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科技成果轉化的供需作用機制及匹配關系研究
——基于257 個農業新型經營主體的調查

陸清妍,張孝宇

(1 上海市應用技術大學,上海 200235;2 上海市農業科學院,上海 201403)

農業技術進步是中國過去40 年農業增長的四大驅動之一[1],當前,我國經濟發展已進入新時代,若要促進農業農村高質量發展,必須發揮農業科技的支撐作用。 推動農業科技成果轉化水平的提升是落實農業科技創新、促進農業健康有序發展的強力助推器,也是實現農業現代化和提高農業科技支撐的必經之路。

我國農業科技成果轉化水平整體較低,農業科技成果轉化率不足40%,與發達國家70%—85%的轉化率相比有一定的差距[2]。 自《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修訂以來,為更好地實現既定發展目標,政府、高校和科研院所、涉農企業積極響應號召,落實農業科技成果轉化工作。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更是從國家發展全局考慮,提出“強化農業科技和裝備支撐”“建設智慧農業”的明確要求。 盡管國家正為農業科技成果的孵化、轉化提供良好的環境與平臺,但效果仍然有待進一步提升。 在國內國際雙循環的新發展格局下,我國農業科技成果轉化難題突出表現在供需主體之間利益訴求不同引起的農業科技供給需求錯位,農業科技成果轉化率難以實現較大突破。

打通農業科技供給與需求最后一公里是公認的難題,雖然得到了各方的重視,但仍未得到有效解決?，F有的研究多集中于農業科技成果轉化模式、轉化機制[3-4]、轉化率測算[2]和轉化過程中面臨的制約因素等,普遍提到了科技供給和需求不匹配的問題,而這種供需錯位勢必會導致農業科技資源的低效利用和涉農主體的發展受限。 因此,本研究運用供需匹配理論分析農業科技供需作用機制,在構建農業科技成果轉化供需匹配模型的基礎上,研究其影響因素,旨在為新型農業經營主體進行相關投入提供決策思路,為政府相關部門制定和調整農業成果轉化的指導、支撐政策提供理論支撐。

1 文獻回顧

伴隨著農業科技成果轉化中無效供給和無效需求問題的顯現,學術界關于提高農業科技成果轉化供需匹配的研究也相并行。 農業技術供給是技術需求誘發的結果,而需求并非是供給的充要條件,在農業科技成果轉化中經常出現供需不匹配的現象,因此農業科技成果轉化既需要政府的支持,也依賴市場的運作。

從研究內容看,綜合農業科技成果轉化需求和供給兩個角度來研究影響因素,為解決農業科技成果轉化提供了思路。 首先從需求端,農業科技成果轉化市場需求帶來的轉化收益會極大促進相關的成果轉化,而農業技術的采納依賴于技術需求者的個人特征、家庭特征及行為特征[5-7]。 其次從供給端,技術本身決定了技術被采納的潛力,農業技術產品的成熟度、市場匹配度及技術產品科技水平會對農業科技成果轉化產生一定的影響[8],同時農業科技創新政策對農業科技成果轉化的供給起到重要作用[9]。 最后從供需兩側看,相關研究強調了中介服務機構、轉化平臺[10]、推廣組織機構、基礎設施建設[11]等在連接供需雙方的影響作用。

從研究主體看,供給的主體會因對市場需求信息的把握不充分而產生無效供給或低效供給,造成供需錯配,當前中國農業科技成果轉化主要有政府主導和農業科研院所及高校主導兩種模式,而作為政策供給主體的政府屬于高度集權的行政驅動轉化,作為成果供給主體的農業科研院所及高校屬于科研驅動轉化[3,12],這兩個供給端的主體都很難準確把握市場需求。 從需求的主體出發去促進農業科技成果轉化能較為有效地解決轉化過程中供求關系不均衡的問題,但以何作為需求主體則需進一步探討,目前需求主體主要關注的是作為農業基本單位的小農戶[13],以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為需求方的相關研究較少,這其中可能的原因在于,小農戶作為農業基本經營單位長期存在的客觀事實[14],加之過去農業規?；徒M織化程度不足,因此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不是農業技術的最主要需求方,但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相較于小農戶來說往往對農業科技有著更強烈的現實需求[15],也更有經濟能力和意識去進行成果轉化的投入。 另外也有學者從農業科技成果供需雙方匹配視角展開研究[16-19],指出中國農業科技轉化體系存在供需錯位,有效供給、需求雙重不足,其為解決農業科技成果轉化水平效率低的問題提出了新思路,但定量研究仍有待進一步深入開展。

由上述內容可見,農業科技成果轉化的相關工作已從研究單一供給側和需求側的影響轉化到研究供給需求兩側的共同作用,但目前我國農業科技轉化供需不匹配的研究多集中在錯配的表現形式、錯配產生的原因等內容上,相關定量分析仍不充分。 其研究對象也集中在高校、科研院所和小農戶上,涉及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較少,而在農業規?；a的背景下,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會逐步成為現代農業發展的主體,并在農業科技創新體系中承擔重要的一環[4]。 基于此,本文從農業科技成果供需層面入手,通過實證分析不同農業主體在農業技術創新過程中的供需匹配差異,為政策制定者、資金支持者和平臺提供者針對不同創新主體提供差別化支持提供參考。

2 農業科技成果轉化研究設計

2.1 農業科技成果轉化供需作用機制

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作為現代農業發展的重要主體,通過規?；a與市場產生緊密的聯系,因此其對農業科技需求較小的農戶和供給主體有更準確地感知與把握,在農業科技創新體系中承擔了重要的一環。 本文基于農業科技成果需求者的視角,將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在農業科技成果轉化過程中享受到的相關要素支持簡記為供給,將主體對這些要素的實際需求簡記為需求。

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以實現自身的發展為最終目的,政府的作用在于為涉農主體提供資金保障、政策制定,營造有利于農業科技成果轉化的大環境,而市場的作用在于為農業科技成果轉化構建交易平臺、提供社會化服務。 同時,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與政府、市場通過信息渠道來對資金、政策、交易平臺、社會化服務的供給進行反饋,最終達到資金、政策、社會化服務供需匹配的均衡,形成一個完整的農業科技成果轉化生態系統(圖1)。

2.2 農業科技成果轉化要素指標體系

科技成果轉化過程是多個因素的組合作用,其影響要素涉及資金、政策、組織、管理等多個方面。 目前學者將影響科技成果轉化的財政因素歸納總結為4 種:一是財政支持,二是財政收入,三是財政金融,四是財政鼓勵[20]。 考慮到中國農業科技成果轉化越來越強調市場資金的投入[4],本文將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自身投入和橫向委托資金來代表市場資金要素。

農業技術市場是農業科技資源的主要配置者,在農業科技轉化中承擔重要作用。 因此,本文將通過中介服務組織、基層農技推廣組織、新型農業經營主體這三個因素來體現社會化服務組織對農業科技成果轉化的影響。 其次,農業科技信息供給主體對農業科技信息的傳遞效率和農業科技成果的轉化率有重要影響[21],因此本文將信息渠道因素也納入研究范圍。

基于上海市農業科技成果轉化現狀,對相關研究提出的因素進行了梳理分類,提出農業科技成果轉化要素體系主要包括資金、政策、社會化服務組織和信息渠道4 個一級要素和18 個二級要素在內的農業科技成果轉化要素指標體系(表1)。

表1 農業科技成果轉化要素指標體系Table 1 Index system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2.3 構建農業科技成果轉化供需匹配模型

目前已有部分學者在其他領域用定量方法研究政策或其他要素的供需匹配情況[22]。 本文用供需匹配模型來對農業科技成果轉化的供需匹配情況進行定量分析,在已有研究基礎上針對農業科技的供需情況進行拓展研究。

定義供需匹配度為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在農業科技成果方面能夠獲得的要素支持與實際需求之間的滿足程度。 計算公式為:

圖2 供需匹配模型Fig.2 Supply and demand matching model diagram

當農業主體享受到相關要素的支持力度(供給)大于主體的實際需求時,即直線Y=X與縱坐標所構成的區域之間的點(包含縱坐標),匹配環境變量φij記為-1,此時需要削弱此要素支持力度;當農業主體享受到相關要素的支持力度(供給)小于或等于實際需求時,即直線Y=X與橫軸構成的區域中的點(包含橫坐標),匹配環境變量φij記為1,此時需要加強此要素的支持力度。 坐標軸中,直線Y=X與橫軸構成的區域中的點(包含橫坐標),環境變量均為1;直線Y=X與縱坐標所構成的區域之間的點(包含縱坐標),環境變量均為-1。 其公式為:

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農業科技成果轉化相關要素的需求和供給之間的差異,用供需匹配與環境變量的二維向量(λij,φij)表示。

3 數據來源與樣本情況

3.1 數據來源

研究針對農業科技成果轉化要素體系來設計供需問卷,2020 年11—12 月對上海涉農區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進行調查,包括閔行區、青浦區、奉賢區、金山區、松江區、崇明區。 通過預調查確保問卷的合理性。 調研樣本涵蓋不同業務、不同行業類型和不同經營規模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264 個,其中有效樣本257 個,樣本有效率為97.35%。 問卷主要是對資金、政策、組織結構、信息渠道等因素進行調查分析,重點了解上海市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作為農業科技需求者,在農業科技成果轉化過程中享受到相關要素的支持力度以及實際需求。 問卷中相關要素采用李克特五點量表,1 代表樣本主體對農業科技成果轉化相關因素的滿意度或實際需求最小,以此類推,5 表示最大。

3.2 樣本描述性統計分析

考慮到樣本主體的不同特征,把樣本進行分類(表2),以確保樣本的代表性,提高研究的科學性。

表2 樣本分類情況及描述性統計分析Table 2 The sample classification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3.3 樣本量表的信度與效度檢驗

信度主要是用來衡量檢測結果的可靠性,采用內部一致性系數Cronbach’s α 來衡量,一般認為其值越高,結果越可靠。 本研究各一級要素的量表Cronbach’s α 均在0.7 以上,說明具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信度,且累計解釋的方差為67.62%。 各一級要素均通過與總體的相關性檢驗和5%水平的顯著性檢驗,具有較好的結構效度(表3)。

表3 信度和結構效度分析Table 3 The reliability and structural validity analysis

4 農業科技成果轉化供需匹配定量分析

4.1 基于一級要素的供需匹配實證分析結果

從整體看,本文的供需體系涉及農業科技成果轉化的資金要素、政策要素、社會化服務組織要素和信息渠道要素,調查情況如下:(1)在資金要素方面,44.75%的涉農主體獲得地方政府提供的資金支持,而獲得其他幾項資金支持較少,所占比例之和僅為13.23%;(2)在政策要素方面,分別有13.62%、12.84%、12.84%的涉農主體享受到稅收優惠、金融政策和科技培訓政策的支持,而人才激勵政策和專項科技成果政策輻射的涉農主體較少,所占比例之和僅為5.06%;(3)在社會化服務組織方面,43.19%的涉農主體通過基層農技推廣單位獲得相關社會化服務,而僅有4.67%的主體通過中介組織來獲得社會化服務;(4)在信息渠道要素方面,政府部門、涉農高校和科研院所、其他農業主體是主要信息傳播渠道。

進一步地,運用供需匹配模型分析各類涉農主體對各級農業科技成果轉化相關要素的供需匹配程度。 經測算,上海市總體農業科技供需匹配度為0.846 4,供需匹配度較好,達到平均值及以上的樣本占67.7%,但環境變量測算結果均為1,表明不同類型的農業科技成果轉化的相關要素供給均不能滿足需求(表4)。 整體來看,匹配度由高到低依次是社會化服務組織(0.848 9)、信息渠道(0.848 4)、政策(0.845 9)和資金(0.843 7)。 其中資金和政策一級要素的供需匹配度水平較低且波動較大,而社會化服務組織和信息渠道要素的供需匹配水平均較高,其中社會化服務組織要素波動較小,信息渠道要素波動相對較大。

4.2 基于二級要素的供需匹配實證分析結果

4.2.1 基于不同組織形式的供需匹配分析

經測算,不同組織形式主體的二級要素平均供需匹配度由高到低依次為家庭農場(0.851 8)、涉農企業(0.848 6)和合作社(0.845 1)。 從要素供需匹配角度看,大部分二級要素在不同組織形式的主體間匹配度波動不大,其中家庭農場、涉農企業和農民專業合作社在保險要素(F23)的供需匹配度上標準差最大(圖3),表明不同組織形式的保險要素匹配度波動是最大的,這可能是兩方面原因造成,一方面是不同組織形式的涉農主體對農業科技的需求情況不同,組織化程度越高的主體會更積極地考慮經營和發展的問題,其對農業科技的投入可能面臨更大的風險,故而對風險分擔的需求會更高;另一方面是雖然農業保險在分散農業風險、保障三農發展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但目前涉農的保險基本是非營利的政策性保險,保險的目的和覆蓋面是保障涉農主體的基本收入,仍然存在著保障水平較低、主體需求得不到滿足的問題[24]。

圖3 不同組織形式涉農主體的供需匹配度Fig.3 The matching degree of supply and demand in different organizational forms

4.2.2 基于不同業務類型的供需匹配分析

從事不同業務類型主體的二級要素平均供需匹配度由高到低依次是生產(0.852 5)、銷售(0.850 4)、生產性服務(0.846 9)和融合業務(0.844 9)。 從要素供需匹配角度來看,大部分二級要素在不同業務類型的主體間匹配度波動是較大的,其中企業自身投入(F11)和橫向委托要素(F14)的供需匹配度上標準差均處于高位(圖4),其可能的原因一方面是相比于各類政府資金的資助,企業自身投入和橫向委托資金屬于農業科技成果轉化體內循環的資金要素,從事不同業務類型的主體對這類資金的需求滿足度有較大的差異。 相對純粹的業務類型,比如從事銷售和生產業務的主體,通過國家和地方政府的資助可以滿足其對大部分農業技術的需求,而對于從事融合業務的主體來說,除了政府資金以外還需要更多市場資金的補給,以保持農業生產和發展的動力,從事復雜業務涉農主體會對社會資金的需求較強。 另一方面是目前中國的農業科技成果轉化體系有很強的外生性,政府提供并保障了大部分資金需求,而作為技術創新主體的農業企業等市場要素對農業技術投入的資金非常有限,政府和市場的主導作用扭曲,農業科技資源配置結構失衡[12],目前在農業科技成果轉化中市場資金的供給存在不足。

圖4 不同業務類型涉農主體的供需匹配度Fig.4 The matching degree of supply and demand in different business types

4.2.3 基于不同行業類型的供需匹配分析

從事不同業務類型主體的二級要素平均供需匹配度由高到低依次是種植業(0.847 2)、農業加工業(0.844 2)、農業服務業(0.842 9)和養殖業(0.841 6)。 從要素供需匹配角度來看,大部分二級要素在不同業務類型的主體間匹配度波動較大,其中在國家資助(F12)、地方政府投入要素(F13)的供需匹配度上的標準差很大(圖5),主要原因在于,較之其他行業,養殖行業在政府資金要素的供需匹配水平有較大差異。 受土地資源、生態環保等多種因素的制約,上海養殖業規模不斷下降,養殖成本大幅提升,對各類政府資助農業技術的需求快速提升,然而傳統的種植業等行業發展比較平穩,各類政府資金補助能夠滿足日常需求。 除此之外,不同農業行業稅收優惠政策(F21)的標準差也處于高位,主要體現在農業加工業對稅收優惠政策的供需匹配水平過低。 中國農業加工業作為現代農業發展的核心,還有很大發展潛力,在各項刺激經濟的政策當中,稅收政策是推動其發展的重要動因[25]。 農產品加工業對稅收優惠政策促進農業技術轉移的需求較強,但中國針對農業加工業的稅收不統一,優惠面過窄,制約著農業加工業的生產水平向更高層次發展。

圖5 不同行業類型涉農主體的供需匹配度Fig.5 The matching degree of supply and demand in different industry types

4.2.4 基于不同規模的供需匹配分析

不同組織規模主體的二級要素平均供需匹配度由高到低依次是小型規模(0.847 5)、中型規模(0.847 2)、大型規模(0.845 8)和微型規模企業(0.842 5)。 從要素供需匹配角度來看,大部分二級要素在不同業務類型的主體間匹配度波動較小,而不同規模主體圍繞信息渠道中的政府部門(F42)、農業企業(F43)、中介服務組織(F44)和微博電視(F45)等要素的供需匹配度上標準差較大(圖6),可能原因在于不同規模的農業主體獲取信息的發布主體和途徑與其自身特點存在很大關聯。 較大規模的企業,已與其他社會服務組織、政府或農業企業形成固定的信息交流模式。 而微型企業規模最小,在日常生產中更多地將非正式信息源作為主要信息渠道,這種信息渠道的方式比較傳統,信息量有限,時效性差,不能很好地滿足農業技術信息的傳遞與利用,信息發布主體與獲取途徑建設的不完善限制了農業主體從其他途徑獲得更多有用信息的可能[26],目前還未很好地打通微型規模企業獲得農業技術的信息渠道。

圖6 不同規模涉農主體的供需匹配度Fig.6 The matching degree of supply and demand in different scales

5 結論與建議

5.1 研究結論

本研究對深化和豐富農業科技成果轉化的定量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 一方面,本文將李克特量表與供需匹配模型進行了有機結合,能有效定量農業科技成果轉化相關要素的供需水平,也能為農業科技供需匹配的相關研究提供有益補充;另一方面,從主體不同特征分析農業科技成果轉化相關要素的供需匹配度,充分考慮到不同主體對農業科技要素供需匹配的異質性,有效區分不同組織、不同行業、不同業務、不同規模的主體的農業科技需求,為政府更好地實現農業科技支撐提供一定的借鑒。

根據上述研究,提出以下結論:

一是供需匹配模型能有效測度農業科技成果的供需匹配情況。 經濟學上常用的供需分析方法不適用于農業科技的供需匹配分析,本文將李克特量表與供需匹配模型相結合,以上海為研究區域,通過問卷調查有效計算得到上海市農業科技供需匹配度達到0.846 4,供需匹配度較好。

二是不同要素的農業科技供需匹配水平存在顯著異質性。 相比于社會化服務組織要素和信息渠道要素,農業科技在資金要素和政策要素方面的匹配水平較低。 在匹配度水平較低的資金要素方面,企業自身投入以及各級政府的資金供給均未達到整體平均水平;在政策要素方面,主要是保險要素和人才激勵要素的供給不足,其他二級要素供給水平不差,需要更多關注供給的導向。 雖然社會化服務組織要素和信息渠道要素的匹配水平0.848 9 和0.848 4 均高于整體平均水平,但在其二級要素中,中介服務組織的供需匹配水平卻明顯低于其他要素,加之調查顯示目前只有4.67%的涉農主體能通過中介組織獲得社會化服務,說明服務于農業科技和成果轉化的中介服務市場還未完全形成。

三是不同主體類型的農業科技供需匹配情況有顯著差異,且農業科技供需與農業科技供給導向有明顯錯位。 從組織形式看,農業科技供給能更好地滿足組織化程度較高的涉農企業和農民專業合作社的需求,更好地實現農業科技成果的經濟價值,但結果卻顯示家庭農場的農業科技供需匹配度0.851 8 是最高的,這意味著當前的農業科技供給對涉農企業和農民專業合作社的支撐還不夠;從業務類型看,生產性服務業,特別是涉農融合業務是未來農業產業發展的重要方向,農業科技應對這類產業實現更好的支撐,而實際情況是生產性服務業和涉農融合業務的供需匹配情況明顯低于傳統的生產和銷售型,特別是涉農融合業務的匹配度0.844 9 低于整體平均水平,當前的農業科技供給情況不利于農業的產業升級和可持續發展;從農業行業來看,除了傳統的種植業外,養殖業、農業服務和農業加工的農業科技成果供需匹配度均低于整體平均水平,而在傳統種植業中,農業科技供給以公益性或準公益性的農業科技成果推廣應用為主,經營性的農業科技成果供給不足,導致養殖業、農業服務和農業加工業的農業科技需求得不到滿足,與通過科技支撐提高農業產值和附加值的初衷相背離;從企業規?？?近年來多項政策和資金用于鼓勵推動各類人員到鄉村開展農業創新創業活動,而實際情況是微型主體匹配度0.842 5 是所有主體中最低的,這說明農業科技供給沒有跟上當前農業發展的政策導向,另外大型主體的匹配度0.845 8 也低于整體平均水平,農業科技對大型涉農主體的農業科技需求供給不足是制約中國農業企業做大做強的重要因素。

5.2 建議與展望

基于實證研究得出的上述結論,針對促進上海市農業科技供需匹配水平,實現農業科技對農業現代化的支撐作用,提出以下建議與展望:

首先,要有效利用農業科技供需匹配模型進行供給需求匹配信息反饋,立足于頂層設計視角,進行農業科技供給導向的調整,進一步提高農業科技供給的有效性。 各類資金、政策、社會化服務和信息渠道等要素的供給都是基于需求而逐步產生,各類要素在供給后的效果反饋著實重要,它是修正要素供給水平和要素供給導向的重要依據。 對于匹配度較低的要素,可以結合政策導向優先考慮是否要加大要素供給,如在政策供需匹配中農業加工業的農業科技政策供需匹配水平是最低的,而上海在《上海市推進農業高質量發展行動方案(2021—2025 年)》中多處提到要布局、完善、建設農產品加工示范基地,意味著農業科技供給政策需要更多扶持農業加工業;對于匹配度較高的要素,可以優先考慮是否要調整要素供給導向,比如生產性服務業和產業融合類的農業產業類型是上海市重點要發展和扶持的,但其農業科技供需匹配程度卻明顯低于農業生產和農業銷售行業,意味著目前農業科技扶持政策還不足以有效促進重點行業發展,還需加大針對生產性服務業和產業融合類的農業科技支撐。

其次,加強農業科技要素供給水平,調整農業科技政策導向。 一是要加大地方政府在農業科技供給上的投入,并通過政策引導涉農主體自身加大對農業科技的研發投入;二是可以通過設立政策性保險來降低各涉農主體開展農業科技研發活動的風險;三是要培育科技成果轉化的中介服務市場,目前開展農業科技供需對接的中介機構多依托高校和科研院所,局限性較大,通過培育市場化的中介服務機構,可以有效促進農業科技成果的供需對接和成果轉化,讓農業科技成果能實現更好的應用;四是要建立農業科技供給信息發布平臺,一方面讓涉農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農業科技成果或者農業科技進展有一個發布和宣傳的平臺,讓各類政府機構有促進農業科技成果研發、轉化等活動的綜合信息平臺,讓同類企業間有一個農業科技成果應用交流的平臺,目前浙江省的伍一技術大市場承擔了信息搜集和發布樞紐的職責,是較好的示范。

再次,從促進各類農業主體發展,有效支撐農業產業化發展角度而言,應加大農業科技要素供給與農業產業發展政策協同作用。 要加強各項要素供給的針對性以滿足不同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農業科技需求,組織化程度不同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對農業科技的需求有明顯差異,組織化程度低的對公益性和準公益性的農業科技成果需求較大,而組織化程度高的對經營性農業科技成果需求更高。 針對組織化程度較低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可以通過加強現有科技成果轉化來滿足,重點關注微型涉農主體的培育;針對組織化程度較高的主體,可以通過資金、政策、平臺等方面的支持,滿足其多樣化差異性的農業科技成果需求,引導其通過自主研發來滿足自身的農業科技需求和成果的產業化,政府則做好必要的政策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