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關于身體的想象
——評王昆長篇小說《天邊的莫云》

潘洋

過于貼近生活的寫作往往需要作者對文字具備極強的把控力，稍有不慎文章就容易流于普通、細碎。作家王昆圍繞自身軍旅生涯的經驗感受，向外拓展寫作方向，將視野延伸至西藏，不僅使讀者抽脫于習常的“一地雞毛”的生活，呈現了足夠清新的視覺體驗，還發掘出更多寫作的生機與美感，撐開了異域寫作的大門。小說《天邊的莫云》依憑極富異域特色的人名、地名、事件搭建起故事的筋骨，又借文字在跳躍中前進的姿態，交代了個人與身體、地域之間的微妙聯系。一次好的寫作，不僅能打開異域寫作的內部，能在文字的維度中建立起一場有關于個人的、足夠暢達的身體想象。

謝有順說：“好的小說，總是游走于紀實與虛構、微觀與宏大之間，讓自我、意義、價值關懷、精神追問等，隱身于細節、經驗、語言和結構之中，進而實現某種綜合和平衡；它既有堅硬的物質外殼，又能在意蘊上顯出一種渾然和蒼茫，有限的講述，好像敞開著無限的可能?！毙≌f以東方玉音為代表的現代醫療小分隊為牧區民眾治療篩查包蟲病為線索，以東方玉音為連接點，串聯起精神與身體的糾葛，也在探討身體與自然的關系。故事里不僅藏地民眾對東方玉音精神信仰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東方玉音也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藏族同胞們有關于身體的觀念。文中展現出的平和、平衡的寫作心態，不僅是中華民族一以貫之的中庸之道，亦是作者王昆關于寫作精神的某種核心訴求。

身體是一個巨大的話語場域，可以隱含歷史與時代的交匯，承載精神信仰的增值，也可以承受多維的復合性滲透。牧區民眾在曠日持久的自然生活中形成了一套與自然相扶相依的生活方式。他們以大地的子民自居，深度信服蘊含著原始力量的藏醫系統。然而諸如包蟲病等其他外傷性身體疾病是無法依靠藏醫藏藥治愈的，需要借助現代醫學中“手術”的幫助。這時，牧區居民身體健康與精神信仰之間多年的平衡局面在一次外來者的“闖入”中被打破。

小說的核心要義往往是遠離表面的。那些困擾身體的疾病中，往往內含著些許的文化隱喻。首先是作者關于身體的態度。包蟲病是牧區人民身體受損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東方玉音出場的原因。文中包蟲病不僅承擔著線索的作用，也是落后觀念的結果表征。表面上看是由于衛生習慣導致的疾病，其實是作者的良苦用心。那些固守于邊陲疆域的人，如果拒絕思想上的更新，身體將承受巨大的痛苦。身體不僅僅是一個生命的容器，還應承擔更崇高的使命。疾病與身體的關系是此前藏族同胞生活中恒常的存在，只是由于東方玉音等解放軍醫生的闖入，為問題的解決提供了一個不同以往的解決思路，順便也將這一問題擱置在可視可感的范圍之內，這是作者作為知識分子責任感影響下的思考。

在疾病的映襯下，現代與傳統的交匯便在一具具鮮活的身體之內上演。藏醫通過草藥間的相互配合，調和身體之內的失衡狀態，使身體恢復平衡狀態，但這種方式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生活條件的變化與時代的發展過程中，尤其是在現代醫療手段面前，勢必會面對某些無法調節的情況。此時藏醫的無能為力，為引進更為先進合理的醫療技術與手段提供了基礎。具備解放軍和有經驗的外科醫生雙重身份的東方玉音顯然是最好的選擇。解放軍的無私奉獻精神與一切為了人民的信念，為這次援藏醫療隊帶來了堅定的責任感與使命感。富有經驗的外科醫生身份也為東方玉音贏得藏族同胞的信任提供了堅實的基礎。面對不同文化帶來的巨大阻力，她選擇主動學習了解藏文化，在藏文化與佛教文化中游走，在尊重當地風俗習慣的前提下，尋找著輸入現代與科學觀念合適的切入點。在東方玉音的映襯下，其他人物也清晰可見。最先出場的仁次央宗代表著牧區的頑固守舊勢力，他們堅信“身體的疼痛是修行的必經過程”，所以“吃西藥就是背叛草場”。格桑拉姆作為沙日塘草場上的第一個大學生，是傳統與現代的結合。她的高傲與敏感，使得自己既不能完全明白佛教思想，又不能完全接受現代文明，便成為了半生不熟的“夾生飯”。洛扎曼巴也是如此，在抗拒東方玉音的現代醫療手段之余，又在反思草藥、手術同信仰的關系如何。而丹增喇嘛則是當地最具權威性的人物，他徹底接受了現代醫療手段救治身體的思想，也代表了知識的力量。這些施救者與被施救者，都以治病救人為核心訴求，卻圍繞在是否手術的矛盾點上，為現代性與傳統的相遇創造了場所。這種外來者敘事的形式，強行拉近不同文明形式與文化結構的距離，推動敘事內容不得不走向質變與新生。

其次是關于生死的態度。海德格爾曾說過：“當你無限接近死亡，才能深切體會生的意義?！奔膊ι眢w的生理閹割，是無法調控的。但也只有通過面對死亡，從有限的生命中挖掘出意義來，自我才能真正成為自我。身處現代文明的東方玉音，選擇把自我交給科學。牧區民眾曾經將自我一直奉獻給神明，認為所謂的生就是從丹增喇嘛處領個名字，而死不過是用肉身喂養禿鷲，以回歸自然的方式完成一次生命的輪回與布施。然而在生與死的真實抉擇面前，有些人也愿意接受科學。隨著時代的發展，和政府在政策與財力方面的幫扶，成長于此中環境的年輕藏族同胞的思想正在慢慢發生變化。這表明作者在面對科技性文化對自然性文化的擺渡時，采取和平過渡的態度?？v使歷史的齒輪在牧區的推動較為艱難，作者也在試圖傳達出一種信號，即科技的現代性與傳統并不沖突，在手段和目的的關系中，要維護的始終應該是個體的尊嚴。

無論是將其作為話語形式的再現，還是現實來審視，風景和身體都始終浸透于權力與知識關系之中。尤其是外來者的身份，勢必會影響觀察的視角，有視角就會帶來一定的遮蔽，當然燈下黑的范圍有限，在此之外還存在更為寬闊的一片天地。小說中，作者沒有把視角完全傾向于東方一行人所象征的“科學派”，盡管通過他們的視角觀察藏族同胞生活時看到了一些不夠科學甚至有些落后的醫學觀念，但她們還是足夠尊重傳統的藏醫和藏族同胞的生活習俗，沒有完全遮蔽掉其價值?！巴鈦碚摺钡纳矸菔冀K令她們與藏族同胞間無法完全融合，但赤誠之心又促使著藏族同胞們最終接受了她們。東方玉音在牧區一直以金珠瑪米、東方曼巴的面貌存在，嘗試著以最柔和的姿態實現互動的過程。小分隊們同藏族同胞們，這兩種身份都內含于現代文化之內，這也是現代之所以被稱之為現代，即需要有來自所謂傳統文化的對比。

小說表面上借由東方玉音的視角開展的，在現代化的個人視角中審視著牧區的落后。但與此同時，她們也更像是一個“他者”，承擔著被藏族同胞們用隱含視角打量的義務。關于宗教與科學、生與死、身體與疾病文中出現了東方玉音在與格桑拉姆、仁次央宗、洛扎曼巴、丹增喇嘛的四次對話，這正是作者強調科學與宗教不是對立的，在守護人的身體與尊嚴前提中是統一的論調。

最后是關于信仰的問題。錢理群曾說過：“中國文化有一個最根本的問題，這是我的個人看法，就是我們沒有信仰?！边@里的信仰是關于宗教的信仰，盡管廣大的漢民族沒有把身體與心靈，生命的外部與內部全部安置于宗教，但也并沒有因此而懸浮。漢民族更相信人本身，借用外部力量來服務于自身向更好的方向發展，希望在短暫的生命進程中獲得更為恰切的生活。

飄浮在那日根神山上圣潔的白雪，驚險的云朵索道，以及滿目的高山，一方面是優美而純粹的自然環境，另一方面也印證著牧區生活條件和醫療條件的簡陋。藏族同胞們在看似“壓抑”的生活中，嘗試著用精神信仰戰勝身體疾病。在西藏的文化中生命是恒長的，肉身是有限的。個人與萬物一同成為世界的一部分。只有信仰堅定，才能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墒切叛龅膫鹘y在遇見全新的語境時，并不能故步自封。西藏在地形地勢上是一個相對封閉的空間，這在相當長的發展時間內在形塑著當地的精神。當東方玉音的小分隊同這片土地上的原住民開始互動，就意味著傳統與現代的相遇，也為身體與精神在面臨困境時做出的重大抉擇提供了舞臺。

小說中拉珍歐珠拖著病軀在煨桑臺前起舞的場景令人震撼，微風搖曳著經幡，將風馬揚向蔚藍的天空。只看見寬大的藏袍下支撐著這具瘦小身軀活下去的是一種關于生的純粹的信念。這是對于拯救自己生命的東方曼巴的祝福之舞，也是表達歷史與當下、藏族與漢族、信仰與科學并不沖突的堅定態度。盡管信仰對于藏族人民來說可謂根深蒂固，只有堅持內心才能獲得最深沉的幸福。這對牧區的穩定與和諧發揮了重要作用，然而這不該成為犧牲個人身體以鞏固信仰地位的方式。

精神上的自足與拘謹是此消彼長的過程。東方玉音們利用科技的手段、先進的醫術帶來的身體優勢為某些藏族同胞提供了一次思想層面上的啟蒙。但莊子也曾說過“生有涯而知無涯，以有涯逐無涯，殆矣?！贝嬖诘拿煨∨c知識能力的無限擴展會形成矛盾。憑借知識與能力可以對存在的存在無所不知，可另一方面又總是會面對虛無。信仰的前提是謙卑，從根本上認識到自己的渺小，充分領會到個體化的虛無，再活于當下，這對于廣大漢民族群體來說，正是東方玉音們的精神信仰。救治病人的工作信仰使得她能克服高寒、缺氧的環境，堅定地游走在莫云鄉的每一寸土地上。這種信仰是有目的的，含有功利性質的。這與藏族同胞對于信仰的自然狀態不盡相同，可兩個群體在磕著長頭的朝圣者和那日根神山處相遇的那一刻，就完成了作者有關于身體的一次想象。讀者在閱讀過程中面對現代醫學與藏醫，有時會深陷到底 “誰是好人”的對立性思考旋渦，對反對科學的頑固派進行強烈的道德審判，但須知的是，道德與否，是結合讀者自身經驗考量的復雜問題，道德可以成為小說中呈現的故事內容，可以成為作者留給讀者思考的問題，可以直指讀者內心的某種情愫，但這絕不是《天邊的莫云》一書中作者的最終意圖。作者希望將對疾病的預防控制具有很好的效果的高超技藝的現代醫學，同依托于藏族同胞的精神信仰又占據相當程度上的群眾基礎的藏醫，可以在身體的大前提中，表現出一種合作的態度。這種態度與文學的使命緊密相連。只有作者足夠開放的態度，才能同更多讀者產生共鳴，實現作者智性寫作的目的。

身體，無關信仰，有關生命。無論人的肉身如何變化，其“向死的存在”的本質是無法沖破的。將其與精神信仰相聯結，生命的果實將以信仰之名存世，也將為個體短暫的生命歷程，凝結成帶有永恒性想象指明了方向。雖然小說的創作是作者基于個體站在過去、現在和未來的岔路口處，而不得不做出艱難抉擇的瞬間。但作者似乎并不為此而焦慮。在人性本色和生命的寬度面前，生亦何歡死亦何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