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譯理論視角下譯者主體性的解讀

彭雪秋

內容摘要：潘光旦是我國著名的社會學家、優生學家及教育家，同時也是翻譯家。他曾翻譯美國傳教士明恩溥的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一書，并收錄在其作品《民族特性與民族衛生》。本文以該譯本為研究對象，擬從變譯理論視角下，解讀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受制”因素，并探討譯者如何通過主體性的發揮，實現對原作的“反制”，以達成將話語權從原作轉移到譯者自身的目的，以期為今后譯者的翻譯實踐提供參考。

關鍵詞：變譯理論 譯者主體性 潘光旦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翻譯是社會行為，而譯者是翻譯過程最活躍因素，既是“語言人”，也是“社會人”，其所有翻譯行為都在具體社會語境中展開。因此譯者的翻譯活動既受制于各種因素，但也能通過發揮主體作用反制于原作的藩籬，拿到話語權，實現自身的翻譯目的。黃忠廉教授的變譯理論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新譯論，從翻譯單位、翻譯策略、翻譯過程、翻譯機制等維度提出深刻且嶄新的觀點，并以變譯的主客體論突顯譯者的重要性?；诖?，本文試圖借助變譯理論，解讀潘光旦在翻譯美國傳教士明恩溥的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中國人的特性》）過程中體現的翻譯動機、翻譯目的、翻譯策略的選擇與應用，從“受制”與“反制”兩個維度揭示譯者在翻譯活動中主體性彰顯的途徑與策略，為譯者開展翻譯活動提供新視角。

一.黃忠廉的變譯理論

（一）變譯理論的定義

上世紀90年代以來，翻譯研究開始了文化轉向。西方學者指出，“翻譯不是在真空中進行的，文化因素對翻譯者有巨大的影響”，（Lefevere，1992：14）并提出翻譯是“改寫”（rewriting），是“操縱”（manipulation），從而引發了翻譯界對譯者和影響譯者翻譯過程的各種文本外因素的探討，自此，翻譯研究不再局限語言文字的字面對等，而是將翻譯活動置于社會文化的大背景下探究。在該翻譯新浪潮下，黃忠廉教授基于大量的翻譯實踐以及不斷研究完善，于2002年將“變譯”確認為“譯者根據特定條件下特定讀者的特殊需求，采用增、減、編、述、縮、并、改等變通手段攝取原作有關內容的翻譯活動”（黃忠廉，2002：96）。與全譯力保原作的內容與形式相比，變譯理論在翻譯過程中，摒棄“保全”的翻譯思路，打破原作形式的束縛，理清內容主次，著眼于對原作內容的取舍、改造與重構，突出原作價值，以滿足讀者特定需求。

（二）變譯理論“變”的層面

變譯理論從兩個層面闡述“變”的特征。宏觀而言，變譯理論譯者和讀者同時帶到幕前。在跨文化交際活動中，讀者群的需求和譯者的主觀能動性密切相關，即譯者的翻譯行為必須指向讀者需求。其次，變譯旨在達成雖形變但意不變的異化效果，是在肯定原作價值的基礎上，“部分否定”原作中不符合譯入語需求的內容，通過“變”的手段達成“譯”的目的，從而進一步提高智力投入的效率，加強文化交流的意義。

從微觀來看，變譯的“變”主要體現在六個遞進層面：1）因讀者而變，2）由譯者來變，3）對原作施變，4）攝取的戰略，5）變通的戰術，6）信息的集約（黃忠廉，2002：89-95）。從翻譯的選材與動機、主體與對象、策略與方法、質量與效果等角度論述變譯活動的特點，以“變”貫穿翻譯全過程，而各層面又環環相扣，層層推進翻譯目的的達成，實現譯文價值的最大化。

（三）變譯理論“變”的方式

整體上，變譯理論要求“因讀者而變，由譯者來變，對原作施變”（黃忠廉，2002：89）。其中的“變”指的是變通，包含七種手段，即“增、減、編、述、縮、并、改”，又由此總結得出十一種變譯方法，即“摘譯、編譯、譯述、縮譯、綜述、述評、譯評、改譯、闡譯、譯寫和參譯”（黃忠廉，2002：124），與原作照搬翻譯不同，變譯理論強調轉變翻譯思路，在保持原作內核不變的前提下，靈活運用各種手段改造原文。以“變”為中心，從詞、句、段、章、篇等語言層面解構原作，以語用交際為考量，通過對原作的“非全譯”的重組，保留原作內核，確保語際交往順暢。整體上，變譯理論提供全面且詳實的翻譯方法，具有較強的可行性、可操作性及針對性。

二.潘光旦翻譯Chinese Characteristics

潘光旦（1899-1967）是我國著名的社會學家、優生學家及教育家，是較早將優生學引介到中國的學者，提出“優生強種”提高民族素質的主張，但其譯者身份長期不為人知曉。潘光旦的譯作超600萬字，主要涉及生物學、社會學等，其“翻譯實踐是其學術研究工作重要的一環”（郭家欣 馬士奎，2017：42）。同時他的“譯作以及他對西方優生學專文的介紹和評述促進了國人對于優生學的全面理解”（蔣功成，2007：80）。

《民族特性與民族衛生》是潘光旦先生早期關于優生學研究的選集，成書于1937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全書共五章，分別是第一章“緒論”，第二章“中國人特性”，第三章“自然淘汰與特性的由來”，第四章“民族的病象”和第五章“民族衛生的出路”，第一、四、五章由潘光旦撰寫，其他兩章是其譯作，第二章由翻譯自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1845-1932）的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中國人的特性》）的譯文構成。整體而言，全書“兼有原創與翻譯的性質和成分，屬于比較特殊的學術‘寫譯作品”（馬士奎 孫建瑋，2022：92），是潘光旦宣傳以民族衛生提高中華民族素質的作品。

在亟需建設現代意義的中華民族背景下，近代中國知識精英在尋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道路上提出諸多設想，而潘光旦認為中華民族的遺傳品質存在先天不足，導致各種民族病象，因此在本書中，潘光旦以優生強國為目的，借以明恩溥觀察的中國人的特性，從優生角度解釋中國國民性形成的原因，為優生學的認可與傳播奠定基礎。同時，“《中國人的特性》一書在當時中國人之間引起廣泛的興趣絕不是偶然的，潘光旦優秀的節譯本在這方面可說是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保▍挝暮?，2002：769）。因此，研究潘光旦的譯本不僅能更好理解他的優生學思想形成的淵源與內涵，同時通過彰顯其譯者身份，能更全面充分地認識潘光旦。

三.變譯理論下的譯者主體性

翻譯是人的活動。作為翻譯活動的主要參與者和實施者，譯者的主觀意識和創造能力影響著翻譯行為。譯者主體性是“作為翻譯主體的譯者在尊重翻譯對象的前提下，為實現翻譯目的而在翻譯活動中表現出的主觀能動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譯主體自覺的文化意識、人文品格和文化、審美創造性”（查明建，田雨，2003：22）。變譯理論認為“在這一系統中譯者的恰當決策，不僅取決于他本人如何對待原作，而且取決于他是否切實地知道另一個主體--譯語讀者--對原作信息的需求”（黃忠廉，2001：205）。由此可見，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其主觀能動性的發揮無可避免會受到某些因素的影響。因此本文將從譯者的“受制”和“反制”兩個維度闡釋變譯理論下的譯者主體性的內涵與表現。

（一）受制

“受制”意指受到控制，這里指的是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受限的固有屬性。譯者需在原作的基礎上翻譯，不能任意修改原文，需依循特定翻譯目的從事翻譯活動。在變譯理論關照下，主要從原作和讀者兩個維度分析潘光旦譯者主體性發揮的受制情況。

1.受制于原作

譯者的翻譯活動離不開原作，原作是譯作出現的依據。Chinese Characteristics作者是美國傳教士明恩溥，成書于1887年至1889年間，是明恩溥于19世紀晚期在中國傳教幾十年里對中國人生活方式、品行德行的描述合集，經由增刪整理后形成27章，力求以客觀角度論述中國人的特性，但因其固有的西方文化優越感和傳教使命使得明恩溥批判封建中國的弊端雖清晰卻缺乏深度，并有極強的主觀性。該書有大量關于中國人特性的事實描寫，或好或壞均歸因于儒家學說的影響，認為儒家學說終將殆盡，甚至提出只有基督教才能拯救積貧積弱的封建中國，具有鮮明的意識形態色彩。

該書主要以山東農村為背景，列舉包括“愛面子、勤儉、禮貌、不守時、固執、保守、思想混亂、麻木不仁”等26個中國人的特點，企圖構建西方話語權中的中國人形象，本質上仍是為西方的殖民擴張服務。同時，“有關中國人特性的歸納更多是其個人情感的體現，而并非嚴謹的學術研究”（翁偉志，2009：134）。因此，Chinese Characteristics 呈現了直接觀察獲取的真實信息，但大都是片面、有限，且帶有強烈感情色彩、不同于中國價值取向的截取，就以此概括說明中國國民性的確有失偏頗。不過對當時處于動蕩與轉型的中國而言，生活在中國幾十年的明恩溥的論點也能讓中國人窺豹一斑，雖不全但也足以令人自省，同樣影響著中國知識精英社會民族革新的批判式思考。

2.受制于讀者群體

變譯的主體包括譯者和讀者，且讀者這一因素在制約譯者活動時起決定作用?！白x者的層次性，規定著價值取向的層次性，形成了不同層次翻譯需求的差異。如果忽視這一差異，忽視你的讀者群的類型，不重視滿足他們的需求，譯者的主觀能動性的發揮就成了無源之水，成了無的放矢”（黃忠廉，2002：80）。由此可見，服務讀者是翻譯活動的落腳點之一。譯者在翻譯過程中，不得不考慮目標讀者的社會層次、文化水平、閱讀需求等，這些都影響著譯者的翻譯動機、策略以及風格等。

潘光旦《民族特性與民族衛生》成書于近代中國，彼時，中華民族處于全面覺醒的關鍵時刻，中國的各界精英對中國社會發展方向和文化轉型展開深刻的思考與討論，“各界知識人士紛紛投入對優生學的研究之中，它被當做改良種族，達成復興的利器鄭重推向社會大眾”（劉波兒，2012：88）。而潘光旦也是眾多致力于推介種族改良思想的學者之一，希翼大眾能正視遺傳先天不足的問題，并能通過民族優生實現民族復興?！敖鷥炆鷮W的翻譯者、研究者、宣傳者不用說都是當時的知識分子，這些優生作品的閱讀對象也主要是知識分子”（蔣功成，2008：174），而起源于西方的優生學曾被當做政治斗爭和種族清洗的“武器”飽受爭議，在20世紀初引入中國時，不少人認為有宣介種族主義之嫌，因此在與精英知識人士宣傳優生學過程中，需要大眾直面中國國民性的不足，雖潘光旦研究優生學，并對中國國民性有個人見解，但翻譯明恩溥的作品是“借他人之口引起人們對國民性的思考，規避風險的動機非常明顯”（馬士奎 孫建瑋，2022：92），是以避免讀者認為關于中國國民性的論述都是他的主觀臆斷，缺乏說服力，同時提出解決民族病象的途徑也決然不是打著種族優劣的旗幟，而是說明“民族的先天不足唯有民族衛生的藥方可治”（潘光旦，1937：VIII）。

（二）反制

“反制”指的是反擊。即譯者操縱翻譯過程，把原文話語變為譯者話語，突破原作的限制并實現超越。譯者對于原作的處理標準與方式決定了原作與讀者見面時的形態，譯文是原作得以延續和傳播的重要途徑。譯者的翻譯活動不是在真空中進行，需兼有讀、譯、創的能力，每個環節都能烙上譯者的印記。

1.翻譯目的

變譯理論中提及信息失恒律，認為不應“單純以原作所含價值去衡量它在變譯中的價值，必須同時據原作信息與譯語讀者所需的信息的不守恒去說明，用以考察原作，將其價值轉化為在譯語中的使用價值”（黃忠廉，2002：234），而轉化的執行者即為譯者。譯者翻譯行為和結果是基于對原作理解、翻譯動機的意向性解釋，是主觀表達內在翻譯需求的表現，是在讀者面前打造原作及原作作者形象的刻意行為。

在《民族特性與民族衛生》自序中，潘光旦提及選擇明恩溥Chinese Characteristics翻譯的原因，“中國人特性中所歷敘的中國人的特性，不但是一個事實，為明氏一班明眼人所見到，并且，就生物淘汰的學理言之，也確乎是一些無可避免的結果...種什因，結什果...此種特性的演變而成，當然也不是例外。明氏單把果和盤托出了，并沒有講因，恐怕他實在也不太明白因之所在；不過講淘汰學說的我們是明白的；拿我們所明白的因和明氏所描摹的果聯系了看，便恍然于因果的不爽了”（潘光旦，1937：3-4）。首先，潘光旦肯定作為傳教士的明恩溥在中國農村所見中國人身上的特性，但是認為其只看到表象和結果，未能解釋中國人身上特性形成的原因，故以翻譯明恩溥的作品佐證中國人身上的民族病態，并引出淘汰學說（優生學）闡釋中國人的特性形成的社會、經濟、文化等原因，指出中華民族的病象與自然環境、社會作用、文化選擇等關系，并提出實現民族衛生的路徑，才是本書寫作的真正原因，而并非是單純地譯介Chinese Characteristics，可以說，本書的翻譯是為寫作服務。

就章節編排順序而言，“中國人的特性”譯本安排在第二章，是從尋常的觀察見聞，推進到第四章“民族的病象”中對中國國民性的深度剖析。同時，潘光旦也并未將Chinese Characteristics 翻譯完全，而是從原書的27章中選譯15章，并重新編排，“最初五章所描寫的是生理與心理的品性。其次三章的經濟的品性。后來六章全部是社會的品性”（潘光旦，1937：IV）。由此可見，對原作章節的重排和刪減是譯者“操縱”原作的體現，是指向翻譯目的的主觀改造。畢竟，潘光旦首先是《民族特性與民族衛生》的作者，在譯者和作者身份面前，優先選擇的是作者身份，所挑選的章節也都圍繞中國國民性展開，以寫作目的驅動翻譯內容的選取，“譯”為“寫”服務。書中收錄的翻譯作品也只是“他山之石”，經由大刀闊斧的改動符合整體作品的讀者需求和寫作目的。

2.翻譯策略

變譯理論中探討七種變通手段，即“增、減、編、述、縮、并、改”，以及八種變譯單位，即詞層、短語層、句層、句群層、段層、篇層、章層、書層。譯者決定翻譯策略的運用，突破原作的限制，可以有意識選擇是“隱匿”或“顯現”，這在潘光旦處理Chinese Characteristics的譯本上體現得淋漓盡致。正如其所言，譯文中“間或也有就譯者經驗所及，特別添注的地方，添、用方括弧，注、用圓括弧，分別標出，以明責任所在。譯筆以不失原意而能傳達原文的諧趣為主”（潘光旦，1937：IV）。事實上，選譯的每一章節里，不僅有“添”，還有對原作大量的刪減、重排和整合的翻譯現象?，F依據變通手段的分類，即“變譯與原作及其全譯在信息量比較方面，是變譯信息量大于原作及其全譯信息量，或是變譯信息量小于原作及其全譯信息量”（黃忠廉，2002：108），圍繞譯者主體性的發揮，分析潘光旦翻譯Chinese Characteristics時“反制”的翻譯策略。

（1）變譯信息量大于原作及其全譯信息量

首先從章節名稱來看，原文使用的是“Face”、“Economy”、“Industry”等名詞直觀描述中國人的特性，而譯文相應翻譯為“愛臉皮的中國人”、“節儉的中國人”、“勤勞的中國人”等，即原先特性變成形容詞功能，修飾的是中心詞“中國人”，這是譯者突顯原作者“在場”的翻譯行為，強調是“明恩溥”作為外國人所看到的中國人特性。當然，潘光旦的譯本中更強調的是“譯者在場”。最為突出的表現方式是選譯的章節中都時不時出現“譯者按”的釋評現象，以圓括號形式標明，在翻譯原文的基礎上對原文批注，以明譯者對部分原文的看法、觀點，從而實現與作者、讀者的對話，也使得譯文傳遞信息量遠大于原作。

潘光旦通過“譯者按”點評明恩溥的寫作行為，指出原文不妥之處或是表達對原文一針見血描述的贊賞。例如，在“活易死難的中國人”（Physical Vitality）中，明恩溥認為中國長壽老者甚多正好證明中國人“不易死”，而潘光旦則在譯文后反駁，“明氏這一點論證實在很沒有多大力量...我們尊重高壽的人，安知不是因為高壽的人是在太少的緣故”（潘光旦，1937：48）。在“爾虞我詐的中國人”（Mutual Suspicion）中，原文認為負責糧食供應的人容易被誤會克扣公糧，這也是中國人相互猜忌的體現，潘光旦在譯文后點評明恩溥的說法“鞭辟入里”，看到貪污問題后一半原因“以當明氏為第一人”，且上升到“自私自利的人和猜忌污蔑的大眾心理，須里應外合，才會造成貪污的風景”（潘光旦，1937：145）。顯而易見，增加信息不僅表達譯者對原文作者的贊賞，還借由此向讀者輸出對貪腐原因的個人看法。

另一個增加譯文信息量的做法是“增述”。潘光旦會針對原文內容，增補背景知識彌補文化差異。在“沒有‘神經的中國人”（the Absence of Nerve）中， 原文僅提到“We are awakened by slight causes...and when sleep is once interrupted it is banished”（Smith，2014：72），但是潘光旦在譯文后用方括號的形式詳盡地增補“樓上扔鞋子和失眠”的故事，說明“最富有神經的人”的表現來作為對比。而在“爾虞我詐的中國人”（Mutual Suspicion）中，原文論及“outside”（見外）一事，舉例外國人或外鄉人的境遇，譯文后添加道，“中國人朋友之間也常用‘見外二字，無須客氣的地方表示客氣，就是見外，見外就是不信任，就是猜疑”（潘光旦，1937：146），強調“見外”在中國人中普遍存在，更進一步支持明恩溥對于中國人善于猜忌的論斷。

（2）變譯信息量小于原作及其全譯信息量

除對章節數量的縮減外，潘光旦選譯的章節內容都有不同程度的“減”、“縮”、“編”?！皠h節時大率遵循二三簡單的原則：一、所敘與特性無干；二、就譯者的眼光去看，所敘名為特性，或貌似特性，而實非特性；三、所舉特性的實例過于瑣碎，地方特色太重，或早陳跡為時人所不易了解”（潘光旦，1937：IV）。譯文章節內常用省略號標識刪減，若章節末尾的刪減是直接不譯，整體譯文信息量少于原作。翻譯信息量的縮刪考驗譯者的翻譯品格、翻譯主張和翻譯策略等，潘光旦譯本緊緊圍繞“中國人的特性”描述展開，主要體現以下三個方面：

其一，突出中國人特性，適度刪除次要信息。由于Chinese Characteristics的目標讀者面向西方，描述某個特征與西方有明顯不同時，明恩溥會稍加著墨，或強調文化因素，或以西方人舉例。但譯文將這部分適度刪減。如在“言而無信的中國人”（The Absence of Sincerity）中，原文提及《論語》中關于“信”的論述，并列舉“Dr. J. Singer”和“Dr. Legge”二人對中國歷史的敬仰。譯文則將這兩人的描述一并刪除。

其二，凝練核心觀點和典型事例，省去重復瑣碎的例子。在“無惻隱之心的中國人”（the Absence of Sympathy）中，原文列舉母女、婆媳等關系說明家庭關系不和睦的中國現狀，潘光旦并未一一翻譯，而是在圓括號內說明，“作者在下文講了不少的中國家庭人員間種種不和睦的情況，詞長不譯”（潘光旦，1937：129）。

其三，保留現象描述，原因解釋多縮減或不譯。在“知足常樂的中國人”（Content and Cheerfulness）中，原文描述中國人信命，故安命守常，容易知足常樂，認為是由于中國文化落伍、政治經濟水平低下造成的，甚至認為“Chinese contentedness is antithesis of progress（中國人的知足常樂阻礙進步）”（Smith，2014：134），潘光旦只選譯前半部分，對分析的原因用省略號代替，在后文第四、五篇章中提出個人見解，并給出解決建議。

（3）變譯信息量相當于原作及其全譯信息量

這里的變譯處理并非將原文全譯，而是通過“改”、“并”和“述”等方式表達原文信息量但不拘泥文字層面。在“活易死難的中國人”（Physical Vitality）中，將“If a people with such physical endowments as the Chinese were to be preserved from the effects of war， famines， pestilence， and opium， ”（Smith， 2014： 121）整合為“中國人既有此種天賦的能力，假若今后能減少天災人禍的種種痛苦，”（潘光旦，1937：52），原文列舉war（戰事）、famines（饑荒）、pestilence（瘟疫）和opium（鴉片）說明中國人經歷過的苦難，但譯文中僅用“天災人禍”一言概之，語言表達更凝練。

另一種保留原文信息量的變譯手段體現在對原文段落的重組，即將原文的段落拆分或合并，改變原文的布局。在“婉轉的中國人”（The Talent of Indirection）中，潘光旦將原文第一段拆分為三段，分別增加第一段“中國人是有婉轉的天才的”，第二段舉例“盎格魯薩克遜人”沒有這種天才，第三段則重點討論中國文字中各種客套的表述（潘光旦，1937：155），邏輯層次更加分明，中國人婉轉的特性更突出。

整體上看，該譯文信息量與原作不一一匹配的地方很多，無疑不是降低對原作的“忠誠”，明顯的寫作需求遠遠大于翻譯需求，是在“借景抒情”。但全文并非是胡譯、亂譯。潘光旦的增刪并不隨意，增述多是對原文有誤信息的爭一爭，辯一辯，以及對偏僻冷門信息的釋義，并以括號形式“以明責任所在”，刪減枝葉末節，卻并未篡改原作內涵與核心，充分凝練中國人特性的論述，譯語平實易懂，體現對讀者的充分尊重。

20世紀初的譯介活動中對原作的“操縱”并不罕見，“忠實”不再是評價譯文優劣的唯一標準。新時代背景下的翻譯活動不僅僅是語言文化的交流，同時也是話語權構建的強有力工具，而譯者的重要性也日漸凸顯，譯文信息傳遞取決于譯者的道德涵養、學識素養、文化品質和雙語技能，不能“濫用”譯者的主體性。以變譯理論視角研究譯者主體性，既有堅實的理論基礎，又有全面豐富的實操策略，既能理清譯者“受制”因素，又能指明“反制”策略，為譯者在翻譯實踐中合理發揮主觀能動性提供更多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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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來源：廣西科技師范學院校級科研項目“變譯理論視角下潘光旦《民族特性與民族衛生》中譯作的研究”（GXKS2021QN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