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叛者”海斯特的歸順：《紅字》中的空間倫理研究

張志玲

一、研究背景

美國浪漫主義小說家納撒尼爾·霍桑的小說擅長刻畫人物心理活動，挖掘人性復雜的深層內在關系，極具象征意義，使其小說在藝術風格上獨樹一幟。長篇小說《紅字》是霍桑的代表作。小說情節并不復雜，但卻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在浪漫主義文學洪流中，納撒尼爾·霍桑于1850年出版的 《紅字》一經發表，便在學術界引起極大轟動，霍桑也得到學術界大部分學者的認可，被認為是他所生活時代的 “活著的最偉大的美國作家”，成為 “時代的偉人”。因此，國內外學者從未止步于對霍桑及其作品的研究。

國外對于霍?！都t字》的研究不斷升溫，查爾斯·斯旺（1987）的研究重點在于小說結尾處海斯特重歸波士頓這一場景，認為小說女主人公第二次回歸的意義非凡，不只是掙脫父權制的束縛，而是象征海斯特作為一名真正意義的女性回歸。此外，史蒂文· 彼得斯海姆（2020）認為 “紅字”所指即是自然，是存在于自然界的物質或個體，而并非女主人公胸前的字母A。納比拉·阿克巴（2021）視角新穎，利用后現代主義理論挖掘《紅字》中的后現代元素，并進一步認定這是一部后現代著作。

而國內學者對《紅字》中女主人公形象的評價總體來說可歸結為兩大類。其一，大多數學者大加贊賞小說中出現這樣一位新女性形象，她忍辱負重、果敢堅毅，為自己美好的新生活不斷努力。鄭孝萍（2001）曾分析并指出，在道義視角小說女主人公完美揭示何為女性之美、何為愛情之貞、何為奔赴真愛的勇氣、何為面對命途多舛的堅毅；而關濤（2004）將海斯特定義為“第三類女性”的雛形，指出海斯特既有獨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不是過分依賴于男性的“寄生蟲”，又具備女性渾然天成的魅力與氣魄。

再者，也有部分學者會顧及作者本人的時代環境和所處國家的大背景，將其與霍桑本人的思想緊密結合，探究女主人公身上的雙重個性，即反叛與歸順，故這部分學者會以批判性的眼光重新審視《紅字》中女主人公的形象。陳榕（2017）研究海斯特做的一手好活計——巧奪天工的針線活，并指出針線不僅僅是她本身找尋自我的方式，更顛覆了傳統女性的形象，是一名時代新女性。孫勝忠（2020）將《紅字》視為一部歷史小說，其重現殖民時代的新英格蘭，再次展現內戰中的美國社會。17世紀的英國清教革命以及19世紀的歐洲革命，巧借海斯特的“反叛”與“歸順”，揭露時代的悲哀。

學界已發表的學術論文可謂百花齊放，對海斯特這一女主人公形象的評論不一，但卻在文學洪流中推動學者對《紅字》這部小說更為透徹地進行剖析與解讀。但綜上所述，之前的學者們并未對《紅字》中女主人公身上獨具的雙重性格特征展開深入分析，不夠全面深刻，而且基于文學倫理學批評中空間倫理視角的相關分析研究較少。因此筆者決定從空間倫理角度出發，即空間如何影響人之生活，闡釋空間與個人感受、人情倫理、生活體驗、道德文化的倫理性關系，將其進行進一步剖析，對《紅字》的現有研究進行補充，闡釋小說中海斯特的倫理困境、倫理選擇、身份構建與空間的關系。

二、私人空間下海斯特倫理身份的困惑與不適

聶珍釗教授指出：“幾乎所有倫理問題的產生都同倫理身份相關。由于身份是同道德規范聯系在一起的，因此身份的改變就容易導致倫理混亂，引起沖突。處于不同環境的人有其相應不同的倫理身份，同一人身上的多重身份則會導致倫理矛盾?！保?］

在私人空間內，海斯特在自己丈夫杳無音信的情況下與牧師發生不倫關系，離經叛道于當時社會的公序良俗，陷入倫理困境。這種倫理困境從家庭倫理來看，主要是家庭倫理秩序的缺失；從清教倫理來看，是清教父權制下女性權利的壓制，渴望真摯的愛，卻又不得不排斥囚禁住人性的幻想與欲望，這是對當時女性人性的抹殺。

海斯特與年輕的牧師丁梅斯代爾墜入愛河，而海斯特名義上的丈夫齊靈渥斯消失很久，數月后傳來他在事故中喪生的消息。但是在法律意義上，兩人并沒有離婚，所以海斯特不管和牧師丁梅斯代爾多么地一見鐘情，多么地相愛并育有女兒珠兒，但兩人的關系只是維持在“通奸”罪名下，自此海斯特陷入深深的倫理困境。

可海斯特為什么會在私人空間下觸犯倫理道德呢？答案其實在海斯特和丈夫早前的相處模式中就可以找到蛛絲馬跡?；羯Ｔ凇都t字》中描述丈夫齊靈渥斯的所到之處都會催生出邪惡的意圖，毫不掩飾地道出他觸摸的所有東西都會變得惡毒，他是邪惡的代名詞，更是邪惡的化身。小說中齊靈渥斯一天中絕大部分時間都窩在自己的書房鉆研學問，時不時會出來欣賞海斯特的微笑，獨處的時光太過寒冷，他需要在海斯特的微笑里溫暖一下自己。當一個男性想和一個女人結婚的時候，在向她承諾自己婚姻誓言的同時，還要帶給她很多的激情，如果這個男人沒有在生活中給女性帶來激情，那就是這個男人自己的錯，后來的很多苦難與痛苦也需要這個男人自己去承擔。顯然，海斯特對齊靈渥斯感到非常不滿，因為他們的婚姻中缺少激情，更沒有愛情。

在小說中，齊靈渥斯對海斯特說道：“我天生畸形，怎么能與你的美麗所匹配？”面對這樣的話語，海斯特也坦誠地回答道：“我很坦率地告訴你，在你身上我從來沒有找到過愛情的影子，我沒有必要欺騙你?！保?］之前，海斯特也不知道何為幸福，所以當時的她認為這就是幸福。但是自從與牧師相遇、相識、相知，后來的她才明白何為真正的幸福。因此每當她回憶與丈夫之前相處的時光時，她便覺得那是她“最丑陋的回憶”，她懊悔當初嫁給齊靈渥斯，這是她一生中犯下的最深刻的罪孽。如果從世俗的角度講，她一生中犯下的最嚴重的罪孽應該是她與牧師的不倫戀，并且生下女兒。但海斯特并不這樣認為，她認為自己嫁給齊靈渥斯并且與他生活過一段時間，是她一生中最晦暗無光的時光。

海斯特在私人空間下觸犯倫理道德，違背清教社會的公序良俗?！都t字》這部小說的主題是道德的枷鎖和渴望減輕這份枷鎖的重負。此時海斯特內心的境遇很復雜，她知道與牧師的不倫行為對自己的道德、內心情緒、心理活動有很大的影響，從而內心深處對其倫理身份感到不適與困惑。

三、社會空間下海斯特的倫理困境

倫理困境是文學文本中由于倫理混亂而給人物帶來的難以解決的矛盾與沖突。倫理兩難是倫理困境的主要表現形式之一，由兩個道德命題構成，如果選擇者對它們各自獨立地做出道德判斷，每一個選擇都是正確的，并且每一種選擇都符合普遍的道德規律［3］。但是，一旦選擇者在二者之間都出一項選擇，就會導致另一項違背倫理，即違背普遍道德原則［4］。

在社會空間內，小說一開始就是對海斯特的審判，她胸前戴著大紅字，卻不以為恥反以為榮，這是她對清教社會的反叛。海斯特因為與牧師發生不倫感情而上斷頭臺，這不僅僅是對當時清教社會男女觸犯倫理道德的懲罰，也是清教社會空間內部的特殊法律條例。海斯特為牧師的前途擔憂，為女兒的未來著想，而陷入深深的倫理困境。

《紅字》這部小說的主題就是海斯特自身的道德成長，因此，“紅字A”的意義尤為重要。盡管以往有學者指出海斯特胸前的“紅字A”不僅僅是法語單詞愛情的首字母，更是她深愛的戀人名字的首字母。但是這個“A”同時也是恥辱的象征，是海斯特身為女性內心最為真摯的同情與援助，更是她如天使般善良天性的象征。而“紅字A”意義的嬗變正是小說女主人公自我內心道德觀的發展與成長。

海斯特于社會空間中，在道德上難以取舍的模糊，并且自身陷入難以找到滿意出路的困境。她知道自己心愛的牧師也在備受煎熬，受到良心的譴責。牧師在有人注意他的時候，會強打起精神，端起牧師的架子，不會表現得如此憔悴；當沒人關注他的時候，他會露出真實的一面——衰弱和無力，精神受到巨大摧殘。所以說如果海斯特胸前帶的是可見的“紅字A”，那么牧師的靈魂上，精神上刻了一個無形的“紅字A”，為此而受到良心的譴責。

結合當時美國大背景下清教徒的社會地位不難發現，《紅字》反映的是17世紀清教社會圖景，他們將小說中的人物、事件乃至地點視為“鐵證”，以此說明它與17世紀美國社會和歷史的關系［5］。面對當時國內外政局動蕩不安，作者霍桑心懷對國家大局的擔憂以及對個人遭遇的憤懣，他使海斯特重新回到新英格蘭，回顧“新世界”的殖民史和與此同時發生在“舊世界”英國的清教革命。因此，作者霍桑以女主人公遭到清教制裁為契機，借此機會審視17世紀清教政治制度，從多角度映射19世紀中葉美國國內外政治現狀。

四、權利空間下曲折艱難的倫理選擇

在文學倫理學批評中，倫理選擇具有兩方面意義。一方面倫理選擇指的是人的道德選擇，即通過選擇達到道德成熟和完善；另一方面倫理選擇指對兩個或兩個以上的道德選項的選擇，選擇不同即結果不同，因此不同選擇具有不同的倫理價值。

很長一段時間，海斯特穿行在一片道德的荒漠中。這是因為海斯特自始至終對于和牧師的關系沒有感到后悔，但是生活在清教這個大環境中，所有的人都譴責她、指責她，以她為恥，她沒有任何精神上的支柱，有時也會感到迷茫。海斯特認為牧師是神圣潔白的，但兩人不能輕易見面，所以海斯特不會輕易找牧師，以免給他添麻煩。她的心意和所處的權利空間顯得格格不入，沒有人可以給她任何幫助，所以很長一段時間她覺得自己生活在道德的荒漠中。小說中“穿行在道德的荒漠中”代表海斯特內心道德的荒蕪，沒有道德的支柱，更沒有精神的支撐，她生活在黑暗中。

海斯特最艱難的選擇莫過于在追尋自我和歸順清教父權制之間的選擇，而陷入倫理困境。因為清教父權制思想占據社會主流意識形態，自此海斯特做出權利空間下的倫理選擇，重拾曾經慨然丟掉罪惡標記的紅字，清教男權話語的灰色影子終降落在她的身上，支配著她，讓她從不與公眾對抗，只是一味順從，而且逆來順受。最后，她在選擇離開追尋自我之后，再次選擇回歸自己的痛苦根源之地，“這里有她犯下的罪過，這里有她的悲哀，這里還將有她的懺悔。因此，她回來了，并且出于自愿，繼續佩戴我們所講述的這個凄慘的故事中的符號——那個嚴格的時代最嚴厲的地方行政官再也不會把紅字強加于她了，后來這個符號再也未曾離開過她的胸脯。然而，隨著海斯特生活的辛勞、沉思和自我犧牲的歲月的流逝，紅字不再是招致世人奚落和諷刺的標志，而是成為一種令人贊嘆、敬畏的象征”。但是在海斯特看來，這種“回歸”是一種向清教社會父權制的歸順，是向當時倫理道德的服從。

《紅字》的政治色彩十分濃郁，但作者霍桑能藝術地再現特定時期獨特的美國經驗，并隱晦含蓄傳達其思想觀念和政治主張。對于筆者而言，把美國文學視作“美國經驗的副產品來研究”是“最有啟示意義的”，而展示美國經驗的文學“一定程度上涉及對民族身份的自覺反思”。 小說中展現權利空間下清教社會女性并沒有占據主導地位，反而一直被壓迫，不斷在妥協。

五、結語

本文從文學倫理學批評中的空間倫理學視角出發，分別從私人空間、社會空間、權利空間為倫理線，探析《紅字》中海斯特面臨著妻子與情人的雙重倫理身份，陷入倫理困境、做出倫理選擇、進行倫理身份重構的全過程，表現出海斯特對清教社會的態度，以及霍桑通過海斯特所遭受的迫害來譴責教會對人性的摧殘，揭示出清教制度下美國社會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