廚房》和《滿月》的家庭敘事中，兩個原始家庭的形態消解，主人公在雙向選擇中彼此靠近，共同體范式在人物關系中確立。他們在相互救贖的過程中形成新的心靈羈絆，進而呈現出最高級的“精神共同體”類型。當新型家庭因死亡被解體，在共同體指涉的情感力量的牽引下，一種理想的主體互動圖景得以呈現。這兩部作品在表達作者內心追求的同時，隱含地為日本后現代社會中的精神困境提供了方案。

關鍵詞：吉本芭娜娜 家庭 解構 建構 共同體

吉本芭娜娜是日本20世紀八九十年代最為著名的女性作家之一。父親吉本隆明是日本著名的文學評論家，芭娜娜自幼受其影響，立志要當一名作家。高中時期的芭娜娜廣泛閱讀文學作品，這為其奠定了之后的文學創作之路。她在大學期間完成的畢業作品《月影》獲得了藝術學部長獎，創作于1988年的小說《廚房》一經出版深受讀者歡迎，成功摘得第六屆“海燕”新人文學獎及泉鏡花文學獎。之后兩三年內出版的《泡沫》（1988）、《哀愁的預感》（1988）、《鶇》（1989）、《甘露》（1994）、《不倫與南美》（2000）等作品同樣受到大眾的喜愛，紛紛登上暢銷榜，奪得多項文學獎。她的作品多刻畫女性人物，描寫女性在家庭和社會中的處境，挖掘其內心世界，向讀者展示女性真切的心靈訴求?！稘M月》是芭娜娜為《廚房》寫的續篇，本文圍繞《廚房》和《滿月》兩部作品，試圖分析家庭解構和建構的過程，探討人物關系中的共同體范式以及精神共同體在這一過程中的最終呈現，以揭示兩部作品的價值和意義。

一.家庭敘事中的雙重解構

家庭是心靈的庇護所，為疲于奔波勞累的人提供精神的補給。文學作品中不乏對家庭的多重探討，關于家庭的話題也始終是芭娜娜作品中著力關注的。與其他有關家庭類型的小說不同，她在作品中并不描寫強烈的家庭矛盾和沖突，反而將目光靜態聚焦于家庭形態的破碎與消解，在輕柔的筆觸下有力地展現家庭解構之后人物的掙扎苦痛與自我救贖。

作者在《廚房》中描寫了兩個人物家庭的第一重解構。主人公櫻井美影在唯一的親人——祖母死后內心孤獨痛苦，精神疲憊而無法安然入睡?！盁o論在什么地方，我都難以入眠。因此，我搬出臥室，不斷在家中尋找更舒適的場所”[1]（P3）。最終她發現在廚房的冰箱旁入睡，心靈可以得到暫時的安寧。廚房是家庭中最有生活氣息的地方，對廚房的依戀也是對完整家庭生活的渴望。在孤獨的困境中，廚房代替人成為了心靈的陪伴，“剩下了我和廚房。這總歸略勝于認為天地間只剩下我孤單一人。委實疲憊不堪的時候，我常常出神地想：什么時候死亡降臨了，我希望是在廚房里結束呼吸”[1]（P3）。廚房對于內心空缺的彌補已然成為美影生活的支撐。作者寥寥幾句將美影親人盡失、孤苦無依的情狀描寫出來，除此之外再沒有提到更多關于家庭破裂的過程，唯一可以明晰的原因就是“死亡”。

父母的早逝和祖父的離去讓曾經的美影承受著巨大的心理悲痛，祖母的死更帶給她難以愈合的創傷。美影感覺自己像是陷入“宇宙黑洞”，在痛苦中迷失而渾渾噩噩、不知所措，同時也感到“痛快淋漓”，“世界如此的廣袤無涯，黑暗如此的深邃……在這以前，我是閉著一只眼睛在看世界啊”[1]（P12-13）。她將之前的生活方式比作閉著一只眼睛，如今孑身一人反倒能用雙目仔細打量世界。這也許是她對自己的揶揄和安慰，亦或是作者自己對傳統家庭的態度和潛在思考，即：脫離原初家庭，拋卻傳統束縛。查爾斯·泰勒在理解黑格爾共同體思想后，提出“共同體被看做是一個生活或主體性的場所，諸個體是那個共同體的諸片段”[2]（P521）。當所謂的家庭共同體因“死亡”而解體時，這個生活性、主體性的場所消失，成員個體也不再是這個共同體的一部分，進而表現為脫離狀態。這不單單是家庭形態上的解構，也是對規束的精神的解構。

親人逝去，葬禮后還面臨著搬家事宜，美影始終處于絕望狀態，而雄一的出現為美影的內心帶來了光明，使她感覺“奇跡悄然而至”。雄一的家庭同樣也不完整：母親早已去世，父親雄司覺得自己不會再喜歡上別人，便通過變性手術成為雄一現在的母親，改名為“惠理子”，開了一家夜店維持家庭生活。對于惠理子的外貌，作者把她描寫得異常美麗，稱她“全身上下洋溢著攝人心魄的生命力的光輝”[1]（P14）。值得關注的是作者對惠理子的人物架構，惠理子從男人變成女人是在雄一母親去世后才做出的選擇。在傳統家庭中，男人是一家之主，對于家庭的存在不可或缺。而在作者筆下，家庭中缺失的女性，甚至要通過以變性的方式來補充，企圖顛覆傳統意義上男性的權威，推翻固有認知，在二元對立中表達自身話語。作者“有意識地通過模糊性別界限來減少男女差異，縮小他們之間的距離，從而達到改變傳統家庭理念的目的”[3]（P227）。因此，惠理子的變性不僅代表著家庭形態的解構，更是一種對傳統固有觀念的解構。

家庭的第二重解構始于《滿月》的首句：“秋末，惠理子死了?！盵1]（P63）作者簡單明了地直接傳達了惠理子的死亡，美影、雄一、惠理子組成的新型家庭以一種毫不加修飾的方式被解體，短促有力地給予了讀者最大的心理沖擊?；堇碜釉谧约旱木瓢杀灰粋€精神不正常的男人用刀刺死，這個事故是第二次家庭解構的直接原因。失去了唯一的親人，雄一無法接受現實，直到入冬才給搬家離開的美影打了電話。美影得知惠理子的死訊，感覺自己像是“被剜去了心頭的肉一樣”萬分悲痛，失魂落魄地走在前往雄一家的路上，內心的力量如被抽空般離自己而去，“父母去世的時候我還是個孩子，而爺爺死的時候，我正在戀愛，然后就輪到了奶奶，我成了孤身一人。但是，與之相比，現在的我感到更加孤獨”[1]（P68-69）。

惠理子的死不僅帶給美影與雄一親人離世的悲哀與苦楚，還將他們置于一種身份確立的彷徨之中。他們不知如何判斷自己與對方的關系，甚至無法面對對方，對于他們之間情感距離的把握，兩人都選擇了逃避。當烹飪課老師讓美影去伊豆出差時，她立刻答應，覺得“眼下，離開東京，離開雄一，暫時遠行，應該是個好主意”[1]（P98）。而雄一也去了知花推薦的山間旅館，暫時離開東京。因此，第二重解構是一種新型家庭模式中秩序的解構，促使內部成員不得不重新思考自我身份及情感定位。

在《廚房》和《滿月》的家庭敘事中，美影和雄一各自原生家庭的破裂是第一次解構，之后組合的新型家庭的再次解體為第二次解構，雙重解構中人物內心經歷著心靈的沖擊與巨大的考驗，形式上是家庭形態的消解，其背后更深層的含義仍值得發現和探討。

二.主導意志下的選擇

亞里士多德曾指出：“人的每種實踐與選擇，都以某種善為目的。在各種目的中有些是從屬性的。主導的目的優越于從屬的目的?！盵4]（P349）在《廚房》和《滿月》中，我們可以看到在新型家庭建構之前美影和雄一雙方的努力，以及在新型家庭解構之后二人在自我救贖中的付出。無論他們做出什么樣的抉擇，都是出自于對對方的善，而這些選擇無疑是在主導意志的帶動和影響下產生的。在社會學家滕尼斯看來，“行動是愿望的表達，‘沒有愿望也就沒有行動。這樣，行動的概念便與意志、愿望的概念聯系起來”[5]（P45）。

美影在原生家庭解體后始終渴望著新的家庭生活，雄一的邀請為之后新型家庭的組建提供了契機。雄一的行為源自于他對自身家庭生活的體驗，源自于他對類似經歷的共感以及內心真誠的善，正是這些最終結合為主導意志，促使他前來邀請美影。雄一和惠理子很少同時在家，雄一白天上課或打工，惠理子夜晚工作，互相給予的陪伴也非常少，正因如此，他們反而期待美影的到來。雄一也表達了他和惠理子的心情：“我和媽媽都盼望著美影你來呢?！盵1]（P7）雄一對美影不稱呼姓氏（櫻井），卻直呼其名（美影），在日式禮儀中，這是一種近距離關系的稱謂方式。雄一有意識地拉近與美影的關系，或者說他本身就已將美影看作是一種經歷相似、心靈相近的朋友，而無意識地表現了出來。在葬禮上，雄一在燒香時看到祖母的遺像，眼淚瞬間流出。他覺得祖母在世時很疼自己，擔心祖母去世后美影的處境艱難，所以主動邀請了美影。因此美影搬來就是雄一和惠理子的期盼與愿望。

在新型家庭的建構中，雄一的邀請是必要條件，美影的選擇才是直接原因。對于自己答應搬去雄一家，她認為：“可能我是著了魔吧?？墒?，他的態度那么‘酷，使我信了他。也如同著魔的人一樣，我眼前的黑暗中出現了一條大道，一條光芒四射的確確實實的光明之路?！盵1]（P7）此時的美影選擇相信雄一的善意，相信眼前光亮的道路和那顆毫無私欲雜念的內心。滕尼斯認為：“共同體之確定意志的總體形式如同語言本身那樣，是自然地形成的，因此在它自身之中就包含了‘共同領會的多種樣式?！盵6]（P98）看似美影毫無理由地答應了雄一，其實在不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新型家庭共同體建構之前，美影已經被雄一的 “冷酷”和 “遺世獨立”所吸引，兩人在以往的見面過程中已經無形地產生了“共同領會”，即產生了滕尼斯所說的“參與另一個人的生活、同他人一同分享幸福和悲傷的傾向”[6]（P96）。

滕尼斯將人的意志分為本質意志和抉擇意志，在他看來，本質意志是一個有機體的心靈結構，其中的情感要素相互關聯且都從屬于心靈整體，它最終指向良知，擁有本質意志的人，其品質中存在著真性情，且行為和目的相一致。[6]（Pxx-xxi）誠然，雄一在自身性情和良知的支配下，以“本質意志”為主導意志，發自于真實的情感，在此驅動下選擇了與善的目的相一致的行為，出發點和回歸點的統一是一種在自然的情感互動中產生的共同融洽，不摻雜任何其他特殊動機，更不存在所謂理性中的利益關系。

美影與雄一的雙向選擇除了兩人之間潛在的“共同領會”，還有一種無形的地緣聯結的驅使?！疤镞吋易〉拇髲B和我家正好隔著一個中央公園。穿過公園，夜色中綠葉綠草的氣息撲面而來。被雨打濕的小路反射著彩虹般的光芒，我吧嗒吧嗒從上面走過”[1]（P9）。兩人的家有著特定的地理關系：由中央公園隔開，互相成對稱構造，需要穿過才能到達另一處。公園中的花草樹木代表著綠色和生機，穿過它也意味著經受生命的洗禮才能到達彼岸，象征著在雄一的家中即將找到未來的希望。美影步行到雄一家證明兩人的家離得并不遠，屬于都市中的“近鄰關系”。在桑德爾看來，“本土共同體”中的一種便是以空間（地理）為基礎的共同體。[7]二人的家庭位置在地理上相近且對稱，美影于公園中穿梭形成了空間上的移動，聯結兩處，從而形成空間意義上都市本土中的共同體，這種地緣的隱性引力也同樣預示著兩人在主導意志下做出的選擇。

雷蒙德·威廉斯指出：“有些小說通過充分顯示直接的關聯，可以達到某種給人深刻印象的社會經驗范圍，這些小說具有某種可認知的共同體?！盵8]（P242）作者通過《廚房》和《滿月》顯示了兩部作品直接的關聯性，呈現了文本語境中家庭得以建構的多方原因及人物在主導意志下做出的選擇，這種建構過程將人物的心理、行為和人際關系表現為“可知狀態”，在指涉后現代社會經驗的作用下創造了這種“可認知的共同體”，在人物彼此的相處中為精神共同體的實現創造可能。

三.精神共同體中的契合

韋伯認為：“無論是個別情況、一般情況還是純粹類型——的取向是基于各方同屬的主觀感情，這種社會關系就可以叫做‘共同體關系?！盵9]（P132）顯然美影和雄一一家人有著相似的家庭經歷，在彼此的接觸中容易產生相近的情感共鳴和內心體驗，這種“同屬的主觀感情”就處于人物的共同體關系中。在心靈層面，滕尼斯則進一步提出“精神共同體”的概念，他認為精神共同體“意味著人們朝著一致的方向、在相同的意義上純粹地相互影響、彼此協調”[6]（P87），是一種屬于人的且最高級的共同體類型。在《廚房》和《滿月》中，新型家庭的解構或建構對精神共同體的形成產生特殊關聯和影響。

精神共同體中的成員必然要經歷個體間的接觸和語言溝通，“沒有深度溝通，就沒有深度共同體”[10]。美影第一次來到雄一家的晚上，雄一主動向美影說起自己的家庭，告訴美影惠理子之前是男性，通過手術變性為女人，成為了自己的“母親”。在美影到來的第一天，雄一就對其說出這種類似于家庭“秘密”的事情，除了他內心真誠，更重要的是他對即將形成的新型家庭組合——共同體的內在性認可。這種內部交流使得與對方共有的情感更多呈現出來，互為呼應，實現共感。相比于雄一的前女友奧野，她與雄一是交往一年的戀人關系，卻對雄一的情況絲毫不了解，準確來說是雄一從沒有想過讓她了解，這也恰好從反面驗證了精神共同體下的共同生活是“親密的、隱秘的、排他性的”[6]（P68）。

美影住下的第二天，她和惠理子一起吃了早飯，惠理子告訴美影：“我是真的希望你在這里愿意待多久就待多久。我相信你是個好孩子，能留下來的話，我會很高興的。而且人在困難的時候，最怕無處安身了。你安心住下吧?！盵1]（P26）美影由此打開了心扉，在心底里感激惠理子給予她的溫暖。當她回憶起祖母去世前自己內心的空虛和孤獨，因害怕祖母離去而對死亡產生恐懼，她立刻想到“大概雄一也是如此吧”。這種想法給予美影精神上的共振，也理解了雄一和自己產生共鳴的原因。

“彼此的需求和依賴不是出于異性的吸引和互補，而是源于共同的感受，對異性的思慕被淡化到了極致”[3]（P228）。這種來自于異性感情之外的“共同的感受”可以說是精神共同體中最普遍的特征。美影在見過宗太郎之后，知道因為自己，雄一和女友分手了。在兩人當天晚上的談話中美影兩次提及這件事，雄一對話題不自然的回避讓美影知道了他心中有著“無限的悲傷”。美影并沒有對雄一產生戀情，但是心里自然而然產生的共同感受使自己的內心向他無限靠近。雄一對自己的關愛幫助及體貼讓美影發自真心感謝，同時清晰地感受到“現在終于可以觸摸到他了。在這里同住了近一個月，這是我第一次觸及他的內心”[1]（P42）。

“在共同體中，我們相互都是很了解的……我們都不希望對方遭遇厄運，我們會相互祝福，我們相互依靠，相互幫助，相互信任”[11]（P104）。這是鮑曼描繪的值得憧憬的共同體式樣，而這種美好的共同體圖景在作品中得以呈現?！稄N房》的后半部分中，美影在沙發上做了一場夢，夢境中雄一告訴美影：“最能明白你心情的，恐怕也得算是我了?！銢]有親人可以去傾訴苦悶，所以我才代為照顧你?！盵1]（P54）二人醒來在廚房相遇，發現彼此做的竟是同一個夢。這是現實與夢境的交織，亦真亦假，是兩人心意相通的表現。作者借助夢境使雄一將深藏在心里的話吐露出來，越過現實而最大力度地傳遞出這些話語的力量，也最充分地將雄一對美影的擔心、友善和理解表現出來，使得二人在建構新型家庭的過程中于精神層面達到同一。

惠理子死后，雄一無法接受殘酷的現實，很久之后才給美影打了電話?；堇碜拥碾x去讓二人處于同樣的境遇中，美影深知自己當時失去祖母時的痛苦，十分理解雄一現在經受的折磨，況且這對她來說同樣也是一次巨大的打擊——“兩次”變成孤兒。依據鮑曼的觀點，共同體中雙方的理解是“內在于本體而存在的，是‘自然而然產生的，不是經過艱難的談判和妥協的產物；共同體依賴的這種理解，先于所有的一致和分歧，是一種‘相互的、聯結在一起的情感”[12]（P28）。對于雄一，美影產生的這種相互聯結的同一之感便包含在自然而然產生的理解當中，而這種聯結在一起的情感反過來也維系了精神共同體的持續，使它免遭破壞，即使三人組成的新型家庭被解構，精神共同體也能夠不受其影響而得以保持。

桑德爾認為一個共同體中的成員都有情感和欲望，而這些情感和欲望不盡相同，“在各不相同的人的情感與欲望之中，會有一種和他人聯合并推進共同體目的的欲望，即相互友愛的情感與欲望”[13]。美影去伊豆出差，晚上在餐館點了豬排蓋澆飯，同時撥通了雄一所在旅館的電話。美影在某個瞬間產生了強烈的感覺：“我們倆的心在被死亡圍困的黯黑中，正沿著一個緩緩的彎路，緊緊相依、彼此扶著前行。然而，一旦繞過坡去，就會各奔東西?！盵1]（P42）美影和雄一在相似的境遇中體味著同樣的艱辛和困苦，一直以來他們相互靠近又相互鼓勵、相互扶持。然而即使相隔兩方，即使各自有不同的想法和抉擇，他們最終也會按照“定好的道路”前行，即精神共同體自然地賦予他們一種相同的“情感和欲望”而最終指向“相互友愛”——這是不受現實距離約束的心靈契合。在品嘗到蓋澆飯的美味后，美影隨即再點了一份，跨過黑夜和距離送到了雄一身邊。他們越過彼此內心的溝壑，在最疲憊的時候沒有放任消極情緒，在無形之中擁有“推進共同體目的的欲望”，在竭力避免即將到來的悲哀中選擇去追尋。

解構的意義并非否定，而是在于肯定后的建構?！稄N房》中建構新家庭的過程是三人在殘酷的生活中尋找希望的過程，也是存在于他們之間的精神共同體形成的過程?！稘M月》中雖然解構了三人的“家庭”，最后也沒有描寫失去惠理子的二人是否會再次建構家庭，但是經歷磨難后的他們互相拯救，在行為和選擇中決定內心走向，始終保持著精神共同體中的心靈契合。而二人之間未來是否會有新的家庭建構，作者以一種開放式的結尾任由讀者想象。無論解構后的家庭是否得以建構，都不能忽視在追尋形成或維持精神共同體過程中的努力，這種努力本身就是一種建構。

日本進入后現代社會之后，經濟高度增長，社會中的個人化趨勢增強，同時極端個人主義盛行，原有觀念解體而新的價值觀尚未建立，在這種情況下人們精神緊張空虛，內心充滿孤獨。吉本芭娜娜敏銳地捕捉到這一點，她看到了日本社會在后現代轉型中普遍存在的“后現代性焦慮”，通過自己的作品，呈現流動狀態的社會縮影，突出社會中的普遍心理，試圖“在工業主義邏輯和騷動的都市生活中尋求穩固的‘阿基米德點”[14]來緩解精神世界中的不安。無可置疑，《廚房》和《滿月》便是作者做出的努力和探索——通過家庭的解構和建構，反射社會中的家庭現狀，創造一種超越普通人際關系的共同體范式，進而以精神共同體的表現形式為大眾心理謀求出路和對策。在這兩部作品中，從精神共同體的形成及延續角度看，家庭解構是必經過程，而家庭建構是有力條件，卻未必是必然階段。無論家庭形態發生什么樣的改變，只有在集體內部形成聯合，達到精神共同體上的同一，才能獲得心靈的歸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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