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現代化與法學教育發展之路

摘 要：中國共產黨歷來高度重視法學教育，在推進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實踐中艱辛探索，走出了一條中國式法學教育現代化發展之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學教育體系是在徹底否定和深刻批判舊的法學教育體系，創建以馬克思主義國家觀、法律觀為指導的新的法學教育體系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是在學習借鑒蘇聯模式，結合中國具體實際，自主探索基礎上創造和發展起來的；是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的歷史條件下，適應健全社會主義民主加強社會主義法制的需要，并在深刻總結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正反兩方面經驗基礎上不斷完善和發展起來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的法學教育堅持以習近平法治思想為指導，不忘本來，借鑒外來，在貫徹新理念、構建新格局中不斷創新發展，為推進法治中國建設提供有力人才保障和理論支撐，為推進法學教育從大國走向強國提供強勁動力，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奠定堅實的法治基礎。

關鍵詞：新時代；法學教育；中國特色；中國式現代化

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中國共產黨歷來高度重視法治，包括法學教育和法學理論研究。在推進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實踐中，團結帶領全國人民艱辛探索，不忘本來，借鑒外來，取得了豐富成果，積累了寶貴經驗，形成了多類型、多層次的法學教育體系，建成了種類齊全、內涵豐富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學學科體系，走出了一條中國式法學教育和法學理論研究現代化發展之路。新時代黨和國家賦予法學教育在深入推進全面依法治國中的基礎性、先導性地位和作用，擘畫法學教育面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宏偉藍圖，明確提出了為實現法治中國建設培養高素質法治人才的指導思想、工作原則、主要目標和戰略任務，為構建中國式現代化法學教育體系提供了根本保障。

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學教育體系是在徹底否定和深刻批判舊的法學教育體系，創建以馬克思主義國家觀、法律觀為指導的新的法學教育體系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逐步形成了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學說和革命法制理論、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理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體現了馬克思主義法治思想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以董必武、謝覺哉、彭真、張友漁、李木庵等為代表的一大批馬克思主義法學家和進步法學家，運用馬克思主義法學觀點，批判中國古代和西方反人民、反科學的法學思想，劃清馬克思主義法學與西方“憲政”“三權鼎立”“司法獨立”理論的界限，為社會主義法學教育體系的建立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思想理論基礎。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就開始了培養政法人才和開展法學教育方面的探索。1921年7月為傳播馬克思主義學說，培養黨團干部，毛澤東在長沙創辦了湖南自修大學。學校設文法兩科，法科課程即開設法律學、政治學和經濟學科目。毛澤東所主持的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的理論課中也設有“法律常識”（9小時）教學科目[1]。

1931年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后，隨著憲法、勞動法、土地法、紅軍問題、經濟政策、少數民族問題等決議和法令的頒布，以及相應建立起的司法體系對各級蘇維埃政府干部培訓的迫切需要，中央蘇區開辦了司法干部培訓班，臨時中央政府司法部負責人梁柏臺制訂了培訓班教學計劃并指導開展培訓工作，成為中央蘇區司法干部培訓工作的開拓者[2-3]。延安時期黨在政權組織和法律制度建設方面進一步發展。為培訓大批的抗戰和邊區各方面建設人才，中共中央在延安等地創辦了一批學校、培訓或研究機構。這些學校的機構都具有政治教育的性質，與后來更加專業化的法學教育關系密切。1940年成立的陜甘寧邊區行政學院和1941年成立的延安大學都設有法學院或司法系。院系以“學的即用的”為辦學原則，強調學習科目與政府工作和社會現實的溝通，開設了“邊區建設”（邊區革命及建設史略、三三制及政權問題、文教政策、財經政策、司法政策）、“中國革命史”（主要講授毛澤東等領導主要著作和黨的重要文件）、“革命人生觀”（主要講勞動觀點、群眾觀點、革命觀點）、“時事教育”（黨和邊區政府重要文件）等共同課，以及“邊區法令”“判例研究”“司法業務”“民間調解”“法學概論”“現行法律研究”等專修課。編寫了《馬恩列斯法律語錄》《比較憲法》《司法業務研究講義》《邊區法令提綱》《監獄材料》《判例研究提綱》等教材。采取聽講、閱讀、漫談、談論和實習的學習方式，校內占60%，校外40%；學習占80%，生產勞動20%[4]。此外還成立了邊區“新法學會”學術組織。隨著解放戰爭的節節勝利，急需大量干部接管政權。全國各大區通過創辦或合并組建的方式設立各區的人民革命大學政法院系，政法教育由局部迅速向全國推展。在西北，1949年以延安大學為根底，合并西北人民藝術學校、西北財經學校成立了西北人民革命大學，后發展為西北政法大學。在華北，1948年設有政法學院的華北聯合大學與晉冀魯豫邊區的北方大學合并成立了華北大學，1949年底該校進一步發展為中國人民大學。在東北，1948年以東北局成立的東北行政學院（1946年成立）為基礎合并哈爾濱大學成立了設有行政、公安和司法系科的東北科學院（不久復名東北行政學院），1950年學校改名東北人民大學，即今天的吉林大學。1948年中原局成立中原大學，該校不久即開設政治學院，并于1953年在全國院系調整中成立了中南政法學院。在西南，1950年4月西南局成立了設有政法系的西南人民革命大學，后在院系調整中發展為西南政法大學。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探索和開創的政法教育工作實踐，成為今天傳承和弘揚政法教育優良傳統寶貴的紅色基因。第一，政法教育是在黨的領導下創辦和發展起來的，是黨的干部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共產黨非常重視干部政治素質、業務能力的教育培養，對干部教育提出具體的方針和政策加以指導。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共產黨歷來重視政法干部隊伍建設。第二，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及其中國化成果是政法教育的必修內容，把政法人才的政治素質和政治要求作為政法教育革命性、進步性的主要標志。在此前提下，強調政法干部應具備一定的專業知識和業務能力。第三，遵循理論聯系實際，教學為現實斗爭服務、為革命戰爭服務的教育原則。法學院或司法系要與實際部門對號掛鉤，強調為政府部門直接培養各種專業干部。例如延安大學的教學原則為：教學內容與社會實際需要及學生原有文化程度密切配

合；理論聯系實際，學用一致，各系要與邊區政府有關部門建立一定聯系，聘請有關負責人參與領導和教學活動，強調學習期間的實踐環節；教員要以身作則，誘導啟發學生，學員要著重個人自學，輔之以集體互助，提倡敢于懷疑、自由研究、民主討論、服從真理的學風等。第四，辦學形式從短訓班到正規化辦學交錯發展。中央蘇區主要采取司法干部短訓班形式，延安時期的司法教育則比之前更正規。隨著革命形勢的迅猛發展，短訓班式大學與正規學制大學交錯發展。第五，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政法干部教育思想和經驗滲透到新中國的政法教育中，經過院系調整，成為組建新中國政法院系的重要元素，在法學教育發展中長期居于支配地位，形成了牢固的傳統。

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學教育體系是在學習借鑒蘇聯模式，結合中國具體實際、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基礎上創造和發展起來的

傳統中國一直以經律兼習和官學私學并立的方式培養維護皇權專制制度下的法律人才，經歷了漫長的發展演變。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歐美日本列強的影響下，清朝政府開始實行新政和“預備立憲”，中國傳統律學和知識傳習方式隨之發生系統性轉變。全國興起的法政教育與政治改良、法律變革兼程并進，一批既有中國傳統舊學基礎，又有西學法律知識和具備豐富實踐經驗的法政人才，順應了立憲修律和從封建專制向共和制轉變的時代需要，為中國法律近代化的推展起到了紐帶作用[5]。20世紀30年代，隨著南京國民政府“六法”體系的構造完成和大學學制的定性與拓展，民法法系的法學教育模式初步形成。到新中國成立時，全國已有北京大學、朝陽大學、東吳大學、中央大學、武漢大學、中山大學、四川大學、復旦大學、山西大學、蘭州大學、湖南大學、浙江大學共約50所辦學條件較好的法學院校。但是正如20世紀50年代初董必武在接見蘇聯法學專家時指出的那樣，蘇聯根據馬列主義發展了的法律科學，在中國過去一點也沒有，1937年國共合作后才開始傳播蘇聯法學。當時文學、哲學、政治經濟學的學習和傳播，我們有人可以演講、寫文章，占領了些陣地，放出了光芒，但在法律方面完全無陣地[6]。

新中國成立后，為適應有計劃開展社會主義建設和發展新法學的需要，在黨的領導下在思想理論、體系結構和管理體制以及運行機制上展開了除舊布新的大規模調整。在高校全面開展思想改造運動、集中組織舊法人員政治學習的同時，還采取了兩項影響深遠的重大措施：一是按照蘇聯模式構造新中國的法學學科體系和法學教育制度。具體通過派遣留學生赴蘇聯學習法律、聘請蘇聯法學專家到我國的法學院校等機構擔任顧問和教授，大量翻譯蘇聯法學的教科書、教學計劃、教學大綱和法學著作等途徑。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成為學習蘇聯先進經驗、傳播蘇聯法學理論的“工作母機”。經過之后十多年的消化吸收和對本國素材的匯集、編纂和詮釋，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體系逐步中國化，并在改革開放后結出碩果，為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奠定了重要基礎。二是1952年至1953年對全國政法院系進行的大規模結構性調整，史稱“院系調整”。按照全國各大區均衡布局的需要先后成立了北京、華東、中南、西南、西北五所政法學院，史稱“五院”；重構北京大學、武漢大學法律系并創辦了中國人民大學、東北人民大學法律系，史稱

“四系”[7]。隨著新中國第一部憲法的頒布，1954年召開的全國第一次政法教育工作會議確定了發展法學教育的總方針、目標任務并制訂了全國統一的法律專業課程教學計劃，初步確定了綜合大學法律系兼顧培養政法工作者、法律專門人才和法律科學研究人員，政法學院重點培養法院、檢察院和國家機關政法工作者，強調法學教育要貫徹理論與實踐結合的原則，學習蘇聯經驗要與中國實際結合，重視和加強對國內司法實踐經驗的教學和研究等。至此，經過對舊法律人員的思想改造，全國法學教育機構的結構性調整，到政法教育目標的確立及制度化建設的完成，中國社會主義法學教育格局已經基本形成。

歷史地看，“五院四系”的布局設立，充分考慮了我國近代史上法學院校過度集中在東南沿海和少數通都大邑不利于有計劃地全面開展社會主義建設需要的問題。從辦學任務和功能定位看，“五院四系”代表了獨具中國特色的政法教育組織模式，其辦學模式為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學教育體系提供了示范樣本?！拔逶核南怠钡膭撛O與發展，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為鞏固社會主義政權和全面開展社會主義建設培養政法人才的堅定意志，體現了舉辦政法教育堅持全國一盤棋和東西南北中大一統的戰略遠見和工作部署，體現了集中力量辦大事的胸懷魄力和工作思路。長期以來，“五院四系”為培養新中國社會主義法制建設需要的大批法律專門人才奠定了重要基礎，為培養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需要的法治人才發揮了重大作用。2021年2月統計，全國31個省級法檢兩院在任的62位法檢兩長中，僅本科畢業于西南政法大學、西北政法大學、華東政法大學和中國政法大學四所政法大學的就有41人，占總數的66%。

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政法教育的發展經驗還表明，黨和國家舉辦法學院校的最終目的，就是為了給各級政權機關、政法機關和社會需要培養合格的法律專門人才。相關管理部門和高校教育管理者應充分認識到這一點，要算政治大賬，而不應過度關注于如何把高校分為三六九等，如何把學科專業劃分為ABC。評價一所法學院校的辦學成就，不是把短短幾年里的幾個狀態數據收集到一起然后代入公式那么輕松簡單，而要看它到底在什么條件下培養出了什么樣的人，為國家和社會作出了怎樣的貢獻。

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學教育體系是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的歷史條件下，適應健全社會主義民主加強社會主義法制的需要，并在深刻總結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正反兩方面經驗基礎上不斷完善和發展起來的

“文化大革命”期間，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遭到嚴重破壞，黨、國家和人民遭到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經過這一嚴重曲折之后，黨和國家深刻認識到，法治是治國理政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什么時候重視法治、法治昌明，什么時候就國泰民安；什么時候忽視法治、法治松弛，什么時候就國亂民怨[8]。1978年中央作出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根據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的路線方針政策，總結我國民主法制建設正反兩方面經驗，特別是深刻汲取“文化大革命”中法制遭到嚴重破壞的沉痛教訓，借鑒世界社會主義成敗得失，立足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加強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的新要求，我們黨提出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十六字方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學教育隨之開啟了新的發展之路。

改革開放時期法學教育的發展主要表現在規模體量的持續擴大、學科內涵的不斷豐富、教育模式的不斷調整和拓展以及管理措施的日益多樣。根據中央盡快恢復過去撤銷的政法院系和大力培養司法人才的指示，恢復設立不久的司法部承擔起培養政法干部和辦好法學院校兩項基本任務。從1977年到1984年，“五院四系”等有條件的41個法學院系恢復法學專業招生，布局基本實現全國覆蓋。到1999年設置法學專業的高校數量增加到186個。目前全國已有625個法學本科專業點。隨著198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的實施，法學研究生教育也迅速發展，到1990年，全國已設有26個法學碩士點，其中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中國人民大學、武漢大學、中國政法大學、吉林大學、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廈門大學8個單位設有法學博士點。目前法學碩士點已發展到220個，法學博士點已發展至近60個，形成了立足本國培養法學專業各類高級人才的格局。在法學師資隊伍建設方面，采取歸隊政策、輸血政法和畢業生優先補充的辦法，同時還舉辦各類法學師資培訓班培訓教師。機構數量的增加，極大滿足了招生規模的迅猛擴大。1980年全國招收法律專業學生2557人，首次超過“文革”前招生數量最多的1956年（2516人）。到1993年全國已培養法學本科畢業生5萬多人[9]。目前法學本科在校生規模已達36.4萬人。

在教育要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戰略方針指引下，法學學科專業建設循著挖掘固有文化資源和借鑒吸收外來文化兩條途徑分別開展。1980年司法部和教育部合作成立的法學教材編輯部，首先在法學教材體系建設方面取得重大突破。編輯部先后組織全國三百多位優秀專家學者，自1982年至1991年十年間陸續推出了針對不同層次的法學系列教材，其中以高等學校法學試用教材36種最具代表性。這套教材體系完整、科目齊全、印量巨大，代表了新中國成立后三十多年馬克思主義法學教學和研究的最高成就，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學學科體系、課程體系建設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在教育主管部門引導和法學院校協同參與下，1996年教育主管部門啟動實施教學改革工程計劃，促進了法學學科專業的建構，法學課程與教材體系化建設得到深入發展。在總結已有實踐經驗基礎上，將原有的法學、經濟法、國際法、國際經濟法、知識產權法、環境法、犯罪學、勞動改造法、刑事偵查、律師等專業合并為一個法學專業；提出“法學專業核心課程”概念，并確定了法理學、中國法制史、憲法、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民法、知識產權法、商法、經濟法、刑法、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國際法、國際私法、國際經濟法共14門課程為法學專業核心課程，并相應開展了新的教學指導綱要和教材編寫工作[10]。

與此同時，開展法學碩士和博士研究生專業目錄修訂工作，明確了法學一級學科下設的10個二級學科范圍，基本形成了相對穩定的法學學科體系、課程體系和教材體系。教育主管部門為加強人才培養模式內涵建設實行了一系列舉措，如評選教學名師、建設國家精品課程、實施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啟動萬種教材建設計劃、建設高校實驗教學示范中心、實施對口支援西部地區高校計劃、加強人才培養基地建設、建立學科專業質量監督與評價體系等，在推進形成全國統一的法學人才培養模式和規范辦學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探索構建時代需要的法學人才培養模式過程中，政府、相關行業組織和法學院校共同發揮作用，法治工作部門對法學教育的引領和導向作用尤為顯著。1995年制定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官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檢察官法》關于法官和檢察官任職應具備大學?？埔陨蠈W歷條件的規定，目前已經提高到本科學歷層次以上，并強調非法學類本科專業畢業生應具有法律專業知識（《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官法》（2019年第三次修訂）第12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檢察官法》（2019年第三次修訂）第12條）。2001年國家統一司法考試制度的建立，極大地推動了法律工作正規化、專業化和職業化建設的進程。法律職業共同體建設、法律職業資格與法學教育有機銜接與良性互動成為深化法學教育改革的一個重要課題[11]。1996年司法部召開全國法學教育工作會議，全面總結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法學教育取得的成就和經驗，對面向21世紀法學教育發展戰略、發展途徑、辦學模式、層次結構、學科建設、教學改革和經費投入等深層次問題進行了充分的政策論證和交流探討。在教育主管部門支持下，司法行政部門于1995年積極推動設立的法律碩士專業學位教育，面向市場經濟和法治建設主戰場，緊密結合法治實務部門實際需要，探索出一條高層次應用型復合型法律人才培養之路[12]。目前，法律碩士專業學位點已發展到289個，布局已覆蓋全國各省區市，成為我國應用型高級法律人才培養的主渠道。

2000年前后，在高等教育管理體制改革、擴大高校招生規模、改革投資體制和高等教育舉辦體制、實施“985工程”和“211工程”建設等內外因素交互作用下，法學教育呈現出過熱增長態勢。全國主要政法院校由司法部管理分別改由中央和地方教育部門管理，其他法學院校也相應進行合并、劃轉或調整。隨著辦學投資體制多樣化和鼓勵民辦教育發展政策的實施，法學專業設置迅猛增加，全國法學教育資源發生了分化和重組。

為彌補教育主管部門對法學教育宏觀指導的不足，在教育部主導、司法部等中央政法單位參與下，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法學學科評議組、教育部高等學校法學類教學指導委員會、全國法律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指導委員會、全國司法職業教育教學指導委員會等全國性法學教育行業管理組織，在提供專家咨詢和有關業務指導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中國法學教育研究會自2001年成立至今，一直致力于宣傳闡釋、促進研究、交流經驗、信息共享，成為團結和組織全國廣大法學教育工作者最有影響力的平臺[13]。

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通過繼承、移植和創新，既有各國現代法學教育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國情的法學教育的中國模式已經形成[14]。中國法學教育研究會通過持續組織和舉辦雙邊或多邊系列大型活動，積極開展與世界各國法律院校的交流合作，向世界展示中國法學教育的良好形象[15]。

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學教育體系堅持以習近平法治思想為指導，不忘本來、借鑒外來，在貫徹新理念、構建新格局中不斷創新發展，為推進法治中國建設提供有力人才保障和理論支撐，為推進法學教育從大國走向強國提供強勁動力，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奠定堅實的法治基礎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法治建設進入新的歷史方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學教育進入了新時代。新時代的法學教育是在改革開放取得巨大成就，同時面臨著類似三期疊加（增長速度轉檔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問題的形勢下起步的。法學教育的體制、機制、結構性矛盾以及發展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日益突出。為此，黨中央采取一系列戰略性舉措，推進一系列變革性實踐，實現一系列突破性進展，在全面依法治國總體格局基本形成條件下，開創了法學教育事業面向未來發展的嶄新局面。突出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習近平總書記對法學教育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論述，全面系統地闡釋了新時代推進法學教育發展必須遵循的根本價值理念?？梢源笾職w納為以下九個方面：（1）法治人才培養和法學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國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基礎性、先導性作用；法治人才培養上不

去，法治領域不能人才輩出，全面依法治國就不可能做好。（2）法治工作是政治性很強的業務工作，也是業務性很強的政治工作，法治人才培養和法學教育兼有政治性和業務性雙重特點，要解決好為誰教、教什么、教給誰、怎樣教的問題。（3）法學院校是法治人才培養的第一陣地，也是推進法治理論創新的重要力量。推進法學院校改革要統籌規劃，整體布局，特別是要研究謀劃新時代法治人才培養和法治隊伍建設長遠規劃，創新法治人才培養機制，推動東中西部法治工作隊伍均衡布局，使法學教育跟上時代發展，體現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客觀要求。（4）法學教育要按照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的要求，堅持立德樹人、德法兼修、明法篤行的基本方針，既要提高學生的法學知識水平，打牢法學知識功底，加強道德養成，培養法治精神，首先把人做好，然后才可能成為合格的法治人才。（5）加強對中國法治的原創性概念、判斷、范疇、理論的研究，加強中國特色和國際視野的法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課程體系、教材體系建設，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積極吸收借鑒世界優秀法治文明成果。把論文寫在祖國的大地上，不做西方理論的“搬運工”，構建符合法學學科特點的學術評價體系，構建中國自主的法學知識體系。（6）法學學科具有很強的實踐性，學生首先要打牢法學基礎知識，同時要強化法學實踐教學。要打破高校和社會之間的體制壁壘，將實際工作部門優質實踐教學資源引進高校，把法治實踐最新經驗和生動案例帶進課堂教學。（7）法學專業教師要成為馬克思主義法學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的堅定信仰者、積極傳播者、模范實踐者，在做好理論研究和教學的同時，深入了解法律實際工作，實事求是看待社會，多看主流和光明面，多用正能量鼓舞激勵學生。建設以教學科研工作業績為主要導向的法學教師考核制度，著力破除“五唯”（分數、升學、文憑、論文、帽子）傾向。推動法學院校、科研院所與法治工作部門人員雙向交流。（8）著眼國內法治與涉外法治兩個大局，加強涉外法治人才培養和法學教育工作，重點做好涉外執法司法和法律服務人才培養、國際組織法律人才培養推送工作。（9）發揮好國家統一法律職業資格考試的指揮棒作用，把好法律職業入口關。

以上價值準則構成了當代中國法學教育基本價值理念的主要內容，是習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對當代中國法學教育的改革與發展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第二，堅持問題導向，對法學教育進行統籌謀劃和整體布局，相應推出了一系列重大舉措。在頂層設計上，2014年10月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創新法治人才培養機制”的重大任務。2017年中央成立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后，制定發布了有關推進全面依法治國的一系列規劃、實施綱要和意見。其中，《法治中國建設規劃（2020—2025年）》在加強隊伍和人才保障中提出了加強法治工作隊伍建設任務的重要舉措，包括建立法律職業人員統一職前培訓制度和在職法官、檢察官、律師同堂培訓制

度；加強邊疆地區、民族地區和基層法治專門隊伍建設等，并以一個段落描述了“構建凸顯時代特征，體現中國特色的法治人才培養體系”的內容?！斗ㄖ握ㄔO實施綱要（2021—2025年）》《法治社會建設實施綱要（2020—2025年）》《關于加強社會主義法治文化建設的意見》《新時代法治人才培養規劃（2021—2025年）》均著重提出了法學教育相關工作任務，充分體現了新時代推進全面依法治國對法學教育提出的新要求和新期待。

為落實上述工作部署的精神和要求，有關部門進一步推出一系列具體工作舉措：

（1）2018年9月，教育部、中央政法委聯合發布實施《關于堅持德法兼修 實施卓越法治人才教育培養計劃2.0的意見》，對兩部門2011年出臺的相應計劃進行升級。（2）修訂和實施新版法學類專業培養方案（2021），將《習近平法治思想概論》納入法學教學體系，形成了法學本科專業核心課程的“1+10+X”新模式。（3）研制和實行新版《研究生教育學科專業目錄（2022年）》及其管理辦法，設置了中共黨史黨建學、紀檢監察學、國家安全學、區域國別學等有關法學的一級學科和法律博士、社會工作博士、知識產權碩士、國際事務等專業學位，為法學學科體現時代風貌、服務國家和社會需求提供制度保障[16]。（4）發布了體現新時代教育評價導向的新一輪《普通高等學校本科教育教學審核評估實施方案（2021—2025年）》，即將對我國數量龐大的所有法學本科專業進行一次全覆蓋式的專業資質鑒定，是牽動所有開設法學本科專業的高校的一項重大質量檢驗工程。（5）重構國家職業教育體系，按照國家職業教育改革總體實施方案和《關于推動新時代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意見》，修訂頒布了新的職業教育專業目錄，將原來中等職業教育、高等?？平逃?、高職本科教育三個層次的專業目錄整合為中專、大專、本科專業目錄，在這三個學段設置“公安與司法”類專業。在中專設“法律事務”；大專設“法律實務”（下設法律事務、法律文秘、檢察事務3個專業）和“法律執行”（下設刑事執行、民事執行、行政執行、司法警務、社區矯正5個專業）兩個專業類；本科階段在“法律實務”專業類下設“法律”本科專業，在“法律執行”專業類下設“刑事矯正與管理”“司法警務管理”和“綜合行政執法”3個本科專業，使政法類高職教育得到了整合和規范。（6）為加強涉外法治人才培養，司法行政和教育主管部門于2021年和2022年先后實施了法律碩士（涉外律師）、法律碩士（國際仲裁）等涉外法治人才培養項目。國家留學主管部門也于2021年設立了為期三年的“國際組織后備人才培養項目”，全額資助國內在讀和有志于到國際組織工作的優秀碩士生，選派赴國外攻讀學位。教育主管部門還計劃出臺有關涉外法治人才培養指導意見。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辦公室、中共中央宣傳部、外交部、教育部、司法部、商務部六部門聯合組建了一批“國家級涉外法治研究基地”。涉外法治人才培養以及相關學科專業建設成為我國法學教育界持續性關注的一個重點領域。（7）明確教材是國家事權，重構教材管理體制、組織機構和工作框架，出臺“一規劃四辦法”，分別為：2019年12月16日國家教材委員會印發《全國大中小學教材建設規劃（2019—2022年）》，教育部印發《中小學教材管理辦法》《職業院校教材管理辦法》《普通高等學校教材管理辦法》《學校選用境外教材管理辦法》，以“馬工程”示范教材建設為統領加強全國法學教材建設，設立了國家教材獎勵制度。

以上工作部署和舉措，塑造了法學教育新的時代風貌，為深化法學教育改革注入了新的動力，為堅決破除阻礙法學教育高質量發展的體制機制弊端，構建法學教育基礎性制度框架提供了有力的政治保障和明確的政策依據。

2023年2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加強新時代法學教育和法學理論研究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全面深入貫徹習近平法治思想和黨的二十大精神，是把法學教育和法學理論研究工作上升為黨和國家意志的標志性文件，是新時代全面擘畫我國法學教育和法學理論研究發展藍圖的一份綱領性文件，是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為推進法治中國建設提供有力人才保障和理論支撐的根本遵循和行動指南?！兑庖姟穼χ笇М斍昂徒窈笠粋€時期中國法學教育和法學理論研究發展具有重大意義。（1）《意見》在充分總結和反映新時代中央關于加強法治隊伍建設、法治人才培養、高等法學教育和法學理論研究工作實踐經驗和取得成就的基礎上，首次集中闡述了中國法學教育和法學理論研究的指導思想、工作原則、領導體制、發展目標、重點任務、相關要求和組織實施保障，體現了對法學教育頂層設計的系統性和完整性。（2）明確了新時代法學教育和法學理論研究發展的目標方向和主要任務，提出到2025年和2035年兩個階段性發展目標；部署了改革完善發展三大體系（法學院校、法學教育、法學理論研究）建設的一系列重點工作任務，首次提出法學教育應遵循的五項基本工作原則，完整概括了推進中國式法學教育和法學理論研究發展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在對法學院校今后干什么、怎么干給出明確指引的同時，也回應了法學教育改革發展中的重大熱點問題。（3）《意見》強調把法學教育和法學理論研究放在黨和國家工作大局中謀劃和推進，首次明確了我國法學教育管理指導體制，即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的統籌規劃和中央依法治國委員會辦公室的宏觀指導地位，國務院教育主管部門和司法行政主管部門會同有關法治工作部門密切協作、形成合力的工作機制，提出了發揮重點政法院校骨干示范作用以及法治工作部門和法學專家組織作用的任務和要求，從而為實現新時代法學教育和法學理論研究的發展目標提供了根本制度保障?！兑庖姟犯呶萁?，法治特色鮮明，聚焦矛盾焦點，內容豐富立體，決策明確，部署有力，彰顯了新時代法治中國建設的規劃性、系統性和戰略性，為形成內容科學、結構合理、系統完備、協同高效的法學教育體系和法學理論研究體系目標的實現提供了根本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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