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大一統的創造性轉化：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現代國家建構的解釋

汪仕凱

一、問題的由來

中國是有著深厚文明底蘊和悠久政治傳統的國家，雖然其在近代由于落后而被強制性地納入到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之中，不得不建立新的統治形式以適應由現代國家組成的國際體系，但是在歷經戰亂和分裂后最終仍然整體轉型為現代國家，因此中國當代國家同中國古代國家有著內在的一致性。如何理解古代王朝國家向現代國家整體轉型的過程以及結果，構成了中國政治學研究的根本問題，這不僅是因為關于這個問題的答案必須是對一種深層結構的延續和變革的理論解釋，而且是因為關于這個問題的答案從基礎上決定著我們對當代中國國家制度、政治過程、治理績效的正確理解。

中國當代國家毫無疑問是世界體系中的中國與歷史傳統中的中國交融在一起的產物，這就意味著，中國當代國家既具有現代國家的一般性又具有根源于中國歷史傳統的獨特性?，F代國家的一般性使中國當代國家融入了世界潮流，從而能夠吸收現代政治文明的成果，進而為中國當代國家建構與發展提供豐富的資源。而特殊性則意味著中國當代國家具有根源于文明底蘊和政治傳統的主體性，從而能夠根據自身的建設邏輯和發展道路來配置現代政治文明成果，并且進一步創造現代政治文明成果。中國當代國家的一般性與特殊性是相輔相成的，由于中國當代國家能夠融入世界潮流，不斷吸收現代政治文明成果，因而得以保存和發展特殊性，進而使中國當代國家區別于西方民族國家以及世界上的其他國家。更為重要的是，中國當代國家深層結構必須從自身的一般性與特殊性之間的聯系中尋找。

中國的國家深層結構就是政治大一統，可以說政治大一統是中國最為根本的國家傳統。中國從西周開始就形成了政治大一統的王朝國家，在此后近三千年的時間里經過不斷重建從而發展完善，至清朝時期達到極盛狀態，中國是以政治大一統的王朝國家步入近代歷史的。政治大一統是一種深層結構，一方面是因為政治大一統是在歷史中形成和發展的，早已成為了中國政治文化的基本價值，中國人普遍從政治大一統出發判斷一個國家政權的“正當性”；①王賡武：《更新中國》，黃濤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7頁。另一方面是因為中國古代國家是以政治大一統作為內在支撐的，王朝國家的崩潰以政治大一統的解體為重要標志，在分裂時期，政治大一統又以其“定向的引導作用”②王家范：《中國歷史通論》，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82頁。制約著王朝國家的再造，而政治大一統的重建則是王朝國家復興的關鍵。質言之，政治大一統從根本上制約著中國古代國家，并且是中國古代國家的核心構成。

至關重要的是，政治大一統對中國古代國家的根本制約作用，同樣貫徹在中國現代國家建構的歷史過程中。對中國現代國家建構來說，政治大一統仍然是其根本所在。晚清以降，中國現代國家建構不斷遭到挫折的基本原因就在于未能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重建政治大一統。③相關論述參見筆者先前發表的論文，汪仕凱：《論政治大一統：內涵、本質和演進》，《學?！?022年第5期；汪仕凱：《晚清和民國時期現代國家構建的挫折與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自覺》，《公共治理研究》2022年第6期。其中的挑戰則是，中國近代的先進分子雖然普遍認識到要建構一個現代國家，并且其必須是一個大體上延續了清王朝國家的、統一的現代國家，④孔飛力：《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陳兼、陳之宏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第121頁。然而卻未能充分認識到中國現代國家建構的關鍵是重建政治大一統，并且是一種同古代政治大一統有著實質聯系但是又存在根本差異的新政治大一統。能否建構新政治大一統是中國現代國家建構能否成功的關鍵，中國現代國家必須以新政治大一統作為深層結構，但是新政治大一統必須由新政治主體在歷史條件約束下利用新政治資源來創造。這個創造過程就是對古代政治大一統進行創造性轉化，正是因為經過了創造性轉化，新政治大一統才既延續了古代政治大一統的本質又同古代政治大一統存在顯著差異。

古代國家向現代國家實現整體轉型的成功，在過程上集中體現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革命，而結果則集中體現為新政治大一統的建立。中國共產黨通過社會革命創建的社會主義國家是實現了創造性轉化的政治大一統的制度形態，換言之，中國從古代國家向現代國家整體轉型的過程及其結果，實質上就是政治大一統的創造性轉化?？梢哉f，正是政治大一統構成了中國古代國家和中國當代國家之間的內在一致性，也正是政治大一統構成了蘊藏在當代中國社會主義國家之中的深層結構。楊光斌認為：“凡是擁有自己歷史和文明的國家，都需要回答自己的‘國家性問題’。沒有這樣根本性命題的政治學理論，一個國家就可能犯戰略性顛覆性錯誤?！雹輻罟獗螅骸兑灾袊鵀榉椒ǖ恼螌W》，《中國社會科學》2019年第10期。毫無疑問，政治大一統的創造性轉化就是從政治學理論的“根本性命題”的角度對中國“國家性”的回答。

中國當代國家和中國古代國家之間的“血緣”關系，早在中國史家的研究中得到了證明。姜義華認為，大一統是中華文明的根柢，大一統國家體制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盡管它在近代遭到沖擊和破壞，但仍然統領乃至決定著中國現代化進程，并且在此過程中完成了從傳統到現代的轉型，即形成了在保留核心環節的同時添加了新機構和新職能的新大一統國家體制。⑥姜義華：《辛亥革命以來中國大一統國家體制再造中的承續（上、下）》，《學術月刊》2011年第1、2期。胡繩在論述新中國的歷史意義時寫道：“這是建立在人民民主基礎上的統一，這種統一局面是中國近代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甚至是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雹俸K主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第483—484頁。中國共產黨通過社會革命建立的人民共和國超越了古代國家的政治大一統，形成了從未有過的“人民民主基礎上的統一”。不言而喻，“人民民主基礎上的統一”是由新大一統國家體制來支撐的，它其實就是在現代化轉型中形成的新政治大一統。

近年來政治學的研究試圖對中國史家的發現提供理論解釋。林尚立的解釋具有代表性，他認為大一統是中國古代國家的深層結構，大一統支撐和塑造了多民族共同體，經過數千年的沉淀，大一統成為了多民族共同體的生存方式，可以說大一統構成了中華民族內在的“生命之根”。因此，當中國進入現代化軌道之后，“使千年古國完整地轉型到現代國家”，就成為了中國現代政治的使命。要完成使命，就必須建立共和民主制度，如此才能使多民族共同體以中華民族的形態完整地轉型到現代國家，因為共和民主制度確立了人民的統治者地位，而人民則最大程度上涵蓋了中華民族的成員，在此過程中，共和民主制度將作為中華民族生存方式的大一統保存了下來。②林尚立：《大一統與共和：中國現代政治的緣起》，《復旦政治學評論》第16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3—54頁。

本文認為政治大一統是否得到延續是中國現代國家建構的根本問題。如果說在中國現代國家建構的歷史過程中，政治大一統得到了保存，那么它是如何得到保存的？保存政治大一統的過程是怎樣的？在現代國家建構的歷史過程中，是由哪個政治主體力量依靠何種政治資源將政治大一統延續了下來？在此過程中，政治大一統發生了怎樣的變化？我們應當如何解釋政治大一統由古到新的變化過程？這就需要社會科學研究為新政治大一統的本質及其形成過程提供完整的解釋。

二、政治大一統的內涵

政治大一統是中國古代國家的深層結構。政治大一統發端于西周，形成于秦漢，并在后世不斷發展完善。但是，中國古人對大一統的系統思考，則很可能晚于大一統的實踐，一般認為《春秋公羊傳》首發大一統之義理。在解釋“元年，春，王正月”時，《春秋公羊傳》認為“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雹邸洞呵锕騻?隱公元年》?！洞呵锕騻鳌穼Υ笠唤y義理的闡發，重點在于尊王，實質是從王（周文王）與政治秩序之間的關系來界定大一統。

后世思想家圍繞著大一統進行了豐富的思想創造，一方面對大一統的歷史實踐產生了影響，另一方面又同大一統的歷史實踐形成了巨大差異。如果不受制于少數思想家頭腦中的思想觀念，而是從大一統的歷史實踐出發，可以認為大一統指的是一種得到了天命護佑和民心支持的政權在統一的廣大疆域中建立的統治秩序。大一統的內涵具體包括三個方面：首先，大一統是一種在廣大疆域中建立的統治秩序。其次，大一統所代表的統治秩序得到了天命和民心的支持，也就是具有強大的正當性，如楊念群所言，大一統既解決了政權“‘正’與‘不正’的問題”，又解決了政權是否具有“安撫人心獲取民眾支持的‘德性’”的問題。④楊念群：《論“大一統”觀的近代形態》，《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8年第1期。最后，得到了天命和民心支持的、在廣大疆域中建立的統治秩序是由政治中央集權的制度體系支撐起來的，也就是說，政治中央集權的制度體系是統治秩序和天命、民心之間的樞紐，它之所以能夠支撐起廣大疆域中的統治秩序乃是由于它符合天命、民心，故而進一步賦予統治秩序以正當性，汪暉就指出大一統代表著在中國禮儀基礎上形成的多民族共存的制度形式以及由此形成的“至大無外的秩序”。⑤汪暉：《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第2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第570頁。

在中國歷史上，大一統思想與古代國家的政治經驗是相互影響的，大一統思想既是對古代國家的觀念反映，又是維護古代國家至關重要的精神力量。由于古代國家在數千年歷史中經歷了多次改朝換代、疆域收縮、民族沖突與融合等復雜過程，因而大一統思想在不同朝代形成了不同重點與傾向，于是圍繞著不同王朝國家的歷史事實形成了十分豐富的大一統思想。而且，在大一統思想與古代國家相互促進的數千年歷史進程中，大一統發展成包含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各種要素在內的混合“實體”。①楊向奎：《大一統與儒家思想》，北京：北京出版社2016年，第5頁。本文既不涉及中國歷史上關于大一統的各種思想爭論，也不涉及中國歷史上大一統的經濟、文化、社會等方面，而是聚焦于大一統的政治內容。

本文之所以特別關注大一統的政治內容，并且要以政治大一統的創造性轉化為研究議題，主要是基于以下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因為筆者認為政治是大一統的核心內容，相對于經濟、文化、社會等要素來說，政治更為重要。②譚其驤先生在分析歷史上的中國這一命題時就指出，古代中國發展至清時期已經成熟，它當然是長期的經濟文化交融的結果，但是政治對密切的經濟文化交流關系的鞏固是十分關鍵，沒有政治統一就不會形成今天的中國。參見譚其驤：《長水集（續編）》，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4頁。而且在大一統的歷史中，它的政治內容發展得最為成熟，所以可以說大一統其實就是或者主要是政治大一統。錢穆就指出，“創建優良的政治制度來完成其大一統之局面”，是“中國歷史之結晶品，是中國歷史之無上成績”。③錢穆：《中國歷史研究法》，北京：九州出版社2019年，第18頁。另一個方面是因為中國在由古代國家向現代國家整體轉型的歷史進程中，大一統的很多要素和內容，例如天下秩序、華夷之別等，都被歷史進程所淘汰，但是大一統的政治內容卻得到了創造性轉化，形成了新政治大一統，進而成為了當代中國社會主義國家的深層結構。

所謂政治大一統就是指一種政治中央集權的高度耦合的制度體系。具體而言，古代政治大一統就是指以皇權為中心，以郡縣制、官僚制、選官制、儒家意識形態為基本要素，以政治中央集權為本質的高度耦合的制度體系?？梢哉f，以皇權為中心的中央集權是政治大一統的中軸，而以皇權為中心的中央集權實際上就是政治中央集權，因此政治中央集權就構成了政治大一統的本質。正是以政治中央集權為本質的高度耦合的制度體系支撐了疆域廣大的古代國家，進而言之，政治大一統構成了古代國家的深層結構。當中國在近代遭遇到國家崩潰時，作為其深層結構的政治大一統也不可避免地解體了，但是政治大一統保持了強大的歷史慣性，通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革命實現了重建。重建的結果是形成了新的政治大一統，所以政治大一統的重建其實是政治大一統的創造性轉化。

政治大一統的本質是政治中央集權。政治中央集權是政治性質的中央集權，所謂中央集權是說中央享有最高權威地位和擁有最大權力，所謂政治性質是指中央集權是政治主體運用政治程序通過政治過程完成的。政治中央集權不同于行政中央集權，行政中央集權是通過官僚制實現的，垂直命令系統是行政中央集權的關鍵，強制則是行政中央集權的保障，這就是說，用“與強制手段有關的規則”保證“下達命令的權威”。④馬克斯?韋伯：《經濟與社會》第2卷上冊，閻克文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095頁。而政治中央集權則強調不同政治主體之間的互動，互動是利益平衡和凝聚共識的政治過程，中央集權就是在這種互動中實現的，因此，政治中央集權就不是命令的簡單垂直貫徹，而是權威從下往上、從四方向中心匯聚支持力量，也就是使中央在社會力量中建立了支持基礎。這種匯聚有著多樣的形式和過程，既包括民眾的參與，又包括下層組織的參與，既包括中央開展的意見征集和情況調查，又包括民眾和地方為爭取中央的政策和資源支持而進行的競爭。

在中國古代，天子同士大夫（知識精英）在儒家意識形態的基礎上結成了聯盟，并且依靠察舉、科舉等選官制度實現皇權和士大夫之間聯盟的制度化，進而完成了政治中央集權。秦朝依靠“片面發達、片面分化的官僚體制”只建立了行政中央集權，皇權沒有在社會力量中建立制度化的支持基礎，故而難以長久，漢朝則通過尊崇儒家意識形態以及推行選官制度，使皇權在士大夫階層中建立了制度化的支持基礎，故而實現了政治中央集權，進而奠定了數千年之久的政治大一統的基本格局。⑤閻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1年，第6、8章。趙鼎新在分析古代國家在秦漢時期的變化時就認為，秦朝是建立在國家對社會徹底強制基礎上的，但是漢朝則塑造了“政治權力與以儒家和法家思想為核心的意識形態權力之間的特殊耦合關系”⑥趙鼎新：《東周戰爭與儒法國家的誕生》，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33頁。，它使中國古代國家形態得以定型，并且塑造了以后兩千余年的中國歷史。

在對政治大一統進行創造性轉化時，中國共產黨在同廣大群眾相結合的過程中成為領導核心，同時依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組織網絡將廣大群眾凝聚成為人民，進而在人民形成的過程中重建了政治中央集權。得到重建的政治中央集權，是以中國共產黨領導為核心的，以民主集中制為制度程序的，以黨與群眾、中央與地方、下級與上級等不同政治主體的持續互動為基本過程的。在當代中國，政治中央集權的關鍵是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而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則是在不同政治主體依靠民主集中制進行互動的政治過程中實現的。

中國共產黨運用民主集中制實現了政治大一統的創造性轉化。在政治大一統的創造性轉化中，中國共產黨是主體力量，民主集中制是基本資源，只有在以社會革命的方式創建現代國家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才能運用民主集中制完成政治大一統的創造性轉化。因為民主集中制不僅切合了以社會革命的方式建構現代國家的需要，而且保障了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進而論之，一方面民主集中制在中國共產黨內建立了政治中央集權，將中國共產黨塑造成高度內聚的整體，進而使中國共產黨成為社會革命的領導核心，另一方面民主集中制能夠在社會革命中將多民族共同體的絕大多數成員凝聚起來成為人民，從而使多民族共同體以人民這一形態完整地進入現代國家即社會主義國家之中。

將多民族共同體完整帶入現代國家是中國現代國家建構的歷史內涵，為了創造性回應這一歷史規定性，就需要利用以中國共產黨領導為核心的政治中央集權的組織網絡，將多民族共同體的絕大多數成員凝聚起來成為人民，從而以人民為基礎建立現代國家。也就是說，民主集中制是在將中國共產黨塑造成高度內聚的整體的基礎上進一步將廣大民眾凝聚成高度內聚的整體的，由廣大民眾凝聚成的整體就是人民，人民是由政治中央集權的制度體系提供內在支撐的，中國現代國家則是以人民為根基建構的，這樣的國家就是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國家同樣形成了政治中央集權的制度體系，中國共產黨以社會革命創建社會主義國家的過程就是政治大一統的創造性轉化過程，實現了創造性轉化的新政治大一統是社會主義的政治大一統。由此可見，政治大一統的創造性轉化是內生于中國現代國家建構的歷史過程的，它是對中國現代國家建構必須實現將多民族共同體完整保存下來這一歷史規定性的創造性回應，新政治大一統就是這種創造性回應的結果。

政治大一統創造性轉化的根本在于重建政治中央集權，因而其完成取決于政治中央集權的制度體系的確立。中國共產黨領導是政治中央集權的根本，故而是新政治大一統的核心內容，以中國共產黨領導為核心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則是新政治大一統的集中體現。所謂創造性轉化具體是指，一方面新政治大一統延續了古代政治大一統的本質即政治中央集權，另一方面新政治大一統的政治中央集權是以新的資源和方式建立的，所以同古代政治大一統存在著根本差別。政治大一統仍然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深層結構，而社會主義國家則是政治大一統的制度形態。

新政治大一統延續了政治中央集權這一政治大一統之本質，但是與古代政治大一統不同的地方在于，新政治大一統是以中國共產黨領導為核心的，因此它是高度組織化的，意識形態當然在新政治大一統中發揮著作用，但是意識形態是通過黨來發揮作用的，其在新政治大一統中的重要性次于黨的領導和民主集中制。新政治大一統相比于古代政治大一統而言，組織化程度更高、制度耦合性更好、政治中央集權更靈活。

三、中國現代國家建構的歷史內涵

民主集中制是實現政治大一統創造性轉化的基本資源，只有在中國共產黨以社會革命的方式創建現代國家的歷史過程中，民主集中制才能實現政治大一統的創造性轉化。因為古代政治大一統將整體上保全多民族共同體塑造成中國現代國家建設的目標，只有從多民族共同體的成員出發，以社會革命的方式將最廣大的民眾從各種限制中解放出來使之成為一種整體力量，才能最大限度上保存多民族共同體，這就是說，多民族共同體是以其絕大多數成員被凝聚成人民才得以保全的。要言之，在社會革命中保全多民族共同體從而建構現代國家，是中國共產黨能夠運用民主集中制實現政治大一統創造性轉化的約束條件。

（一）中國現代國家建構的特殊性

在數千年時間里，中國一方面不斷完善以皇權為中心的政治大一統，另一方面借助政治大一統不斷塑造多民族共同體，盡管古代國家屢經崩潰和重建，但是得到重建的國家始終同多民族共同體緊密相連，“一個強有力的政府把偌大的國家統一起來”是中國人始終不變的目標。①王賡武：《更新中國》，第7頁。當然，由于清王朝崩潰而導致的政治分裂和多民族共同體的分裂，的確同過去的歷史經驗有著根本差別，王朝國家已經不再能夠充當組織多民族共同體的政治框架，要想改變事實上四分五裂的局面就只能建構現代國家?，F代國家是更為有效的政治框架和組織模式，西方國家的強盛及其世界擴張決定了古代國家的末路。當與西方民族國家相遇時，清朝遭受了一系列失敗并被強制性地納入到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之中，中國必須在王朝國家崩潰的基礎上學習西方的政治經驗建構現代國家。

現代國家以直接統治為核心特征，具體言之，它將政治統治的基礎直接建立在民眾認可或者默認的基礎上，因此，現代國家必然同民眾形成直接的互動、建立直接的聯系、直接面對民眾的訴求和挑戰、直接負責民眾的安全和福利。查爾斯?蒂利對現代國家的直接統治有非常深入的理解，他寫道：歐洲國家深入地方社區、監視企業沖突，國家的領域進一步擴展到廣泛的范圍，“其公民們開始對它提出范圍非常廣泛的保護、判決、生產和分配的要求”。于是，一方面“普通歐洲人的福利、文化和日常事務變得前所未有地依賴他們碰巧居住的國家”，另一方面國家成為了“國家確實或者能夠影響其利益的組織嚴密的所有集團要求的對象”。②查爾斯?蒂利：《強制、資本和歐洲國家》，魏洪鐘譯，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7年，第127頁。直接統治說明現代國家與普通民眾之間存在著廣泛和緊密的聯系，這就意味著普通民眾必然是現代國家建構的基本力量。

從中國現代國家建構啟程之時，普羅大眾在中國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問題，“不管如何界定，都是中國革命日程中的一個關鍵問題”。③費正清、費維愷主編：《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卷，劉敬坤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第86頁。在中國現代國家建構中，普通民眾不僅是現代國家建構的基本力量，而且由于中國現代國家建構的特殊性，普通民眾在現代國家建構中的重要性相對于西方國家來說更為突出。中國現代國家建構的特殊性可以歸納為以下兩個方面：

首先，古代政治大一統決定了中國現代國家建構要以多民族共同體為基礎。因為古代政治大一統“在政治生活中灌注了一種新的、壓倒一切的必須實現的思想：保全中國”。④麥克法夸爾、費正清主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革命的中國的興起》，謝亮生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第22頁。林尚立就指出：“在現代化轉型中維系住一個統一的中國，使千年古國完整地轉型到現代國家。因為大一統是中國之軸，失去了大一統，中國也就失去了整體存續的基礎與價值?！雹萘稚辛ⅲ骸洞笠唤y與共和：中國現代政治的緣起》，《復旦政治學評論》第16輯，第4頁。與此同時，只有保住了多民族共同體，中國現代國家建構才能成功，“全國統一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使新政權合法化了”。⑥麥克法夸爾、費正清主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革命的中國的興起》，第69頁。但是，在清王朝崩潰之后，多民族共同體由于缺乏有效的政治框架提供支撐，因而事實上處于四分五裂的狀態。

其次，在中國近代，沒有任何社會集團能夠獨自完成中國現代國家建構的歷史任務。正如錢穆指出的那樣，“平鋪散漫，無組織，無力量。既無世襲貴族，又無工商大資本大企業”是中國社會的主要特點。⑦錢穆：《國史新論》，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第32頁。這就意味著，要將千年古國整體轉型到現代國家，就只能從組織普通民眾入手，依靠民眾的力量，將規模巨大的民眾最大程度上組織成一個整體，進而將這個整體變成多民族共同體的政治基礎。進而言之，中國現代國家建構必須以組織廣大民眾為起點，否則不能改變多民族共同體的分裂局面，在對多民族共同體成員進行廣泛深入組織化動員的基礎上塑造的整體——人民——就構成了中國現代國家的政治基礎。

（二）以社會革命建構現代國家

中國現代國家建構的特殊性內在具有兩重緊張關系，一方面中國現代國家建構誠然要以多民族共同體為基礎，并且必須將多民族共同體整體上組織到現代國家的政治框架之內，但是多民族共同體事實上處在分裂狀態。另一方面現代國家建構突出了普通民眾的基礎作用，但是廣大中國民眾卻被限制在各種舊的政治與社會結構中。這些緊張關系引發了社會革命，而社會革命則必然形成廣泛深入動員民眾的狀態，于是保存多民族共同體的需要、普通民眾的基礎作用、廣泛深入的組織化動員就在社會革命中統一起來，所以社會革命為解決中國現代國家建構的內在緊張關系提供了歷史機遇。

中國在近代始終擺脫不了政治危機，而政治危機表明多民族共同體賴以存在和鞏固的政治支撐付之闕如。多民族共同體不可避免地陷入四分五裂的狀態，在此基礎上中國社會各個領域都經歷了規范的失效、制度的衰敗、秩序的崩潰，從而出現各個方面的危機即全面危機。政治危機以及由此導致的全面危機，構成了中國現代國家建構最為深刻的歷史背景，它決定了中國現代國家建構只能以社會革命為基本方式。鄒讜就認為：“全面的危機必須全面解決，盡快解決，解決的方式是社會革命，社會革命必然是全面的。革命的力量必須侵入進駐控制社會的各個領域?！雹汆u讜：《二十世紀中國政治》，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234頁。社會革命不同于政治革命，政治革命主要是政權的轉換，而社會革命則主要指政治結構和社會結構的共同轉換。斯考切波指出，“社會革命是一個社會的國家政權和階級結構都發生快速而根本轉變的過程”，并且“政治結構與社會結構的根本性變化以一種相互強化的方式同時發生”。②西達?斯考切波：《國家與社會革命》，何俊志、王學東譯，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7年，第4—5頁。一般而言，社會革命是以廣泛組織化動員為支點的，它在組織化動員的基礎上塑造強大的革命力量，進而憑借強大的革命力量進行廣泛的社會與政治斗爭，最終摧毀舊的社會結構與政治結構、建立新的社會結構與政治結構。

社會革命的特性說明它能夠滿足中國現代國家建構的需要，因而成為了中國現代國家建構的基本方式。具體而言，首先，社會革命能夠以廣泛組織化動員將民眾凝聚起來，從而將民眾置于中國現代國家建構的基本力量之地位；其次，社會革命能夠將民眾塑造成為強大的革命力量，從而為戰勝現代國家建構面對的強大敵人提供保障；再次，社會革命能夠借助廣泛的社會與政治沖突深入中國社會內部，在多民族共同體事實上處在四分五裂的情況下重新塑造多民族共同體，從而為中國現代國家建構提供基礎；最后，社會革命能夠創造新的社會結構與政治結構，在解決政治危機的基礎上解決社會危機，從而實現現代國家建構的目標。概而論之，社會革命既是壓縮中國現代國家建構的目標與多民族共同體四分五裂的現狀之間距離的有效手段，又是克服中國現代國家建構歷史進程中的政治危機和全面危機的不二法門。

（三）中國共產黨領導

中國現代國家建構要以社會革命的方式進行，社會革命則必須以中國共產黨為領導。李懷印發現：“克服源自19世紀后期的權力非集中化趨勢和各種離心力量，以‘革命’的名義致力于國家的再造，是20世紀中國國家轉型最為關鍵的一步，而政黨則成為完成此一任務的利器?！雹劾顟延。骸吨袊窃鯓映蔀楝F代國家的？》，《開放時代》2017年第2期。中國共產黨是先鋒隊性質的政黨，這種特殊性質決定了中國共產黨能夠勝任社會革命的領導角色，并且推動社會革命深入發展最終獲得勝利。根據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共產黨既是資本主義社會全面危機的產物，又是克服資本主義全面危機從而建立社會主義的歷史工具，這就是說共產黨與社會革命天然聯系在一起。共產黨是由無產階級隊伍中具備政治覺悟的先進分子組成的先鋒隊，它“強調和堅持整個無產階級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同時在革命斗爭的各個發展階段上“始終代表整個運動的利益”。④《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5頁。列寧在解決俄國革命各種難題的過程中，將共產黨建設成具備嚴格的紀律、統一的思想、高度的集權、精干的組織體系、工作卓越的黨員干部隊伍等關鍵要素的先鋒隊政黨。⑤汪仕凱：《先鋒隊政黨的治理邏輯：全面從嚴治黨的理論透視》，《政治學研究》2017年第1期。

不難發現，中國共產黨的先鋒隊性質決定了它不僅要以領導社會革命為己任，而且能夠提供社會革命所必需的支持條件。這些支持條件具體包括：基于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和中國實際相結合而提出的正確理論指導、基于對社會革命形勢的恰當分析而形成的正確戰略和有效行動策略、基于自身組織體系和黨員干部隊伍而凝聚起來的強大革命力量、基于高度集權特性而鍛造出來的強有力指揮中樞和高效率行動單元。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先鋒隊理論同中國革命實踐的具體問題結合的產物，一方面中國共產黨全面吸收和堅持了先鋒隊理論的精髓，另一方面中國共產黨立足中國社會革命的實際情況，創造了從思想上建黨、群眾路線、統一戰線、農村包圍城市等新要素。新要素將中國共產黨建設成為更為發達、嚴整、有效的組織，而“黨的力量來自組織，組織能使力量倍增”。①《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395頁。因此，中國共產黨使先鋒隊在理論上的巨大作用通過中國現代國家建構的歷史過程充分地發揮了出來。

中國共產黨對社會革命的領導集中體現在，它將中國民眾最大程度地組織起來，并且以自身為核心將中國民眾凝聚成為一個整體。中國民眾凝聚成整體是通過龐大的組織網絡實現的，這個組織網絡是由中國共產黨和外圍組織共同組成的，并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不斷擴大。林尚立對此有很好的總結：“黨要支撐和凝聚整個社會，就必須有完備和發達的組織網絡，而這個組織網絡要應對復雜的社會結構和社會體系，承擔多元的功能，就必須超越單一的黨組織結構，而以黨的組織為核心，聚合多層面、多類型的組織，創造出有活力的‘軸心—外圍’結構的黨的組織網絡?！雹诹稚辛ⅲ骸吨袊伯a黨與國家建設》，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89—190頁。隨著中國社會革命深入發展，越來越多的民眾參與到社會革命的歷史進程中來，中國共產黨則以“軸心—外圍”組織網絡將廣大民眾團結在自身領導之下，塑造了一支能夠戰勝國內外敵人的強大革命力量，并以由絕大多數民眾凝聚成的人民為基礎建立了人民共和國，最終實現了將千年古國整體轉型到現代國家這一宏偉目標。

綜上所述，多民族共同體是古代政治大一統塑造的遺產，完整保存多民族共同體是中國現代國家建構的歷史內涵。然而，多民族共同體在近代卻處在分裂狀態，社會革命對于廣泛深入動員民眾的需要為解決將分裂的多民族共同體完整保存下來這一難題提供了歷史機遇，民主集中制則切合了在社會革命中最大程度上凝聚民眾這種歷史需求，中國共產黨通過運用民主集中制將廣大民眾凝聚成為人民從而有效地回應了中國現代國家建構的特殊性，多民族共同體以人民這種形態得到保存。正是在回應中國現代國家建構的特殊性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通過民主集中制重構了政治中央集權，進而實現了政治大一統的創造性轉化。

四、民主集中制重建政治中央集權

中國共產黨領導社會革命的基本內容在于將廣大民眾凝聚成整體即人民，人民是中國共產黨運用民主集中制凝聚民眾的產物，中國共產黨是人民的領導核心，而民主集中制則是鞏固和發展人民的根本保障。民主集中制在中國共產黨以政治動員和組織網絡將廣大民眾凝聚成人民的過程中重建了政治中央集權。社會主義國家同樣以民主集中制為根本原則，可以說它是借助民主集中制完成制度化的人民的政治外殼。民主集中制將中國共產黨、人民和社會主義國家統一起來，從而構造了以中國共產黨領導為核心的政治中央集權，進而創造了新政治大一統。新政治大一統是以政治中央集權為本質的高度耦合的制度體系，由中國共產黨和民主集中制塑造的新政治大一統仍然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深層結構。

（一）民主集中制切合社會革命

社會革命是中國現代國家建構的基本方式，因為只有社會革命才能夠廣泛深入動員中國民眾參與到現代國家建構中來，從而在將中國民眾凝聚成整體的基礎上創建新國家，最終實現千年古國向現代國家的整體轉型。歷史學家充分肯定了廣大民眾作為中國現代國家建構的基本力量所發揮的重要作用，“在連續的軍閥割據、革命、日本入侵和國共內戰的動亂的推動下，平民參與政治強有力地恢復了統一的理想”。①麥克法夸爾、費正清：《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革命的中國的興起》，第23頁。廣大民眾對于現代國家建構的參與，并且成為現代國家建構的基本力量，不是以個體形式而是以集體形式呈現的，因此必須在社會革命中改變民眾一片散沙的局面。只有將分散的民眾凝聚成為整體，才能克服多民族共同體四分五裂的狀態，從而才能建立統一的國家。但是，高度分散的民眾不可能自然凝聚成整體，所以中國共產黨領導在此過程中的作用是根本性的。

作為先鋒隊性質的政黨，中國共產黨本身就是一個具有高度內聚性的整體，因為民主集中制在塑造黨員共同行動的基礎上提供了整體賴以存在的高度內聚性。史華慈在分析中國革命時就發現，“黨員的共同行動是列寧主義共產黨及其原則概念的最精華部分”。②本杰明?史華慈：《中國的共產主義與毛澤東的崛起》，陳瑋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46頁。中國共產黨通過民主集中制將黨員干部隊伍塑造成為一個整體，同時將黨員干部分派到中國社會的各個領域、多民族共同體的各個地方去，借助政治動員和組織網絡將廣大民眾團結在自己的領導之下，進而依靠黨員的共同行動將廣大民眾凝聚成為整體，從而以整體參與到社會革命這一歷史潮流中來。這就是說，民主集中制是在將中國共產黨凝聚成為一個整體的基礎上繼續將廣大民眾凝聚成為人民的，中國共產黨是人民的領導核心，而民主集中制則是人民的政治骨架或者說是制度支撐。

（二）民主集中制的內容

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制，集中的重點是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并且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需要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相統一的過程中實現。民主和集中緊密結合是民主集中制的根本，一方面，民主集中制必須以民主為基礎，這里的民主是指民眾以及下級組織的廣泛政治參與以及意見的充分表達、廣泛協商。因為廣大民眾是社會革命的動力和現代國家建構的基本力量，激發并發展民眾的“活力、能力與創造力”始終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必須處理的至關重要的問題，③鄒讜：《中國革命再闡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2—3頁。所以必須在現代國家建構的過程中尊重廣大民眾的主體地位、保障廣大民眾的參與權利、維護廣大民眾的切身利益。另一方面，民主集中制必須以中央集權為目的，中央集權就是指“部分應當服從整體”，④張慕良：《列寧民主集中制奧秘初探》，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7年，第47頁。最高層的中央組織具有最終的決策權和最大的執行權。因為廣大民眾對于社會革命和現代國家建構的參與必須以集體形式取得整體效應，沒有中央集權就不可能將高度離散的中國民眾凝聚成人民，也就不可能有集體力量和整體效應。

民主和中央集權是民主集中制的兩個相輔相成的構成要素，不以民主為基礎的集中是不具有正當性的，而不以中央集權為目的的民主則是無效的?！耙悦裰髦萍s集中”是貫穿在民主集中制之中的基本邏輯。⑤王旭：《作為國家機構原則的民主集中制》，《中國社會科學》2019年第8期。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民主集中制是兩個原則相結合的混合體，必須認識到民主集中制是一個完整統一的原則。雖然民主集中制是由民主和中央集權兩個要素構成，但是民主和中央集權具有不同的地位和性質，就地位而言，集中重于民主，就性質而言，集中是民主集中制的實體，民主只是民主集中制的屬性。王貴秀就指出，民主集中制是由“‘民主的’這一‘屬性’與集中（制）這一‘實體’構成的”，而且“‘民主的’這種屬性是內在地規定集中（制）這一實體的性質的?！雹尥踬F秀：《民主集中制的由來與含義新探》，《理論前沿》2002年第8期。

楊光斌對民主集中制提出了拓展性的解釋，他認為從政治屬性來看，民主集中制其實是“民主主義的中央集權制”即“民主主義的集權制”，從實踐上看，民主集中制不只是體現在政治制度上，而且是貫穿在行政體制、中央與地方關系、政治與經濟關系、國家與社會關系之中的統率著政治過程的“大原則”，中國這個超大規模的國家正是“依靠民主集中制而得以組織起來并有效運轉”。⑦楊光斌、喬哲青：《論作為“中國模式”的民主集中制政體》，《政治學研究》2015年第6期。顯而易見，中國政治重大的結構性關系都是由民主集中制來調控的，民主集中制的實踐則是一個政治過程。毛澤東立足中國共產黨運用民主集中制的實踐經驗總結道：“克服困難，沒有民主不行。當然沒有集中更不行，但是，沒有民主就沒有集中。沒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確的集中，因為大家意見分歧，沒有統一的認識，集中制就建立不起來。什么叫集中？首先是要集中正確的意見……我們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制，無產階級的集中，是在廣泛民主基礎上的集中?！雹佟睹珴蓶|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93—294頁。概而論之，民主集中制的實質就是政治集中，其實踐就是構造政治中央集權，只不過中央集權必須以民主為基礎才能實現。

民主基礎上的中央集權就是政治中央集權。民主的基礎性地位決定了民主集中制實現的中央集權只能是政治性質的，它集中反映為中國共產黨堅持人民至上，始終走同廣大群眾密切結合的道路，中國共產黨在將廣大群眾組織和團結在自身領導下并且將廣大群眾凝聚成為人民的過程中成為了最高政治權威和最高政治領導力量。②汪仕凱：《中國共產黨領導制度的歷史政治學分析》，《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20年第1期。中國共產黨的百年奮斗歷史充分證明，“堅持黨的領導”（關鍵是堅持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和“堅持人民至上”（中國共產黨的根基在人民、血脈在人民、力量在人民）是中國共產黨取得重大成就的最基本的歷史經驗。③《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65—66頁。不難發現，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的歷史經驗與本文所陳述的民主集中制的內容是一致的，民主集中制的實踐就是在人民至上的基礎上經過民主的過程實現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

值得進一步說明的是，雖然民主集中制的實踐結果是構造政治中央集權，但是中央集權并非意味著一種中央權力統合下的千篇一律的狀態。政治中央集權必須以民主為基礎，一方面需要民眾的廣泛參與、下級組織與上級組織的積極互動，另一方面承認社會的多元化、利益的多樣化、中央對地方的授權、國家對社會的賦權、政府對市場的讓權。因此，民主集中制同中國政治生活中層次復雜的要素、多元互動的過程、靈活多樣的關系是并行不悖的，這些本身就屬于民主的范疇，事實上，正是豐富的民主內容保障了政治中央集權的靈活、高效、正確，否則民主集中制不足以充當重建政治大一統進而保障千年古國整體轉型到現代國家的基本資源。

（三）民主集中制塑造的政治過程

由民主集中制規定的政治實踐包括兩個相互銜接的過程，一個過程是自下而上的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另一個過程是自上而下的集中指導下的民主，集中居于樞紐位置從而將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聯系在一起，進而組成了一個能夠循環的完整的政治過程。貫穿在這個政治過程之中的是政治中央集權，正是由于政治中央集權，中國共產黨才成為高度內聚的整體，廣大民眾才能夠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以民主集中制凝聚成高度內聚的整體。我們可以從組織、領導、活動三個層面進一步解析民主集中制塑造的政治過程。

首先，民主集中制是中國共產黨的根本組織原則。中國共產黨每一個黨員都歸屬于一個支部，各級組織（黨的代表大會和黨的委員會）都必須經過選舉產生，地方各級代表大會選舉產生黨的地方委員會，全國代表大會選舉產生黨的中央委員會，各級委員會向產生它的代表大會負責并報告工作。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和中央委員會是全黨最高領導機關。黨的各級組織和黨員，都可以向上級組織反映意見，上級組織必須研究下級組織的意見，解決它們提出的問題。黨的各級領導機關有權力指導和監督下級組織的選舉過程，批準下級組織選舉的結果。而且，黨的各級領導機關有權力調整下級組織，甚至整體改組下級組織，有權力設置、廢除或者調整下級組織的形式，也有權力改變下級組織的決定。作為根本組織原則的民主集中制，使中國共產黨發展成具有發達組織體系的整體。

其次，民主集中制是中國共產黨的根本領導原則。黨的各級組織都必須實行集體領導，并且各級組織都必須服從中央集中統一領導。集體領導與中央集中統一領導是密切聯系在一起的，在中央領導機關中同樣實行集體領導，但是要保證集體領導有效實施就必須維護中央最高權威。無論是集體領導還是中央集中統一領導，都必須以在全黨執行嚴格的紀律為基本保證。中國共產黨從先鋒隊性質出發，立足中國社會革命的實際情況，形成了以“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各個組織和全體黨員服從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和中央委員會”①《中國共產黨章程》，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32頁。為基本內容的政治紀律?？梢哉f，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集中反映了民主集中制要求落腳于中央集權這一精髓。作為根本領導原則的民主集中制，使中國共產黨成為由中央集中統一領導的行動協調、高效的整體。

最后，民主集中制是中國共產黨的根本活動原則。中國共產黨的各級組織在進行政治活動時，必須充分保障黨員干部和下級組織的參與權利，上級組織要在下級組織和黨員干部民主參與的基礎上進行集中，下級組織和黨員干部要在集中的指導之下進行民主參與。民主集中制對于黨的上下級組織的政治過程有著不同的規定，民主基礎上的集中是對上級組織的要求，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則是對下級組織的要求。②張慕良：《列寧民主集中制奧秘初探》，第70頁。上級組織集中后形成的決定，下級組織和黨員干部必須執行，同時下級組織和黨員干部可以向上級組織繼續陳情，爭取上級組織根據下級組織的實際情況調整或者改變決定，但是在上級組織的決定未改變之前，下級組織和黨員干部必須無條件執行原來的決定。作為根本活動原則的民主集中制，使中國共產黨發展成為具有強大生命力、活力和戰斗力的整體。

（四）政治中央集權從黨向國家貫徹

中國共產黨在民主集中制支撐下，將靜態的、層級不同的、數量眾多的組織整合成為動態的、行動協調一致的、高度統一的整體。用列寧的話來講，黨就是用“組織的物質統一”鞏固“根據馬克思主義原則形成的思想一致”，用“根據馬克思主義原則形成的思想一致”增強“組織的物質統一”的先鋒部隊。③《列寧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26頁。民主集中制使中國共產黨獲得了巨大能力，它將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團結在自己領導之下，以自身為領導核心將中國廣大民眾凝聚成為整體。由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民主集中制凝聚和鞏固的整體，就是以政治中央集權的制度體系支撐的人民。人民既在社會革命中不斷塑造，又支撐著社會革命走向勝利，因此人民就直接構成了中國現代國家的政治基礎。但是，中國現代國家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現代國家，而是實行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國家是人民的制度化形態，而人民則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內在實體力量。

人民民主專政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國體，實行人民民主專政的力量只能是人民。廣大民眾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凝聚成為人民，進而掌握國家政權和行使政治權力，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本質。毛澤東在總結中國共產黨領導社會革命建立新中國的歷史經驗時就十分明確和堅定地認為，人民民主專政是中國共產黨的“主要經驗”和“主要綱領”。④《毛澤東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80頁。既然社會主義國家的國體是由中國共產黨以民主集中制作為政治支撐從而塑造成型的，那么作為國體組織形式的政體必然也是以民主集中制作為根本原則的。毛澤東在對新國家進行理論分析時就提出了“政體—民主集中制”的公式，⑤《毛澤東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77頁。而在新國家建立之后領導制定憲法時，毛澤東貫徹了他在革命年代提出的理論，憲法就是要將“人民民主國家已經鞏固地建立起來了的事實”體現為政體，⑥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320頁。也就是說政體必須反映和鞏固國體。眾所周知，憲法規定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中國的政體，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則以民主集中制為根本原則組織起來，作為人民代表大會執行機關的政府同樣以民主集中制為根本原則。由此可見，中國共產黨將民主集中制帶給了中國的社會和國家，民主集中制貫穿在國體、政體、政府之中。

作為根本原則貫穿到國體、政體、政府之中時，民主集中制所具有的強大能力得到了更大程度的發揮，它同社會主義國家政治制度的結合形成了在最大程度上將廣大民眾凝聚成為人民的結果。金沖及對20世紀中國歷史的分析就證明，人民在新國家制度的基礎上最終形成。他寫道：“新中國在全國范圍內將社會各階層人民以空前規模組織起來，建立起各級工會、農民協會、共青團、學聯、街道居民委員會等，深入到社會的基層，形成一個巨大的幾乎無所不包的網絡，隨時可以將民眾動員起來協助政府完成各項工作，根本改變過去那種散漫無組織的狀態。中央政府的政令能夠雷厲風行地推廣到全國各地，包括邊疆地區，萬眾一心地一致行動。全國人民的大團結，形成人民政府最廣泛的社會支柱?！雹俳饹_及：《二十世紀中國史綱》第3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693頁。

人民同社會主義國家政治制度結合在一起，就是要通過政治制度將人民確定和鞏固下來，這是社會主義國家形成的關鍵環節。這一關鍵環節彰顯出以民主集中制創建新政治大一統和社會主義價值之間的實質聯系：民主集中制對新政治大一統的創造是在將廣大民眾凝聚成人民的過程中進行的，而人民則是以中國共產黨領導為核心的依靠民主集中制作為內在支撐的整體政治力量，以人民為根基并且用政治制度對人民進行鞏固的現代國家就只能是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國家，因此，社會主義價值是內在于中國共產黨以民主集中制創造新政治大一統的歷史過程之中的。人民形成和鞏固的過程，就是社會主義價值得到彰顯并且引導政治大一統實現創造性轉化的過程，于是中國現代國家建構就轉化為社會主義國家形成。

社會主義國家以中國共產黨為領導核心，中國共產黨不僅依靠民主集中制成為了具有高度內聚性的整體，而且在將民主集中制貫穿到國體、政體、政府之中的基礎上，將人民同政治制度融合在一起，因此中國共產黨和民主集中制就成為了社會主義國家政治制度的核心要素。同時，由于中國共產黨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礎上凝聚了人民，并且成為了人民的領導核心，所以中國共產黨與民主集中制共同構造了政治中央集權，人民就是以政治中央集權的制度體系塑造和鞏固的。進而論之，中國共產黨在領導社會革命創建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進程中，重構了以政治中央集權為本質的政治大一統。新政治大一統同樣具體表現為高度耦合的制度體系，它仍然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深層結構，而社會主義國家則是新政治大一統的外在表現形態。

五、社會主義國家與政治大一統的創造性轉化

新政治大一統是以中國共產黨領導為核心的、以民主集中制為基本要素的、政治中央集權的高度耦合的制度體系，它是中國共產黨在汲取現代國家的政治框架所包含的政治資源的基礎上，對古代政治大一統進行創造性轉化的產物。政治大一統的創造性轉化與社會主義國家的形成是同一個過程，從社會主義國家形成的過程來看，政治大一統創造性轉化的關鍵之處在于，中國共產黨通過運用民主集中制重構政治中央集權，并且以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制度將政治中央集權定型和制度化，最終將兩者融合在一起。

創造性轉化是林毓生在探討中國傳統的當代前景時提出的概念，他認為中國傳統需要進行創造性轉化才能重建中國人文、發揚中國文化。盡管創造性轉化是一個復雜的概念，但是林毓生給出了基本解釋。他認為：“第一，它必須是創造的，即必須是創新，創造過去沒有的東西；第二，這種創造，除了需要精密而深刻地了解我們的文化傳統，在這個深刻了解交互影響的過程中產生了與傳統辯證的連續性，在這種辯證的連續中產生了對傳統的轉化，在這種轉化中產生了我們過去所沒有的新東西，同時這種新東西與傳統又辯證地銜接?！雹诹重股骸吨袊鴤鹘y的創造性轉化》，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0年，第80頁。中國共產黨通過民主集中制創造的新政治大一統，非常切合創造性轉化的思路。新政治大一統延續了古代政治大一統之本質即政治中央集權，但是這種政治中央集權完全是一種新的政治中央集權，這就是說，兩種政治大一統是在創新中延續從而辯證地銜接在一起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大一統是對王朝國家的政治大一統進行創造性轉化的結果。

政治大一統的創造性轉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社會革命的產物，中國共產黨成為了新政治大一統的核心，所以理解政治大一統的創造性轉化必須從中國共產黨開始。從政治大一統創造性轉化的角度來看，中國共產黨領導社會革命的自覺意識可以集中概括為，社會革命必須將事實上陷入分裂狀態的千年古國整體轉型到現代國家，為此中國共產黨必須以自身為核心創造性運用民主集中制從而將廣大民眾凝聚成整體，中國現代國家必須以人民為政治基礎，這樣的現代國家就是人民掌握國家政權的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制度必須將人民確定和鞏固下來。由于中國共產黨、國體、政體、政府都以民主集中制作為內在骨架，因此民主集中制就在它們共享的內部一致性的基礎上將它們統一了起來，于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制度就成為了具有高度耦合性的制度體系。更為重要的事實是，在民主集中制向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制度轉化的過程中，黨的政治中央集權就相應地轉化為國家的政治中央集權，在中國共產黨領導與民主集中制的共同作用下，黨的政治中央集權和國家的政治中央集權同構在一起。

可以將中國共產黨對政治大一統進行的創造性轉化總結為如下五個方面：

首先，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大一統延續了政治中央集權，但是掌握政治中央集權的主體不是皇權而是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領導構成了政治中央集權的核心。鄭永年在解釋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時試圖將中國傳統與現代政治結合起來，因此將中國共產黨領導稱為“組織化的皇權”。①鄭永年：《組織化皇權》，邱道隆譯，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52—61頁。應該說，鄭永年準確地看到了中國共產黨領導在政治中央集權中的地位，但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超越了皇權，從一定意義上講，黨“是國家主權、人民意志或無產階級專政的制度化身”。②塞繆爾?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王冠華、劉為等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9頁。中國共產黨不僅通過民主集中制實現了黨的政治中央集權，而且通過民主集中制將黨的政治中央集權和國家的政治中央集權同構在一起。為了進一步鞏固政治中央集權，中國共產黨以黨員干部隊伍代替儒家官僚充任國家機關的各個職位，以干部人事制度代替選官制度，以中國化馬克思主義代替儒家意識形態，以黨委、黨組、領導小組等多種機制實現黨對國家與社會的領導。

其次，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大一統和王朝國家的政治大一統都塑造了多民族共同體，但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大一統是在凝聚人民的基礎上塑造多民族共同體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革命是在事實上四分五裂的多民族共同體中進行的，因此中國共產黨必須將民眾團結在自己領導下凝聚成整體，人民構成了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基礎，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制度要以鞏固人民為目的。毛澤東在修改審定《憲法草案初稿說明》時就指出，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制度“反映了我國廣大人民的政治上的統一”。③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第323頁。人民在政治上的統一意味著人民是整體性質的政治力量，也就是說，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革命將古代政治大一統塑造的多民族共同體完整地保存了下來，這是中國當代國家同中國古代國家之間的延續性；但是，完整保存下來的多民族共同體，不再是過去那種缺乏成熟的內在制度化聯系的古舊形態，而是通過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制度重新組織的多民族共同體即中華民族共同體。

再次，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大一統和古代政治大一統都是高度耦合的制度體系，但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大一統是耦合程度更高的制度體系。新政治大一統是以民主集中制為基本要素的，民主集中制貫穿在中國共產黨、國體、政體、政府之中，所以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制度由于民主集中制而具有了內在統一性。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是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核心，黨的領導也全面貫徹在國家機構之中，黨通過自己的組織網絡、領導體制、執政機制，不僅進一步增強了民主集中制所發揮出來的治理能力，而且同民主集中制形成了合力，共同強化了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內聚性、統一性、協調性。楊光斌就指出，民主集中制實際上是“中國模式”最核心的制度，它使中國得到了良好的組織和治理。④楊光斌、喬哲青：《論作為“中國模式”的民主集中制政體》，《政治學研究》2015年第6期。因此，以民主集中制為基本要素的新政治大一統，不是從制度體系出發創造耦合性，而是從高度耦合性出發創設制度體系，這就決定了新政治大一統必然是高度耦合的制度體系。

復次，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大一統汲取了現代國家的政治框架中的基本資源，因而能夠同現代國家的政治框架相適應?，F代國家的政治框架中最為重要的資源就是民主，民主至少意味著民眾對政治過程持續廣泛有影響力的參與。政治大一統的創造性轉化是在廣大民眾作為基本力量的社會革命中完成的，由民主集中制構造的政治中央集權也是在民眾廣泛參與的基礎上形成的，因此民主同新政治大一統是直接聯系在一起的。這就意味著“中國的重新統一所需要的不過是可以適應現代民族國家要求的新政體”，①詹姆斯?湯森、布蘭特利?沃馬克：《中國政治》，顧速、董方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8頁。即是能夠將政治大一統同民主結合起來的新政體，這個新政體就是貫徹了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人民當家作主的根本制度形式，人民通過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獲得政治平等、自由發展、公平正義，進而言之，新政治大一統為中國人民創造了自由和平等的發展空間。由此可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體現了現代國家的民主原則，所以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大一統也可以稱之為現代政治大一統。

最后，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大一統創造性地同人民民主緊密聯系在一起。實現了創造性轉化的政治大一統不僅體現了現代國家的民主原則，而且體現了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當家作主原則。新政治大一統同社會主義國家的國體直接聯系在一起，人民民主專政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國體，而進行專政的力量則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凝聚而成的人民，人民的背后就是政治大一統。沒有政治大一統這種政治中央集權的高度耦合的政治制度體系，就很難鞏固作為整體性質的政治力量的人民；同樣，沒有必須將廣大民眾凝聚成人民這一根本需要，就沒有社會革命這一使政治大一統得以創造性轉化的歷史過程。由于人民構成了中國共產黨創設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基礎，因而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制度以確立和鞏固人民為基本目的。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根本政治制度和政體形式，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通過貫徹民主集中制，從而將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凝聚而成的人民予以制度化，在此基礎上為人民掌握國家政權、實現人民當家作主提供了根本制度保障，因此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其實就是政治大一統主要的表現形式。進而論之，新政治大一統和人民民主通過人民實現了有機統一，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大一統就是人民民主的政治大一統。

總結來看，政治大一統的創造性轉化與社會主義國家的形成是同一個過程，當古代政治大一統創造性轉化為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大一統時，中國現代國家建構也轉化為社會主義國家的形成。實現了創造性轉化的政治大一統構成了社會主義國家的深層結構，也就是說，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制度是以政治中央集權為本質的。當然，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中央集權是人民民主基礎上的政治中央集權，其中的要義在于，社會主義國家以廣大民眾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凝聚而成的人民為政治基礎，因而社會主義國家與社會之間就形成了相互支持關系，人民民主基礎上的政治中央集權就是在這種相互支持關系中行使的。中國政治制度在國家治理中展現出來的強大能力，在根源上是由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大一統或者說人民民主的政治大一統提供的。

結語

新政治大一統和古代政治大一統都是政治中央集權的制度體系，但是新政治大一統不同于古代政治大一統，它是依靠新資源孕育的基本要素圍繞新核心而形成的新制度體系。具體言之，新政治大一統是依靠現代國家的政治框架、以民主集中制為基本要素、圍繞中國共產黨領導而形成的高度耦合的制度體系。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民主集中制共同實現了政治大一統的創造性轉化，新政治大一統是中國共產黨在領導社會革命的過程中運用民主集中制的產物，是中國共產黨對于中國政治發展做出的巨大貢獻之一。政治大一統的創造性轉化說明具有數千年歷史的中國政治文明的根基得到了延續，它既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提供了深厚的歷史基礎，從而賦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自主性和合理性，又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提供了基于中國傳統和現代世界資源交融創新發展的文明根基，進而賦予當代中國國家治理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至關重要的政治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