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試觀梁啟超的學術史寫作

傅孟凱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一書系統地梳理和總結了明末以來近三百年中國學術的發展狀況，為后人從宏觀視角把握中國近三百年學術樹立了典范。探討此書中的學術史觀念和編寫方法，有助于認識梁啟超的史學思想與傳統學術。

一、時代下的個體寫作

梁啟超所處的時代，是中國社會的又一個轉型期，承擔著由傳統中國向現代中國轉變的歷史任務。社會的新陳代謝，要求總結以往的文化成果，使其成為文化新陳代謝的養料，以實現整個文化傳統的延續。所謂“周雖舊邦，其命維新”［1］957之意即如此。

不同于以往由內生本土化力量實現社會轉型，此次轉型更多地受到西方文明的沖擊。這一時期，西學的傳播使當時的學者在評估傳統的同時引入了某些西方的價值和標準，卻又不得不面對異質文化與本土價值之間的矛盾。因此，這一時期的學者既要評估傳統文化，又要將西方思想本土化，不然其理論思想勢不可久。梁啟超“力主‘理學反動’說而以歐洲‘文藝復興’比附清學，將‘以復古求解放’視為清學的特質”，“視顧炎武為從事‘黎明運動第一人’，視清初黃宗羲、王夫之、顏元等學人為‘啟蒙期’代表人物”［2］，皆是出于這一目的。五四以來，種種西方學說的傳入與消寂，也無不與這一因素有關。

就個體而言，梁啟超社會身份的變化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時代特征。少年科舉登第，窮探帖括之學；繼而師從康有為，意欲效法泰西變法以圖強；后知改革之路不可行，又投身民主共和之事。其身份經歷了從傳統的士大夫到改革者再到民主革命者的轉變，與當時中國社會的轉型同步。這一過程體現出中國知識分子對國家命運前途的認識和思考的不斷深化，而梁啟超也成為當時中國知識分子群體時代命運的縮影。

梁氏身份定位的轉變更深層次地表現出其思想的不斷發展，而中西交融是其內在動力?！巴砬寰⒅R分子基本上完全根植于儒學傳統，從儒學傳統沿襲下來的那套獨特的關懷和問題出發，回應著西方的沖擊?！保?］梁氏倡導中西結合，言：“蓋大地今日只有兩文明：一泰西文明，歐美是也；二泰東文明，中華是也。二十世紀，則兩文明結婚之時代也?！保?］4考察其思想，“中”“西”兩者又各有其特質。在“中”的一面，梁氏受公羊學影響，提倡經世致用，“梁啟超執掌湖南時務學堂……以《孟子》《公羊傳》作為主要教材”［5］，由此可見一斑；在“西”的一面，他則強調“變則存，不變則亡”，尊重客觀精神。在此影響下，梁啟超是當時極少數能夠以西方理論化的思維方式認識和理解中國學術中經驗性、非系統性的要素，并將其梳理歸納為一個可觀的系統的思想家。其思維方式由碎片化走向體系化，有助于理論化地重估中國學術傳統。

總之，與錢穆“不識宋學，即無以識近代”［6］1這種重視學術發展內部邏輯的觀點相比，梁啟超顯然更加注重外部歷史環境對學術產生的影響?？陀^現實與主觀因素的結合，也成為梁啟超學術史寫作的重要思路之一。

二、編寫方式的因襲與變革

研究者對著作體例的編寫往往是根據研究對象內部的邏輯關系和各個部分對整體研究的影響程度來安排的，故著作本身是研究者研究方法和主體認識的反映。梁啟超的學術史寫作亦是如此，在繼承傳統方法的同時也滲透著梁氏個人一貫的行文和研究特點。

梁啟超此書的編寫，與其一般性的史學研究方法和觀念密切相關。從《中國歷史研究法》可知，梁氏認為“史跡也者，無論為一個人獨力所造，或一般人協力所造，要之必以社會為范圍”［7］7，善于從總體上把握所研究對象的歷史動向，將個體與其所處的歷史環境的聯系凸顯出來。在此影響下，梁啟超注重整書宏觀架構的合理性，旨在凸顯這一時期總的學術潮流動態。為此，梁啟超以“總—分—總”的傳統結構來組織全書。這種結構詳略得當，兼顧微觀的學術流派和人物。就繼承性而言，這種普遍存在的傳統結構呈現出基本形式的穩定性，有助于分層闡述“以人為中心和以問題為中心兩大類別”［8］的復雜學術問題，彰顯三百年學術大略。就內容而言，這個結構是梁啟超歷史研究方法在內容組織上的具體表現，從一個宏觀的視野把握住這一時期學術變動演化的主軸，然后分論各個學科的發展情況。

梁啟超在組織安排上還非常注重代表性與整體性的結合。梁啟超一方面兼顧學派代表性人物與次要人物，立體凸顯流派特征。另一方面緊扣主題，著墨多少不同。為了兼顧整體性，梁啟超又作“清初學海波瀾錄”一章，介紹了次要學術人物，但這些人物未單獨成章，篇幅有限。梁啟超闡明同一流派中的基本觀點及學術方法，比較全面地展示了其中的不同見解，確實描繪了近三百年學術的整體風貌。

梁啟超重視學科化與專門化的實踐。傳統學術以道德倫理為建構核心，自然科學內容占比不多。于是梁啟超嘗試從社會科學乃至儒家學說內部進行再劃分：一是社會科學內部劃分出儒家學說，二是儒家學說內部劃分成諸多流派。從現代學科分類來看，儒學各派與史學乃至算學等并列，在所屬關系上顯然是不當的、失衡的。但是，儒學在傳統學術中的核心地位才是造成夸張的學科占比的根本原因。這種方法貫穿全書始終，從學科化的角度分述各個學術流派，頗具梁氏特色。

總之，梁啟超的學術史編寫與嘗試，在吸收傳統學術史基本創作方法的同時，運用西方理論，為后來學者提供了有益借鑒。

三、對學術史研究對象的品評

臧否歷史人物是展現批評者歷史觀念和研究方法的重要途徑之一。梁啟超對中國近三百年學派和思想家的品評，是通過劃分不同的層次展開的。

首先，梁啟超的學科分類既是其整體編寫思想的體現，又在具體細節實現上存在個人考量。從第一個層次看，梁啟超依照傳統的學科和學術流派分類方法，總體劃分學術類別。如程朱、陸王、算學、經學等，都是中國傳統學術長期發展過程中形成的本土流派和門類。梁啟超采用這種劃分標準，意在避免采用西方分類方法衡量中國傳統時造成偏差。另外，傳統與近代學科分類方法皆不具有絕對的普遍性，因為二者面對的問題對象不同。例如，西方科學重自然，傳統學術重人文，故中西方自然和社會學科占比不同?；谶@一學術事實，出現了這樣的現象：由于近代自然科學多從西方傳入，故西方的學科分類方法適用于自然科學方面，但對于中國傳統學科，便容易割裂各傳統學科內部的聯系。梁啟超顯然意識到了這一點，因此雖吸收了西方的學科分類思想，但在某種程度上還是順應了傳統四部法所遵循的次序，這是值得注意的。

其次，對于某個學派而言，梁啟超選擇以代表人物為主、其余人物為輔的方法，以突出主次。一般而言，某一學派主要人物具有開創性的意義，后繼者則多是在前人的基礎上發展觀點或矯正不足。如梁啟超談到顏李學派時，指出顏元“否認讀書是學問，尤其否認注釋古書是學問，乃至否認用所有各種方式的文字發表出來是學問”［7］97，而其弟子李塨則好著書。這種安排綜合各種觀點，易于完整認識學術現象，去除極端性和片面性。另外，梁啟超在安排某一學派人物介紹次序時，多按照師承及影響關系或時間先后，意在體現出清晰的學術源流脈絡。如介紹清初經學時，以顧炎武為開端，贊其導夫先路之功，繼之以閻若璩、胡渭，旁及萬斯大、姚際恒等人。這種昭示學術發展脈絡的為史觀念顯然與章學誠的“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學術思想是相通的。

最后，梁啟超在介紹具體人物時，分別從生平、主張、操行三個方面進行介紹。如介紹黃宗羲時，先談到他從明末反對權閹到清初反清復明，再談其對陽明學派主張的認識和發展，其間也提到“總之我們佩服梨洲，不僅在他的學問，而實在他的人格”［7］39，展現出事實評價與道德評價相結合的方法。梁啟超的人物介紹，不只是學術理論梳理，更像是人物評傳，將學術背景和人物品格融入敘述之中，表現出一種市井傳奇般的故事性，或可謂之“學術話本”。同時，梁氏又強調客觀陳述介紹對象的學術觀點。梁啟超肯定黃宗羲《明儒學案》“要忠實傳寫各家真相，勿以主觀下手”［7］43的觀點，將其定位為學術史寫作的必要條件?？傊?，梁啟超人物評價的觀念和方法有著鮮明的中西結合的特點：一方面梁氏在評價描述中不掩飾對人物道德品行的欣賞或鄙視，帶有鮮明的道德評價的色彩。另一方面在對人物的具體主張和學術成就進行評價時，又強調從實際作品出發，保持價值判斷的相對客觀性。這一特點也是梁氏此書鮮明個人風格形成的重要原因。

四、學術史的政治意識

傳統學術往往是倫理政治的學術化呈現，以道德或政治目的作為學術的最終指向。因此，探討政治與學術的關系，是梁啟超在近三百年學術研究中不可回避的一部分。

長期的政治實踐使梁啟超重視學術史的整體性和概括性，缺少精細化論述。梁、錢兩本《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相比較，這一特點愈加鮮明。梁氏也著重探討了這一時期政治對學術變遷的影響，指出學者費盡心力注釋古典實質上體現的是一種政治上的壓抑。這一推斷符合歷史事實，而這一結論的形成，也依賴梁氏長期政治實踐所形成的思維慣性。至于各個學派人物，梁氏也多將其與政治背景相聯系，如顧炎武、黃宗羲等人的遺民身份，從中可見梁氏極為重視傳統學術背后的政治因素。

梁氏受公羊之學影響頗深，極重實用，故而以服務于現實政治作為學術目的。這一點仍基于客觀實際：救亡圖存的社會現實使學術必須對社會問題作出回應，避免過度形而上導致的空疏無用之風。梁氏以由虛向實為清學特征，也與當時的社會要求一致，強調學術能夠與現實發生作用。因此，梁啟超試圖在清人的基礎上向前再邁一步，讓學術關切現實成為一時學風，真切地推動整個社會思想理念的進步?！啊谓逃?，或將政治融于教育、學術之中，是任公晚年教育、學術生涯的特別色彩所在?！保?］從這種意義上來說，梁啟超的學術活動是其政治活動在思想上的延續，具有鮮明的指向性。

中國歷來的官學傳統，使政治性因素成為學術的內在組成部分。梁氏以前的近三百年，由于政治環境惡化，如“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10］471之類，學術的政治性實際上是被削弱的，學者們試圖追求遠離政治的純學術。乾嘉學派雖推重漢學，重視實證，但其埋首經史，對現實政治保持距離的作風在某種程度上與其所批判的明季“袖手談心性”之風并無二致，都是對經世精神的背離。他們總結和更新傳統學術，引領了一代堅實學風，但在對現實的政治的干預上卻難見顯著進步，這實在引人深思。梁氏既受公羊學的影響，自然看重學術思想的現實功用，加之長期的政治活動，他基于政治訴求提出學術主張是其中的應有之義。

五、結語

梁啟超的學術史創作蟬蛻于學案式的傳統學術史著作，兼之以現代的“客觀精神”，明確學科分類，呈現出傳統與現代并存的面貌，可以說是一種學術史寫作乃至學術認識的過渡。就學術研究而言，梁啟超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與《清代學術概論》相互補充，前者昭其源流大要，后者則剖其肌理精微，是梁氏中國近三百年學術研究的兩翼。但兩書的撰寫，實際上又是梁啟超史學理論的具體實踐。這種創作方式對后來者不無啟發之功，對新史學的建構亦良有益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