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綠色發展信息披露與盈余管理：“言以昭信”①還是“言多傷幸”②

姚 力

（南京財經大學會計學院，江蘇南京 210023）

一、引言

我國進入新發展階段后，生態環境與經濟增長的聯系日趨緊密，天人合一、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深入人心，生態文明建設與經濟社會發展深度融合。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首次提出的綠色發展理念對促進我國經濟社會全面綠色轉型發展具有重要指導意義，是我們黨對經濟社會發展規律認識的深化與升華（閻喜鳳，2020）。此后，《國務院關于加快建立健全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經濟體系的指導意見》（國發〔2021〕4 號）明確提出了經濟全鏈條綠色發展的要求，推動綠色成為發展的底色，促使發展建立在高效利用資源、嚴格保護生態環境、有效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的基礎上，統籌推進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保護，確保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使我國綠色發展邁上新臺階。

綠色發展是全局性工程，微觀企業是生態文明建設的中堅力量。我國環境政策文件中有關“綠色發展”這類高度凝練的戰略方針傳遞了豐富的蘊意，企業在信息披露中也會呈現類似言簡義豐的語言符號。綠色發展觀點涉及環境維度、碳維度與綠色維度等多元視角。劉德海（2017）、秦書生和胡楠（2017）和張云飛（2019）認為，綠色發展以低碳循環、節約高效為主要原則，以綠色經濟為發展模式，通過綠色技術創新和環境制度保障，實現經濟社會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使廣大人民群眾享有更多的生態福祉。因此，企業綠色發展理念的信息披露需要從環境信息披露、碳信息披露與綠色信息披露等方面進行多領域系統性考察。進一步來講，綠色發展是企業社會責任的重要子集，綠色發展信息披露是與利益相關者進行社會責任信息傳遞的重要溝通方式。Carey 等（2017）認為，真正履行企業社會責任的公司通常以利益相關者為導向，不僅向股東提供更透明和更可靠的財務信息，而且還提供了實施企業社會責任實踐的努力和資源信息，以滿足利益相關者的道德期望。但實際上，一些企業卻通過投機使用社會責任信息披露塑造合法性形象進行盈余管理?；诖?，雖然誠信為本是企業的基本商業準則，但企業高管也可能存在機會主義動機。因而，綠色發展信息披露可能反映企業真實誠信的組織文化，也可能是遮掩失真信息的印象管理工具，且不同的公司情境可能會帶來“踐言”的非對稱觀測效應。

本文從綠色發展與微觀企業的角度出發，采用2012—2020 年①黨的十八大（2012 年11 月舉行）做出“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戰略決策，第一次將“生態文明”寫入黨章，故數據從2012 年開始收集。中國A 股上市公司的年報數據，將企業綠色發展信息披露細分為環境、碳與綠色三個方面，并運用文本數據挖掘技術搜索相對應關鍵詞出現的頻次，以考察企業多維度綠色發展信息披露與盈余管理之間的關系。研究發現，綠色發展信息披露水平越高，越能減少盈余管理行為，這表明企業高層是“言以昭信”而非“言多傷幸”。進一步研究發現，當企業管理層過度自信較弱、獨立董事網絡中心度較弱時，企業具有更強的綠色發展型社會責任意識。

本文可能的貢獻如下：一是現有文獻主要關注宏觀以及中觀層面綠色發展理念的影響，較少關注微觀企業綠色發展理念行為優化的作用，而本文則考察了環境、碳和綠色多維視角下綠色發展信息披露對微觀企業機會主義行為的影響；二是本文系統地將綠色發展信息披露分為環境、碳和綠色三種層面，借助“言”與“行”是否合一探索了綠色發展信息披露能否呈現真誠的倫理領導效果，進而發現綠色發展信息披露可作為盈余管理程度的影響因素。三是本文從管理者過度自信、獨立董事網絡中心度的角度檢驗了不同情境下綠色發展信息披露對于盈余管理的修正效果。

本文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獻綜述；第三部分是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第四部分是研究設計；第五部分是實證分析；第六部分是進一步分析；第七部分是結論與建議。

二、文獻綜述

（一） 與綠色發展理念相關的研究對象

現有與綠色發展理念相關的文獻主要關注宏觀與中觀層面，翟東升和蔡達（2022）發現，綠色“一帶一路”理念可以向周邊國家傳遞中國智慧，幫助實現生態環境共建共享；胡碧霞等（2018）發現，綠色發展理念下中國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呈上升趨勢,東、中、西三大區域之間以及各省級行政區之間均存在差異。但是，與綠色發展理念有關的微觀企業行為優化的研究文獻較少。

（二） 與綠色發展理念相關的企業信息披露研究

現有與綠色發展理念相關的信息披露文獻大多圍繞環境信息披露、碳信息披露、綠色信息披露的某些方面或者是將這幾個層面混雜在一起（楊潔等，2020；奚賓和張威威，2022），缺乏系統性分層研究綠色發展信息披露的文獻，且上市公司對綠色相關的信息披露并不完善（趙蕊芬，2014），所以需要對企業綠色發展理念進行多層次的挖掘與探討。進一步來講，與綠色發展理念相關的信息披露的動力機制研究主要與環境產出、企業價值以及資本成本等有關：從環境產出來看，Yin 和Wang（2018）認為企業處于動態競爭的世界，它們會主動辨別來自競爭對手、客戶和監管機構等方面壓力，以提高企業資源的利用效率，而環境信息披露正是推動企業環境創新的壓力源。從企業價值來看，柳學信等（2021）認為碳信息披露與長期公司價值聯系更強，與短期績效聯系較弱，但其更具厚積優勢。從資本成本來看，佟孟華等（2020）發現環境信息披露質量的提高能夠有效降低企業權益資本成本。

（三） 與盈余管理影響因素相關的研究

現有研究盈余管理影響因素的文獻主要關注經濟制度背景、高管層特征和媒體監督等因素。從經濟制度背景來看，時昊天等（2021）發現，在注冊制積極施行期間，殼價值下降，財務信息在投資者估值步驟中起增強作用，所以經理人盈余管理的心理動因會變強。從高管特征來看，杜興強等（2017）認為，女性高管影響公司的領導特色和決策程序, 從而對盈余管理行為形成非對稱性影響。從媒體監督來看，Wu 等（2016）發現，負面的媒體報道會誘發更高水平的盈余管理活動，這表明管理者偏向使用盈余管理來實現盈余目標，以緩沖他們從媒體那里感受到的壓力，并彌補聲譽受損的風險。

（四） 與綠色發展理念相關的企業社會責任和盈余管理的研究

現有研究綠色發展理念的文獻中，在企業社會責任導向的實踐與信息披露方面，有關社會責任與盈余管理關系的研究結論并不一致。學者們持有兩種相反的觀點：一種是倫理道德觀，一種是機會主義觀。從倫理道德假說來看，企業必須接受社會責任作為一種倫理義務，遵循基于“正確的事情”或“通過做道德上正確的事情為社會做出貢獻的必要性”等原則。Pyo 和Lee（2013）發現，企業社會責任活動與經理在財務報告方面的誠信價值觀相關。Kim 等（2012）發現，如果管理者在道德義務的背景下承擔企業社會責任，那么可以推測他們更有可能約束盈余管理，做出盡職的經營決策，從而維系財務報告的透明度。從機會主義假說來看，Nguyen 等（2022）發現，具有機會主義動機的管理者把企業社會責任實踐作為一種防御工具，為利益相關者提供“先入為主”的公司透明度。李鉆等（2021）發現，企業承擔社會責任是源于管理層私欲，是管理層對盈余管理等失當行為采取遮掩粉飾的機會主義逐利行為。企業社會責任披露降低了盈余管理受到公司利益相關者審查的幾率，投資者不應自然而然地認為公司會從事企業社會責任活動、行為合乎道德并提供透明的財務報告（Muttakin 等，2015）。

綜上，可以發現，現有研究集中在宏觀與中觀視角研究綠色發展理念，缺乏針對微觀企業會計行為優化的研究。對企業綠色發展理念的信息披露研究可能是對于環境維度、碳維度與綠色維度的某些方面而非系統性分層的考察。綠色發展理念是高度深化、全方位、寬領域的，所以有必要結合環境信息披露、碳信息披露和綠色信息披露對企業進行多維度的綠色發展理念研究，且上市公司綠色發展信息披露的動力機制方向及其效果還有待深度挖掘。對于社會責任與盈余管理之間的關聯性，現有文獻尚未形成一致結論，而細分出來的綠色發展信息披露這一子集與盈余管理之間的聯系更是鮮有研究。綠色發展信息披露的誠信動力機制還存在不同方向的考慮：綠色發展信息披露使得高管層變得更加誠實可信，能為外部投資者提供更高的盈余質量？還是加劇了受托責任下的代理問題，成為上市公司的印象管理工具？基于此，本文探索了綠色發展信息披露與盈余管理之間的聯系，豐富了相關綠色發展導向信息披露經濟后果的研究。

三、理論分析與假設提出

與綠色發展有關的企業社會責任和盈余管理行為的關聯方向主要有兩種觀點：一種是倫理道德觀，另一種是機會主義觀。從倫理道德觀來看，Litt 等（2014）認為，參與綠色發展倡議的公司具有一種真誠的企業文化，展示了道德信念和崇高的價值觀，不會縱容管理收益的利己行為。Swarnapali（2020）認為，企業的可持續發展促使管理者變得更加道德、誠實和值得信賴，從而確保了財務報告的審慎性。Gerged 等（2020）和Obeng 等（2020）認為，環境信息披露水平較高的企業在其年度報告中會提供更加透明和準確的財務信息，以服務于利益相關者。Yuan 等（2022）認為，ESG 信息披露可以緩解不透明性，提高信息透明度，以限制財務違規行為。據此，提出研究假設H1a：

假設H1a：企業綠色發展信息披露水平越高，盈余管理程度越低。

也有一些文獻發現企業的道德理念與正直行為存在解耦現象，手段可能實際與目標脫鉤。從機會主義觀來看，在企業披露與綠色發展相關信息的背后，可能潛藏糟糕的環境績效（沈洪濤等，2014），綠色發展信息披露可能只是一種引導報告使用者視線的戰略手段。Muttakin 等（2015）以孟加拉國為例進行研究，認為公司經理可能會使用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來保護盈余管理。Hickman 等（2021）認為，管理者出于建立商業信譽的機會主義動機，會自愿參與企業社會責任，這可能會成為混淆盈余管理的煙幕。據此，提出研究假設H1b：

假設H1b：企業綠色發展信息披露水平越高，盈余管理程度越高。

四、研究設計

（一） 樣本選擇和數據來源

黨的十八大第一次將“生態文明”寫入黨章，因此本文數據以2012—2020 年A 股上市公司作為觀測對象。本文以上市公司年報為基本單位，采用Adobe Acrobat DC 軟件、Excel 軟件、WPS 軟件和Stata 軟件搜索統計綠色發展信息披露對應的關鍵詞出現的頻次。其余數據來自CSMAR 數據庫。本文按照以下標準對樣本進行剔除：剔除了金融保險業上市公司，剔除了非正常交易上市公司（包括ST、PT、*ST 以及退市整理期公司），剔除了相關數據缺失的上市公司。本文對連續變量進行了上下1%的縮尾處理，且使用在企業層面聚類的穩健標準誤。

（二） 變量選擇

1.被解釋變量

本文的被解釋變量是盈余管理（EarningsManagement），參考Dechow 等（1995）的研究方法，用修正的Jones 模型計量應計盈余管理；參考Liu 等（2021）的研究方法，對操控性應計利潤取了絕對值處理，構建以下模型：

其中，TA是總應計利潤=營業利潤-經營活動現金流凈額；NDA是非操控性應計利潤；DA是操控應計利潤；△REV是營業收入變動額；△REC是應收賬款變動額；PPEt是t期固定資產凈額；用t-1 年期末總資產是為了消除規模效應。

2.解釋變量

本文參考Clatworthy 和Jones（2006）、Campbell 等（2014）、李哲（2018）、李巖瓊和姚頤（2020）的研究方法，采用1+關鍵詞出現頻次的自然對數來衡量綠色發展信息披露。依據中國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委員會有關《綠色轉型與可持續社會治理》的專題報告，并結合現有關于綠色發展的研究，采用Adobe Acrobat DC 軟件搜索了關鍵詞，再使用Excel 軟件、WPS 軟件、Stata 軟件整理關鍵詞頻次。關于環境維度（Environmental Dimension）的關鍵詞主要包括：環境保護（沈紅波等，2012）、環境戰略（程巧蓮和田也壯，2012）、環境評估（甄茂成等，2019）等。關于碳維度（CarbonDimension）的關鍵詞主要包括：碳交易（鄭爽和劉海燕，2020）、碳發展（厲以寧等，2017）、碳運營（李軍等，2016）等。關于綠色維度（GreenDimension）的關鍵詞主要包括：綠色發展（閻喜鳳，2020）、綠色投資（Eyraud 等，2013）、綠色產品（史沛然，2020）等。本文使用彭博ESG 評級體系的E 指標數據和綠色發展信息披露進行了相關性分析，兩者顯著正相關，說明所收集的數據具備一定的可靠性。

3.控制變量

本文參考賀學會等（2016）、曾偉強等（2016）、楊志強和王華（2014）、黃海杰等（2016）的研究方法，控制了相關的影響因素，包括公司規模、資產負債率、董事會規模、獨立董事比例、成長性、股權集中度、資產凈利率、產權性質和兩職合一。此外，還控制了年份和行業固定效應。各變量的定義如表1 所示。

表1 變量的定義

4.模型設定

基于以上假設，建立模型（4）：

其中，EM是對應每個公司每一年的盈余管理程度，CGDID是企業綠色發展信息披露，γ1是企業綠色發展信息披露與盈余管理程度的系數。Controls是一組控制變量，Year和Industry分別是年份固定效應和行業固定效應。

五、實證分析

（一） 描述性統計

表2 列出了全樣本下的描述性統計結果?？梢钥闯?，環境維度（ED）信息披露均值為2.9688，最大值為5.8749，而碳維度（CD）和綠色維度（GD）信息披露對應的值都相對較小，說明企業在環境維度上表達較多，而碳維度和綠色維度理念未得到重視。

表2 描述性統計

（二） 均值差異檢驗

本文本別對環境維度、碳維度與綠色維度的信息披露以均值為基準進行分組，再對不同組別檢驗均值差異，檢驗結果如表3 所示?？梢钥闯?，低程度與高程度綠色發展信息披露之間盈余管理的均值差異均為正且都在1%水平上顯著。由差異結果可知，高水平綠色發展信息披露對應了更低的盈余管理程度，可初步驗證假設H1a。

表3 企業綠色發展信息披露分組均值差異檢驗

（三） 相關性分析

表4 采用Pearson 相關性檢驗（左下三角）和Spearman 相關性檢驗（右上三角）兩種方法識別檢驗模型中是否存在多重共線性問題?？梢钥闯?，盈余管理程度分別與環境、碳和綠色維度的綠色發展信息披露在1%的水平上負顯著，表明綠色發展信息披露會影響盈余管理程度，仍需進一步分析驗證研究假設。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均較小，說明不存在嚴重的共線性問題。

表4 相關性分析

（四） 多元回歸分析

1.企業綠色發展信息披露與盈余管理

表5 是盈余管理是否受到綠色發展信息披露影響的檢驗結果?？梢钥闯?，環境維度、碳維度和綠色維度的信息披露均會顯著影響盈余管理程度，即綠色發展信息披露水平越高，盈余管理程度越低，假設H1a 得證。這說明，管理層的綠色發展理念會影響進而規整盈余管理行為。

表5 企業綠色發展信息披露與盈余管理

（五） 穩健性檢驗

1.消除同行業影響因素

綠色發展信息披露減少盈余管理可能受到某些與綠色發展有關行業的驅動，因此本文參考李巖瓊和姚頤（2020）的研究方法，對綠色發展信息披露進行了行業年度均值的調整并重新回歸，結果如表6 所示?？梢钥闯?，結果基本同前文一致，說明消除了同行業影響因素的綠色發展信息披露可以減弱盈余管理程度。

表6 消除同行業影響因素回歸

2.消除所在省政府工作報告環境信息影響

上市公司總部所在省份出具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有環境相關的詞頻信息，傳遞的理念可能對于盈余管理有類似影響。為了檢驗總部所在省份政府工作報告環境相關信息是否是企業微觀層面綠色發展信息披露的替代解釋，本文參考陳詩一和陳登科（2018）的研究方法，在模型（4）中加入上年總部所在省份政府工作報告環境相關詞頻進行重新回歸，結果如表7 所示?？梢钥闯?，上一年總部所在省份政府工作報告環境詞頻在三組回歸中基本都不顯著，而環境維度、碳維度和綠色維度的信息披露均與盈余管理負相關，表明微觀企業綠色發展信息披露在控制了總部所在省份的環境信息影響以后能夠緩解盈余管理程度。

表7 消除所在省政府工作報告環境信息影響

3.殘差考慮

綠色發展信息披露可能與本文所選的其余變量有相互影響的關聯，會帶來一定的內生性問題，因此本文參考Lennox 和Li（2014）的研究方法，分別令三類綠色發展信息披露對其余變量進行第一階段回歸，取其對應殘差，得到超額綠色發展信息披露。該變量正交于其余變量，且有超額考慮因素。第二階段再將三類超額綠色發展信息披露作為解釋變量與盈余管理進行回歸分析，結果如表8 所示，可以看出，綠色發展信息披露水平越高，越能抑制盈余管理的程度。

表8 企業綠色發展信息披露殘差計量回歸

4.工具變量回歸

因綠色發展信息披露可能與盈余管理存在同期內生性影響，所以本文選用自變量的滯后一期作為工具變量進行2SLS 回歸?；貧w結果如表9 所示，可以看出，綠色發展信息披露可以減少盈余管理行為。

表9 變量的滯后一期作為工具變量進行2SLS 回歸

六、進一步分析

（一） 管理者過度自信異質性分析

過于自信的高管往往會做出非理性的行為，管理者過度自信可能會提高盈余管理程度（王福勝等，2022）。此外，何威風等（2011）發現，管理者過度自信會導致公司正向或者負向盈余管理行為的發生。本文參考王福勝等（2022）的研究方法，選擇高管相對薪酬比例作為衡量指標，以高管前三名薪酬總額占全體高管薪酬總額的比例的行業年度中位數分組進行異質性分析，結果如表10 所示?？梢园l現，管理者過度自信較弱的企業，綠色發展信息披露更能減少盈余管理行為。

表10 過度自信異質性分析

（二） 獨立董事網絡中心度異質性分析

由獨立董事組成的董事會網絡是公司社交關聯中的一個重要網絡。企業在決策制定和執行過程中會學習同行業、同地區或其他關聯企業的行為（李志生等,2018）。Fang等（2022）認為，企業可以從網絡核心人物的社會網絡中獲得財務和非財務援助，以掩蓋或削弱負面活動被揭露的消極影響。傅代國和夏常源（2014）認為，因學習效應的存在,相比于網絡邊沿區域的獨立董事，位于網絡中心位置的獨立董事治理監督盈余管理的能力會更強。本文參考李志生等（2018）的研究方法，以獨立董事網絡中心度行業年度中位數分組進行了異質性分析，結果如表11 所示，獨立董事網絡中心度較高組的三種綠色發展信息披露與盈余管理的影響關系均不明顯，而較低組的綠色發展信息披露仍與盈余管理呈負向關聯，表明獨立董事網絡中心度較弱的企業更能通過綠色發展型社會責任意識減弱盈余管理程度。

表11 獨立董事網絡中心度異質性分析

七、結論與建議

本文從綠色發展角度出發，運用2012—2020 年中國A 股上市公司年報數據，通過文本信息挖掘了企業在環境、碳與綠色三方面的綠色發展信息披露?？紤]到企業既有誠信動機，也有可能有機會主義動機，本文進一步考察了三種維度的綠色發展信息披露與盈余管理之間的聯系。研究發現，綠色發展信息披露水平越高，企業的盈余管理程度越低，這表明高層是“言以昭信”。異質性分析發現，管理層過度自信較弱、獨立董事網絡中心度較弱，則綠色發展信息披露更能規整企業的盈余管理行為。本文拓展了我國綠色發展導向信息披露動力機制與經濟后果的研究外延，為研究綠色發展理念與微觀企業行為優化之間聯系提供了一些參考。

基于上述研究，本文提出以下建議：一是明者因時而變，知者隨事而制。微觀企業要與時俱進，關注國家的綠色發展方面的宏觀政策,將國家戰略綱領融入企業的誠信道德文化建設中，減弱員工自利的機會主義動機；二是索情重查，權變求奇（孫麗君，2013）。企業在管理者過度自信較弱或者獨立董事網絡中心度較弱的環境中，要有意識地發揮綠色發展信息披露與較高的盈余質量之間的聯系；三是企業要完善健全上市公司綠色發展信息披露，從環境、碳與綠色多種維度向外在投資者呈現增量信息。

本文拓展了中國綠色發展導向信息披露動力機制與經濟后果的研究外延，同時為綠色發展理念與微觀企業行為優化的聯系提供了一定的經驗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