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綠色生產行為及影響因素研究
——基于Logit-ISM 模型的實證分析

李智彬,楊德利,劉增金,張孝宇,俞美蓮

(1 上海海洋大學經濟管理學院,上海 201306;2 上海市農業科學院,上海 201403)

2021 年9 月農業農村部等六部門聯合印發了我國首部農業綠色發展專項規劃——《“十四五”全國農業綠色發展規劃》,強調“要推行綠色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加快建立綠色低碳循環農業產業體系,加強農業面源污染治理”,推進都市現代農業的綠色發展,以利于轉變農業生產方式、創新農業發展模式及實現農業高質量發展。 因此,在政府號召“質量興農、綠色興農、品牌強農”以及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背景下,從事綠色生產成為越來越多都市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選擇。 然而,綠色農產品的特殊性顯示出單個農戶分散經營的弱勢所在,相比之下,具備集約化等特點的新型經營主體作為都市現代農業發展的核心力量,對市場反應靈敏,對新品種、新技術等采用能力強,具有從事綠色化生產的優勢,因而深入探究都市地區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綠色生產行為對綠色農業持續健康發展至關重要。

在實際生產過程中,農業綠色發展既包括農藥、化肥等化學用品的減量使用,有機肥、生物農藥的不斷推廣,也包含秸稈、農膜、畜禽糞便的再利用[1]。 農業綠色發展依賴于農業經營主體生產方式的轉變,由于目前農業面源污染和生態環境治理還處在治存量、遏增量的關口,故主要在于合作社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是否愿意通過減少化肥農藥使用和處理地膜等進行綠色農產品生產。 近些年,很多學者從生產視角對農業經營主體的綠色生產行為研究以及綠色技術采納等方面進行了實證分析。 國外學者開展了大量的實證研究,旨在了解影響農民采用以綠色生產行為為代表的可持續農業做法的因素,并分析了哪些因素對可持續農業做法的采用產生了積極或消極的影響;也有學者從經濟和社會心理兩個層面揭示影響農民采用可持續農業做法的關鍵因素,其中,主觀規范、態度和感知行為影響農民生產意愿[2]。 年齡、教育程度等個體特質顯著影響種植戶對生態農業種植技術的認知,進而影響其綠色生產行為[3],從事有機農業的農民比傳統農民更年輕、受教育程度更高[4]。 國內研究發現,影響農民從事綠色可持續農業生產的因素主要分為3 個層面:一是農戶的政治面貌、務農時間、地塊特征等個體和生產特征;二是政府激勵、綠色購置補貼、網絡嵌入、社會資本等外部環境因素;三是消費者綠色偏好、經濟環境價值認知與危害認知、風險感知等認知和偏好因素[5-9]。 如李明月等[10]系統研究了農戶感知價值對其綠色農業生產意愿與行為的影響;高楊等[11]發現,風險厭惡程度和信息獲取能力等因素影響農戶采納綠色防控技術;胡乃娟等[12]借助Logistic-ISM 模型研究了農戶有機肥施用行為的影響因素,并分解形成了“一路徑,三驅動”的層次結構。 目前,關于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綠色生產意愿的研究較少,已有研究多為介紹其綠色生產優勢、實施現狀等[13]。 如閔繼勝等[14]認為,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耕地規模、資金豐裕度、先進技術應用等都顯著優于傳統農戶,但在節肥節藥等方面仍不理想[15]。

綜上所述,現有相關論文大多基于農戶微觀視角,圍繞參與綠色生產的某一具體的因素和方面進行研究,鮮見從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展開的實證研究。 《中國都市現代農業發展報告2019》中的指標顯示上海在我國都市現代農業發展水平中位列第一,上海重視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培育,強調綠色循環發展行動,連續實施八輪環保三年行動計劃,開展化肥農藥減量增效行動,但農藥、化肥投入依然偏高,與發達國家仍有一定差距。 同時,上海的農業新型經營主體在生產經營中不同程度地面臨生產經營成本高、專業人才短缺、產銷對接不暢等問題。 因此,在“雙循環”背景下,本研究基于上海市9 個涉農區20 個鎮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調查數據,采用Logit 模型實證分析新型農業經營主體進行綠色生產的意愿及關鍵影響因素,并借助結構解釋模型(ISM)確定其中核心要素的關聯關系和層次結構,以期為加速農業綠色生產方式轉變提供理論支持與建議。

1 理論分析

一般而言,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作為“理性經濟人”,通常要以利益最大化為主要目標去作出生產決策,但現實中,農業經營主體在從事農業生產作業過程中受到內外部多種因素影響(圖1),進行生產決策時還可能考慮規避風險以及外界政策環境等影響[16]。 首先,不同個體特征的農業經營主體的行為選擇不盡相同,年齡會削弱其綠色生產意愿,年齡偏高的農業經營主體由于體力精力不足而無法滿足綠色生產要求[17];另外,受教育水平與農業經營主體對綠色生產認知和利弊評價有關,有學者認為學歷較高的農業經營主體在農藥認知和施用方面更為充分與規范[18];收入情況可以體現農戶抗風險的能力,收入較高的農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規避綠色農產品生產過程中遇到的成本上漲等風險。 同時,綠色生產認知對農業經營主體的綠色生產選擇有較強的影響[19],對綠色低碳等農業理念有較深刻了解并參加過相關培訓的農業經營主體參與農業低碳生產的積極性越大[20]。 當前農業經營主體實行綠色生產時需要考慮農業發展所面臨的自然資源、生態環境等問題,其對相關知識的儲備與責任意識形成將會影響綠色生產[21];同樣,農業技術指導有利于種植現代化水平的提高[22],掌握綠色技術更能進一步促成綠色行為決策。

圖1 理論模型框架Fig.1 Theoretical model framework

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作為集約化、專業化、組織化、社會化相結合的新型農業經營體系核心,種植規模和經營主體類別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其生產模式,而前者往往對其農業技術采用行為起著積極作用[23],如播種面積的擴大將促進綠色農家肥的施用[24];由于農產品市場存在信息不對稱等問題,采用品牌標識、認證和地理標志等有效機制,不僅有助于生產者提高產品質量,還有利于將產品的質量信息通過標簽傳遞給消費者[25]。同時,由于綠色農產品的培育和種植難度較高,生產管理相對復雜,且在后期加工的過程中需投入大量的財力與人力[26],所以是否采用加工出售會直接影響農業經營主體的成本預期,從而影響其綠色生產選擇。

其次,在外部環境中,農產品市場情況主要由消費者需求與發展前景來反映,而農產品是否存在銷售難等問題反映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收益預期,進而影響其生產策略和模式。 另外,理性的交易對象為防止利益受損,在交易過程中并非完全被動,會設置相應的產品質量標準[27],因此收購商對質量的要求會促使生產經營者改變生產方式,提高農產品品質。 外部性理論強調一種經濟力量對另一種經濟力量的非市場影響,其中補貼是外部性內部化的強有力手段之一[17],政府補貼作為解決農業生產環境負外部性的主要方式[28],對其的接納度可能會引導農業經營主體從事農業綠色生產。 當個體認為掌握的資源和機會越多,受環境等限制因素越少,其知覺行為控制越強,采納意愿也會不斷加強[29],而技術培訓能提高綠色生產成效,也將影響其綠色生產行為。

2 研究方法

2.1 數據來源

研究數據來源于2019 年6—9 月對上海市9 個涉農區20 個鎮不同新型農業經營主體開展的大樣本問卷和典型案例調查。 由于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包括農民合作社、農業企業、家庭農場等,內在差異較大,其中輻射帶動能力較強、具有代表性的是農民合作社和農業龍頭企業,故選取這兩類主體為主要調研對象。 具體調研地區為寶山、奉賢、嘉定、金山、閔行、浦東、崇明、松江、青浦,每個區至少選擇一個鎮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負責人開展問卷調查,為確保問卷調查質量,且考慮到其文化素質及認知水平,由經過培訓的調查人員進行半結構化入戶訪談,并輔助完成問卷填寫。 調研共發放535 份問卷,經篩選獲得510 份有效問卷,有效問卷率為95.33%。

表1 受訪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樣本基本特征Table 1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ample of new agricultural business entities interviewed

從性別看,受訪者中男性比例遠高于女性,占總樣本的79.02%;年齡主要分布在40—55 歲,新型經營主體負責人的年齡均值為49.80 歲;初高中學歷比例占總人數的67.45%,大學及以上學歷人群為11.96%,小學及以下學歷為7.45%,間接說明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負責人整體文化水平不高。 生產經營特征方面,從事農業生產經營的農用地或水域面積在6—12 hm2的主體最多,占總樣本數的39.41%,超過12 hm2的有32.55%,說明普遍耕種面積較大,便于實現規?；洜I。

2.2 模型構建

2.2.1 Logit 回歸模型構建

綠色農業生產是指農戶以綠色化的方式進行農業生產的生態環保行為,如“減量施用化肥農藥”“循環利用農業廢棄物”“科學采用少耕免耕技術”等[10]。 本研究中,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綠色生產行為選擇即其選擇實施減少化肥農藥使用等方式進行綠色化生產的主觀概率,存在“是”和“否”兩個選擇,每個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會在綜合權衡各影響因素的前提下作出最佳選擇,這是一個典型的二分決策問題。 Logit二元選擇模型被多數學者應用于分析該類問題。 據此,構建如下二元Logit 模型:

式中,a是常數項,b是自變量系數,ε是殘差項;X表示影響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綠色生產決策的因素。

2.2.2 解釋結構(ISM)模型

為進一步分解和了解各影響因素之間的關系,運用解釋結構模型分析法(ISM)對Logit 模型中的顯著因素進行分析,并構建遞階層級結構。 ISM 分析法主要利用關聯矩陣原理等技術,揭示和分析復雜社會經濟系統的層次結構問題。 如沈瓊等[30]利用Logit-ISM 模型對影響新型職業農民持續經營意愿的因素進行分析;董金朋等[31]運用多元有序Logit-ISM 模型確定了影響養殖場戶清潔生產行為實施意愿的關鍵因素,并分析其關聯和層次性。

本研究用S0表示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綠色生產行為選擇,Si(i=1,2,…,k)表示影響生產選擇的k個顯著性因素。 根據各因素之間的邏輯關系構建鄰接矩陣B,定義為:

再根據式(3)計算得到可達矩陣M。 其中,I為單位矩陣,2≤λ≤k,矩陣冪運算采用布爾運算法則。

根據式(4)確定最高層的因素。 其中,P(Si)代表可達集,Q(Si)代表先行集。

從原可達矩陣M中舍去L1中因素對應的行列,得到矩陣M′,再對其重復式(4)的步驟,得到位于第二層L2。 以此類推,將所得各層因素由有向邊連接,得到各因素之間的關系和層次結構。

2.3 變量定義與賦值

依據前文理論分析并結合研究實際,參考杜運偉等[19]的指標選擇,將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是否選擇實施減少化肥農藥使用等方式進行綠色化生產為被解釋變量,對其賦值1 和0。 從5 個方面選擇解釋變量:個體自然特征和社會身份特征方面包括性別、年齡、學歷和收入水平4 個指標;生產經營特征方面包括種植規模、經營主體類別、品牌標識、認證標志、地理標志和加工出售6 個指標;外部環境因素方面包括市場銷售問題、收購商質量要求、政府補貼和生產技能培訓4 個指標;生產認知與技術方面包括綠色生產認知和綠色技術掌握2 個指標。 主要變量定義及統計詳見表2。

表2 變量定義及統計Table 2 Definition of variables and statistics

3 結果與分析

3.1 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綠色生產意愿和化肥農藥使用情況

調查發現,有319 位受訪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對選擇通過減少化肥農藥使用等方式進行綠色化生產表達較強傾向性,約占總樣本數的62.55%,可見多數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綠色生產意愿較高。 從表3 可以看出,有意愿的選擇平時一般使用“低毒安全的綠色、生物農藥或不使用農藥”的約占83.33%,選擇平時一般使用“糞肥、有機肥或不使用肥料”的約占47.84%,可見化肥使用情況問題更為嚴峻,可能的原因在于一是政府部門要求或推薦使用綠色、生物農藥,二是農業經營主體可以通過生產管理措施來減少病蟲害的發生,從而可以不使用農藥,而化肥的增產作用目前難以找到合適的替代途徑。 另外,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對綠色農業技術的了解掌握程度并不高,表示經常接受綠色生產技術培訓的占46.27%,但只有18.63%的受訪者表示“完全了解掌握”綠色農業技術,反映出綠色技術推廣培訓體系不完善,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綠色生產。

表3 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使用化肥農藥差異情況Table 3 Differences in the use of chemical fertilizers and pesticides by new agricultural business entities

3.2 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綠色生產意愿的影響因素分析

利用Stata 16.0 軟件對以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綠色生產行為選擇作為被解釋變量的二元Logit 模型進行估計,在進行回歸前首先檢驗自變量之間是否存在多重共線性,檢驗結果顯示自變量的方差膨脹系數(VIF)在1.04—1.70,平均值為1.24,表明各因子間多重共線性現象較弱,模型的估計結果受自變量間的相關性影響較小。 實證結果如表4 所示。 模型偽R2值為0.376,LR為147.75,相應P值為0.000,綜合回歸得到的預測準確率為90.78%,結合卡方檢驗等評價指標證明模型擬合優度較好。

表4 二元Logit 回歸模型估計結果Table 4 Estimation results of binary Logit regression model

3.2.1 個體自然特征和社會身份特征的影響

性別、年齡、收入水平及學歷均未在模型中通過顯著性檢驗,且系數較小。 可能的原因在于: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從事專業化生產、集約化經營和社會化服務時,主要以市場為導向追求利益最大化和風險最小化,多以集體為單位共同作出生產決策,個性特征較為模糊化。

3.2.2 生產經營特征的影響

由模型分析可知,種植規模與預期相符,呈正向影響(P＜0.1),即種植規模越大,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越傾向于進行綠色生產。 在現實情況下,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發展由多要素驅動,土地要素對盈利最為重要[32]。 相比小農戶,土地經營規模較大利于綠色專業化技術的采用和機械的運作,分攤并降低施用有機肥等成本費用。 經營主體類別與預期相符,呈正向影響(P＜0.05),合作社或農業龍頭企業更傾向于進行綠色生產。 地理標志與預期相悖,呈負向影響(P＜0.1),表明生產非地理標志農產品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更傾向于進行綠色生產。 可能的原因為:綠色認證和地理標志均為農產品高質量的標志,當產品有了后者的效應加持,增加綠色認證或將提高其生產成本而影響利潤。 加工出售與預期相符,呈正向影響(P＜0.1),表明其產品是經過加工處理之后出售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更傾向于進行綠色生產。 深入調查得知,對農產品進行精加工或精包裝的生產者自身關于綠色營銷的認知較高,更理解綠色生產概念,出于對環境保護和社會利益的長遠考慮,生產綠色農產品的意愿較高。

3.2.3 外部環境因素的影響

由模型分析可知,市場銷售問題與預期相悖,呈正向影響(P＜0.1),即產品存在銷售難問題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更傾向于進行綠色生產。 這可能是由于產品銷售受阻促使農業經營主體更加注重農產品的質量,從而有動力從需求出發,通過積極搜集相關的綠色信息、轉變生產模式等方式增強市場競爭力,生產適應市場需求的綠色農產品。 收購商質量要求與預期相符,呈正向影響(P＜0.1),表明收購商對產品質量要求的嚴格程度越高,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越傾向于進行綠色生產。 這可能是由于收購商對收購的農產品按照一定的質量標準進行分級定價,倒逼經營主體生產高品質的綠色農產品。 為了使生產的農產品達到更高的質量標準進而實現優質優價,農業經營主體積極主動地調整生產方式。 政府補貼與預期相符,呈正向影響(P＜0.1),表明對政府補貼和優惠政策滿意度越高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越傾向于進行綠色生產。 在政策指導下,農業經營主體可以清楚地認識到傳統種植模式造成的土壤板結、水土流失等問題,阻礙農業長期穩定發展[33]。 另外,政府補貼作為體現綠色農業生產總福利水平的因素之一,將減少綠色生產技術的邊際成本[17],可在很大程度上幫助農業經營主體抵御市場風險。

3.2.4 生產認知與技術的影響

由模型分析可知,綠色生產認知與預期相符,呈正向影響(P＜0.1),即越了解綠色生產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越傾向于進行綠色生產。 當生產經營主體對綠色生產政策等有一定認知上的提高時,其環保意識將會進一步加強,認識到農業綠色發展的緊迫性與重要性。 綠色技術掌握與預期相符,呈正向影響(P＜0.05),即熟練掌握綠色生產技能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更愿意進行綠色生產。 發展綠色農業不是單純地追求“雙減”,而是要建立在非大面積發生病蟲害和非大幅減產的前提下,這便要求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了解掌握綠色農業技術。 有研究指出家庭農場經營者接受新型技術培訓的占比高達80%以上[15],具備綠色生產專業知識會使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品牌和質量意識更強,從而可以更加便捷地利用所掌握的綠色生產技術。 同時,采用綠色生產技術采幫助農戶增收[34],增加了其生產動力。

3.3 解釋結構ISM 模型分析

通過分析討論并咨詢相關專家,確定各要素間的邏輯關系(圖2),其中“V”表示行因素對列因素有直接或間接的影響,“A”表示列因素對行因素有直接或間接的影響。

圖2 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綠色生產行為影響因素間的邏輯關系Fig.2 The logical relationship among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green production behavior of new agricultural business entities

根據該邏輯關系構建鄰接矩陣B,如式(5)所示。

運用Matlab 7.1 軟件進行運算,得到L1= {S3},同理,經計算依次得出L2= {S4},L3= {S5,S6},L4={S6,S9},L5= {S2,S7},L6= {S1}。 將L1、L2、L3、L4、L5、L6進行行排序,得到從高到低排序后的可達矩陣M,如式(6)所示。

由式(6)可得圖2 的層次結構圖,可以看出,影響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綠色生產行為的因素最終形成了六級遞階結構,該圖將各要素之間的層級關系清晰地表現出來:隨著等級的不斷升高,影響力也不斷增強,共有表、中、深3 層影響因素。 其中,表層直接影響因素為地理標志、加工出售,中層間接影響因素包括市場銷售問題、綠色生產認知、收購商質量要求、綠色技術掌握、政府補貼和經營主體類別(這些因素又可以劃分為3 級,且這些因素相互之間會產生影響),深層根源影響因素為種植規模(圖3)。

圖3 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綠色生產行為影響因素的解釋結構模型Fig.3 An explanatory structure model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green production behavior of new agricultural business entities

分析發現,以上因素在獨立發生作用的同時又層層聯系,共同形成一個完整的影響要素系統。 總的來說,生產特征對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綠色生產行為發揮根本影響作用,規模種植具備抗風險優勢,經營主體可持續觀念更強,綠色生產傾向較高。 中層因素反映的是外部環境和認知技術,表層因素反映的是經營方面特征。

4 結論與建議

4.1 結論

本研究以上海為例,采用Logit 模型實證分析了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綠色生產行為及關鍵影響因素,再借助結構解釋模型(ISM)確定了其中核心要素的關聯關系和層次結構,結果表明:超過62%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對進行綠色化生產表達了較強意愿,但也存在綠色農業技術掌握程度較低等現象。 模型估計結果表明:9 個因素顯著影響其綠色生產行為,且顯著影響因素處于不同層次和級別。 表層直接影響因素中,地理標志對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綠色生產行為存在顯著負向影響,加工出售則相反;中層間接影響因素中,市場銷售問題、綠色生產認知、收購商質量要求、綠色技術掌握、政府補貼和經營主體類別對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綠色生產行為有顯著正向影響,這些因素又可以劃分為3 級,隨著等級增強,影響力逐漸增強;深層根源影響因素為種植規模,呈顯著正向影響,農業經營主體的土地資源稟賦深刻影響其綠色生產行為。

4.2 建議

4.2.1 完善綠色技術推廣培訓體系,提高主體認知和接受度

發揮政府宣傳組織職能,大力開展綠色生產技能培訓,提高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文化素養、科技素質和專業水平;普及與鞏固“增產施肥、經濟施肥、環保施肥”綠色生產理念,使其綠色生產認知水平、綠色生產技術與管理水平進一步提升,從而引導其進行綠色生產。

4.2.2 以市場需求為導向,改善綠色農產品產銷對接問題

一方面,立足于消費者需求,在保證質量安全的前提下完善農產品加工和包裝,提高產品的附加值;另一方面,鼓勵新型經營主體集中連片推進科學綠色施肥,加強綠色農產品和綠色項目認證,緩解農產品供應鏈上信息不對稱帶來的不良影響。

4.2.3 提高政府綠色生產政策和資金支持水平

加大財政補貼力度,引導新型農業經營主體適度擴大種植規模從事專業化生產,降低綠色生產成本和風險。 同時建立健全綠色金融制度,以提高綠色生產資金的可得性和便利性,滿足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發展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