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以來我國《共產黨宣言》翻譯研究動態知識圖譜分析

摘 要： 借助知識圖譜可視化軟件CiteSpace， 運用文獻計量法，對中國知網（CNKI）2001—2022年4月間收錄的關于《共產黨宣言》翻譯研究的CSSCI論文數據進行可視化分析。研究發現：（1）我國《共產黨宣言》翻譯研究開始于2001年，受重大歷史事件、國家政策導向影響較大，呈螺旋上升趨勢；（2）《共產黨宣言》翻譯研究呈現出以中央機構為主，逐漸向地方機構拓展的態勢，且2021年發文機構數量猛增，表明《共產黨宣言》翻譯研究愈加受到諸多學者的關注；（3）該領域的研究機構、學者間合作網絡稀疏，同一機構的子機構之間、學者之間也未充分展開合作，以獨立研究為主，國際合作匱乏；（4）《共產黨宣言》翻譯研究的核心熱點課題聚焦在譯本考證、概念史和關鍵詞句翻譯、翻譯傳播特點及影響方面。

關鍵詞：CiteSpace；知識圖譜；《共產黨宣言》翻譯；研究熱點與前沿

中圖分類號：H0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1672-1101（2023）05-0055-09

收稿日期：2022-11-23

基金項目：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一般項目：首部《共產黨宣言》中文全譯本譯文研究（GD19CMK05）

作者簡介：鄭穎（1981-），女，遼寧大連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日語語言文學、翻譯學。

An Analysis of the Dynamic Knowledge Atlas of? the Translation Study of?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in China Since 2001

ZHENG Ying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Lingnan Normal University， Zhanjiang， Guangdong 524048，China）

Abstract： With the help of the visualization software CiteSpace and bibliometric method， this paper makes a visual analysis of CSSCI papers about the translation study of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from 2001 to April 2022.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1） the translation study of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in China began in 2001， and then it was influenced by major historical events and national policies， showing a spiral upward trend；（2） the translation study showed a trend of that the central institution is gradually expanding to local institutions， and the volume of organizations that publish papers increased sharply in 2021， indicating that more attention had been paid by scholars on research into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of The Communist Manifesto;（3） the network of cooperation among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authors was sparse， and the cooperation among sub-institutions and scholars of the same institutions was not enough;（4） core topics focused on the textual research of? translations， the conceptual history and keyword translation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e of translation communication.

Key words：CiteSpace; knowledge atlas; translation of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research hotspots and frontiers

1848年問世的《共產黨宣言》（以下簡稱《宣言》）堪稱馬克思主義同國際工人運動首次交融凝結而成的理論結晶，是科學社會主義的第一個綱領性文件，標志著馬克思主義的誕生。而后，歷經200余種文字的翻譯，千余次的再版，除《圣經》外，其他經典未見居其右者?！缎浴吩谕苿玉R克思主義傳播方面意義重大、影響深遠。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道門坎，就是經典文本的翻譯。翻譯確立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初始語境，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提供了堅實的文本基礎和豐富的思想資源?！保?］ 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翻譯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必要條件，對異語讀者而言，翻譯是準確理解《宣言》的先決條件。為此，我們需要追溯馬克思經典著作翻譯之源頭，聚焦《宣言》翻譯研究，結合宏觀與微觀視角厘清《宣言》翻譯研究的發展脈絡，洞察其熱點課題，明晰其研究前沿并揭示其歷時的發展趨勢與動向。本文欲借助可視化文獻計量工具CiteSpace，通過繪制科學知識圖譜，結合定量和定性分析，探究我國20余年來（2001年至2022年4月）《宣言》翻譯的核心研究領域、研究熱點及前沿動態，力求客觀勾勒出我國《宣言》翻譯研究的全景。

一、研究工具、數據來源與處理

（一）研究工具

本文利用CiteSpace軟件繪制知識圖譜，客觀呈現《宣言》翻譯研究的狀況及變化?！癈iteSpace是美國Drexel大學陳超美教授應用Java語言開發的一款信息可視化軟件，它主要基于共引分析理論（co-citation）和尋徑網絡算法（pathfinder network scaling）等，對特定領域文獻（集合）進行計量，以探尋出學科領域演化的關鍵路徑及其知識拐點，并通過一系列可視化圖譜的繪制來形成對學科演化潛在動力機制的分析和學科發展前沿的探測?！保?］

（二）數據來源與處理

以“《共產黨宣言》翻譯”為主題詞，在中國知網（CNKI）數據庫檢索CSSCI期刊論文（檢索時間為2022年4月22日），發現首篇論文發表于2001年10月，故將中國知網2001—2022年4月22日期間收錄的關于《宣言》翻譯研究的CSSCI論文作為研究對象。通過檢索，共得到樣本166篇，再過濾掉重復文獻、訪談、評論、會議綜述等，最終篩選出有效樣本124篇。之后，將文獻數據導入CiteSpace軟件（版本號為6.1.R1），時間切片（Time Slicing）設置為2001—2022年，時間分區設置為1年，術語來源勾選 “Title”“Abstract”“Author”“Institution”“Key Word”，N值（每個時間切片內的對象數量）設為50，生成《宣言》翻譯研究的科學知識圖譜，并在此基礎上對發文量、研究機構、作者、研究熱點等維度進行深入剖析，客觀呈現我國《宣言》翻譯研究的全貌。

二、《宣言》翻譯研究的數據分析

（一）發文量

如圖1所示，CSSCI期刊《宣言》翻譯研究肇始于2001年，并且呈螺旋上升態勢。2001—2017年是研究的起步階段，年發文量均不足10篇。2018年發文量急劇增長，呈現一個小高峰，達到15篇。增長原因在于2018年適逢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國家舉辦一系列紀念活動，受這一重大事件影響，發文量有所增長。2019年、2020年，發文量回落至8篇。而2021年，發文量呈爆發性增長，超過20篇。2021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為慶祝黨的百年華誕，黨中央決定舉行一系列慶?；顒?，在學術出版方面，黨建相關主題頗受關注?？梢?，《宣言》翻譯研究受重大歷史事件及國家政策影響導向較大。

以《宣言》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提供了理論創新的基礎和實踐指引，具有重大理論價值和時代意義。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問題，提出過許多重要論斷。如，馬克思主義的命運早已同中國共產黨的命運、中國人民的命運、中華民族的命運緊緊連在一起；以史為鑒、開創未來，必須繼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么好，歸根到底是因為馬克思主義行；等等。在“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戰略部署影響下，2022年后相關研究發文量在總體上會有所提升，影響力也將持續增強。

（二）研究機構

在CiteSpace中，筆者選擇節點類型（Node Types），對機構（Institution）進行統計，得到《宣言》翻譯研究機構可視化圖譜（如圖2所示）。共現圖譜中，機構名稱的字體大小反映機構在數據中出現的頻率及發文數量，字號愈大說明出現頻率愈高，發文量也愈高。節點之間的連線表示機構之間的合作關系，連線的粗細表示合作頻次，連線愈粗說明合作頻次愈高。圖2左上角數據“N=110， E=35”表示發文的110個機構之間合作次數為35次。

通過對知識圖譜進行數據解析發現，《宣言》翻譯研究的發文機構共有110個，分布區域較廣，涵蓋中央及地方眾多高校及研究機構。發文量3篇以上、位居前6位的機構分別是中共中央編譯局（中央編譯局和中共中央編譯局為同一個機構、16篇）、中國人民大學（16篇）、華東師范大學（8篇）、廣西師范大學（6篇）、首都師范大學（5篇）、南京師范大學（3篇）。其中，中共中央編譯局和中國人民大學發文量名列前茅，屬于核心發文機構。此外，機構間合作有所增強，如中央財經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延安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中共貴州省委黨校習近平新時代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的對外合作較為頻繁；日本東北大學研究生院經濟學研究科與國際馬克思恩格斯財團之間存在合作關系。但我國各機構間合作不夠緊密，尚未形成合作網，即使同一個機構的子機構之間也未充分開展合作。這表明我國各機構仍以獨立研究為主，國際合作相當匱乏。

另外，通過機構共現時區圖譜（圖3）可以看到，發文時間最早的是中共中央編譯局、國際馬克思恩格斯財團、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共產黨宣言》翻譯研究呈現出以中央機構為主，繼而逐漸向地方機構拓展的態勢；2021年的發文機構數量猛增，并且鋪散開來。這表明近年來《宣言》翻譯研究愈發受到諸多學者關注。

（三）作者合作

在CiteSpace中，勾選節點類型（Node Types），對作者（Author）進行可視化分析，得到作者共現時區圖譜（圖4）。如圖所示，作者姓名的字號大小與發文數量相關，字號愈大發文量愈多；連線表示作者之間的合作，線條愈粗合作愈頻繁，而連線的數量代表著合作關系的強度。根據圖中左上角信息“N=123，E=41”可知，已發文的123位作者之間有過41次合作，合作密度（Density）較低，為0.005 5，表明這些作者的合作網絡較稀疏。

具體來看，2001—2006年，《宣言》翻譯研究學者只有2人；2017年，學者間合作明顯增多，但合作對象相對固定，國際合作形式單一，以翻譯國外學者的論文為主，真正意義上的中外合作研究有待進一步推進；2018—2022年，研究者數量開始顯著增多，并且逐漸開展合作。其中，發文量超過3篇、位居前8位的作者分別是楊金海（6篇）、方紅（6篇）、陳紅娟（5篇）、靳書君（4篇）、張立波（3篇）、李軍林（3篇）、高放（3篇）、王海軍（3篇），其他百余名作者均為1至2篇。

運用CiteSpace進行突變詞檢測，可以捕捉出一段時間內頻次突變的關鍵詞。而突變值（Strength）反映的則是突變詞在一段時間內的詞頻變動程度，突變值越高，說明突變的關鍵詞受到的關注越多。從圖5的突變值（Strength）來看，發文量前8位的作者（楊金海、方紅、陳紅娟、靳書君、張立波、李軍林、高放、王海軍）均位居前列。研究表明，《宣言》翻譯研究的少數核心成員占據主導地位，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同時，在此領域也涌現出一些發文量不高但頗具影響力的學者。

（四）研究前沿熱點

在CiteSpace中，勾選節點類型（Node Types），對關鍵詞（Key Word）進行統計，得到關鍵詞共現知識圖譜（圖6），并在此基礎上繪制出《宣言》翻譯研究關鍵詞統計表（出現頻次≥3）。如表1所示，出現頻次3次及以上的關鍵詞只有11個，包括“翻譯”“傳播”“陳望道”“中國化”“早期傳播”“無產者”“共產主義”“中國”“馬克思”“譯介”“漢譯”?？梢?，《宣言》翻譯研究領域廣泛，研究的著眼點分散，但彼此關聯性較強。

如前所述，突變詞檢測可以捕捉出一段時間內頻次突變的關鍵詞，突變值（Strength）可以反映突變詞在一段時間內的詞頻變動程度，突變值越高，相關關鍵詞受到的關注越多。因此，為進一步探究2001—2022年4月《宣言》翻譯研究關注熱點，本文截取了《宣言》翻譯研究前10位突變詞及其突變值、持續時間等信息（如圖7所示）。從圖7的突變值來看，出現頻次較高的關鍵詞“翻譯”“無產者”“陳望道”“漢譯”均位居前列。這表明在《宣言》翻譯研究中，關鍵詞“翻譯”“無產者”“陳望道”“漢譯”受到較多關注。

基于CiteSpace繪制的關鍵詞共現時區圖譜可以直觀呈現關鍵詞的出現時間和關鍵詞之間的共現關系，從而將某一領域的研究熱點演變過程可視化。由圖8可知，2001—2004年，《宣言》翻譯的研究范疇主要集中在“共產主義”“共產黨人”等關鍵詞上；2007年以降，研究領域急速擴大，逐漸向翻譯傳播方面聚焦。尤其是2012年，陳望道的翻譯受到矚目，繼而《宣言》的德文版、英文版、日文版等相繼納入學者們的研究范疇，并持續得到調整、深化與拓展。另外，2018年以降文本考證及漢譯方面的研究有所增多。

三、《宣言》翻譯研究的三個維度

通過上述關鍵詞分析，結合文獻研究，可以發現20余年來《宣言》翻譯的研究主要從以下三個維度展開。

（一）譯本考證研究

譯本考證研究包括譯本數量研究和翻譯底本研究等。在《宣言》全譯本的數量考證方面，學者們立足點各異：高放統計了中國大陸、港澳臺以及海外的中文譯本，提出《宣言》共有23種中譯本［3］；楊金?？s小范圍，以中國大陸的全譯本為研究對象，認為自1920年至2011年，我國大陸出版的《宣言》中文全譯本共計12個版本［4］；陳紅娟則界定了獨立譯本的標準，將譯者、譯者依據的母語語種、譯文內容的變化幅度等因素納入考量范圍，認為新中國成立后中央編譯局出版的4個版本應視為1個版本［5］ 。

在翻譯底本研究方面，爭論主要集中于陳望道譯本的版本源流方面，有3種見解：英譯本說、日譯本說以及日譯本為主、英譯本為參考說。指出陳望道《宣言》的翻譯底本為英譯本的有葉永烈、王東風等。據陳望道的學生陳光磊回憶，陳望道本人曾表示自己翻譯的《宣言》中譯本是根據英譯本進行翻譯的，因此葉永烈認為陳望道譯《宣言》的翻譯底本是英譯本［6］98。王東風、李寧也指出，譯文中不少名詞所標注的英文注釋是證明《宣言》的翻譯底本為英譯本的直接證據［7］。認為陳望道譯《宣言》的翻譯底本為日譯本的學者有石川禎浩、陳力衛等。日本學者石川禎浩認為，陳望道的翻譯底本是幸德秋水與堺利彥在《社會主義研究創刊號》上刊載的《宣言》日譯本［8］；陳力衛認為，陳望道可能是受早期河上肇作品翻譯的影響，將日文的“紳士”“平民”翻譯成“有產者”“無產者”［9］。陳紅娟則通過陳望道本人的回憶，以及陳望道譯本與1906年日譯本的文本比對，認為陳望道譯本主要依據的底本為1906年幸德秋水、堺利彥合譯的《宣言》日譯本［10］。而日本學者大村泉表示，陳望道譯《宣言》是以日譯本為底本，適當參考了英譯本［11］。方紅、王克非通過文本比對，也持相同觀點［12］。鄭穎則通過譯文對照分析，認為陳望道翻譯的《宣言》是同時以1888年薩繆爾的英譯本和1906年幸德秋水、堺利彥共譯的日譯本為翻譯底本的［13］。

（二）關鍵詞句、概念史為中心的研究

關鍵詞句、概念史為中心的研究主要涵蓋譯詞的演變趨勢、首句尾句的翻譯、消滅私有制、十大綱領以及全譯本對照等方面的研究。在關鍵詞句、概念史的研究方面，楊金海認為，《宣言》第二章的德文U·berliefert是用來形容那些與私有制和剝削相適應的社會意識的，故譯為“傳統的”更貼切［14］。陳力衛則通過梳理譯詞的歷時演變，指出《宣言》的中文譯詞呈現出尖銳化傾向。此論斷得到學界認同，并被諸多學者援引。其后，楊金海又高屋建瓴地歸納出《宣言》中值得探討的詞句，包括馬克思、恩格斯的中文譯名；社會主義、資產階級譯詞的演變；首句、尾句的翻譯；“消滅私有制”的表述等。李永杰、勒書君通過考證《宣言》漢語摘譯、節譯和全譯本中的譯詞衍變，認為所有權術語先是德語Eigentum歷經德語→英語→日語→漢語的過程而譯出的，而后在十月革命影響下由俄語譯出了“所有制”以對譯德語Eigentum，最終生成漢語中的馬克思主義所有制概念［15］。李恩來、勒書君考察了《宣言》各個漢譯本中“實踐”這個概念翻譯演變的過程，指出馬克思主義話語的中國化是一個從無到有、從生活化到理論化、從不成熟到成熟的逐步完善的過程［16］。陳紅娟依據詞語“Aufhebung”在《宣言》漢譯本中的譯詞演變，指出以新中國成立為節點，《宣言》譯詞的傾向發生了轉變，由“尖銳化”轉變為“去尖銳化”［17］。

在全譯本對照研究方面，方紅、王克非對《宣言》的首個中文全譯本與日譯本進行了對照研究，認為兩個譯本在譯詞使用方面相同之處頗多，中譯本是參照日譯本翻譯了《宣言》的十條綱領，但翻譯策略有別。日譯本忠實于英譯本，運用了 “名詞化”敘事性策略，而中譯本則使用了“動詞化”施事性策略［18］。方紅基于《宣言》7個代表性譯本的歷時梳理，結合不同譯本的翻譯策略及動因，對比分析了“幽靈”“資產者/無產者”“所有制/私有制”“祖國/民族”等核心術語的譯詞演變及時代內涵［19］。她還著重分析了陳瘦石譯本，指出陳瘦石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并且此譯本是作為經濟學文獻在國民黨政府統治地區出版的，譯者更重視語義的準確性及譯文的可讀性，致使譯本存在一定的局限性［20］。

（三）翻譯傳播與影響研究

翻譯傳播與影響研究主要包括早期傳播和百年漢譯傳播。一部分學者研究了《宣言》在海外的翻譯傳播，如大村泉在文獻［11］中梳理了《宣言》在日本和中國的傳播史； 姚穎梳理了《宣言》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十月革命前夜）《宣言》在俄國的傳播史［21］； 閆杰花考察了《宣言》在越南的傳播與翻譯［22］。

而眾多中國學者更關注《宣言》在國內的翻譯傳播研究，主要涵蓋兩個方面：一是以傳播主體為中心的研究。如，郭麗蘭闡述了朱執信對馬克思主義著述的翻譯和傳播［23］；李永春、席云鵬考證了蔡和森對《宣言》的翻譯與傳播［24］。二是以傳播特點為中心的研究。在早期翻譯傳播方面，方紅、王克非在文獻［18］中從翻譯主體、內容、策略、動機等維度進行了剖析，認為《宣言》在中國的早期翻譯是在看似西化的翻譯過程中實現了一定程度的中國化。王海軍、黃家茂則在文獻［1］中指出《宣言》早期翻譯傳播具備6個特點：（1）傳播主體多樣；（2）內容針對性強；（3）傳播有組織性、計劃性；（4）依據多種語言的翻譯底本，翻譯質量參差不齊；（5）單行本版本多、發行量大；（6）翻譯形式多樣化、翻譯過程遞進化。另外，王剛表示，20世紀30年代以前，《宣言》在中國的早期翻譯傳播呈現出遞進性翻譯與選擇性傳播、多路徑傳播與多梯次傳播、主觀性解讀與“中國式”解讀、傳播與中國化的雙重變奏等特點［25］。在百年漢譯傳播方面，陳紅娟梳理了1920—2009年間出現的11個中文全譯本，從受眾群體等方面展開研究，指出《宣言》的受眾歷經了士大夫、傳教士→中共黨員→普通民眾的轉變［26］。不僅如此，勒書君也對《宣言》百年漢譯的歷史軌跡進行了梳理，并對摘譯、節譯、變譯、譯述、全譯的影響進行了詳細論述［27］。

綜上，國外學者側重于從語言交流史的角度考察《宣言》中的語詞及關鍵語句翻譯，中國學者則主要從傳播學、歷史學、語言學的視角研究《宣言》翻譯，主要著眼于傳播主體、傳播過程以及關鍵詞句的翻譯等，添加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元素，為相關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四、結束語

我國《宣言》翻譯研究自2001年以來得到了進一步發展，CSSCI期刊發文量逐步增加。研究發現，受重大歷史事件、國家政策導向影響，預計未來《宣言》翻譯研究發文量仍將穩步提升；研究疆域由中央擴展到地方研究領域，研究領域呈現出由點及面、點面結合、立體擴容的態勢；研究者由少數核心作者群擴展到百余名作者，并且影響力頗高；緊密而穩固的機構、作者間合作研究網絡尚未形成，以獨立研究為主，同一機構的各子機構之間也缺乏合作，尤其是國際合作空間很大。而研究的前沿熱點主要從三個維度展開，一是譯本考證研究，二是以關鍵詞句、概念史為中心的研究，三是翻譯傳播與影響研究。

《宣言》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源頭，是馬克思主義重要術語的寶庫。20余年來，我國《宣言》翻譯研究成果頻出，映射出馬克思主義話語自移植到中國大地后，逐漸形成了適合中國風土的馬克思主義話語體系。此體系縱橫交錯、復雜深邃，有待進一步挖掘、拓展，具有重大研究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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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洪夢綺］