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保險與居民幸福感提升
——基于CGSS2015數據的實證分析

劉永君

（蘭州財經大學金融學院，甘肅蘭州 730000）

一、引言

政府推行各種政策措施促進經濟增長的最終目的，在于提高國民的幸福感（何立新和潘春陽，2011）。因而，居民幸福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來衡量個人在經濟增長與政府所推行政策中獲得國民福利的滿意度。近年來，中國經濟保持了強勁增長勢頭，但同時面臨“幸福停滯”的增長困局，即國民的幸福感隨著經濟增長出現了停滯，甚至是下降的趨勢（陳剛和李樹，2012）。黨和國家一直重視民生問題，致力于讓改革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體人民，使人民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實、更有保障、更可持續，進而實現共同富裕的總目標。社會保障作為民生領域的重要抓手，是保障和改善民生、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以及提高居民幸福感的有效手段。社會保險作為社會保障的核心要義，具有維持社會穩定、確保勞動力再生產活動順利進行、縮小社會貧富差距等功能，從理論層面來看，社會保險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能夠持續提升居民幸福感。但在實踐中，無論從參保主體還是參保人數上來看，社會保險項目中只有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兩個項目能體現財政再分配的公平性。因此，本文選取社會養老保險與社會醫療保險作為社會保險的代理變量，探討社會保險能否提升居民幸福感。

自Easterlin（2001）提出“幸?！杖脬Ｕ摗币詠?，學術界關于社會保險與居民幸福感的研究較多。但現有文獻較少涉及社會保險與居民幸福感的內生性問題，影響居民幸福感的因素不只限于社會保險，在其他“混淆變量”的作用下，可能會出現選擇性誤差，因此討論兩者的內生性問題是非常有必要的。本文可能的貢獻在于：社會保險與居民幸福感存在中介傳導機制，本文構建中介效應模型探討社會保險對居民幸福感的影響機制；社會保險與居民幸福感的影響可能存在區域和個體差異，本文著重探討其異質性。

二、文獻綜述與研究假設

（一） 社會保險與居民幸福感

關于社會保險與居民幸福感的關系，學術界存在兩種不同觀點：擠入效應與擠出效應。支持擠入效應的學者認為，參與社會保險能夠提升居民幸福感。一方面，社會保險直接提升居民幸福感。Zhang 和Liu（2007）認為，老年人享受養老和醫療服務，可顯著降低焦慮和孤獨感，增加生活的滿足感。亓壽偉和周少甫（2010）認為，公費醫療、城鎮職工醫療保險、合作醫療對老年人的幸福感具有提升作用。陽義南和章上峰（2016）認為，社會保險同幸福感顯著正相關，沒有社會醫療保險或養老保險，幸福感顯著降低。馬紅鴿和席恒（2020）認為，擁有社會養老保險、社會醫療保險的居民的幸福感和獲得感顯著高于沒有上述保險的居民。另一方面，社會保險制度不僅能提升居民幸福感而且通過中介機制影響居民幸福感。桑林（2018）認為，社會醫療保險能顯著增強居民的主觀幸福感，且安全感和公平感的總體中介效應顯著。侯志陽（2018）認為，社會保險能夠顯著影響公眾的主觀幸福感，且階層認同在社會保險與主觀幸福感之間發揮了部分中介作用。倪超軍（2020）認為，社會養老保險和社會醫療保險通過健康影響居民幸福感的中介效應較為明顯，且后者的中介效果值略高于前者。蒲曉紅和趙海堂（2020）認為，參加社會養老保險對居民幸福感的提升具有顯著正向作用，且社會信任在社會養老保險參與和居民幸福感之間發揮部分中介作用。

支持擠出效應的學者認為，社會保險并不會提升居民幸福感。Bj?rnskov 等（2007）認為，過高的社會保險覆蓋率會增加政府的公共支出，降低居民第一次收入占社會財富的比重，進而降低居民幸福感?；綮`光和陳媛媛（2017）認為，新農合無論從總體效果還是局部效果都不會提升農民的幸福感。岳經綸和尤澤鋒（2018）認為，社會養老保險擠壓了中低收入階層當前的基本生活水平、就業機會和工資福利水平，并沒有發揮應有的保障未來養老的預期和功能，無法提升中低收入階層的幸福感。

本文認為，社會保險是勞動者在年老、疾病等風險發生時，政府為保障其基本生活能夠持續運行而實施的一項社會經濟政策。社會保險既符合權利與義務的統一，又能體現公平與效率的結合，能夠充分發揮財政再分配功能，實現發展成果由全民共享。隨著社會保險制度的不斷完善，社會保險越能夠滿足居民養老、醫療等需要，參與社會保險的居民獲得的主觀幸福感越強于未參與其中的居民?；诖?，本文提出假設1。

假設1：社會保險能夠提升居民幸福感。

（二） 社會保險與安全感

安全感是指從恐懼和焦慮中脫離出來的信心、安全和自由的感覺，特別是滿足一個人現在和將來各種需要的感覺（Maslow，1943）。丁建定和童玉林（2014）認為，社會養老保險與社會醫療保險對農村老年人養老安全感呈正向影響，但回歸結果并不顯著。徐廣路等（2015）認為，社會保險解決了流動人口的養老之憂與醫療問題，增強了流動人口的社會安全感。陽義南等（2020）認為，社會保險能顯著提升居民安全感，社會保險覆蓋率每上升1 個單位，安全感將上升0.08 個單位，但社會保險還不足以完全化解社會風險帶來的不安全感。

本文認為，社會保險能夠防范居民養老風險和醫療風險，為實現居民老有所依和病有所醫提供安全保障。社會保險通過養老金發放和醫療報銷的方式，既減少了居民在年老和患病期間的經濟負擔，又維護了居民的生活和生命尊嚴，從經濟和心理層面增加了居民的安全感?；诖?，本文提出假設2。

假設2：社會保險能夠增強居民安全感。

（三） 安全感在社會保險與居民幸福感之間的中介作用

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將人類需求從低到高按依次劃分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愛和歸屬感、尊重需求以及自我實現需求。需求層次理論是一個由低到高逐步遞進的過程，人類需求首先考慮最為基礎的生理需求，而社會保險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就是滿足參保者的基本生活需求，避免居民因年老、疾病等風險而導致生理機能無法運轉。在此基礎上，人類需求才能夠向更高層次攀爬，參與社會保險能夠分擔家庭成員養老和患病風險，平滑家庭消費支出，提升居民經濟安全。同時，社會保險作為一項社會經濟政策，能夠增強居民的社會信任感，提升居民心理安全。當前，我國基本已實現醫療保險全覆蓋、養老保險覆蓋9.1 億人口,社會保險已成為一張社會安全網（鄭秉文，2018））?；诖?，本文提出假設3。

假設3：安全感在社會保險與居民幸福感之間發揮了部分中介作用，即社會保險通過安全感影響居民幸福感。

三、研究設計

（一） 數據說明

本文使用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2015 年度數據。CGSS2015 采取多階分層抽樣的調查形式，覆蓋全國內地28 個省級行政單位，以面訪的訪問形式對18 歲以上的城鄉居民進行調研，共收集有效樣本10968 個。為了確保數據的有效性，本文剔除含缺失值的樣本，最終獲得有效樣本6950 個。

（二） 變量選取

本文被解釋變量為居民幸福感（Happiness）。本文采取調查問卷中被訪問者對“總的來說，您覺得您的生活是否幸?！边@一問題的回答結果衡量居民幸福感，并將調查問卷中“非常不幸?！薄氨容^不幸?！薄罢f不上幸福不幸?！薄氨容^幸?！薄胺浅Ｐ腋！狈謩e賦值1～5 分。

本文解釋變量為社會保險（Socialinsurance）。本文從社會養老保險與社會醫療保險兩個維度衡量社會保險的參保情況，將調查問卷中參加城市、農村基本養老保險的樣本賦值1，未參加賦值0，將參加城市基本醫療保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及公費醫療的樣本賦值1，未參加賦值0。其中，所選樣本中參加社會養老保險和社會醫療保險分別占74.16%和92.55%。

本文中介變量為安全感（Safe）。參考桑林（2018）的做法，將安全感區分經濟安全感和心理安全感?？紤]到受訪者接受高等教育的情形，并假設其畢業后便積極參與工作與組建家庭，本文所選取的年齡均為22 歲以上的成年人。因此，本文將被訪問者的家庭經濟狀況與對社會信任感納入安全感的測量尺度，并依次按照程度賦值1～5 分，最后取兩者的算術平均數作為衡量安全感的參數。

本文控制變量考慮了被訪問者的個體因素、家庭因素以及社會生活因素，主要包括性別、年齡、年齡的平方、教育年限等級、政治面貌、健康狀況、婚姻、社會地位、未來社會地位、收入的對數、家庭成員、子女數量、別人占便宜、社會公平、鄰居社交以及朋友社交。限于篇幅，本文僅列示部分變量的描述性統計（見表1）。

表1 部分變量的定義與描述性統計

（三） 模型構建

本文被解釋變量居民幸福感是一個有序選擇變量，故采用有序Probit 模型。有序Probit 模型假定存在可以代表被解釋變量Happiness的潛變量Happiness*，具體表達形式如下:

四、結果分析

（一） 基準回歸

表2 是社會保險對居民幸福感影響的基準回歸結果。加入控制變量后，表2 列（1）結果表明，社會養老保險對居民幸福感的影響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說明參加社會養老保險能夠提升居民幸福感；列（2）結果表明，社會醫療保險對居民幸福感的影響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說明參加社會醫療保險能夠提升居民幸福感；列（3）結果表明，社會養老保險與社會醫療保險對居民幸福感的影響在5%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說明參加社會保險能夠提升居民幸福感，假設1得證。

表2 社會保險與居民幸福感的基準回歸結果

表3 邊際效應結果顯示，參加社會養老保險的居民會感到“非常不幸?！薄氨容^不幸?！薄罢f不上幸福不幸?！钡母怕史謩e降低0.268%、1.030%和1.730%，而感到“比較幸?！迸c“非常幸?！钡母怕史謩e提升0.238%和2.790%。社會醫療保險與社會養老保險的結論類似，但社會醫療保險系數的反映程度比社會養老保險激烈，原因可能是：第一，由于疾病風險的復雜性、不確定性以及疾病風險引起的致貧事件頻頻曝出，居民越來越注重自身及家人健康狀況，因而更加重視參保社會醫療保險；第二，在世代交疊理論支持下的社會養老保險中，勞動者當期繳納的社會養老保險費成為本期發放上一代勞動者養老金的資金來源，即繳納和領取是兩個不同人生階段，且時間差較長，甚至高達三四十年。因而，從即時幸福感滿足的角度來看，居民更愿意參加社會醫療保險。

表3 社會保險對居民幸福感影響的邊際效應

控制變量方面，相比男性，社會保險給女性帶來的幸福感更高，年齡與居民幸福感呈“U 型”關系，即隨著年齡的增加，居民的幸福感逐漸下降，到達一定年齡后，幸福感又隨年齡的增加逐漸上升。本文選取的樣本中包含了青年、中年、老年三個年齡段的人群，根據回歸結果，可以判斷出中年人的幸福感最低，“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環境，使中年人背負了巨大的經濟負擔，承受更沉重的心理負擔，進而影響其主觀幸福感。教育程度、黨員身份、健康狀況、婚姻、社會地位、未來社會地位、收入的對數、家庭成員、子女數量均與居民幸福感顯著正相關，別人占便宜與居民幸福感顯著負相關，而鄰居社交、朋友社交與居民幸福感無顯著關系。表2 列（4）和列（5）分別用Ols 模型和Ologit 模型做穩健性檢驗，回歸結果與Oprobit 模型結果一致。

（二） 內生性問題

為消除“混淆變量”帶來的選擇性誤差而產生的內生性問題，本文使用傾向值匹配方法，將參加社會保險的居民作為處理組、未參加社會保險的居民作為控制組，并在控制組中進行匹配，分析在其他條件一致的情況下居民參加社會保險對其幸福感的影響。為保證匹配結果的有效性，本文同時采用近鄰匹配（1∶2）、半徑匹配（半徑0.01）、核匹配（帶寬0.06）方法。共同支撐檢驗表明，處理組和控制組的匹配效果較好。此外，使用傾向值匹配法估計結果是否可靠須滿足平衡性假設的要求。本文采取t 統計檢驗與標準化偏差值探討平衡性假設。大多數協變量在社會養老保險與社會醫療保險匹配后通過t 檢驗，除政治面貌協變量在社會醫療保險匹配后標準偏差略大于10%，其他協變量在社會保險匹配后標準偏差均小于10%。因此，傾向匹配值方法通過了平衡性檢驗。

表4 是社會保險平均處理效應，在社會養老保險樣本中，近鄰匹配、半徑匹配和核匹配的平均處理效應估計值ATT 分別是0.084、0.073 和0.080，且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對比表2 列（3）的估計系數，可以發現，基準回歸高估了社會養老保險對居民幸福感的影響，但參加社會養老保險能夠提升居民幸福感的結論仍然成立。在社會醫療保險樣本中，能夠得出相同結論，說明參加社會保險能夠提升居民幸福感，進一步驗證了假設1。

表4 社會保險平均處理效應

（三） 中介效應

為驗證假設2 和假設3，本文參考溫忠麟和葉寶娟（2014）提出的中介效應檢驗程序進行檢驗，構建如下模型：

表5 是社會保險通過安全感影響居民幸福感的機制驗證。列（2）顯示社會養老保險對居民安全感的影響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列（5）顯示社會醫療保險對居民安全感的影響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這說明社會保險能夠增強居民安全感，假設2 得證。列（3）顯示安全感在社會養老保險與居民幸福感之間發揮了部分中介作用，且中介效應占總效應的比例為28.29%（中介效應=0.108×0.317=0.034236；中介效應/總效應=0.034236/0.121=28.29%）；列（6）顯示安全感在社會醫療保險與居民幸福感之間發揮了部分中介作用，且中介效應占總效應的比例為25.03%（中介效應=0.150×0.317=0.04755；中介效應/總效應=0.04755/0.190=25.03%），即相比社會醫療保險，安全感在社會養老保險與居民幸福感之間發揮的中介作用更加明顯。綜上，安全感在社會保險與居民幸福感之間發揮了部分中介作用，假設3 得證。

表5 中介機制檢驗結果

五、進一步分析

（一） 區域樣本差異

我國社會經濟發展存在地區不平衡和城鄉不平衡，因此，探析地區之間、城鄉之間社會保險對居民幸福感的影響是有必要的。表6 是區域樣本的回歸結果，可以看出，社會養老保險對東部地區居民幸福感的影響未通過顯著性檢驗，而社會醫療保險對該地區居民幸福感的影響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這可能是因為：東部地區經濟發展較快，居民收入水平較高，居民有能力購買商業人壽保險、商業養老保險以進行儲蓄養老，因此社會養老保險對居民養老的作用顯著下降。但東部地區生活節奏快、生活壓力大，健康問題成為居民不可忽視的問題，且東部地區醫保制度相對完善，醫療衛生資源豐富，因此參加社會醫療保險可以提升東部地區居民的幸福感。社會養老保險對中西部地區居民幸福感的影響均在5%的水平上顯著為正，但社會醫療保險對西部地區居民幸福感的影響未通過顯著性檢驗。這可能受西部地區醫療資源相對匱乏、醫保保障水平較低、醫保報銷流程繁雜等因素的影響。由于我國城鄉發展存在較大差距，城鄉居民對社會保險的福利效應在主觀感受上并不相同。相比城市居民，社會養老保險對農村居民幸福感的影響顯著為正。這可能是因為：城市居民的養老安全源自多支柱養老體系的保障；而農村居民收入來源單一且不穩定，還需擔負子女教育、結婚成家等生活費用，等到老年時，一生儲蓄所剩無幾，只能依靠社會養老保險作為其養老方式。社會醫療保險對農村居民幸福感提升的效果不及城市居民，可能因為城鄉醫療衛生資源分配不均及城鄉醫保制度差異明顯。一般來講，基礎設施水平與地區經濟發展高度契合，農村地區甚至區縣一級醫療資源不足以滿足當地居民醫療需求，居民往往更傾向于去地市和省會三甲醫院尋醫看病，導致大城市大醫院人滿為患，小城市小醫院無人問津。此外，城鄉醫保制度的報銷水平與待遇水平目前仍存在較大差異，農村居民心理上不平衡，社會醫療保險對其幸福感的提升效果較為有限。

表6 區域樣本回歸結果

（二） 個體樣本差異

由于居民的個體特征差異較大，幸福感因個體差異而表現不同。本文從年齡結構和收入水平兩個維度探討社會保險與居民幸福感的異質性。根據現行退休人員的年齡規定，本文將22～55 歲的居民劃分為勞動者群體，55 歲以上的居民劃分為非勞動者群體（即老年人群體）。根據居民收入分將居民劃分為高收入群體和中低收入群體。表7是個體樣本回歸結果，可以發現，社會養老保險與社會醫療保險對勞動者幸福感的影響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社會醫療保險對非勞動者幸福感的影響未通過顯著性檢驗。這可能是因為：老年人失能的概率較大，對護理服務的需求較大，而社會醫療保險的保障范圍不包含老年人的護理費用。相比高收入群體，社會保險對低收入群體幸福感的影響更為顯著。這可能是因為：社會養老保險發放的養老金及社會醫療保險報銷的醫療費用占中低收入群體收入的比重較大，居民對社會保險獲得的經濟效應更為敏感。

表7 個體樣本回歸結果

上述異質性分析，進一步驗證了假設1。需要注意的是，社會保險對居民幸福感的影響存在地區差異、城鄉差異、年齡結構差異及收入差異。

六、結論與建議

本文基于社會保險視角，分析社會保險與居民幸福感的關系，運用中介變量安全感探討社會保險與居民幸福感的影響機制，得出以下結論：一是，參加社會保險能夠提升居民幸福感，且社會醫療保險對居民幸福感的提升作用大于社會養老保險。二是，安全感在社會保險與居民幸福感之間發揮了部分中介作用。三是，社會保險對居民幸福感的影響存在異質性。參加社會保險顯著提升了中部地區居民的幸福感，而東部和西部地區不同社會保險險種帶來的幸福感效應不同。城鄉居民因社會保險險種的不同而獲得的幸福感不同。相比非勞動者，參加社會保險能顯著提升勞動者的幸福感。參加社會保險顯著提升了中低收入群體的幸福感，但對高收入群體的影響較弱。

基于上述結論，本文提出以下建議:

第一，擴大社會保險的覆蓋面，盡早實現全民社會保險。對已投保的居民，引導其參與更高水平險種；對有經濟能力但未投保的居民，向其宣傳社會保險的實用性以及政府補貼政策，充分挖掘這類群體的潛在需求，并使其轉為現實需求；對無經濟能力、無法參保的居民，政府應該承擔其參與最低檔社會保險的經濟成本。政府應將更多的居民納入社會保障體系，用社會保障建設搭建一張無形的安全網，以提升居民幸福感。

第二，完善社會保險制度，凸顯社會公平。社會養老保險方面：一是，提高養老保險統籌層次，區分中央和地方“財權”與“事權”責任。提高全國統籌層次，制定合理的獎罰措施，規范地方政府積極配合保障養老保險的個人賬戶。二是，完善財政補貼機制，使之與財政擔負能力及社會經濟發展相契合。對經濟發展水平較高且持續增長的地區，加大地方財政補貼力度，降低中央財政補貼力度。對經濟發展適中且發展趨勢良好的地區，適當平衡中央和地方財政補貼力度。對經濟欠發達地區，要減輕地方財政補貼力度，加大中央財政補貼力度，甚至中央全額補貼。三是，縮小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與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的待遇差距，待遇調整可分別與城鎮居民收入和城鄉居民收入的一定比例掛鉤。在社會醫療保險方面：一是，政府應加強財政對中西部地區醫保制度建設的支持力度，尤其是向西部地區傾斜，縮小醫保制度保障水平的地區差異，避免醫療資源、醫療機構呈現“馬太效應”；二是，縮小城市職工基本醫療保險與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的待遇差異，建立更為公平的社會醫療制度。三是，針對人口老齡化及失能老人比例的上升，醫保制度可增添老年人護理服務或單獨建立老年人醫療保險制度，進一步提升老年人的安全感和幸福感。

第三，推進多層次社會保險體系的搭建。國家應大力發展商業養老保險、商業健康險、商業補充醫療保險，發揮多層次社會保險立體化的保障功能，為社會提供更齊全的風險保障，以提升居民的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