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詩歌中燈燭意象的內轉性

鄭麗慧

內容摘要：杜甫自宋朝中后期以來就負有“詩圣”的美名。古往今來，世人為他忠君報國的政治理想和憂國憂民的道德情操所動容。天寶六年至寶應二年，杜甫困居長安，后又遭遇陷賊為官。這十四年是他的關注點從上到下的時期，是他的思想從“致君堯舜上”到“窮年憂黎元”變化的時期。本文不將目光聚焦到他這一時期思想表現的人民性上，而是通過“燈燭”這一意象看到他這一時期思想的內轉性。這一時期，杜甫的思想表現出崇高的特點也體現出普通人對人情溫暖的向往，這絕不是杜甫這一時期思想的割裂，而是他的儒家意識形態和詩歌的審美話語融合影響下對人性美的希冀。

關鍵詞：杜甫詩歌 燈燭 意象 內轉

天寶六年到寶應二年，是杜甫困居長安求仕至安史之亂初期的一直以來被學者認為是杜甫思想轉變的關鍵時期，大多數學者通常認為在這一時期，杜甫的思想從個體走向群體，融合個體生命與歷史生命，他在政治失意中走向更為開闊的精神世界。并且杜詩的時間融合了歷史，杜詩的空間從狹隘的朝堂走向廣闊的底層社會。不過在這一時期，杜甫仍有一部分作品表現出不同于這一時期整體上的特點，如《羌村三首》、《贈衛八處士》等作品表現出杜甫這一階段思想的內轉性，他在詩作中流露出對自己年華流失命運坎坷的感傷、與友人相遇的相惜、家人相聚的珍惜、人間溫暖的感激等細小的個人情感。從困居長安大量的干謁詩到戰亂逃亡、陷賊為官的部分抒發個人情感的詩作中都出現了“燈燭”的意象，在“燈燭”意象的觀照下，我們看到了杜甫不只有“圣人”的一面也有一個生活在安史之亂時期困窘的普通人的一面。本文將以“燈燭”意象來參照自天寶六年到寶應二年時期杜甫部分詩歌具有的普通人情感的共鳴性特點和其中表現對人性美的希冀情感。

一.燈燭意象的特點

中國較為成熟的燈具最早出現在春秋時期，先民們把蠟與脂肪一類的東西涂抹在樹葉上，把涂抹好的樹葉捆扎在一起，做成照明用的火把。[1]《楚辭·招魂·第九》中記載“蘭膏明燭，華鐙錯些”，《說文解字》也記載：“燭，庭燎火也”，這些無不說明燈燭的誕生有著悠久的歷史。但在漢魏時期前，燈燭只是作為物象而不是意象出現在前代的文學作品中。漢魏時期是文學走向自覺的時期，燈燭物象在這一時期和詩人的主觀情感融合，漸漸地從物象走向意象?！豆旁娛攀住ど瓴粷M百》“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游！”中“燭”就不僅僅是物象，秉燭游有及時行樂之意。

隋唐時期，生產力快速發展，燈燭也逐漸進入普通人的家中，燈燭意象開始被詩人們大量使用，在全唐詩中共有1255處寫燈燭。孟浩然的“就枕滅明燭”的漁船明燈，李商隱的“何當共剪西窗燭”的夜雨殘燈，杜牧“銀燭秋光冷畫屏”的孤清宮燭等，以上所舉例的燈燭意象很明顯和詩人的主觀情緒向融合，在一定程度上燈燭意象總能使詩人們抒發個人的情感，黑夜、單人、燈燭，這些要素的匯聚，總會使詩人們想到在外漂泊的自己、遠方的家人、難酬的壯志、難見的朋友。黑夜，詩人與燈距離越近，越靠近光，就會愈發思念遙遠的人和事，物理距離的靠近緩解不了詩人內心的孤獨，心理距離在不斷被詩人放大，詩人的思緒也會從宏偉壯大的外物感觀走向個人私密的體驗感受。劉勰《文心雕龍·神思》篇記載：“是以陶鈞文思，貴在虛靜，疏瀹五藏，澡雪精神；積學以儲 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馴致以懌辭；然后使玄解之宰，尋聲律而定墨；獨照之匠，窺意象而運斤：此蓋馭文之首術，謀篇之大端?！币庀笤谖恼轮杏兄匾淖饔?，在心中得見意象后而運斤，胸有成竹才能文質俱出。美國詩人龐德在《兆牛辣意象主義者的幾個“不”》中認為：“意象是一剎那間思想和感情的復合體?！蓖瑫r，物象能較好地適應辭令表達的需要[2]，燈燭物象具有隱喻的特點，提起燈燭物象，讀者在潛意識中會將想到燭花時聯想到淚珠。P·E·威爾賴特在《原型性的象征》中指出：“在所有的原型性象征中，也許沒有一個會比作為心理和精神品質的‘光更為普及?！比祟惐揪陀汹吂獾囊庾R，燈燭會被詩人有意識地運用表達心理流露。故意象本就有抒發詩人內心個人情感的傾向，燈燭這一意象具有隱喻特點使詩歌有從外物走向私密個人的傾向無疑能更好地觀照詩作中所流露詩人的情感流露和文人思深。杜甫《酬孟云卿》：“樂極傷頭白，更深愛燭紅”，也說明漫漫黑夜，游子獨坐，白頭燭影，人心中無法不有一點私人情緒，故本文選用“燈燭”意象觀照杜甫詩在天寶六年至寶應二年表現的杜甫思緒的內轉特點。

二.困居長安期間燈燭意象中內轉變化

天寶六年，正直壯年的杜甫并沒有聽從李白的勸告，抱著“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奉儒守官的理想抱負到了長安，李林甫“野無遺賢”的權謀一下子擊垮了他通過科舉為官的道路信念，“葵霍傾太陽，物性固難奪”的政治理想使他走向了干謁從官的道路，在這一時期他創作了大量的干謁詩，干謁詩自天寶六年到天寶十六年則現頌美到自訴的變化，這種變化是杜甫的儒家理想的變化和視野的下沉的體現。

詩人在干謁時不免進入長安高門大族的宴會中，夜宴是長安文化中不可或缺的，有夜宴就有燭光，有燈。這里的燈光既表現了高門大戶的財力又表現了時間的不斷的流逝，多是外指性的，詩人的情感我們始終是隔了一層并不看得清楚。公元746年至公元751年，詩人的重心多在歌頌豪門大族，而把抒發自己的情感部分壓縮，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詩人逐漸認清的腐朽的長安社會，找到了真正的自己，發出了自己的聲音。

《夜宴左氏莊》“檢書燒燭短，看劍引杯長”中的燭短，暗示了檢書的時間之長和時間的不斷流逝?！抖盼徽貧q》“盍簪喧櫪馬，列炬散林鴉?！辟e客友人馬兒喧囂，燈火驚散了寒鴉，詩人不由得想到自己已經四十歲了，卻功業未就。燈驚了烏鴉，也引發了詩人對自己身世前途是思考。這一特點在《陪鄭廣文游何將軍山林十首其十》“自笑燈前舞，誰憐醉后歌？”中也表現出一定的相似性，燈光照亮了宴會上舞女的窈窕身姿，但也映襯了燈光熄滅后的“殘杯與冷炙”，詩人明明以干謁為恥，卻不得不為的“到處潛心悲”私人情緒也愈加凸顯。燈前越是輝煌，燈后也是悲涼，燈分割出來兩個世界，這里已經隱隱暗含詩人的批判。這與他之前的《贈特進汝陽王二十二韻》“樽晷臨極浦，鳧雁宿張燈”中燈只為表達汝陽王家宅之豪完全不同?！督裣π小分小敖裣蜗q云徂，更長燭明不可孤”中燭火越漫長，詩人就越孤獨，詩人不再同質化地寫干謁對象的燭寫其家宅寫其家世傳承，而是真正我手寫我情。[3]《醉時歌》“清夜沉沉動春酌，燈前細雨檐花落”，夜沉燭花落暗示詩人的孤獨、苦悶，聯系下句“但覺高歌有鬼神，焉知餓死填溝壑？”詩人不顧其他只管抒發自己的苦悶，詩情再也無法被抑制了。

這種從頌美到自訴的變化在《贈韋左丞丈濟》、《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也有體現，前者詩人把重心都放到頌美，先是歌頌干謁對象的才華品德，然后說明自己現在困窘的處境，最后才點明希望援引的希冀，四聯都在歌頌韋濟，后四聯表明自己的落魄，失去了剛開始在《河南韋尹》將自己自比揚雄等人的自信，不過這種自信在《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中找了回來，詩人改用五古，請丈人靜聽自己的比肩揚雄、曹植的才華、嘗盡殘杯冷炙的悲涼和一腔熱血抱負，只在末尾向韋丈人表示真摯的感謝，“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訓？”的末句一掃沉疴，盛唐自信高揚的精神面貌令人精神一震。

從干謁詩中燈燭意象的轉變，我們看到杜甫個人精神的自訴，“致君堯舜上”的政治抱負使他不得不干謁求官來實現自己的儒家理想，困居長安的幾年現實經歷告訴他在黑暗的長安社會，他能做的不過是一個小吏，連獨善其身都做不到，如何挽救不了大廈將傾的盛唐，但杜甫的偉大就在與儒家權利形態的似連非連，他清楚明白自己仕既不成的現實，卻無法割舍，故“隱又不遂，百折千回”，而就在曲折中縫隙中高歌已悲，獨有一番魅力。[4]

三.安史之亂初期燈燭意象的個人內轉

公元755年十一月，安祿山起兵范陽，長達八年的安史之亂暴發了，杜甫的逃亡和被擄生涯正式開始。公元755年十二月，此時的杜甫正在歸家探親，但突如其來的人禍打亂了他的計劃，叛軍此時已經攻陷洛陽、潼關，叛軍即將進攻長安，杜甫只好暫且投奔在白水縣的舅舅，白水縣淪陷后，杜甫攜家眷隨從洛陽向西北方向逃亡數萬難民開始向西方奔逃，杜甫一家經歷千難萬險來到了漉州城北的羌村，在這里暫且安頓下來。這一時期是杜甫思想和詩風變化的關鍵時期，之前將目光投向君王朝堂的杜甫真真切切地和數萬難民有了相同的經歷。文學史上關注到杜甫這一時期詩風的人民性特點和杜甫詩的史詩品格，但在這一時期，杜甫在將目光向下的同時也在向內，杜甫流露出對人情溫暖的衷心贊美和感動。

《羌村三首》其一中“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的燭是溝通男女主人公的媒介，由于兩人長時間分離，一時相見，激動歡喜都化成沉默，只有情思在雙方眼神之間流轉?！盁魻T”在黑夜中將對方的容顏照得愈加清楚，詩人反而會因長久分離還以為與妻子在夢中相見，等到認識到一切不是夢，才感受到與妻子團聚的歡喜。詩人的情感此時和“燈燭”融合在一起，情景相融，“燈燭”溫暖的燭光在黑夜中照亮彼此，詩人的思念越深刻，與家人相見，反而越感到如夢寐一般?！盁魻T”在整首詩中成了詩人思緒內轉的導向物，詩人秉燭相對，燈燭提供了一個溫馨的氛圍，杜甫抒發普通夫妻在亂世中再次相見的兒女情思。

《贈衛八處士》中杜甫向內轉的趨勢更加凸顯，“今夕復何夕，共此燈燭光”，杜甫與友人再次相見，如同“參與商”相遇，已是極大的幸運。亂世相逢的兩個人在夜中燈燭下回憶往昔，他們的回憶勾連兩個時期，兩人初相識和兩人今相逢，杜甫在回憶中抒發人生中的好友一旦道別也不知何時再見的傷感，發出感慨：“明日隔山岳，世事兩茫茫?！边@一份深厚友誼相聚的時間是短暫的，而那份情感卻會在一生中溫暖詩人的內心?！盁魻T”在兩人的談話中越燒越短，預示著留給二人相聚的時間越來也短，此時“燈燭”在隱隱之中傳遞給詩人一種友人之間難以相逢的傷感，也說明了亂世之中一份真摯的友情的不易和杜甫對友誼的珍視。

《冬末以事之東都湖城東遇孟云卿復歸劉顥宅宿宴飲散因為醉歌》中，詩人表露對友人的感謝和贊美?！皠⒑顕@我攜客來，置酒張燈促華饌”一句以白描的手法，點出劉侯的動作“置酒”、“張燈”、“促華饌”，這些動作表現劉侯對杜甫的到來，非但沒有表現不愿，反而真心地為杜甫接風洗塵，這一點人情溫暖在安史之亂時期是極其可貴的。這里的“置燈”不同于困居長安時期的“燈”，同樣是高門大戶，杜甫感到卻是人與人之間溫暖的人情美，而不是自己不得意的落魄，同樣的意象在不同時期帶給杜甫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

這一時期杜甫在向下看的同時，也在向內轉，他用細筆描繪與妻子相遇、與友人重逢、受到他人幫助的場景的詩句，傳遞給我們的是一個普通人在亂世遭遇不幸之后所感受到的人情溫暖的美，這種美雖然沒有“三吏三別”歷史感和鞭笞上層權貴的《麗人行》的深刻性，卻具有共鳴性和普世性的。

杜甫在文學史上總是被當做圣人對待，不少研究者會忽略他詩中的平常人的感情抒發。杜甫此時是一個身居卑位的普通人，他真真切切地和數萬難民一起逃亡，所以他懂得處于社會底層的人民相聚不易、溫暖難尋，他這一時期向內轉趨勢的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他追求人性之美，而這種美實際上是一種大愛，若所有逃亡的難民都如杜甫一般得到他人的幫助、與朋友、妻子相逢，人人之間守望相助，就不會有人與人之間在動亂下的易子而食、互相殺掠等行為。

所以杜甫這一時期的詩歌在向下同時也在向內轉并不意味杜甫思想的割裂，在本質上還是儒家權力話語體系下困頓小我的憂國憂民的情結導致的結果。這一向內轉的特點又和杜甫詩歌“詩而入神”的境界分不開[5]，他不是有意為此而是他心中憂國憂民的儒家意識形態已經和詩歌的審美話語相融合。

以“燈燭”意象參照杜甫困居長安至安史之亂初部分詩作出現的內轉性特征，我們看到這一時期杜甫作為詩圣思想的崇高的同時，也應關注到他自身對年華已逝、志向未成的苦悶、友人相遇的相惜、家人相聚的珍惜、對人情溫暖的衷心贊美和感動等私人情感流露。這些私人情感流露與他這一時期思想崇高并不矛盾，這不是杜甫思想的割裂，而是他的儒家意識形態和詩歌的審美話語相融合下“詩而入神”的境界的表現，能幫助我們從新的角度發現杜甫困居長安至安史之亂初詩歌中的思想新質。

參考文獻

[1]熊月之.照明與文化：從油燈、蠟燭到電燈[J].社會科學，2003（3）：94-103.

[2]段宗社.李夢陽“重情”詩觀評議——兼論七子派評價中的一個缺失[J]. 學術論壇，2016，38（1）：119-124.

[3]馮臻遠.從贈韋左丞丈濟看杜甫長安十年的干謁[J].古典文學知識，2020（3）：31—36．

[4]傅其林.論杜詩“沉郁頓挫”的審美意識形態張力·當代文壇·2010.6.

[5]莫礪鋒.杜甫評傳[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