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證據的公證人到守門人：檔案證據觀的衍化與審視

王俞菲 耿志杰/上海大學文化遺產與信息管理學院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更多通過檔案、資料、事實、當事人證詞等各種人證、物證來說話，凸顯了檔案的證據屬性對歷史虛無主義的批判[1]。在歷史的洪流中，檔案與權力的勾結[2]、社會環境的變遷造成檔案“神圣的證據性”的瓦解。反之，檔案的記憶觀卻蔚然成風，但這并不意味著檔案證據觀在淡出人們的視野。事實上，無論是新詹金遜主義者在理性的批判中呼喚對“神圣的證據性”的再關注，還是阿普沃德文件連續體中對“證據”的強調，都反映了檔案證據觀以不變應萬變。檔案證據觀在豐富檔案價值觀的時代色彩，指導檔案工作者的職業方向，捍衛歷史正義等方面發揮著不可估量的作用。

當前對“檔案證據觀”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一是檔案范式語境下證據觀的內涵解讀：洪佳慧認為，利用者對檔案的態度賦予了檔案“證據”特性[3]；李軍指出，檔案的證據價值在于建立社會事件之間相互證實證偽的連續關系[4]；Shepherd[5]、Furner[6]從文化、信息維度分析其與證據維度的分野。二是數字時代檔案證據研究：劉貞伶提出維護電子檔案法律證據的建議[7]；余亞榮、張照余設計電子檔案法律證據的取證和驗證方案[8]。學界對于檔案證據觀的研究多從內涵與應用層探索，較少從歷史維度回顧檔案證據觀。本文以檔案工作者的轉變為切入點，梳理檔案證據觀衍變的邏輯與機理，進一步展望檔案證據觀變遷的方向。

1 檔案證據觀的基本內涵

檔案證據觀，可以理解為從個人乃至集體憑證屬性來認識檔案的作用與價值。檔案作為社會關系的外化憑證形式，與國家合法性和權威性關系密切，象征司法—行政的有機聯系[9]。同時，檔案工作者將詹金遜“證據神圣性”作為理想信仰，正如特里·庫克所說的“檔案館傳統上是關于獲取、描述和保存文件作為證據，通過檔案工作者的中立和客觀的自我意識來保持其公正性”[10]。

詹金遜“證據神圣性”是從檔案工作者的“不介入”完成對檔案證據性的捍衛，使檔案工作者淪為名存實亡的“公證人”。隨著“社會范式”的轉向、虛擬組織的出現和電子文件的海量增長，一方面，詹金遜“烏托邦式”理想主義的檔案證據觀遭受到人們的質疑，傳統檔案證據觀受到沖擊。以檔案內容和主題為核心的機讀檔案管理實踐模式不僅導致檔案原始順序的缺失和證據性的弱化，還動搖了以來源為核心的檔案理論[11]。另一方面，新詹金遜主義思潮的推動、政府信息的公開使飽受質疑的檔案“證據神圣性”具備持續的生命力。休·泰勒指出，詹金遜提出的“檔案的證據”從立法和證據的觀點對文件的辯護，在今天來說是最鼓舞人心和最有價值的[12]。綜上所述，檔案的證據價值在肯定與否定的漩渦中不斷得到深化，一次又一次在迷惘的實然和理想的應然中重新發現。

2 檔案證據觀的變遷邏輯

檔案證據觀的歷久彌新，需要立足于歷史邏輯、理論邏輯、現實邏輯三個層面進行審視，在縱向的時間線和橫向的內容面的剖析中，把握檔案證據觀的變遷邏輯。

2.1 歷史邏輯

各個檔案學歷史分期中，檔案證據觀動態更迭，呈現出不同的差異化特征。經典檔案學時期，檔案證據觀的特征表現為公正與權力相悖。以詹金遜為代表的學派，主張以檔案工作者的中立態度來捍衛檔案的證據屬性。檔案證據價值的體現來自來源的權威象征，檔案成為權力的利器，造成詹金遜理想的“神圣證據性”與“現實建構性”的脫節?，F代檔案學時期，檔案證據觀的特征表現為記憶與證據交織。以謝倫伯格為代表的現代檔案學者，主張鑒定環節確定提供關于組織和職能的證據方面的相對價值[13]，抨擊詹金遜提出的由于“連續保管”賦予檔案神圣的價值，鼓勵檔案工作者積極成為“歷史學家的助手”[14]。這一時期檔案證據與歷史記憶相勾連，檔案成為歷史學家“求真”的第一手證據。后現代檔案學時期，檔案證據觀的特征表現為質疑與包容并存。歷史學家質疑從“從口頭見證到文字見證，到檔案文獻的轉變對于活生生的記憶而言到底是毒藥還是良藥”[15]，對檔案“如實直書”的證據之真產生了懷疑。以特里·庫克為代表的后現代檔案學者，認識到證據與記憶的張力中可以創造新的價值，鼓勵檔案工作者將無序的檔案證據碎片整理成一幅具有歷史聯系的社會記憶圖景中，邁向Koehler和Pemberton所提及“守門人”[16]的指向而奮斗。

2.2 理論邏輯

從檔案學經典基礎理論中，可以窺見檔案證據觀的縱向流動，其處于線性走向非線性的轉向中[17]，具體表現為文件生命周期理論、文件連續體理論、新來源原則等對檔案證據觀的賦能。一方面，文件生命周期理論體現的二元論從線性角度使檔案繼承文件的證據價值，充斥著強烈的實證主義氣息，造成檔案證據觀的分裂。另一方面，文件連續體和新來源原則從非線性的角度思考的檔案證據觀。文件連續體模型的證據軸囊括痕跡、證據、個人/組織記憶、集體記憶四個維度，形成檔案證據效能發揮的連續效應，實現從“單一事件的證據上升為歷史事件的證據層面”[18]。正如MecKemmish指出的，文件連續體使文件管理人員和檔案工作者在文件保存的任務上聯系起來，通過完整的文件保存制度體系，獲得各個領域基本、可用的證據[19]。Richard J·Cox也指出，“只有當記錄的內容、結構和背景得到維護時，該證據才能被保存下來”[20]，其對應的是新來源原則中來源概念的擴大，實質上是借助文件形成過程中各要素的關聯性來保障文件的證據性[21]。

2.3 實踐邏輯

從現實發展來看，從證據的公證人邁向守門人，檔案工作者這種社會角色的變遷，這主要體現在檔案工作者所處環境的顯性變化。一是組織結構方面，其從垂直的科層組織結構轉向扁平的后科層制結構。正如特里·庫克所說的“從垂直化轉向了水平化，從控制轉向了合作”[22]。從權力的集中到權力的下放，意味著檔案證據的來源權威性受到挑戰。二是組織文化方面，檔案機構的定位一定程度上影響著檔案證據觀的發展。以澳大利亞檔案機構為例，20世紀初，檔案機構附屬于圖書館，偏向“文化取向”；20世紀50～60年代，檔案機構獨立為聯邦政府檔案辦公室，檔案證據價值得到審視；20世紀80年代，澳大利亞檔案機構以“證據取向”的組織文化讓渡給“信息取向”[23]。但是20世紀90年代，澳大利亞為了解決政府部門的責任危機及腐敗案件及應對電子文件管理的挑戰[24]，證據價值再次進入公眾視野，處于一種發現與再發現的時代蛻變中。

3 檔案證據觀的變遷機理

深入探索檔案證據觀的變遷機理，是確保檔案具有源源不斷被“主體需要”的生命力的前提。因此，從檔案工作者主體、心態、行動為微觀分析要素，探索檔案證據觀的變遷機理。

3.1 主體：從“單一主體”向“多元參與”延伸

詹金遜是檔案證據價值的忠實守護者，創造著檔案工作者的職業神話，但結果卻不盡如人意，現實上“公證人”的形象不像“檔案先驅者宣稱的那般公正、客觀”[25]，而是處于一種邊緣化、遮蔽化、服從式的狀態中。然而，從謝倫伯格開始，檔案工作者不僅在心態上發生微弱的變化[26]，參與度也開始從“單一”轉變為“多元”，介入度從“后端”轉向“前端”。檔案工作者不但與歷史學家合作，更轉向多方參與的互動。一方面，進入網絡環境以來，檔案證據價值不能等同于法律上的證據價值，需要經過合法的取證分析[27]，檔案工作者積極與法律部門進行協作，確保檔案可以成為呈堂證供。另一方面，當前網絡環境的復雜性要求檔案部門與網絡信息安全部門積極合作，共同維護檔案的證據性。社會流動性的增強，使檔案工作者不能以“一己之力”實現對檔案證據鏈條的守護，像“守門人”一樣在和隊友的互動中，在與其他主體的合作、連續中強化檔案證據觀。

3.2 理念：從“排除異己”到“包容一切”遷移

檔案工作者在實證主義的影響下，在檔案工作的實踐中優先考慮“記錄、國家、立法意志的行政記錄”[28]。這就導致檔案證據觀一度囿于司法證據的桎梏，局限于歷史風向標，忽視檔案在文化聯系上的見證作用。前期檔案工作者的立場就是“排除異己”的生動寫照，觀察的角度是自上而下的。隨著后現代思潮的融入，檔案工作者“排除異己”的態度得到實質性轉變，具體表現為從多維角度關注檔案證據價值，證據的焦點開始從中立的檔案工作者轉移到檔案證據周圍客觀環境，關注檔案證據的來源是繼承文件的屬性，還是由于檔案工作者對檔案與事件關系的解釋[29]，或是源于各個檔案證據之間的歷史聯系[30]。在歷史的進步中，檔案工作者在反思中走向“包容一切”的價值傾向。檔案證據的范疇不僅僅是檔案對行政、司法領域的證據性，對歷史證據的補充性，更要融入日常生活。檔案館從少數人的證據庫讓渡到多數人的證據庫，成為公眾維護自身權益的圣地，使公眾對檔案的想象從遙不可及到觸手可及。檔案工作者在堅守證據信仰的漫長道路中平流緩進，在時代變換的召喚中釋放新的能力，從而滿足社會公眾對檔案證據的期望。

3.3 行動：從“權力支配”到“技術控制”轉變

前期的檔案工作者將國家的官方敘事置于民間敘事之上，致力于維護主流檔案的真相，主流檔案表現為檔案證據價值凌駕于社會價值之上[31]，在文字記錄的世界中重新分布權力。種族制度隔離下的南非檔案館籠罩著官僚主義作風，“只記錄自己的歷史”，帶有種族歧視色彩，“檔案館不曾有任何一個職位由黑人擔任”[32]。檔案工作者偏愛主流檔案的同時，他們對檔案證據性的保護多從物理性保護出發，造成隱蔽的、線性的錯覺認知。然而，計算機的出現是一道分水嶺，導致檔案工作者思考物理結構與邏輯結構的分離。特里·庫克指出，檔案工作者積極構建社會記憶過程中，也在采取復雜的手段來管理檔案和保護證據，無論是從檔案著錄過程還是選擇檔案存儲環境等方面[33]。他們主張利用元數據和標準規范將檔案的形式、背景等要素控制在視野中，在歷史的聯系中增強檔案的證據價值，匹茲堡項目、InterPARES項目、OAIS模型均是實踐領域維護檔案證據性的經典案例。檔案工作者試圖通過技術的“中立性”實現對權力的解構以此達到檔案“神圣證據性”的控制，超越被動“公證人”的中介角色，以積極的“守門人”角色示眾。

4 檔案證據觀的審視

檔案證據觀處于建構、解構與重構的狀態，受到時代、環境、人員等等影響。我們每個時代都在解釋證據，每個時代都有對證據范式的持續關注。

4.1 檔案證據觀的反思

一是檔案證據觀在時間的磨礪中經久不衰。從歷史邏輯與實踐邏輯的脈絡中，檔案證據觀經歷了“相信—懷疑—再相信—肯定的懷疑”的螺旋式上升認知過程；從理論邏輯的變遷中，可見檔案證據觀從“線性思維”走向“非線性思維”。檔案證據觀起伏的演變中蘊含著肯定的基調，實現了歷史的傳承性與時代的動態性的統一。在分析檔案證據觀的變遷邏輯、變遷機理背后，要求我們掌握檔案證據觀的生命基因。筆者認為，檔案證據觀之所以能夠適應不斷變化的時代性土壤，無論是維護“權力”還是“權利”抑或是“求真”，都可以歸納為對不同社會關系的功能性指向作用?！皺n案證據”以符號形式參與到不同主體的生活中，從行政人員到歷史學家再輻射到人民群眾，以累積的痕跡穿梭于過去、現在與未來。檔案的證據屬性從屬于工具性價值之一，但檔案證據性的功能指向更是為了在不同時空中實現共鳴，實現社會“真”“善”“美”或“丑”“惡”關系的再現。

二是檔案證據觀與檔案工作者密不可分。檔案工作者要守住證據的底線，站在人民的立場發揮證據的潛力。檔案從進入檔案館的大門起，就脫離了檔案形成者，進入檔案工作者、利用者的視線。因此，如何發揮檔案證據性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檔案工作者的角色定位。檔案工作者擁有專業知識和素養，可以將沉睡的檔案喚醒，繼而服務于社會公眾。前現代和現代時期，檔案工作者作為被動的公證人，主要是服務于行政人員與歷史學家，其證據效力發揮于國家控制的象征和歷史事實的詮釋。檔案工作者作為人民的公仆，理應成為維護檔案證據性名副其實的“守門人”，將檔案證據性的效力發揮到更大。

4.2 檔案證據觀的應用瞻望

一是突破傳統的檔案證據觀，維護社會公平正義。檔案由于其原始記錄性的屬性，可以成為弱勢群體維護自身合法性權益的利器，成為法庭訴訟、審判的有力憑證。正如謝菲爾德指出，社會正義工作強調了我們所關心的檔案的證據價值，因為收集是為了促進法庭案件、賠償正義和補救的目的[34]。挪威承諾戰爭兒童因嚴重的痛苦、損失或損害可以獲得經濟賠償，但是大多數兒童并沒有獲得應得的權益補償，只有少數提供證明性檔案材料的兒童獲得了賠償金額[35]，可見檔案證據的缺席造成的社會傷害。昆明市檔案館能為知青下鄉經歷提供有力證明材料，滿足社會對查閱知青檔案的需求，保障合法權益[36]，為社會正義的實現提供前提條件。由此可見，檔案工作者應該回應這種對正義的呼喚，具備職業的敏銳性，在捍衛檔案證據性的過程中維護社會公正。

二是延伸靜態的檔案證據觀，釋放檔案見證能力。保羅·利科指出，見證在敘事中得到記錄和保存[37]。檔案大多是一種文字見證，通過檔案將見證者經歷的事件等得到固化與傳播。McKemmish從文件連續體的角度指出檔案通過證明、解釋和紀念個體在社會中的互動關系，“將‘我的證據’通過‘制度化’轉換成‘我們的證據’”[38]。盡管保羅·利科和McKemmish對于“見證”的闡釋不一致，前者強調檔案的見證，后者強調見證的檔案，但是他們都強調了檔案在發揮“見證作用”的一種時空的圈層化傳遞，這種傳遞實現了檔案證據價值的內外循環。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的館藏檔案史料，實證侵華日軍滔天罪行。2019年至2021年，紀念館共收到觀眾留言221939條，參觀者的每一份留言都是寶貴的第一手資料，是一次次見證活動中對過去的回溯[39]。檔案工作者應將塵封的檔案向社會公眾開放，借助檔案匯編、展覽等形式闡釋證據價值，使每份檔案在與其他檔案的關聯中實現證據性補充，在與記憶的交織中釋放出見證的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