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對“五四”啟蒙傳統的堅守與疏離

汪昕菲　謝雨晴

內容摘要：“五四”啟蒙傳統影響深遠，沈從文對啟蒙傳統的復雜態度已被學者們廣泛地關注，但從《長河》這部具有代表性的長篇小說入手，對沈從文進行思想價值上的分析還存在進一步研究的空間。沈從文在《長河》中對啟蒙者和被啟蒙者形象的解構和重建可以體現出其對于“五四”啟蒙傳統既堅守，又疏離的復雜態度，這種態度產生的原因與沈從文的生長環境、時局變化、“五四”余波的感召和魯迅的影響都是密不可分的。

關鍵詞：沈從文 五四 啟蒙 《長河》

按照康德等西方啟蒙思想家的看法，啟蒙是人類文化共同經歷的階段，是人類自身獲得進步和解放的重要途徑。西方文化語境下的“啟蒙”一詞是指人對“光明”的自我尋找，是一種“自覺”。中國近代啟蒙的目的是“救國”于水火之中，救國先“立人”，既是“立人”，依中國的“教化”傳統，當然得有如“圣人”般的人出現，早先是孔子和他的“仁”，現在則是需要擁有救國方案的人來“教”，先覺者的角色必然由最先接觸外國新思想的青年學子來承擔，如魯迅筆下的“涓生”、“孤獨者”，瞿秋白《餓鄉紀程》、《赤都心史》中追慕光明的“尋路人”，郁達夫小說中感傷、苦悶、落寞的“零余者”，蔣光慈小說中消溶自我、加盟大眾的“革命者”……啟蒙者的身份定位幾乎默認是精英知識分子。

在“啟蒙”語境中，與“啟蒙者”相對立的是另一組“愚者”形象，即“被啟蒙者”。新文化運動時期，以魯迅為代表的主流作家將目光投注到因襲守舊、封建勢力強大的鄉村，以“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復雜心態寫鄉村的黑暗閉塞、農民的麻木愚昧，以期揭出病痛，引起療救的注意，喚起啟蒙的感召，于是，阿Q、祥林嫂、孔乙己等“被啟蒙者”的角色被創造出來，在他們身上，國民的劣根性、奴性、狹隘性展露無遺，他們是“啟蒙者”解救、說教的對象。

一.沈從文對“五四”啟蒙傳統的接受與轉化

沈從文在文學創作中關乎啟蒙的敘述卻是另一番模樣，隨“啟蒙”到來的一些新事物，如國外留學生﹑新派人物、女學生等，在沈從文筆下總是那么不和諧。如《蕭蕭》中“女學生”的時代意義在鄉下人的戲謔中被空置，《知識》中對國外留學生的“知識”的消解，《長河》中對受現代教育的男女青年的諷刺。在《長河》中，沈從文刻畫了兩類人物形象：現代的知識分子和傳統的平民百姓，按照傳統啟蒙話語中人物角色的分類，他們在身份上可以歸為“啟蒙者”和“被啟蒙者”，但沈從文通過自己的現實親歷經驗，描繪了這兩類人不同的生存狀態，開辟了不同于傳統精英知識分子的另一視角，打破了對于“啟蒙者”和“被啟蒙者”認識的刻板印象，消融了兩種角色之間涇渭分明的界限，有著極高的價值。

（一）“啟蒙者”的解構

沈從文在《長河》中，以生活在湘西辰河兩岸的平民視角來重新審視所謂受了“新式教育”的青年們，解構了五四以來啟蒙的主導力量——作為精英知識分子的神圣神話，顛覆了自上而下的啟蒙姿態。

1.男性青年的“革命”

婚戀問題在五四時期備受關注，反抗傳統包辦婚姻、提倡自由戀愛是受到五四風氣感召下的新青年們的重要主張，《長河》的第一章《人與地》提到，大多受過新式教育的男青年多半要在婚姻上和長輩發生爭執，但婚姻大事上的“革命”不出下面兩個公式：兒子要么執意娶省里來的女教員，要么不討厭包辦婚姻。五四時期提倡的人性解放、追求自由的婚戀自主，在大眾中傳播開來后，自由精神和反抗意識都窄化、簡單化了，受教育的青年們只把和“摩登”女教員結婚當作趕時髦，和渴望愛情、追求婚戀自主無關，在這一戲謔的口吻下，啟蒙的嚴肅性和神圣性被完全消解。

沈從文也提及一些新式青年的社會革命，他們做代表，辦學會，在報紙上發火氣極大、似通非通的議論，可他們的結果或逃亡外省去，不再回鄉；若來不及逃亡，總不免流淚流血?！堕L河》中寫到他們社會革命最大的意義，便是促進人事上的新陳代謝，老的小的一道重歸于土。這樣的無用功和白白流血的結局，就是大多數“社會革命”的青年們普遍的命運。

《長河》里有名有姓的人物中，唯一受過“現代”教育的是保安隊長，他在省里中學念過書，自詡為見過世面的人，然而骨子里滲出的是虛偽和銅臭。他欲利用橘子林謀私利，趾高氣揚，威風八面，對橘林主人滕長順連哄帶嚇，卻不打自招露出險惡用心，活脫脫像一個丑角兒唱著滑稽戲。后來又看中了滕長順靈動的小女兒夭夭，百般挑逗調戲，企圖霸占。在這個受過“現代”教育的保安隊長身上，絲毫不見“啟蒙”的智慧，只有腐敗潰爛的靈魂、扭曲變形了的人性。

2.女性青年的“獨立”

在沈從文筆下，這一時期的女青年們也分以下幾種：已許過婚的，回家不久必即向長輩提出離婚，她們的生活出路是到縣學校去做教員，婚姻出路是嫁給公務員、黨部委員或學校同事。不結婚的女青年則自詡“抱獨身主義”，卻照例享用家里的生活費，如果畢業前與同學戀愛，一同居，除卻跟家中要錢，就再也不會回來了。其中書讀得很好、又有思想、又有幻想的女青年，十八歲左右向江西跑去，在當地人看來是失蹤了。前幾種女性根本算不上“獨立”，她們打著自由獨立的旗號，實則要么依附丈夫，要么依仗家庭，和傳統女性并無多大區別，最后一種是有著真正獨立思想的女青年，然而這種失蹤的人“照例對鄉下那個多數是并無意義的，不曾發生何等影響”，她們并沒有在普通民眾的生活里掀起任何波瀾，或是起到思想啟迪的功用。

綜上所述，《長河》中不管是社會上的男女青年群像，還是故事中具體的受過“現代”教育的人物，要么仍然保守殘缺，繼續回到當地過著傳統世俗的生活，甚至以高人一等的姿態欺壓當地村民，和“啟蒙者”毫無瓜葛；偶爾就算有些進步的青年，但由于當地的守舊勢力強大，只能白白喪生或往外逃亡，這些人不曾引起當地民眾的注意、更毫無思想啟蒙的價值，沈從文在《長河》中徹底解構了五四時期知識分子的啟蒙神話，殘忍地揭示出世俗生活中“啟蒙”的失落。

（二）“被啟蒙者”的重建

另一方面，沈從文挖掘出鄉下人身上的美好品性，塑造出另類的“被啟蒙者”形象，他在夭夭、滕長順、老水手、會長、三黑子等富有生氣的勞動人民身上傾注了自己全部的摯愛，以贊美的筆調去寫他們對湘西民族勤勞善良、熱情質樸的傳統美德的承襲，在風云變動之時的鎮定從容、勇敢無畏及對未來美好生活的憧憬。

老水手命運多舛但始終抱有旺盛的生命力，有一顆童心，熱切關注“新生活”到來，時時為地方未來小兒女輩的命運擔憂，有著知恩圖報的品德和樸素的正義感。夭夭和她的哥哥三黑子是新成長起來的小兒女輩的典型，活潑的女孩夭夭同無數受到自然滋養的美麗少女們一樣，天性中自然流溢著靈秀之氣。面對保安隊長不懷好意的放肆挑逗調笑時，夭夭很快看穿保安隊長的真實意圖，但她并沒有陷入驚恐慌亂之中，反而不慌不忙、鎮定自若，視若無睹。三黑子是一個強健結實、剛正耿直的青年，不甘心忍受這些特權勢力的盤剝勒索，體現出敢于抗爭、寧折不屈的精神，并萌生了采取暴力武裝鏟除不平的革命思想，雖然仍然不成熟，帶有自發、起步的性質，卻譜寫了《長河》之歌的最高亢的旋律。沈從文還飽滿感情地描寫當地人勤勞肯干的美好品質，寫“水上人”與陸地上的人是如何辛勤地勞動，那些在都市人眼中笨拙落后的工作方式，在心系故土的沈從文平靜的敘述中，卻有著一種難得的淡泊從容，體現出對中華民族世世代代勤勤懇懇的生存、勞作方式的敬重。

沈從文從來無意寫傳統鄉村的落后和破敗，《長河》中也根本找不出所謂需要“被啟蒙”的對象。他重建了湘西村民的形象：富有蓬勃的生命力、踏實肯干而又堅強昂揚，絕不是像阿Q那樣自尊自大又自輕自賤，愚昧麻木?！堕L河》流露出沈從文對于未來民族生存發展的探索和對民族傳統價值的反思。

（三）對“五四”啟蒙傳統的堅守與疏離

五四時期文學作品中的“啟蒙”無一不是“啟蒙者”自上而下對“被啟蒙者”的引導，“啟蒙者”和“被啟蒙者”是相對立的兩類群體，沈從文在《長河》中刻畫人物形象時也自覺分為兩類，一類是繼續著傳統勞動方式，持有傳統生存觀念的農村百姓，另一類是受過現代教育的讀書人，他們“給鄉下人無數新奇的傳說、嶄新的神話”。沈從文用相當多的篇幅寫兩類人之間的差異、隔膜與沖突，體現出對五四時期人物刻畫模式的繼承。

沈從文在描摹受新式教育和五四思潮感召的青年時，首先仍是把他們當做啟蒙者來認可的，提及他們不同于鄉下人的做代表，辦學會，登報刊等舉動給鄉下帶來的影響和沖擊，這種認可也是對啟蒙傳統的堅守。另一方面，沉重的社會現實又引發沈從文深刻的反思，讓他以一種消解的方式、解構的姿態來重新審視這些所謂“知識分子”，他們真的能承擔起啟蒙救亡的任務嗎？《長河》中給出的答案是否定的，沈從文寫了這些青年半途而廢的啟蒙之路、不徹底的革命、虛偽的獨立，最終回歸傳統角色的歸宿，甚至欺壓村民的可恥行徑，殘忍地揭示出世俗生活中“啟蒙”的失落，流露出對“五四”啟蒙神話的疏離態度。

“五四”鄉土文學中的“被啟蒙者”往往是受盡了舊社會的迫害而不自知，需要被解救的對象，如愚昧麻木的阿Q、可憐悲苦的祥林嫂等，但沈從文筆下，生活在辰河兩岸生活的鄉村百姓形象被重建，他們的勞作樸實而從容、品性正直善良，生活健康活潑，根本無需“啟蒙”。五四時期的“啟蒙者”與“被啟蒙者”的關系被徹底消解，“啟蒙者”對“被啟蒙者”的“啟蒙”也就無從談起。

綜上，沈從文在《長河》中對五四啟蒙傳統的態度有堅守又有疏離，堅守表現為他仍然認可“啟蒙者”和“被啟蒙者”的劃分，對“啟蒙者”仍抱有無限的期待，疏離主要體現在他否定沒有現實依據地、直接將知識分子和平民大眾兩類人物盲目歸為“啟蒙者”和“被啟蒙者”的范疇之中，同時對傳統的“被啟蒙者”角色提出質疑。

二.沈從文復雜立場的原因探析

沈從文對“五四”啟蒙傳統復雜態度的原因也是相當復雜的，可歸結為沈從文的生長環境、時局變化和“五四”余波及魯迅的影響。

（一）沈從文生長環境的影響

沅水的熏陶和湘西獨特的民俗風情孕育了沈從文獨特的審美情懷，他在《我的寫作與水的關系》中說：“我學會用小小腦子去思索一切，全虧得是水，我對于宇宙認識得深一點，也虧得是水”①，“我倘若還有什么成就，我常想，教給我思索人了，教給我體念人生，教給我智慧同品德，不是某一個人，卻實實在在是這一條河?！雹?923年沈從文離開湘西前往北京追尋他的作家夢，不料卻處處受挫，遇到升學失敗、投稿碰壁、經濟困難等困難，物欲橫流的都市也令他失望，而湘西原始淳樸、自然自在的生命形式則成為美好的回憶，加之沈從文童年時期便與山水親近，少年時期又有長達五年的土著行伍經歷，這使他很自然地把湘西民間世界作為作品的主要題材，抒發對于湘西人事的種種情感，表現質樸美好的人性。

（二）時局變化的影響

抗日戰爭的全面爆發以及湘西日漸墮落的現實處境促使沈從文重新審視湘西。1937年沈從文為了躲避戰亂動身南下，于冬天再次返回湘西，并在沅水居住約四個月。沈從文在《<長河>題記》中寫到：“住處恰處水陸沖要，耳目見聞復多，湘西在戰爭發展中的種種變遷，以及地方問題如何由混亂中除舊布新，漸上軌道，依舊存在一些問題，我都有機會知道得清清楚楚。還有那個無可克服的根本弱點，問題何在，我也完全明白?！雹蹜馉帉鹘y的侵襲和人與人關系的變動使沈從文更加關注人事，對湘西社會歷史和現實的變遷有了更深刻的思考。表現在《長河》中，便是現實因素的增加，如保安隊隊長、師爺等政治強權的盤剝、“新生活”運動帶來的恐慌。沈從文一方面仍肯定湘西人情的溫厚與善良，另一方面也更擔憂各種外部勢力對美好人性的破壞，在兩種思想的糾纏與矛盾當中，沈從文既感到“心中不免痛苦”，特意在文中“加上一點兒牧歌的情趣”，又希望能夠將“向上理想”移植到年輕生命中，增加一點兒“克服困難的勇氣和信心”④。

（三）“五四”余波的感召和魯迅的影響

沈從文雖然沒有直接參與五四運動，但深受其影響，起初便是在五四運動的余波的影響下離開了湘西。沈從文在《沈從文小說選集》的題記中自述，自己當初從湘西遠赴北京走上文學之路，就是因為自己受到了“相去遙遠、另一時代另外一些人的成就的鼓勵”，“加之由魯迅先生起始以鄉村回憶做題材的小說正受廣大讀者歡迎，我的學習用筆，因之獲得不少勇氣和信心”⑤。早在1930年，沈從文就在《論中國小說創作》中表達了對魯迅《故鄉》《社戲》的崇拜，認為其“給年青人展覽一幅幅鄉村的風景畫在眼前，使各人皆從自己回想中去印證”，這些作品給了讀者“精神的糧食”，“魯迅因此成功了”⑥。他也曾撰寫《五四》《紀念五四》《五四和五四人》等文章表達他對五四的紀念。正如凌宇所說，“肇始于魯迅的啟蒙傳統，成為中國文學現代性的主要標志之一，無論是對下層勞動者勤勞、善良、淳樸諸品德的肯定與張揚，還是對普遍見于下層勞動者身上的愚昧、落后的精神狀態的解剖，沈從文的作品與魯迅的小說取同一方向?！雹哂纱丝梢?，沈從文不是五四的旁觀者，而是真正的“五四人”，他用“一種美和愛的新的宗教，來煽起更年青一輩做人的熱忱，激發其生命的抽象搜尋，對人類明日未來向上合理的一切設計，都能產生一種崇高莊嚴感情”⑧，進而實現重造國家和民族的理想。因此在《長河》當中我們不難看到沈從文從道德和人性的角度對國民性問題的另一種面相的思考，以及對國家民族發展道路的反思。

沈從文是中國現代文壇上較為獨特的個體，他對“五四”啟蒙傳統的態度是相當復雜的，其特殊的人生經歷以及時代的變動使得他在不同的人生階段具有不同的思想傾向，本文選取他的經典長篇小說《長河》，從其創作生涯的橫截面入手，分析他對啟蒙傳統的堅守和疏離，有助于我們進一步了解沈從文的創作思想，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和意義。

注 釋

①沈從文：《文學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34頁。

②沈從文：《湘行散記》，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19年版，第215頁。

③沈從文：《長河》，江蘇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6頁。

④沈從文：《長河》，江蘇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6頁。

⑤沈從文：《沈從文小說選（第一集）》，凌宇編，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3頁。

⑥沈從文：《論中國小說創作》，載于《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讀本》，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17年8月版，第191頁。

⑦凌宇：《沈從文創作的思想價值論》，載于《沈從文評說八十年》，中國華僑出版社，2004年版，第360頁。

⑧沈從文：《美與愛》，《沈從文全集》卷17，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第36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