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CiteSpace 我國基層社會治理研究的可視化分析

安雁妮，羅章松，蘇雪芹

（青海民族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青海 西寧 810007）

基層社會治理是國家治理的根基，是不斷提升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關鍵，千百年來，維護基層社會的秩序穩定一直都是國家穩定的根本［1］。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要構建基層社會治理新格局”［2］。通過文獻整理，發現我國基層社會治理研究主要從政治學、社會學、管理學三個角度展開研究。從政治學角度看，基層社會治理根據其政治主體、政治客體、政治過程、政治結構、政治功能進行劃分，從而實現再組織化為目標的社會建設［3］，同時在基層黨組織的引領下，搭建協同機制，整合各方力量［4］。從社會學角度看，新時期的基層社會治理構建出多種主體“協同運作”的治理機制［5］，在此基礎上，鄉村空間結構重構后合村并村推動著農村社區化，基層社會治理將面臨新的挑戰［6］。從管理學角度看，網格化管理對社會管理的科學劃分，已成為我國基層社會治理的一種重要管理手段［7］，同時這種管理手段與傳統管理方式結合，成為目前社區治理的主要模式［8］。

我國在推進治理體制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進程中，基層社會治理的基礎性、支撐性作用日益凸顯，有關基層社會治理的文獻也越來越多。諸多學者對我國基層社會治理開展了多角度探討，形成了百花爭鳴的局面，但部分學者難以從總體上把握我國基層社會治理的研究動態。因此，運用Citespace 軟件，對CNKI 數據庫中收錄的369 篇有關基層社會治理的文獻進行可視化分析，以期對后續研究者提供啟發。

1 數據來源與研究方法

樣本來源選擇CNKI 數據庫，使用高級檢索功能，將檢索篇名設置為“基層社會治理”，期刊來源選定為“北大核心期刊”和“CSSCI”，截止時間設定為2022 年10 月6 日。共檢索文獻381 篇，對檢索出的文獻做進一步篩選，最終獲得369 篇有效文獻。CiteSpace 軟件能夠把期刊類型、關鍵詞、作者等內容清晰地展現在人們面前，從而使人們能夠更好地把握某研究方向的整體情況。因此，運用CiteSpace 軟件，通過對作者、機構、關鍵詞等進行可視化分析來呈現學科知識的結構、規律和分布情況，從而展現我國基層社會治理的研究動向及發展歷程。

2 研究現狀分析

2.1 發文量分析

年度發文量反映出某個領域知識量的增長情況，同時也可以反映出該領域的發展狀況及研究趨勢［9］。從圖1 可以看出，2006—2022 年間，共計發文369篇篇名包含“基層社會治理”的文獻，2006—2013年，論文發表總數僅12 篇，其中2007 年與2011 年發文數為0。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的重要內容［10］，自此學術界關于基層社會治理的研究持續升溫，研究成果不斷產出。

圖1 發文量統計圖

2.2 發文作者分析

運用Citespace 軟件制作出作者及合作網絡圖譜，見圖2，其中節點與發文量成正比，節點越大，則代表該作者的發文量越多；節點間的連線代表作者間的合作關系，共有節點483 個節點，即有483 位作者；圖譜總體上是比較分散的，密度為0.001 8，多數節點之間表現出離散狀態，說明大多數學者的研究具有相對獨立性。通過賴普斯定律可以得出，在基層社會治理研究領域，論文發表量為2 篇以上即為核心作者，經過統計共有45 位核心作者，僅占作者總數的6%。發文量最多的作者如張國磊、盧福營、陳成文。他們的文獻不僅發文量高，下載量也非常高?？梢钥闯?，盧福營、張國磊、陳成文和田毅鵬構成了基層社會治理研究的中流砥柱。其中，《制度嵌入、精英下沉與基層社會治理——基于桂南Q 市“聯鎮包村”的個案考察》一文下載達到4 940 次，張國磊從制度嵌入、精英下沉等角度對聯鎮包村制度進行了論述，為今后鄉村治理的發展提供了新視角［11］；《二元到三元：基層社會治理的結構變遷》一文下載量高達958 次，盧福營提出基層社會治理從二元結構到三元結構的變遷會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而轉變，對此應創新特殊社區治理模式，構建中國基層社會治理新格局［12］；《論基層社會治理創新與推進鄉村振興戰略》一文下載量高達2 706 次中，陳成文通過自治、德治、法治與心治四個方面探討了推動社會治理重心向基層下移的重要性［13］。這些文獻都是基層社會治理風向標。

圖2 作者及合作網絡圖譜

2.3 發文機構分析

發文機構同發文作者一樣，都有著重大的影響力，運用Citespace 軟件對該研究領域的發文機構進行可視化分析，得到機構及合作網絡圖譜，見圖3。不同的節點代表不同發文機構，節點的大小與發文量呈正相關，節點越大說明發文量越大，節點越小說明發文量越小，各節點間的連線代表各機構間的合作，連線越多說明機構間合作越密切，反之亦然。從作者機構的統計結果來看，有421 家發文機構，網絡密度為0.002 3，整個圖譜分布較為分散，可見機構間的合作程度較弱。其中已形成較為顯著的機構合作網絡，分別是四川大學、吉林大學、華東理工大學。

圖3 機構及合作網絡圖譜

在圖3 的基礎上整理出發文量前十機構表，見表1。其中，華東理工大學和南京大學各發表文章7 篇，杭州師范大學6 篇，浙江大學和吉林大學各發表5 篇，華中師范大學和江西財經大學各發表4篇，四川大學、安徽大學和華東師范大學各發表3篇。目前國內關于基層社會治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華東理工大學、南京大學、浙江大學、吉林大學四所高校機構，而四所高校雖然在基層社會治理方面的發文量最多，但是與其他高校的合作關系還不夠密切，多以自主研究為主。從這一點可以看出，當前在該領域研究的合作度偏低。關于中國基層社會治理研究，以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東部地區為主體的研究機構居多，而西部地區的研究機構較少。

表1 發文量前十機構統計表分布

3 研究熱點分析

3.1 關鍵詞共現分析

運用Citespace 軟件對369 篇基層社會治理文獻中的關鍵詞進行處理，得到關鍵詞共現圖譜，見圖4。其中，不同節點代表不同的關鍵詞，節點越大，代表這個關鍵詞出現的次數越多，反之則越少，節點間的連線代表不同的關鍵詞之間的聯系。由圖4 可以看出，基層社會治理研究的關鍵詞總數380 個，網絡密度為0.007，總體上看圖譜整體分布比較分散。

圖4 關鍵詞共現圖譜

關鍵詞的出現頻率和中心性指數是一個領域的重要的衡量標準，關鍵詞出現頻次越高，代表學者的關注度越強；中心性越大，代表其重要性越強。中心性大于0.1 表明通過該關鍵詞展開的研究較多，該節點的影響力較強，代表了該領域的熱點。在對關鍵詞進行深入分析后，選取了中心性排名前十的關鍵詞。由表2 可知，基層社會治理的中心性最強，達到了0.89；社會治理的中心性次之，達到了0.78；其次是三社聯動的中心性達到了0.49。按照中心性強度排序，剩余分別是社區、社會治理創新、社會組織、制度創新、黨建引領、檔案服務、共建共治共享。這些關鍵詞構成了基層社會治理研究的基本要素。

3.2 關鍵詞聚類分析

關鍵詞聚類分析是指對距離相近、主旨相近的關鍵詞進行聚集歸類，形成不同主題的聚類組，通過對聚類名稱和該聚類內的主要關鍵詞的分析，掌握最新發展趨勢。為進一步探析基層社會治理研究的熱點分布以及關鍵詞的相互關系，在圖4 的基礎上對關鍵詞進行聚類分析，得到了關鍵詞聚類圖譜，見圖5。關鍵詞數量同類團規模成正比，關鍵詞數量越大，類團規模越大，不同色塊代表不同的聚類領域。Q值＝0.794 2 ＞0.3 說明聚類分析具有科學性，S值＝0.881 6 ＞0.5，說明具有較高可信度，Q值和S值綜合說明網絡聚類圖譜具有合理性。如圖5 所示，共有379 個節點，504 條連接線，網絡密度為0.007。圖中共展示10 個聚類，分別是社會治理、基層社會治理、社會治理創新、黨建引領、技術治理、“楓橋經驗”、鄉村振興、制度創新、共治、公眾參與，當前我國基層社會治理的研究重點集中在這十大聚類之中。其中最大的聚類是社會治理，共包含112 個關鍵詞，主要關鍵詞有黨的領導、鄉村治理、社會等。第一個聚類中最活躍的是張偉坤的《協同共生：基層社會治理理念的傳承邏輯與時代趨向》，主張以人民為中心的理念，倡導公眾參與，推進基層社會治理方式的創新［14］；第二個聚類中最活躍的是韋廣雄在《村域基層社會治理的創新與村民自治的有效實現》中，提出創新農村基層社會治理有利于促進村民自治［15］；第三個聚類中最活躍的是趙宬斐的《基層社會治理創新需要強化“在地政治”觀》，提出鄉村工商實踐有助于推進基層社會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16］。三篇文獻都強調基層自治主體參與，使基層社會治理主體多元化。

圖5 關鍵詞聚類圖

以聚類名稱、頻次和包含的其他關鍵詞為組成部分，制作了關鍵詞聚類表，見表3。CiteSpace 軟件可以客觀地分析研究主題，但容易忽視一些細節內容，因此把表3 結合關鍵詞共現圖譜與現實情況，總結出我國基層社會治理研究的兩個重要領域。

1）治理主體研究領域。

從關鍵詞聚類來看，“社會治理”出現了112次，“基層社會治理”出現了89 次，“黨建引領”出現了24 次，“公眾參與”出現了7 次。其中出現次數較多的“三社聯動”“社區”“社會組織”“黨建引領”等關鍵詞都是這一范疇。三社聯動是新時代的基層社會治理的重要方式，通過社區、社會組織、社會工作者三者的協同作用，有利于實現多元主體參與基層社會治理［17］。社會組織是我國基層社會治理的主要參與者，其參與和提供社區服務，是有效參與社區治理的一種重要方式［18］。新時代構建基層社會治理共同體圍繞“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理念，為新時代基層社會治理的現代化建設提供了行動指南［19］。

2）治理模式研究領域。

從關鍵詞聚類來看，“社會治理創新”聚類出現了34 次，“技術處理”出現了22 次，“楓橋經驗”出現了12 次，“制度創新”聚類出現了11 次，“共治”出現了7 次。其中出現次數較多的“社會治理創新”“制度創新”“共建共治共享”等關鍵詞都是這一范疇。黨建引領基層社會治理模式在實踐中還要不斷完善與探索［20］，要充分發揮基層黨組織的主導作用，以“黨建+基層社會治理”的思想引導社會力量參與到社會治理之中，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層社會治理新格局［21］?！皸鳂蚪涷灐钡墓芾砟Ｊ酵怀隽宿r村居民在村規民約中的民主權利，使之參與決策、管理和監督，為基層社會治理模式的改革提供了寶貴經驗［22］，要借鑒和學習“楓橋經驗”的以自治為基礎、法治為保障、德治為先鋒的治理模式［23］。同時，構建政府與鄉村社會多元主體的協商共治的協同治理模式是實現基層社會治理精準化的重要途徑［24］。構建“多元協同”的檔案服務系統，不僅是一種新的社會管理方式，也是一種更加適合于人們多元化需求的新技術。無論是以黨建為主導的社會治理模式，以“楓橋經驗”為代表的治理模式，還是以政府與農村社會為主體的“協商共治”模式、“多元協同”的“檔案治理模式”，都是社會治理體系的一種創新發展。

3）關鍵詞突現分析。

通過對關鍵字的突現分析，可以揭示特定時段中關鍵詞出現的頻次，反映出某一領域的熱點與前沿動向，有利于深入剖析某一時期的熱點問題。運用CiteSpace 軟件對關鍵詞進行分析，得到基層社會治理研究的關鍵詞突現圖，見圖6?；鶎由鐣卫硌芯烤哂信c時俱進的特點，在不同時期，研究的重點也各不相同，從持續時間來看，最早是針對社區建設、制度創新的研究；從持續強度來看，制度創新與“楓橋經驗”持續時間最長；從突現強度來看，“楓橋經驗”、制度創新與黨建引領的強度最強，而“楓橋經驗”與黨建引領不僅強度高，且出現的年份距今最近，可以將其理解為基層社會治理研究的近些年熱點所在。CiteSpace 軟件可以客觀地分析研究主題方向，但是卻容易忽視某些細節內容，不能完全作為主題方向的依據，因此，通過人工整理，以關鍵詞出現時間為依據，同時結合關鍵詞中心性及頻次，將基層社會治理研究的演進過程劃分為三個階段。

圖6 關鍵詞突現圖

第一個階段是初步探索階段（2006—2016 年）。這一時期有“社區建設”“制度創新”“社區”三個突現詞。2006 年，我國首次對基層社會治理進行了初步的探討，為這一領域的研究拉開序幕，與此同時，我國農村稅費改革全面取消，學術界開始關注基層社會治理，為提高農村社會治理效能建言獻策。在此階段，學者們經過不斷摸索，總結出了一些經驗。

第二個階段是深入探索階段（2017—2018 年）。這一時期的突現詞有“多元參與”“政府創新”“國家治理”“三社聯動”。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創新社會治理體系以來，學術界從基層黨組織建設、政府創新治理模式、三社聯動等角度對基層社會治理進行了研究。與上一個階段相比，這一階段的研究視角涵蓋了基層社會治理的運作機制和轉型機制。

第三個階段是進一步探索階段（2019 年至今）。這一時期的突現詞有“互聯網”“楓橋經驗”“基層社會治理共同體”“黨的領導”。這段時期主要從“楓橋經驗”的治理實踐中尋找新的化解矛盾的途徑，引導社會力量參與到社會治理之中，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層社會治理新格局，同時鄉村振興戰略的發展，極大地推動了基層社會治理體系的完善與發展。

4 結語

利用CiteSpace 軟件，對2006—2022 年基層社會治理相關研究知識圖譜進行繪制與分析，得出以下結論。

1）呈現出治理理念創新化。我國社會治理模式逐漸向黨建引領、政府主導、多方參與共治的社會治理模式轉變，在這種轉型過程中一直堅持以人為本，堅持善治，力求實現社會公益的最大化。

2）呈現出治理平臺智能化。信息技術的不斷革新與發展，基層社會治理平臺不斷增多，基層社會治理呈現出智能化、現代化的特征。

3）該領域在中國知網于2006 年開始展開研究，2017 年之前相關研究比較少，自2014 年以來，有關基層社會治理的研究數量急劇增多，進入快速發展階段，學者們對基層社會治理的關注程度也越來越高，同時整體呈現出研究熱度不斷增高的趨勢。

4）基層社會治理、社會治理、三社聯動、社區、社會治理創新、社會組織、制度創新、黨建引領、檔案服務、共建共治共享是基層社會治理的研究熱點?；鶎由鐣卫硌芯恐饕兄卫碇黧w研究與治理模式研究兩個領域?！皸鳂蚪涷灐迸c黨建引領是該領域近些年熱點所在。

學者們對基層社會治理進行了不同角度地探討，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同時基層社會治理研究的不同研究機構、不同研究作者之間的關聯度較低，研究機構、作者之間缺乏合作，這就要求后續相關研究人員加深研究力度，扎實理論基礎，注重機構、作者間合作，也要通過頂尖人文社科機構帶動普通機構，提高整體科研水平，形成一定數量的核心研究群體，強化基層社會治理研究，讓理論引領實踐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